2014-09-02
我的百来件折扇作品在“留耕堂”第一次办展时,电视台的记者拿着话筒问我办这样一次展览的动机是什么,我说只是玩玩,自己玩玩,再和朋友一起玩玩。记者或是出于职业的习惯,对我的“玩玩”似乎反应不过来,抑或并不满意。无奈。这于我,真是玩玩的事,总不好意思硬加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思想上去。
折扇展移到前童的“童衍方艺术馆”展出,报社的水记者提完问题后跟我聊天,我亦说到“玩”字,这该是前面“玩玩”二字的一个注解。
我说有一个词叫“玩味”。“玩味”一词,是把玩其中趣味的意思。“把玩”是指拿东西在手上玩,比如现如今特流行的手珠、玉把件、小茶杯,或者精致的茶器,或是随身带着,或是随手拿着,朋友们坐一起,传阅品味。一个小物件而已,品什么味?品器型、质地、包浆,而后品上面的文字、书画,再津津乐道于色泽和摩挲后的光泽,在这些细微处体会岁月的包裹。文字在这样的器物上也能极尽其能事。古人在圆紫砂壶上题“可以清心”四字,茶趣便在胃更在心了,而此四字也因为写在圆的壶身上,也可以读成“清心可以”“心可以清”,都有些意思在。这便是玩味。
书画亦可以“玩味”。
把线条、墨色、空白拿来,当了“包浆”一样品味,便成了书画的玩味。吴冠中老先生说了一句“笔墨等于零”,招致一浪又一浪的责问,其中的缘由,便是这句话否定了中国书画的笔墨是可以拿出来玩味的这样一个要素,这自然有失偏颇。
中国画若要分类,其实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适于远观,一类适宜近玩,自古大抵如此。当然,美术史的分法是院体画和文人画,是以作画的人来区分的。但以人的身份来区分,有些时候就很难分清楚,且带着许多主观的歧视院体画而拔高文人画的嫌疑。
若以画的使用方式——近品与远观来分,似乎更公允一些。
当下那些入选全国美展的画,必是要有宏大的题材、严谨的造型、深入的刻画才能入选。这类画,重远观,有气势,有力度。当然,缺点是很难搬了凳子坐着细细地品笔墨。你若要看这类画,远远地观望才合适。
而像古时八大山人、金农的画,近代的白石老人、宾翁的画,却是要凑近了看才行的,若是有福分能拿在手上细细地品味,则绝佳。这些志在近品的书画,很容易就能与一些供把玩的物件联起姻来,于是就有了书画在茶器、文具、首饰,甚而碗、瓶、桌、椅上的雕刻、绘制。这也极大地丰富了把玩的内容,反过来,同时也推动了书画对玩味的追求。
折扇因了它的功能,理所当然地成为自古至今把玩的对象,把玩扇骨的材质、工艺、包浆,也把玩扇面上的文字和书画。
怎样的笔墨才算是走向了玩味?
它们的来源似乎都是书法。赵文敏论画,有“石如飞白木如籀”之说。书法是研究线条的艺术,中锋的厚,侧锋的妍,破锋的率意;篆书的古,隶书的穆,楷书的正,行书的灵动,草书的飞扬……线条中有自然万象,有人情百态,细细品进去,自然有许许多多能打动人的地方。
它们似乎都指向读书。中国画历来与儒、道、释是同源而异派。共树而分条者,根源上终是一体。细想文人画那么简单的几笔,若不附些儒的冲和、道的空灵、佛的自在,岂不仅仅是简笔画而已?终然不求形似亦与儿童邻了。
它们终是与胸怀相关。傅雷在《观画答客问》中说:“观画然,观人亦然。美在皮表,一览无余,情致浅而意味淡;故初喜而终厌。美在其中,蕴藉多致,耐人寻味,画尽意在;故初平平而终见妙境。若夫风骨嶙峋,森森然,巍巍然,如高僧隐士,骤视若拒人千里之外,或平淡天然,空若无物,如木讷之士,寻常人必掉首弗顾:斯则必神专志一,虚心静气,严肃深思,方能于嶙峋中见出壮美,平淡中辨得隽永。唯其藏之深,故非浅尝所能获;惟其蓄之厚。故探之无尽,叩之不竭。”观画与观人一理,做人与作画岂非一理?
用于近品的画必然更重写意,“意”是能感觉到却又摸不着的东西,意是物的意,更是人的意,是画家胸襟中流淌出来的意,唯如此,才可以玩味。
“玩”实在是个拔高自己的字眼,不够谦虚,甚而带了些矫情。
当然,近品与远观并不总是矛盾的,许多画既可近品,又能远观,而有这样能耐的人,差不多就可以被称为大师了。潘天寿先生的大画,远看巍巍乎如高山大川,近品则笔笔如铁杵筋骨悍人;盈尺小品亦是笔精墨妙,意味悠长。潘先生的标杆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宁海人,宁海画家有意无意地都会向着远以求势,近以求趣“两手抓”的方向走。这便成就了宁海的画风,也造成了宁海画风两不靠的境地:因为弱于深入刻画,所以无缘全国美展这样重远观的大展;同时又并不耽于近品,在笔墨情趣上很少作深入持久的探寻。于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明智的做法恐怕还是先取一端。
我在扇上这样的厮磨后,方有这样的一个警觉,略记一二,权作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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