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暗国立编译馆

当时隶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设在重庆近郊北碚。编译馆下设编辑出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书籍，教科书和通俗读物等几个分部，以及编辑出版西方经典中文译本的翻译委员会。全馆共有编辑和翻译专家百余人。翻译委员会主任为梁实秋。杨宪益和戴乃迭受聘后，编译委员会又新设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将中国的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杨宪益在自传里写道:“那些年里，我是个相当多产的作者，有很多论文和译作问世。假如我一生中的这个丰产期能够持续得更久，我很可能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成为与中国古代史有关的各种课题的权威。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使我离开了学术研究的领域。”

在国立编译馆，宪益的主要工作是将《资治通鉴》翻译成英文，还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翻译过一部中国戏剧简史。这部译稿一直没有出版。那时学术著作出版非常难，纸张和印刷设备都比较紧缺。再者“国民党政府对于这类稿子的出版也不感兴趣。他们只对出版希特勒《我的奋斗》中译本这类书感兴趣。他们主要目的只是把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留在学术机构里，让他们保持安静”。

除了诸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少数古典名著外，国立编译馆里好的外文图书并不多。但让杨宪益感到欣慰的是，这里收藏的中文古籍图书相当丰富。在图书馆里他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了《二十四史》等古籍经典。几年时间里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撰写了大约两百多篇关于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古代中外关系，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和古代神话传说的论文。他把其中的一些文章寄到上海，发表在《新中华》杂志上，后以《零墨新笺》为书名结集出版。

他还做了一些其他英译中、中译英的工作，将兰姆《伊利亚随笔》、辛格的独幕剧、赫里克等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应钱锤书之邀，他为《书林季刊》写了几篇论述唐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英文文章。在乃迭的帮助下，将刘鹗的《老残游记》翻译成英文，由柯林斯出版社出版。还陆续将古代陶渊明、温庭筠、李贺的诗词，以及当代艾青、田间的诗歌翻译成英文。还应费正清之邀将郭沫若、阳翰笙的几个剧本翻译成英文。

在北碚期间，杨宪益和戴乃迭每一次从北碚到重庆去看望母亲和朋友时，都要和在英国驻华使馆供职的一些英国友人聚一聚。大使馆的二等秘书约翰·布罗菲尔德(中文名蒲乐道)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常讲起早年上五台山当和尚的经历，以及关于瑜伽和吸食鸦片等奇闻轶事。杨宪益最喜欢的是亨利·麦克阿里维(中文名马德良)，也是一位剑桥毕业生，马德良起初修读希腊、拉丁文，曾到过巴黎，师从伯希和，成为一位杰出的汉学家。蒲乐道与杨宪益以及马德良常在一起喝酒，喝醉后蒲就躺在地板上唱起一些忧伤的歌曲。

翻译家梁宗岱

抗战时期的重庆北碚与成都和乐山及云南昆明、广西桂林一样，都聚集着众多大学教授、作家和艺术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居住在离梁实秋家不远的一处楼房里。这所房子还居住着两位杨姓资深音乐家。因此这座房子也被称为“三杨楼”。作家老舍就住在离“三杨楼”一二百码的一所房子里。宪益与这几位学界文化名流都相处甚好。

正在那里编著中国音乐史的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教授，年近六十岁，不但精通音乐理论，而且还擅长各种中西乐器的演奏。宪益与杨荫浏经常就一些音乐问题高谈阔论。在这位高邻的熏陶下，宪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写就了六七篇关于唐代音乐的专题论文。

宪益还结识了被誉为“中国拜伦”的复旦大学教授梁宗岱。梁宗岱(1903—1983)广西百色人。少年时就在广州的《越华报》、《群报》发表诗作，有“南国诗人”之美誉。他曾游学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留法期间将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的诗作译成中文，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回国后先后受聘为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高校担任外国文学教授。梁宗岱通晓意法英德多种语言，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誉为最佳翻译，他翻译的歌德的《浮士德》虽然只有半部面世，却被海内外学者认为是译本中最优秀的。

当时乃迭受聘担任复旦大学的兼职教授，她身体不是太好，又要照顾孩子，宪益常常替乃迭到复旦去授课。复旦校园在与北碚一水之隔的嘉陵江南岸，早在新学书院读书时，宪益就对梁宗岱的翻译作品非常赞赏，因此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亲密的朋友。每隔一两天，梁宗岱总是在晚饭后来到杨家，与宪益一边喝着当地产的烈性白酒，一边畅谈各自在牛津和巴黎留学的逸事，以及诗歌和文学。

一个寒冷的冬天，梁宗岱到杨家来喝酒。宪益的床下有一坛浸泡着龙眼的白酒，还有一坛照明用的煤油。宪益随便拎出坛子，给宗岱倒了一大碗，宗岱说这酒还真有劲头，全喝了下去。宗岱走后，宪益才发现自己错把煤油当白酒了。此时，宗岱已乘船回复旦了。这一夜宪益直担心宗岱喝坏了。第二天宗岱又来了，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两人笑得前仰后合，又喝又聊，好不痛快。

除了嗜酒以外，梁宗岱还是个风流才子，他丰富多彩的婚恋史，在文坛上也常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中学尚未毕业，祖母便在家乡为他聘下一何姓女子，诱骗他回乡强迫成婚。他把自己反锁在书房。家人进来劝说，他当即脱光衣服，坐在屋里看书。后来他与何氏口头商定:解除两人婚姻，由他出资送何氏赴广州读护士学校，学成以后各人婚嫁自由。

何氏读完护校后嫁与他人为妇，并生育了四个小孩。梁宗岱任北大教授时，何氏专程从广州找到北大，要求与梁共同生活，闹上法庭。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出庭作证，梁宗岱败诉后，赔上一笔损失费，才彻底了结这段说不清的“姻缘”。

在留法期间，梁宗岱与一位名叫安娜(中文名白薇)的法国姑娘曾有过一段异国之恋。1941年，梁宗岱在广西百色处理家务期间偶然看了一出粤剧，与花旦甘少苏一见倾心，遂与女作家沉樱离婚，又闹得沸沸扬扬。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他多情的老毛病时常发作，和好几位同事的太太有过绯闻，后来因为招惹了教务长的漂亮太太，与教务长打得不可开交，只得离开复旦大学。

杨宪益与梁实秋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惺惺相惜的学术上的朋友。在国立编译馆的那段日子，梁实秋正在着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杨宪益评价梁“才华横溢，非常机敏”。但“他并没有把学术工作当成一回事。他翻译一部莎士比亚的剧本只要十天工夫，译成后对手稿再也不重新读一遍”。

杨宪益熟识梁实秋以后，“发现他从来不谈论文学。他也不喜欢谈论政治或时事”。“他为与国民党官僚们周旋，浪费了太多的时光。每天晚上，他要么打麻将，要么在宴会上吃喝、饮酒。”尽管梁实秋非常赏识杨宪益的才华，在重庆期间对杨宪益也很好，但杨宪益讨厌他身边的那帮朋友，也很少去梁家，因为“你和他永远无法进行认真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