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海归帮”

南开大学是由中国近代教育家严修与张伯苓发起创办的国内第一所私立大学。严修(1858—1929)，字范孙，号梦扶。祖籍浙江慈溪，其七世祖经商来津定居。严修自幼饱读经书，二十三岁中举，次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出任贵州学政、直隶学校司督办、清廷学部侍郎。先后在天津兴办严氏家塾、北洋女子公学等教育机构。张伯苓(1876—1951)祖籍山东，生于天津。十五岁入北洋水师学堂，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毕业后任北洋海军军官。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理想，张伯苓弃武从文，受严修之聘，出任严馆塾师，教授英文、算学、理化诸科。

1904年严修与张伯苓考察日本教育后，回国即创办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招收梅贻琦、张彭春、金邦正、喻传鉴等七十余名学生，张伯苓任学堂监督(校长)。1917年，张伯苓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教育学，又与严修一起考察了美国的私立大学。1919年秋天，严张两人发起创办南开大学，之后又创办了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至此，形成了一个包括大学、中学、女中和小学的系统的私立教育体系，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

张伯苓本人生活朴实，他和家人居住在离南开中学不远的一处只有几间简陋平房的中式小院里。他私下从不饮酒，公开场合也只是象征性地喝上一点儿。他出门只乘黄包车，从不坐汽车。他以教育报国的崇高风范和务实精神受到各界人士的尊敬。

作为一家私立大学，南开的办学经费基本上来源于私人和基金团体的捐赠，以及校产收入和少量的政府补贴。本着“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的原则，早期的南开大学规模一直比较小。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张伯苓对于将南开建设成为国内最好的大学的信念始终不渝。他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建校初期，张伯苓先后招聘了一批留学欧美的博士、硕士来校任教。这些人不仅成为南开各个学科的带头人，有的还成为国内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

毕业于伯克利和哈佛大学的数学教授姜立夫(1890—1978)，于1920年来到南开，每个学期为理学院的学生同时开设微积分、空间解析几何、射影几何、复变函数论、高等代数、微分几何、非欧几何几门课程。曾培养了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吴大任、陈省身、孙本旺等优秀数学家。他后来又任西南联大教授、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中山大学教授，被视为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的重要开拓者。

数学家姜立夫

先后就读于清华学堂、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的化学教授杨石先(1897—1985)是南开化学系的创始人，当时任南开大学理学院院长。杨石先曾对植物生长调节剂(植物激素)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普查，著有《植物生长激素》等著作，是中国农药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曾任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访问教授兼研究员，南开大学教务长、西南联大教务长、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教育家。

当时就任文科院长的徐谟(1893—1956)，早年就读于北洋大学法科，后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1922年受聘为南开教授，主讲政治学概要、比较政体、政党概论、比较宪法、国际公法、中国外交史等课程。1928年开始从政，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欧美司司长、常务次长，曾兼任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主任。抗战后，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驻土耳其大使。1945年赴华盛顿出席联合国法律专家委员会，参加起草国际法庭章则，并任中国代表团顾问。1946年当选为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

经济学教授何廉(1895—1975)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与蒋廷黻同庚，也是他的邵阳老乡。何廉在南开主讲财政学和统计学，以“研究社会经济以促进本国学术的进步”为宗旨，成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自1936年开始，何廉历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代理主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1949年赴美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自觉地开创了“中国化”方向，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何廉

教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李济(1896—1979)是哈佛博士，比蒋廷黻早一年来到南开。后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他在南开时即开始田野考古调查，他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他还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曾当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济与蒋廷黻离开南开到清华任教后，耶鲁大学的文学博士、柳亚子的哲嗣柳无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拉斯基的弟子罗隆基等留学过欧美的学者也先后来到南开大学任教。

蒋廷黻回忆说:“我在南开执教六年，对张伯苓先生种种已经深知。由于明了他的为人，所以就更崇敬他。他的伟大并非因为他是校长或是圣人，而是因为他很有人情味。他身材高大，超过六英尺。很喜欢北方饮食，爱吃大蒜。他是一个美食家，但不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