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闯将，学运领袖

1919年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出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5月1日，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的消息转报学生。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

五四运动时清华学生焚毁日货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三十人。

5月5日，北京各高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大专院校纷纷响应，全国学潮风起云涌。

王造时回忆说:“罗隆基与同学何浩若得到城内各校学生举行示威、火烧了赵家楼、多人被捕的消息后，天已快到黄昏，但他们还是赶到城里进一步打听详细的情形。当时知道各校为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学，决定一致罢课之后，即连夜赶回学校，于次日紧急开会，决定与城内各校采取一致行动。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从此，罗隆基积极投身于学生的爱国运动，担任过清华学生会主席，与闻一多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并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和集稿人。”

在一次研究对策的紧急会议上，段祺瑞气急败坏地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这三个人就是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和清华的罗隆基，他们均为江西籍学生。

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曾写道:“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许德珩晚年回忆，那时“经常出席‘学联’的各校代表有:北大的黄日葵、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轮流出席);清华的罗国(即罗隆基)”。

五四运动涌现出一大批日后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如清华的罗隆基、闻一多、梁实秋、王造时，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罗章龙、邓中夏、罗家伦，北洋大学的张太雷、孙越崎，南开的周恩来、马骏等等。

罗隆基的同窗浦薛凤说:“同级好友咸知吾辛酉级同仁之中，有兴趣与能力搞实际政治者当推(罗)努生、(何)孟吾与吴峙之三位。”‘九载清华，三赶校长’，此是努生引以自豪的口供。当然努生有其学识，具其口才，弄其手腕，但至多是一位自觉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在水木清华读书到辛酉那年春季，有一次彼此率直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努生说过这句:‘逖生，你有你的才气，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予答以:‘保留书生本色，实在甘心情愿。’彼要我对他忠实地予以批评。我只好含蓄相告:‘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此指所谓诸子百家)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

1921年初，就在行将毕业之时，清华辛酉级学生在罗隆基、闻一多等学生领袖的组织下，为声援北大、高师、女高师、法专、农专、医专、工专、美术八所国立高等学校教职员向北洋政府提出解决长期拖欠教育经费的要求和斗争，决定罢考。

对于辛酉级学生来说，这次大考是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考试，试后就可以出洋留学了。这年3月《清华周刊》第201期，已刊登学校为辛酉级放洋预订了“中国号”船票106张，驶行日期为8月12日。随后不久出版《清华周刊第七次临时增刊》上，也刊布了《本届高四各班同学赴美所习之学科拟入之学校一览》。另外，赴美留学者的制装费360元亦已下发，且已交上海一家成衣店制作。但是辛酉级同学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大考。

吴泽霖回忆说:“我级多数级友，都认为这一运动与五四运动性质不同。但我们清华学生现属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员，理应参加这一运动。我们赞成进城参加游行、进行街头宣传、散发传单等等行动，实际上我们的确也参加了。但起初我们并不赞成举行总罢课。不过时间一拖再拖，城内多数学校的教师都坚持罢课，学生联合会也通过了总罢课的决议，从而我们级友们的态度也变了，觉得我们理应与北京学生们行动一致。辛酉级是毕业班，部分教师给我们做了不少劝导工作，但我们仍决定同其他班级一致行动，参加了总罢课。”

这年暑假结束前夕，清华学校教务处给辛酉级罢考二十九人发通知，声称只要交上一份悔过书，开学后可回校补习一年，第二年再毕业出国。罗隆基、闻一多等人经过分头联络，均表示坚持不写悔过书。后来校方又作出让步，既然不愿个人悔过，写一张集体悔过书也可以，罗隆基等人一致坚持无过可悔，认为集体悔过书也不能写。学生们拒绝出席由校长金邦正主持的开学典礼，迫使金邦正不得不辞职。

清华同学从罢考事件中进一步感受到教育管理权的重要性，为此决定从校内改革入手，发起了改组董事会运动，要求吸收清华校友和国内教育家充任董事。罗隆基为此还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翌年3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子，梁启超与凌冰作了序，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个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