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罗隆基的反抗,国民党政府极为恼怒。1931年1月,教育部电令光华大学:“罗隆基言论妄谬,迭次公然诋本党,似未便任其继续任职,仰即撤换。”上海几家报纸均刊载了这一电文。光华校长张寿镛请胡适转告罗隆基不要再去光华上课了。胡适回答:“恕不能转达此意。”张寿镛告诉胡适:“我已把部令抄给他看了,他和我打官话,要来上课,我要禁止他!”胡适直言道:“承先生把我当畏友,我老实说,先生这个办法是错的。你最好装作不看见,不知道他来上课。”
接着胡适直接给陈布雷写信,烦请教育部收回成命。他还请张寿镛转告教育部,“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有益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无此二项”,但没有共识。在胡适和张寿镛的斡旋下,最后由罗隆基主动提出辞职,算是给政府一个面子。为了避免给朋友们带来麻烦,罗隆基还辞去了《新月》杂志主编一职。
胡适与罗隆基的关系相处得一直比较融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罗隆基给胡适的十封信,罗在信中主要谈《新月》的编务工作,也涉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罗隆基提到家庭生活时说:“家事依然是一塌糊涂,十分痛苦。志摩新从上海北上,知之甚详也。不久总须求根本解决,知念,随告。”
张舜琴曾生下一个女孩,罗隆基喜欢得不得了,特意聘请了一位保姆,照顾张舜琴母女。张舜琴这位出身富家的娇小姐,按照西方的观念,常常用冷水给女儿洗澡,结果女儿得了急性肺炎,很快就夭折了。自此,罗隆基和张舜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经常吵架。
沈云龙在《光华大学杂忆》一文中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戴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
这一年,罗隆基曾有意参加左舜生、曾琦、李璜等创办的中国青年党,不知为何,填写完登记表后,他又变了卦。转而跑到北平和张君劢、张东荪成立“再生社”。该社在北平设总部,天津设特别区委,上海、武汉设立分部。还出版了一本《再生》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要说的话》一文,提出了以“绝对的民族主义、修正的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为标志的政纲。
张君劢(1887—1969),出身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六岁私塾启蒙,十二岁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十六岁中秀才。1903年入震旦学院,又转入南京高等学堂。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毕业回国后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赴德国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浙江交涉署长、《时事新报》总编、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
张君劢是20年代“人生观论战”和“文化宣言”的发起人,曾出版《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国专制君主之评议》、《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是现代新儒学的一代宗师。40年代初,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党合并后,张君劢出任社民党主席,后参与创办中国民盟,1949年后赴美。
张君劢夫妇
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字东荪。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国立政治大学、私立光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他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之后他与梁启超等人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挑起“社会主义论战”。1949年以后,曾任政务院教育委员、民盟中央常委。1951年张东荪卷入美国间谍案,1973年病逝于北京秦城监狱。
罗隆基与这两位留日的学长走到一起,不是偶然的,张君劢和张东荪不仅在当时的学界名气很大,而且都有过从政经历,与政界各方面的势力都有广泛的联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君劢的妹妹,也就是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也是再生社的重要成员,罗隆基对张幼仪颇有好感。
张幼仪(1900—1988)是张君劢的二妹,十五岁时嫁给徐志摩,两人育有一子。结婚六年后,徐志摩爱上了林徽因,徐向张提出离婚。张幼仪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毅然与徐志摩离婚,到德国投奔二哥张君劢,并在裴斯塔洛奇学院攻读教育学。回国后她在东吴大学教授德语,后在四哥——中国银行总裁张嘉敖的提携下,出任上海女子银行副经理。她还与八弟张锡九、徐志摩等人在静安寺开了一家服装公司,自任总经理。1953年,孀居三十余年的张幼仪,在香港嫁给同样有过离异经历的医生苏纪之,70年代后移居美国。
曾在暨南大学就读的温梓川回忆说:“这期间,不知怎的,他(罗隆基)对于张小姐不对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协调,大概是为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后来他看上了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劢的妹妹。他伪装成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于罗隆基,避之唯恐不及,他对她的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是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可是又怕她受律师的挑拨和教唆,向他提出赡养费的要求。他只得学杨杰的手段,决定离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没头没脑地乱打乱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什么赡养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便自动下堂求去。”
罗隆基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他和张舜琴早晚要分手。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中说:“舜琴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加坡,暂分开六个月。短期的自由争来亦不容易。将来,让将来照顾将来罢!”自此一别,两人形同陌路。
《益世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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