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梦绕家山

风行天上，君子以懿文德。

——《周易·小畜卦第九》

古典散文概念的界定：文，《说文解字》：“错画也，象交文。”这句话的意思是，文，通纹，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里写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所谓“笔”，就是指韵文以外的一切记叙性和议论性的文体，这些文体就是散文。

散文，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指除诗歌、戏剧、小说以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随笔、特写等。这种解释，实际上是认为散文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古代的散文是广义的散文概念，是指一切“不押韵”的文章。也就是刘勰所谓的“笔”。

散文这一文体概念是“五四”时期才出现的，借用了西方文体划分的方法来界定的。现代广义的散文包括了除去诗歌、小说、戏剧、影视文学之外的一切叙事性、议论性、抒情性的文体。狭义的散文则专指抒情散文。这是因为随着文体的发展，叙事散文中的通讯特写、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等，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文体，各成一类；议论散文则有了专门的名称——杂文，也从散文中分了出来，剩下的只有抒情散文，这就是狭义的散文。

如果沿用现代狭义的散文概念，来衡量我国古代的散文作品，得出的结论与我国古代客观存在的非常丰富的散文实际有着异常遥远的距离。德国汉学家顾彬主编的《中国古典散文》，认为我国的古典散文到了唐代才正式产生，所以，他们的论述，也只是从韩愈、柳宗元开始。这是错误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错误，无他，是顾彬他们机械地按照西方的散文文体来认定的，这样就把我国古代属于世界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大量的文学散文实绩排除在外了，这是不正确的。

任何事物都具有特殊性。我国古代的散文，除了具有浓郁的叙事抒情色彩，还具有极其强烈的实用性，特别是早期的散文，是和哲学、历史、伦理和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产生了文史哲浑然一体的文体现象，这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在我看来，广义的散文概念是适合我国古代散文实际情况的。除此，利用其他的方法来划分，只能是陷入迷途。

使用广义的散文概念来定义我国古代的散文，可以看出来，我国古代的散文最为繁荣发达的历史阶段，是先秦时期。——对此，有论者称为我国古代散文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不但出现了负载着中国社会道德伦理走向的思想家的散文，也出现了不倦探索宇宙、自然及人生终极的理性飞扬的哲学家的散文，还出现了还原以往生活细节人物呼之欲出的历史传记家的散文，这些丰富多彩、绚丽鲜艳的充满着原始生命力、焕发着前所未有的审美观照力的散文，不但是我国古代散文艺术的高峰，也是世界散文艺术的高峰！

在经历了先秦黄金发展时期以后，直到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几乎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很少再出现散文如此兴盛的局面。——即就是每一次散文运动在挣脱了种种外在和内在的因素严重束缚，出现令人欣喜的勃勃生机的时候，其前导者无不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而这个古，就是指先秦散文黄金时期。——其原创性、先导性、审美性和艺术性，至今仍然影响着我国当代散文的发展。

一

也就是说，先秦时代，我国古典散文基本上确定了散文艺术的发展格局，特别是散文不同的文体也得到了充分的发育。具体来说，以《论语》、《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议论文散文，以《春秋》、《左传》为核心的史传散文和以《老子》、《庄子》为核心的抒情散文，成为我国古典散文的三大主流，构成了三千多年波澜壮阔又绚丽多彩的散文文学景象。

先说第一大主流议论散文。

何谓议论？求之于《现代汉语词典》来解释，议：①意见，言论；②商议；③议论，评说。论：①分析和说明事理；②分析和说明事理的话或文章；③学说；④说；⑤衡量；⑥按照某种单位或类别说。议论：①对人或事物等的好坏、是非等表示意见；②对人或事物等的好坏、是非等表示的意见。议论散文一般有两种文体形式：一是立论，提出论点，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文章；二是驳论，用论据推翻论点的文章。这里的议论散文是指：建立系统的哲学思想学说，阐明观点，衡量是非，互相商议，驳斥辩难等文章，均属于议论散文的范畴。

孔子的《论语》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采用了对话体散文体裁，而对话体散文具有灵活风趣和幽默的艺术特点，在轻松的氛围里，完成了主题思想的表达，避免了较长的篇幅带来的沉闷、呆板和繁琐的弊病，易于读者接受作者的思想观点，而思想观点又是散文最主要的构成因素，没有鲜明的思想观点的散文，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凌乱的组合，根本没有艺术的价值。《论语》采用对话体来表现孔子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并不是有的论者认为这仅仅体现了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态度，只是他的门徒在他身后记录整理出来的类似言行录一样的书籍而已。这种看法是极其片面的。儒家流派的学者之所以采取对话体，关键是他们认为这样确实有利于传布孔子的思想，特别是对话体的语言接近口语，便于读者理解、接受和传播。即就是现在我们读《论语》，也无不被《论语》所征服，直接接受的是《论语》所表达的主要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浓缩在非常精彩的格言中，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等等，进而进行深深的思索，此时，还有谁去关心《论语》是采用什么散文体裁写成的，对《论语》的估量，完全集中于其思想观点。这是《论语》最为成功的地方，以看似毫无章法的写法，表现了思想体系严密、理论推导步步深入的学说内容。——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不能用现代的思维去衡量处在古典文化繁荣时期的先哲们，他们的智慧早已经达到了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高度，并且给后代进行了原创性甚至是典范性的思维示范，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认真体会的。从这个角度看《论语》，只能说《论语》达到了古典散文艺术的上乘境界了，倒真用上“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

《孟子》比较《论语》，在文字的篇幅上有了较大的增加，仍然采用的是语录体。《孟子》各篇章，大都围绕一个中心，进行论事说理，充满强烈的爱憎感情，多用比喻和寓言，来增强文章的生动性、形象性。但是，无论在思想的深度上还是在语言艺术上，均不能和《论语》相提并论。《孟子》主要阐释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并且有力地推进了这一学说。《孟子》滔滔不绝的辩论语言，讲究说理的欲擒故纵写作方法，为以后的议论文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

真正集儒家之大成者，是《荀子》。《荀子》已经接近现代的议论文的规范了。荀子是很会写文章的人，一些议论的技巧是相当高明的。在我国形式逻辑还不发达的先秦时代，荀子已经在写作中使用形式逻辑了，读过他的《劝学篇》，仔细分析其文本结构，可以看出在他使用大量的比喻修辞的后边，支撑他论证过程的内在联系就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使得整个文章气势雄浑，说理透彻，再加上他富丽的语言词汇，把议论文的艺术提升到了新的阶段。——以后发生的几次较大的散文复古运动，议论文这一流派，实质上是以《荀子》为榜样，由于荀子提倡性恶论而惹恼了不少纯正的儒家后学，学习其的文章而很少正面谈到他而已。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议论散文是古典散文中的主流，其功用主要是丰富和发展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思想的我国的古典哲学、古典政治学和古典法制的文体形式，就是古典议论散文。这类散文主要是表达和反映统治者的思想和政治观点。我国封建社会的悠久历史和超稳定结构，使得议论散文也就一直比较发达。到了汉代，掌管国家思想与舆论的官员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迎合了当时国家趋向统一的天下大势，得到了汉王朝的积极支持。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文采相对差点，对人的艺术冲击力弱了些，却在篇章和语言的运用方面稳练了许多。在魏晋之前，我国尚未出现专业的文学家，也没有出现纯粹的以表现情感和人物命运起伏跌宕的文学作品。就散文来说，主要是作为诸子的思想载体出现的，具有强烈的实用性。通俗的说法是文史哲融合一体，也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国的古典散文逐渐发展起来并在文体上迅速成熟。那么，以反映董仲舒儒家思想为主体甚至涉及阴阳五行色彩的《春秋繁露》，自然不大讲究文章的形式美，只要能够表达清楚作者经过严密的理论思考得出的思想观点就可以了。尽管如此，《春秋繁露》仍然注意了语言的修饰和使用质朴而准确的词语来结构句式，使得整个风格显示出平稳而端正的艺术特点。

汉代还有贾谊的议论散文，是重量级的思想家和作家。贾谊，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西汉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十八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二十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二十三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三十三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为代表作。

贾谊的议论散文，字字千钧，很有思想分量。他在《过秦论》中论述秦朝之失的原因：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语句急促形成磅礴气势，分析道理势如破竹，整个文字前呼后应，层层深入，步步推进，最后卒章显其志，主题突出，论述有力。贾谊的议论散文，对后世影响巨大。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篇数虽则不多，几乎篇篇是名篇，足以光照千古矣！

有的论者认为，魏晋时期是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也就是说，出现了专门的区别于实用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的作品。这种论断大致是有道理的。不过，议论散文这个主流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反而在发展过程中有了比较新的气象。——这个时期，专门以儒学（经学）为业的人不多了，一般来看，大都参与了实际的工作。这个时期，军阀割据，战争连绵，现实社会里真正是安放不下一张可以坐而论道的书桌了，正如李密在《陈情表》里所形容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作为职业读书人——士，这个阶层的人只有纷纷投靠有实力的军阀集团才能在政治和生活上获得出路，否则，生存就会发生极大的困难。再说，一些敢于在乱世有所作为的读书人，他们胸怀大略，成为逐鹿中原的强劲选手，例如大英雄曹操。议论散文到了曹操手里，一改原先论辩式的或者比较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成为言之有物，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简练有力话语强悍的文体风格，适应了现实政治和生活的需要。议论散文至此面貌发生了变化，被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时候的议论散文的代表是曹操。曹操不屑于书生议论，他需要的是简明扼要指示明确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他此类散文，特点是质朴浑重、率真流畅。例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大半生奋斗经历，分析当时形势，剖析自己的心志，其“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等语，直抒胸臆，异常坦率，文意显豁，很少在语言上让人产生歧义，明确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所持的态度。曹操这种平易自如、质实明练的散文艺术，在当时独树一帜。鲁迅曾称赞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至于嵇康、向秀、阮籍等人，成就比较高的算是嵇康，文章清俊通脱，简短有力，观点鲜明，推进了议论散文的艺术性。至此以后，议论散文出现了新的态势：①议论散文从思想家、哲学家和理论家手里解脱出来了，从政治家手里也解脱出来了，逐渐成为文学家操练的文体，成为他们进行创作的语言载体；②议论散文逐渐确立了表达政治思想或者哲学思想，同时又十分讲究语言艺术的一种散文文体；③文以载道是这种散文直接而明确的艺术要求和衡量标准。把议论散文提高到具有经天纬地的思想与艺术功能地步的是唐代的中期，这是我国古典议论散文发展的巅峰时期，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伟大历史意义。

议论散文巅峰时代的出现，必定有其伟大的代表人物！

这个代表人物就是韩愈。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的称誉。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中进士。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他的诗是中晚唐另开蹊径的一派，成就很高，讲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韩愈对我国古典文学最大的贡献是他极力提倡散文改革和散文创作实践，主张“文以载道”，并自己解释道：“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原道》集中阐明了他的观点：

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确立了儒家道统谱系，并洋洋自得又忧心忡忡地以承继者自任，为了捍卫儒家思想的纯正性和正统地位，他坚决反对佛学，没有丝毫的犹豫。从这个思想路线出发，韩愈一路披荆斩棘、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柳宗元一起领导了浩浩荡荡的复古主义运动，不但推动了唐代中晚期的文学发展，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我国议论散文包括其他文体的散文向前迈进，恢复了自东汉以来儒家在文学领域的正统地位，而且努力探索议论散文审美规律，并且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议论散文方面，韩愈著名的篇什除了《原道》，还有《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这些文章主题突出，格局严整，层次分明。他还写了不少的抒情散文，如《祭十二郎文》、《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等，情深意重，生动感人。另外，韩愈在日常生活中所写的书信以及其他文体，心灵比较自由洒脱，文字也十分真实动人，例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的议论散文，整体来看，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倡扬先秦乃至西汉时期的散文的刚正清俊、元气淋漓的气度。韩愈的著作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现代比较精良的本子。

韩愈在散文领域的巨大成就，赢得了后世的尊崇。苏轼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洵称赞韩愈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钱仲联评价云：“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对韩愈排佛体极力推崇，陈寅恪在《论韩愈》中说道：“呵抵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给予了积极的正面肯定。

对韩愈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他掀起的散文复古运动窒息了我国散文的多元发展，特别是强调“文以载道”更是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文化需要，是对散文正常前进的反动，其负面作用是导致了明清八股文的出现，是应该予以彻底清算的。朱熹就不大认可并严厉地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实在瞧不起韩愈，认为他的“道”和“文”并没有融和统一起来，而是互相割裂，呈现对立状态。顾炎武在书信中评他：“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新文化运动中，善于写散文的周作人，对韩退之很不以为然：“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他的好处”，“总是有旧戏似的印象”，“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他在《秉烛谈谈韩文》又说：“假如我们不赞成统治思想，不赞成青年写新八股，则韩退之暂时不能不挨骂，盖窃以为韩公实系该运动的祖师，其势力至今尚弥漫于全国上下也”、“如有人愿学滥调古文，韩文自是上选”。

韩愈在哲学思想上属于保守主义，很是适应封建国家思想统一的政治要求，没有提出新的理论观点。这也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大唐经过“安史之乱”之后，第二次统一局面的形成来之不易，积极推行儒家思想的正统和主体地位，对于安定局势稳定社会很有益处。只要对维护国家统一有利，就应该肯定其价值。韩愈提倡复古主义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贯彻自己的主张而且作出了巨大的成就，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去研究韩愈，他毕竟是我国古典散文史上璀璨的明星，他以及他周围的认同和支持他的文学主张的朋友，共同制造了我国古典散文的巅峰，其迤逦风光是中国文学崛起的一处最为壮丽的大景观！

提倡文学的复古主义运动还有柳宗元，他的散文成就甚至超过了韩愈。柳宗元不属于韩愈政治圈子里的朋友，虽然具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个人私交也十分交好，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却不一致。柳宗元属于改革派，追随王叔文进行限制宦官参政、减削藩镇和反对外戚干政等等方面的改革，希望大唐改变现状，企图国家强盛。可是，由于王叔文一帮文人善于议事而不善于成事，缺乏实际的行政经验和强硬的军事手段，改革很快就失败了。王叔文改革集团的骨干，全部被赶出京城。柳宗元流放到湖南永州，后又改迁广西柳州，一直到他去世。柳宗元是具有坚强政治信念的人，同时，又是伟大的诗人和散文家。如果说，没有柳宗元的鼎力支持特别是在散文实践的巨大成就，韩愈率先倡导的文学复古主义（实际上是革新）运动的声色将大为减弱，甚至溃败。柳宗元是和韩愈并驾齐驱的文坛领袖人物。——后文将对柳宗元的散文进行论述，此处略过。

唐代中期产生的文学复古主义运动，有力地抵制了当时文坛流行四六骈体的萎靡之风，然而，韩愈、柳宗元的文学主张经过了将近一个多世纪的漫长的等待才有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当历史经过五代纷乱的分裂局面，直到960年大宋王朝的建立，才重新统一了全国。宋朝政府执行了很照顾知识分子的政策，很短的时间内，无论在科技、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一派繁荣景象。虽然说外忧未断，但内患相对平息了，处于和谐发展经济的良好时期。同样的，国家需要统一，人民需要安定，文化需要发展，生活需要富庶，就需要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毫无例外，宋朝依然选择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比较先进的思想，其顽强的自身更新能力，博大的吸纳能力和强大的融合精神，一直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即就是经过诸子各种思想学说的互相辩难指责，以及东汉以来佛学的强势侵略，也未能出现丝毫的衰败现象，反而逐渐融合了他们之中合理的部分，牢固地在社会政治和生活里达到独尊的位置，甚至成了集体无意识。

在这种历史状态下，韩愈、柳宗元倡导的文学复古主义有了开花结果的社会条件了，得到了社会上层的肯定和社会文化阶层的响应以及社会其他阶层的积极拥护。时代需要文化巨人来引领社会沿着健康的文明的道路前进，那么，就一定会产生和社会需要相适应的文化巨人。宋代的文化领袖首先出场的是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宋初，由于国家注重发展经济和文化，社会和谐安定，可是，那些贵族集团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力图保持自己所得利益，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而那些文人则大力提倡诗赋，西昆体虚浮奢靡，无病呻吟之作充斥文坛。面对这样的现实，欧阳修顺应社会潮流，积极推进北宋的政治和文化改革，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同时，也积极推进当时诗文改革运动蓬勃发展。

特别是散文方面，他继承和发扬了韩愈的观点，主张明道致用，以“道”为内容，以“文”为形式，强调内容决定形式的美学原则。尤“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不过，他比韩愈高明的是，在对“道”的解释上，把现实中的“事”，看做是“道”的具体内容，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的空谈主义（《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两者并重，他说：“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说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坚持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的这些主张得到了也是散文高手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他慧眼识人，大胆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有了这样强大的文学团队，从根本上保障了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能够顺利发展。

欧阳修不但在政治上坚持开明进步和改革，也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旗帜鲜明的观点，重振韩愈、柳宗元的散文雄风，而且自己也以卓越的散文创作实绩奠定了在北宋文坛的领袖地位。——他与宋祁编修了《新唐书》，还独自撰写了《新五代史》，其特点是文字精练、叙事清楚和平易朴实，深得人们的喜爱。他的议论散文，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情怀。同时，还写了不少的抒情文和叙事散文，甚至还开创了宋代笔记散文创作的先例，最著名是《归田录》，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这些林林总总的散文，均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总体来看，欧阳修的散文特点是：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练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苏东坡评价他：“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言不虚也！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改革运动，影响了一代文风。苏东坡的出现，给我国古典文学增添了无法言说的光彩。不只在议论散文，而且还在抒情、叙事、笔记等方面。他都独步一时，傲视千古。本文将在后边论述他的散文成就，因为，在我看来，苏东坡在抒情散文方面成就更为伟大。

朱熹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把儒家学说和佛学、禅学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儒家学说——新理学，把我国古代主流哲学思想推上了新的道路。作为表现他的思想观点的载体，毕竟还是议论散文文体，但是，朱熹从一帮文人手里把议论散文拿过来，赋予了新的文体形式，这就是使用口语，类似白话一般的语言来进行著作的撰写。在他那儿，议论散文不再是庙堂里庄严的偶像般的正统模样，而是走进生活里去，走进课堂教学里去，走进思想观点交锋的大辩论中去，使其具有了鲜活的生命。朱熹的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黎靖德编，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内容丰富，析理精密。朱熹议论事理，滔滔不绝，气势宏大，不过他说的是日常间的语言，比喻切近，易于生徒理解讲授要点，例如，他谈到读书方法，是如此口气：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仓促。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追问、责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被公认的见解所更改。而无以立矣。大率大多。徐行却立，后退站立。形容小心谨慎。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此观书之法也。

此段话语足可见朱熹使用浅近通晓明白的语言来说明深刻的道理，把精深的理念包孕于简单的日常对话之中。不见韩愈、欧阳修他们正襟危坐的样子来写议论散文，容易和读者接近，读者能比较轻松地阅读并知道其中的哲理。——大凡哲人，都有这样的语言品质，不追求呆板的书面语言，不使用深奥的几乎丧失掉生命力的聱牙佶屈的语言，而是放下身段，采用普通人都能接受的语言来进行自己的哲理和思想宣传，前边所说的孔子就是这样的典范，现在又有朱熹做例证，且不说柏拉图这位伟大的西方哲人了。因为，采用浅显的一般人都能接受的语言来阐述思想观点，能起到良好的接受作用。之所以肯定朱熹的议论散文，就是说明文章这样去写，其接受面比较广大，比端着架子写空洞而语言华丽冗长的八股文要好得多！

我国思想史上着实有几位大家，他们的哲学观念和思想至今仍然有很大生命力，不去翻检南宋以前的史册了，就是明代这样学术空气比较稀薄而注重世俗生活的社会，居然也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李贽。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于阳明洞（今贵阳市修文县）学习，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朱、陆之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说句真话，丝毫不喜欢王阳明头戴高冠的那张画像！给人一种阴郁的潮湿的感觉。记得开始接触他的著作，是前些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四卷《王阳明全集》，因为封面上是这张画像，几乎束之高阁再不去翻动了。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阳明的《传习录》，竟然读得入迷，也就不计较他的画像了，找出先前购买的全集，开始认真阅读。只能说，王阳明很是讲究文章的语言，粗看似乎直白，却将深刻的哲学观点阐述得清清楚楚。试看下列阳明语录：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认识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

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读过王阳明几段语录，便能明了他的语言特征。据说，王阳明临终时，说过“我心光明”的话，王阳明的整个文字无不照耀在“光明”之下，坦坦荡荡，明明白白，却把“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哲学观点说透彻了。传布广泛的《古文观止》中，收录了他三篇散文，可知王阳明亦精于传统的议论散文作法，并且有名篇传世。

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是明朝颇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不在意世俗，而专心自己的学说。在《自赞》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个性：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这几句话倒也真符合李贽，且行文流畅自然，确实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没有丝毫的作秀成分。在文学上，李贽提倡“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他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主张“真心”，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自己躬身实践自己所提倡的风格。——李贽属于“叛逆”的思想家，他坚决反对理学思想，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是17世纪我国思想界敢于闪耀出另类思想光芒的人。——关于他的学说观点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这里只是探讨他的议论散文的艺术。李贽的议论散文，一针见血地批判理学家的虚伪和虚弱，这是明代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要求变革的带有进步观念色彩的思想，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①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他认为：“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焚书·续焚书·答周二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之路，就必须推倒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统治思想地位。他的《藏书》、《续藏书》，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是以自己的标准去分析判断人物。②提倡人类平等。李贽认为，“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李氏丛书·老子解下篇》）。③反对封建礼教。同情尊重妇女。④反对理学家的虚浮空谈。李贽揭露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焚书·续焚书·夏焦弱侯》）。——李贽的著作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等。袁宏道曾经几次探望李贽，并以为李贽属于同调，他亲自撰写了李贽的传记，不无崇敬地说：“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排搨胜己，跌宕王公，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钟会如奴隶。鸟巢可覆，不改其凤咮，鸾翮可铩，不驯其龙性，斯所由焚芝锄蕙，衔刀若卢者也。嗟乎！才太高，气太豪。”——去掉修饰抒情的字眼，袁宏道大致所说可见李贽的精神价值。

明代的前七子、后七子以及秦汉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大多偏持成见，建树不大。例如，秦汉派、唐宋派也鹦鹉学舌提倡文学的复古主义，强调文风恢复的秦汉时代，或者唐宋时代，但是，缺少唐代中期和北宋社会在政治上要求革新的时代背景，只是在文人圈子里自家兄弟间的自慰而已，未能造成社会影响。主张性灵的袁氏弟兄尤其是袁宏道在抒情游记散文方面，倒还有不小的建树。而议论散文未见有超越阳明、李贽见地及文章的大家出现。方孝孺等人，骨气硬，却在文章上尚未有新的突破，其余不论也。

明末，社会的各种矛盾一起总爆发，李自成农民起义迅速摧毁了明王朝，关外的异族武装力量趁着国内大乱，挥兵南下，屯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投靠大清，从此中国社会进入极端黑暗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一些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肩负起恢复故国的艰难重任，可惜，在残酷的政治和军事的压制下，均告失败。但是，他们转换复国的方式，试图通过文化事业来拯救陆沉的大明王朝。这时候，出现了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

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他是清朝第一位经学大师兼思想家。他和当时关中最有名的学者李二曲、李因笃、李柏及王宏撰均有深厚的友谊，晚年长期借住在风景如画的华山脚下玉泉院附近，读书写作，这是王宏撰为他专事修建的地方。很早的时候，就知道顾炎武先生，他的那首言明志向抒发情怀题为《精卫》的诗，至今还历历在目：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

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这首诗表现了顾炎武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也是他治学的真实写照。何也？顾炎武治学，其目的不是为了稻粱谋，而是着眼天下，志愿是恢复大明故国，退一步讲，也是关怀天下利害；其次，其治学采取实学方法，做到了字字有来历；其三，坚持到底永不懈怠的精神，他一生勤于收集资料，考证辨伪，求真求实，而且绝不死守书斋，注重把实地考察和书本知识结合起来，经常奔走在田野上，至死不渝地追求学问。顾亭林学术的最大特色，就像精卫填海那样一点一点地去做，并且就这样做下去，所以有了非常厚重的著作。喜欢读他的《日知录》和《肇宇志》，也喜欢他的诗。

顾炎武的价值在于，反对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强调：“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甚是瞧不起所谓“文人”（指虚浮的操弄文字的人），“徒以诗文，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这是很先进的治学观。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且不说内容的核实真确，而其语言字字句句稳妥朴实，表面的水波不兴蕴涵着虎虎生气且又深刻的思想，是很难得的议论散文典范之作。顾炎武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为多难的祖国而流血牺牲！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素有我国思想界的启蒙大师之称。他的《明夷待访录》是非常著名的具有思想启蒙特色的著作。

《明夷待访录》共十三篇。“明夷”出自《周易》：“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即地在上，火在下；“明”即是太阳（离），“夷”是损伤之意。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况，意光明受到伤害。这暗含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期盼。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其主要内容是抨击封建专制君主制度，具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芒。文章言辞锐利，情感激烈，气势充沛，是议论散文中不可多得的具有批判精神的著作。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虽说是学术史，但是，激情四射，议论风生，其后其他人按照他的思路撰写的《宋儒学案》等著作，等而下之，不及黄宗羲的文笔。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又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船山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选择了与世隔离的方法，在深山里刻苦著述，直到他去世之后，人们才发现他的思想价值，其著作开始流行。主要有一百多种，四百余卷，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思问录》、《俟解》和《四书训义》，现在出版有《船山全集》。

他的文章属于纯正的学者文章，却也说理透彻，语言清正，思想博大。

17世纪至18世纪，世界各国处于文艺复兴高潮时期，启蒙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欧洲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成为先进的主流文化，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成为先进的主导思想，工业革命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繁荣，而由于清朝残酷的政治统治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闭关锁国政策，使得我国仍然处于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统治阶级屡屡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躲进书斋躲进故纸堆里去整理国故，钻研不带人间烟火的古籍校正、音韵学、文字学、碑帖学等学问，丧失了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的机遇，更谈不上以积极的姿态和国外异质文化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文学艺术呈现出思想薄弱、苍白而文字浮奢繁复的病态局面。此时，以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迅速崛起文坛。

方苞，字灵皋，一字凤九，晚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散文家，是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官至礼部右侍郎。方苞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他首创“义法”说，主张“道”“文”相统一。在《史记评语》里解释道：“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

和议论散文的先哲们一样，方苞不但有理论而且有作品，且双美兼佳。名篇有：《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与李刚主书》等。其著述有：《周官集注》、《左传义法举要》、《方望溪先生文集》等。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县陈洲乡人（今天的枞阳县汤沟镇）。他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方苞见到他的文章，极其叹服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他虽然对刘大櫆有知遇之恩，但是，刘大櫆的文风和方苞是有区别的：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他却注意从《庄子》、《离骚》、《左传》、《史记》里吸取营养，对韩愈、苏轼倍加欣赏，所以其文章大有“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

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提出文章写作技巧的重要性，他说——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神者，文家之宝。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要在自家于读时微会之。李翰云：“文章如千军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此语最形容得气好。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文章最要节奏；管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窃渺处。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次第虽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扬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奇气最难识，大约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奇，正与平相对。气虽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谓奇。奇者，于一气行走之中，时时提起。太史公《伯夷传》可谓神奇。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程子云：“立言贵含蓄意思，勿使天德者眩，知德者厌。”此语最有味。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文法有平有奇，须是兼备，乃尽文人之能事。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典漠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自是未备。至孔子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毕出。《左氏》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至先秦战国，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惟子长集其大成。唐人宗汉，多峭硬。宋人宗秦，得其疏纵，而失其厚茂，气味亦少薄矣。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何可节损？然校蔓软弱，少古人厚重之气，自是后人文渐薄处。史迁句法似赘拙，而实古厚可爱。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

——引这么长篇幅的文字，一是此段集中表达了刘大櫆关于文章的“神”、“气”、“音节”的论述；二是也能典型地表现他议论散文的特色，两者兼具，更能省去笔墨再去解说其文章之美了！

姚鼐，字姬传，桐城人。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正值壮年与戴震等人，一起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撰。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南京钟山书院等地方，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是桐城派之集大成者。

真正的读书人，以儒家学说为安身立命的根基，看重的是自己的学问，不为高官厚禄所动，恪守清寒，而操持不变。姚鼐就是这样的学者。他在方苞和刘大櫆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义理”、“考证”和“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他还进一步继续探讨文章的风格理论，用“阳刚”和“阴柔”来区别文章的豪放与婉约，他说，“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更可贵的是他不是孤立静止地去看待，而是采取了辩证的态度，认识到两者在互相转化，因此而生成多样的艺术风格，这是对我国古典散文理论的重大创新性发展。

第一次登泰山，半途中，只见阴云四合，天际飘洒起清亮的细雨。此时，泰山半隐在流云山岚之中，状若仙山。决定冒雨继续上山，口里吟诵姚鼐的《登泰山记》，其中“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反复在脑海回荡，不知不觉已至南天门上。

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等；编撰有：《古文辞类纂》等。

进入19世纪初期，清代早已经丧失了早期尚有的一些积极进取精神，暴露出衰败的末世迹象。知识分子已经敏感地觉察到这个外表庞大而内囊腐朽不堪的社会迟早会消亡的，他们就像暴风雨前的海燕，嗅到了新鲜的带有咸味的气息了。在他们的诗文里，透露出民主进步的思想色彩。龚自珍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龚自珍，字尔玉，号定庵；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今杭州）人。是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他就是一只勇敢的海燕，具有一种对封建末世的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是其心理的艺术表现。跟随刘逢禄学习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他学会了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看待社会和事物，敢于对当时的腐朽社会进行揭露与批判。1838年，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他致信坚决支持，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写信给梁：

“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龚自珍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即《己亥杂诗》之一：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多少年前读过这首诗，一篇文章里转引的。要说最早的接触古典文学，除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就是这首诗了。当时觉得就像电击一样的感觉，太好了，那么一种朦胧的美，一种黄昏时分篱边蓦然看见几枝菊花盛开，对人全新的前所未有的艺术袭击，以至于忘掉了一切。少年不知愁滋味。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却被这首诗完全俘虏了，陡然间心头落满了暮色……再后来，读《龚自珍全集》，却居然没有了那时候的电击一般的感觉了，转而对他的散文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的散文，议论性强，但是行文简单，也有点铺叙夸张，语言特点是散中有骈偶，色彩有点瑰丽，有点古奥，甚至有点偏僻、生硬、晦涩，这才是龚自珍的风格，如同他的人生一样，是解不开的谜，缠绕着太多的山回路转。但是，从根子上说，是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异数，开创了古典议论散文的新风气。

此后古典议论散文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诸先生。特别是梁启超，开一代新风，风靡整个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之初，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其文风逐渐消歇不再风光。是的，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发生，儒家学说遭到了致命的颠覆，伟大的“五四运动”宣告了一直占据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从此走下舞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并迅速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社会主义文学旭日初露的光芒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史传散文

近读邓之诚先生的《古董琐记》，惊叹前辈读史善于钩玄提要，把史料中牵涉金石、文物、典故、历史人物以及生活器具等等，拣其相对完整的部分摘录下来，集腋成裘，终成煌煌巨著。这种锲而不舍、耐得寂寞的治学精神真是值得效法。那么，我国记载历史的书籍，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著作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尚书》和《春秋》。先释义：《尚书》的含义何指？尚者，上也；尚书，也就是上代之书。《尚书》是我国最古的官方史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春秋是什么意思呢？《现代汉语词典》云：①春季和秋季，常用来表示整个一年，也指人的年岁；②我国古代编年体的史书，相传鲁国的《春秋》经过孔子修订。后来常用为历史著作的名称；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前722—前481），因鲁国编年史《春秋》包括这一段时期而得名。——显然，这里的《春秋》是指：相传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孔子修订过的这部《春秋》，大约有一万六千字，确实是够简练的了！既然是史书，记载愈详细愈好，比较容易还原历史场景而获得较多的历史信息，但是，经过孔子的删削之后，字字千金，没有注释是根本不知所云。于是，出现了专门来注释《春秋》的书籍，比较好的是《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尚书》和《春秋》后来成为儒家的经典，其政治学的价值大于史传的价值。

真正的史传就是《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了。

《左传》的史传价值最高。

《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左丘明是春秋末期鲁国人。

《左传》是我国最为优秀的史传散文作品。其一，长于记述重大历史事件和战争，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重大历史事件，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对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善于把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写出，行文精练、严密有力。其二，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有论者说它“情韵并美，文采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其文学特点可概括为：

①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事件的故事情节化；

②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

③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

④擅长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善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检讨得失，这是保证这个民族还是国家持续前进的重要条件。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忘记或者鄙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是可悲的。应该认真研究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并以为骄傲，永远保持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在这个前提下，科学客观地开展历史研究，为当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是责无旁贷的责任。

古典历史著作，不仅仅是过去的已经消逝的社会情况的真实记载，而且还明晰地反映了人类精神在一个一个的历史阶段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刻度，反映了历史人物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生活智慧，是挖掘不尽的文化思想富矿。不说别的，就《左传》的文学价值以及在史传散文方面的开拓性贡献，是值得研究和肯定的。——比较《尚书》、《春秋》、《公羊传》和《谷梁传》，《左传》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传记，而其他上述的几种著作，其实严格说来其史传的特征不是很鲜明的，具有高度的政治学、国家管理学、外交学色彩，蕴涵其中的哲学思想和思想观念的价值超过了史传价值。孔子修订过《尚书》和《春秋》，贯穿他修订的理念是儒家思想，一切不合于儒家思想的东西，估计都被他无情地删削掉了。那么，《尚书》、《春秋》进入儒家经典是必然的，成为儒家传承的教科书。而《公羊传》和《谷梁传》，无论在历史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刻画上，均不能和《左传》并驾齐驱，但是，《公羊传》所体现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思想，那是《左传》相对薄弱的地方。

《左传》开创了我国史传的先河，大概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事实。同时，《左传》在文学上提供了成功的艺术经验，因此，不只是史传学家来研究，从事文学特别是散文艺术的人更要研究，以便取得借鉴。再说。我国传统的史传著作，高度重视史传价值和文学价值，这是有别于其他国家史传的地方。强调史传性与文学性的高度统一，也是《左传》立下的标杆。此后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几乎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

略过《左传》的史传价值不说，就《左传》的文学价值，特别是在史传散文艺术方面，是很值得研究的。在这个领域，近期有扬之水的《先秦诗文史》、谭家建的《先秦散文艺术新探》、《中国散文古代史稿》，值得参考。

我国的史传散文文体肇始于《左传》。

司马迁是继承父亲来从事史传写作的职业历史学家。

这就有别于其他因为偶尔的人生际遇因素而踏进史传研究与写作的人，其一，是有明确的目的。有了明确的目的，则就有了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人生设计。首先得有计划有目的地读书，以期掌握丰富的资料。司马迁少小时，开始读书，且有机会进出当时国家的图书管理机构，接触到平日外人根本见不到的书籍，这是职业史传写作的前提，不读大量的图书，不了解以前的历史进程，是不能进入研究历史的大门的。再还要有充足的时间保证。要读书，就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阅读，没有充足的时间是不行的。司马迁的职位，保证了他有充足的读书时间来阅读、思考和写作。其二，有从事史传写作的条件。至少生活无忧，且安静优游，这是写作者最为基本的条件。对司马迁来说，这些不成问题。但是，《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就没有这样的条件，甚至因为受刑而不能正常地行走，硬是凭着一股心劲完成了《左传》。

司马迁有了职业历史学家的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保证，他确实不负父命，也没有尸位素餐，而是着实研究先秦保留下来的各种图书资料，然而，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和旷日持久的秦汉战争，保存下来的图书资料也多不到哪里去，司马迁于是走出书斋，四处访求新书，借以丰富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这样，完成了史料的收集和阅读。——可以这样假设：当时，值得司马迁借鉴的史学著作，恐怕也就是上述的几部，而值得着重研究的也就只有《左传》一部而已。《左传》浓厚的抒情色彩和饱满的激情以及略带夸张的描写，对司马迁史传文笔不能不有直接的影响。也许，为了追求《左传》难以遏制的汹涌的情感激流，追求《左传》奇崛的艺术描写，司马迁决定出游，他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川大山，领略山水的壮丽与雄浑，并把这山水之魂移植于自己的文章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司马迁的《史记》最终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达到了史传的一个高峰！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卓越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此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共一百三十篇，52.65万字。——要说的是，《史记》是继《左传》之后的最为优秀的史传散文，著名学者梁启超列出了其中的十大名篇：《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梁氏的眼光确实不错，《史记》的精华尽在于此。司马迁表现在《史记》中的艺术手段特别高妙，极其复杂的历史事实，措置得非常妥帖，秩序井然，而文字生动，笔力洗练，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意象鲜明，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司马迁发展壮大了我国的史传散文。

《汉书》，是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编撰，班固是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前206），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23），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很喜欢《汉书》。早先读宋人笔记，得知苏东坡非常熟悉《汉书》，到了随便指一字，便能滔滔不绝背诵下去的程度。但是，那时候，并没有理会得《汉书》的好处。人到中年之后，心思沉淀下来了，不知不觉案头备了《汉书》，成了时常阅读的经典。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叙述过读《汉书》的经历。《汉书》的语言很美很美，也很规范，庄严工整，典雅远奥，且前后叙事结构完整，线索清楚，头尾相连。和《史记》的语言相比较，《史记》多用平常的口语，试比较《高祖本纪》里一节文字：

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汉王患之，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闲疏楚君臣。于是项羽乃疑亚父。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及其见疑，乃怒，辞老，愿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而死。

——摘自《高祖本纪》

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欲立六国后以树党，汉王刻印，将遣食其立之。以问张良，良发八难。汉王辍饭吐哺，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趋销印。又问陈平，乃从其计，与平黄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

夏四月，项羽围汉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羽急攻荥阳，汉王患之。陈平反间既行，羽果疑亚父。亚父大怒而去，发病死。

——摘自《高帝纪第一》

这两节文字《史记》略而《汉书》详；《史记》语言质朴近于口语，《汉书》语言规范典雅，注意修饰和细节刻画；《史记》生气扑面而来，《汉书》平稳书卷气盛。——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时，国力强大，汉代社会已经进入全盛阶段，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均有了全面的发展。西汉末期，又陷入短暂的战乱年代，很快就平复下来。汉明帝时，除为了巩固国防，继续出兵匈奴之外，经济社会正常平稳。班固的父亲班彪也是从事文史研究的专家，班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下，建立了很好的文化根底，具有娴熟的历史知识和出色的文学才华，这些都是他撰写《汉书》的优势，《史记》又为他树立了修纂史书的范例，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所以，他能比较周全通盘考虑《汉书》的篇章结构，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注意使用书面语言，因而，显得规范、典雅和切当。《汉书》在史传散文艺术上的贡献是描写人物，注意了多侧面描写，首尾呼应，使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也非常饱满。另外，《汉书》储藏的知识信息较多，这与其注意文字的叙述中插入了历史典故扩大了内容库量有关。

《汉书》是比较规范的断代史，也是规范的史传散文杰作！

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范晔是很自负自己的才华的，他对自己的《后汉书》自诩不错，在《狱中致诸侄书》中，直言不讳地说：“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辩。”也敢于肯定自己的才华：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不过，范晔确实是一代才子，锋芒外露的结果是遭遇诬陷下狱，未尽天年。他在《后汉书》里，大胆创新，利用“赞”和“论”来评品人物，往往一语中的，且议论横生，文采飞扬，风骨凛然。他自认为是“精意深旨”，后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壮采”。

范晔注重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画。《后汉书》所传记的人物大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有一定的典型性。如：舍生取义的李膺、范滂，隐逸放达的严光、梁鸿，倜傥不羁的王符、仲长统，还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窦宪、梁翼，祸国殃民的宦官单超、张让，等等。《后汉书》传记人物时，缘于史书性质，基本上还是叙其言行以显其性格的，不再赘述；然其中亦大量地运用塑造文学形象的艺术方法，概括起来讲，有序旨提要、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和侧面描写等。

范晔是文章大家，不只《后汉书》写得风起云生，而且散文也写得很优秀，感情汹涌，胸襟坦荡。他的《后汉书》列为“前四史”，成为我国史传经典之作。当代著名作家孙犁后期的短篇小说，往往附有“论”，则是直接借鉴于《后汉书》范晔，对于深化主题，开掘人物性格深度，很有好处。

陈寿，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他的《三国志》是魏、蜀、吴的历史记载。文字简练，风格统一，没有重复的地方，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就是根据《三国志》来创作的。陈寿的史学观念不出于范晔，文字大致和范晔相当。

司马迁、班固、范晔和陈寿，都是一代历史学家，其著作彪炳千秋，可与日月争光，同时，也是我国古代史传散文的典范。其后的史传，陈陈相因，了无新意，缺少一股回荡在字里行间的充沛的气。而这气，是曲折回环的文气，是作者怀才不遇的委屈之气，是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也是敢于把握历史与未来的胸襟大气。——前四史的作者，论其成就，巍巍高山不足以形容其伟大，论其才华，江河横决不足以比喻其滔天，但是，几乎都身遭不幸，其原因：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不能有丝毫的逾越，不允许有新的思想出现，拒绝异议，而他们胸中的典范是尧舜，精神之师是孔子，加之文采斐然，思想深刻，很不受统治者欢迎，必然遭受迫害，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士）的宿命；也和他们的性格相关，孤高倔强，充满着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往往遭受群小的攻击，其生命的终结，以至于悲惨凄凉！然而，他们站在遥远的历史高地，永远熠熠闪耀着光芒！

南朝时代，文风萎靡，讲究词语华丽，但是，史学却发达，即以史传散文的文体形式来说，出现了截取生活的横断面，采撷人物最凸出性情的片段，寥寥数笔，白描素绘，人物呼之欲出，其风衣神态、声音笑貌、形象宛若眼前。有论者把这种史传散文，归入笔记小说，此不确当。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而此类记述，俱是真人真事，照实写来，没有夸饰，所以，还是视为史传性散文为好。其代表作家是刘义庆。

刘义庆，字季伯，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喜欢和有才学的人交往，且学问渊博，文笔优美，开我国史传散文新路。主要著作是《世说新语》。此书《世说新语》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等三十六门，记述了晋代士大夫的言谈、行事，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人物鲜活，语言凝练生动，描绘传神。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着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以上选自《德行》和《文学》。人物胸怀澄明，性格超逸，语言简练，比喻新鲜。《世说新语》人物众多，各见风貌，或风致萧朗；或器宇轩昂；或才华横溢；或品质高尚。这些人物形象，说明了其时社会的真实情况，是形象的历史，也是文笔优美的史传散文，其艺术魅力当会久远流传。

唐代文学发达，主要体现在诗、散文和传奇等文体，史传散文则未有大作品出现。韩愈的史传散文，其名篇有《毛颖传》，记述有力，刻画准确：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巿井贷钱注记，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虽官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

韩愈的成就主要在议论散文，史传散文未能突破“文以载道”的议论散文格局，描写偏于议论而少于刻画，但为文气势雄厚，笔墨湍急，情感动人。他的志向高远，敢于匡救时弊，为谏迎佛骨被贬岭南，更使他爆得大名，誉满天下。其实，韩愈善于为别人展示苦楚，性格怯懦。也许是一种心理学现象，愈是怯懦的人，写起文章来风云四起、一片狼烟；而强悍的人则垂柳摇金、雾失楼台。这就是所谓的补偿心理，自我获取的身心平衡。

柳宗元的自然山水游记写得凄清空明，情感迂回，语言绝美，真是一代圣手。他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等。在这些史传散文作品里，柳宗元注意选取表达形象的细节，通过细节来描写人物，并注意选取生活的小截面，来反映社会本质和人物的性格及心理特征，语言简练，生动鲜明。

——韩、柳的散文创作企图恢复先秦时期的散文气象，并进行不懈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但是，历史是不能复制的，无论他们怎样的努力，不会达到先秦散文发展的黄金时代，缺少的是那个时代的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也缺乏那个时代思想活跃的原创力，这是唐代恢复古文运动不能达到先秦散文高度的主要原因。在散文的艺术形式上，韩、柳发展并进一步确定了文体形制，而在散文内容上却未能站立在时代精神的高度。所以，韩、柳在先秦散文气象几乎油干灯灭的情况下，奋起振兴先秦散文气象，是顺应了唐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但是，也有流弊，危害不小！有论者说，我国以明代为烈的八股文，就可以追溯到他们及他们的作品。这是值得注意的。

宋代的史传散文比较唐代来说，显然有了巨大的进步，表现在史传巨著的出现，欧阳修撰写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司马光主持编著的《资治通鉴》，都是很好的史传作品，为我国的史传散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以及审美经验。欧阳修是一代文坛领袖，在诗、词和散文领域均为宗师。就其散文实践与推动散文的全面恢复先秦气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然，这也和他在国家行政部门有关，通过主持国家考试，具有权威的导向作用，因此，天下风从，一大批散文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并在日后的文坛上成为主流旗手，例如王安石、苏轼等人。在欧阳修和他的学生们的集体努力下，宋朝的文风有了很大的改观，韩、柳的复古运动至此才有了像样的结果。

欧阳修的史传散文，一如既往地贯彻儒家思想，在艺术上强调注意语言的简练准确，试图用极为省俭的文字表现最大值的生活现象，这在他撰写《新唐书》、《新五代传》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也体现在他的单篇史传散文上。其得意门生苏轼评价他：“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话是这样说，其实，纪事方面他的笔法不“似”司马迁，司马迁笔端含着强烈的情感，涌动着难以遏制的激情，而欧阳修则平淡冷静得多，司马迁文章气象恢弘，而欧阳修则显雍容平稳，两者的艺术风格相去较远。司马迁胸中沟壑纵横，表现在文字上则是奇崛乱云，盎然生气扑面而来；欧阳修闲情逸致，推崇道统，文字干净简明，缺少生命的躁动。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彻底的保守派，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觉地充当了保守派的首领，但其人格却光明磊落，不似那些告密诬陷、踩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的软体动物。他之所以反对变法，是出之自己的政治保守理念，和个人私利毫无关系。他和王安石私交甚笃，只是在改革与不改革问题才发生火并，势不两立。

他的《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记载了十六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撰写此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治理国家提供可资借鉴和参考的历史著作。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的作用是端正仪容。那么，《资治通鉴》就是端正管理者仪容的镜子。老臣爱国之心赫然，书成之后不久，司马光就去世了。

《资治通鉴》语言凝练，清新淡雅，流利顺畅，条理清楚，善于把人物置于矛盾的漩涡中刻画，情节紧张，实在是史传散文的上等之作：

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弃市。应侯日以不怿。王临朝而叹，应侯请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郑安平、王稽等皆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应侯惧，不知所出。燕客蔡泽闻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于应侯曰：蔡泽，天下雄辩之士。彼见王，必困君而夺君之位。应侯怒，使人召之。蔡泽见应侯，礼又倨。应侯不快，因让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请闻其说。蔡泽曰：吁，君何见之晚也！

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君独不见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何足愿与？应侯谬曰：何为不可？！此三子者，义之至也，忠之尽也。君子有杀身以成名，死无所恨！蔡泽曰：夫人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闳夭、周公，岂不亦忠且圣乎？！三子之可愿，孰与闳夭、周公哉？应侯曰：善。蔡泽曰：“然则君之主惇厚旧故，不倍功臣，孰与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泽曰：君之功能孰与三子？曰：不若。蔡泽曰：然则君身不退，患恐甚于三子矣。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

进退嬴缩，与时变化，圣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雠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危之。应侯遂延以为上客，因荐于王。王召与语，大悦，拜为客卿。

——这是记述秦昭襄王的一段文字，行文干净利落，通过对话描写，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司马光一生业绩以《资治通鉴》付出的心血最多，所获也巨大。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古代学者着眼远大，胸怀天下，并非笔墨来做文章，而是以全部的生命和心血来叙写对社稷苍天有益的经天纬地的大书，这种奉献精神真为后世楷模。

南宋移都江南，一片残山剩水，几点黄昏黑鸦，风雨飘摇……

李清照在南宋是光彩照人的史传散文大家，仅仅一篇《金石录序》，就盘踞在巅峰之上熠熠生辉。叙写她与夫婿赵明诚收集整理金石的动人生活，其情也真，其景也真：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輙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李清照写这篇文章时，故国已成梦里，兼之家破人亡，流落江南，凄风苦雨，遥望旧时明月，一腔伤情无限，字里行间缠绕着深深的哀痛万千心酸！形容于文字哀愁遮掩了清丽，思念故国故人似乎都成一潭泪滴的深潭。

明代，当首都迁居北京，巍巍燕山，地接广袤而辽阔的大草原，强悍之风不只在居庸关外呼啸。修筑着皇宫，修筑着万里青色的砖墙，也修筑着规模宏大的文化煌煌巨著《永乐大典》，这是一部大型类书，全书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汇集图书七八千种。——这是空前的文化壮举！可惜的是……以永乐帝的雄才大略和开放胸襟推度，《永乐大典》收录的图书必不至于删削过甚，当会保留许多原本的珍贵图书，不像《四库全书》那样删削取舍，令人遗憾无穷！

一代大儒宋濂，善于史传散文，却显得气度狭小，无复司马迁、班固、范晔的格局安排，辉煌当代，却无力影响后世。方孝孺一介书生，颇有气节，文章冠盖一时，不知建文帝流落奔走时分，可曾携带着铁骨铮铮的方孝孺的文集么？谁知道呢！

史传散文当数袁宏道，他为李贽写的传记，因为赞同其学说，崇尚其精神，所以情感浓厚一曲三折，传主当含笑九泉。其余大都类似描红前代，虽说文从字顺，语气贯通，也读得音韵铿然，但无旷世杰作，故，就此省略。

晚明清初，最难将息，一代文人顿失天地。张岱记述历史人物，云烟渐消，只留下薄暮色彩淡淡人影，背立西湖，无限忧愁都融入浩渺湖水……

石头城外山色好，随园著述月当窗。

闲来锄药散情愁，酒好评诗兴味长。

袁枚的生活比较潇洒，编著的书籍畅销各地，请求学问不只是挥舞敲门砖欲图进入仕途的官僚后备军，而且还有提高修养的文学女青年一族，红粉脂香环绕，但是，袁枚却诗文创作旺盛。他的史传散文名篇是：《黄生借书说》。此篇几成经典，直至现在语文教科书里仍然选编，其介绍的读书方法自然是有道理，更看重的是袁枚的散文艺术，语言清通朴实，语气委婉情长，所刻画的自我形象与黄生形象栩栩如生，真实的读书人也！

《左传》所开创的史传散文文学体裁，经过《史记》、《汉书》、《后汉书》及《三国志》的发扬光大，已经臻于真善美的艺术境界。认真研究《左传》以来的史传散文，对我国当代散文的发展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曾经这样思考：史传是国家、地区、民族文明发展的真实记载，是时代真实的记录，其中储藏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时代精神以及自然运动、天体宇宙的原生态状况的全息信息，是一座座被历史的尘埃遮掩的博物馆，一旦走进去，将会获得许多意外的思想收获、艺术收获、历史收获和科学收获，而其物质载体——文字艺术的排列组合会更加彰显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换句话说，文字艺术的排列组合在某种意义上剪裁着历史的内容，而高明的剪裁师尽可能地“随物赋形”，让历史还原出其真实而不再重复的场景来，从左丘明开始，司马迁……他们追随着前辈大师始终在不懈地努力着，而这种努力将会一直保持下去……

这也许就是史传散文的宿命！

抒情散文

先秦，孔子和庄子分别达到了那个时代精神的巅峰，更重要的是其人格精神和思想为我国以后的哲学发展，划定了前进的路线。孔子及孔子的哲学思想构建了我国的人文世界，庄子及庄子的哲学思想构建了我国的艺术世界。孔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内在实质是“孝”，其外在表现是“礼”。庄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道”无迹可求，“不闻其声，不见其形，充满天地，包裹六极”。孔子是政治伦理哲学，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达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庄子是生命哲学，目的是解决精神问题，达到人内心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孔子强调是服从，庄子强调的是自然；孔子崇尚尧舜精神，庄子张扬鲲鹏精神；孔子要人做圣人，庄子要人做仙人。——在表象上看来这处于两极状态的孔子和庄子思想，实际是我国哲学思想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也是影响我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两个不同艺术风格的典范。——不过，依据著名学者徐复观的看法，庄子的思想对发育我国的古典艺术作用更重要，他说：“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中国艺术精神》）——这个看法确实是很有见地的。假如没有庄子想象瑰丽和飞扬灵动的神采，我国的古典抒情散文无论是思想的深度还是所能达到的审美境界都是需要重新考虑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抒情，《现代汉语词典》：抒：表达，发表。情：①感情；②情面；③情欲；④情形；⑤情理。这里选取：①感情。感情是指：①对外界刺激的比较强烈的心理反应；②对人或事物关切、喜爱的心情。抒情：就是指抒发感情。——古典抒情散文的定义是：古代抒发对人或事物关切、喜爱的心情的经典散文。一般分为两大类：其一，对山水自然关切、喜爱感情的抒发的散文；其二，表达对亲人、朋友等人关切、喜爱感情的抒发的散文。其一，表现为自然山水游记抒情散文；其二，表现为抒发感情的记叙散文。

先说自然山水游记抒情散文。

我国古代很早就把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庄子》中就有不少的笔墨直接赞颂大自然的壮丽景物，最早把大自然山水引进了文学领域，特别是采用散文的形式来表现其中蕴涵的自然山水之美，来表现人在大自然山水里获得情操陶冶和人格升华。——庄子的自然，主要是哲学思想范畴中的概念，还不曾具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但是，他的文笔却无意识地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纳入到艺术审美里去，肇始了自然山水散文文学。他的鲲鹏，在无边无际天地间任意“遨游”的自在状态，激发了古代社会人们对自然山水的无限向往……

真正出现自然山水抒情散文，是魏晋南北朝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代，西汉初期开始在我国社会占主导价值体系地位的儒家思想慢慢衰退，老、庄的道家思想进入活跃时期，自从东汉就进入我国但一直处于压抑状态的佛学也逐渐发达起来，人性开始觉醒，重视了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肯定，人的审美领域也得到了较以前更大范围的扩展，文学进入了大变化的时代，散文也从单纯的议论、史传题材扩大到了生活领域，其鲜明标志就是自然山水抒情散文的出现，并成为独立发展的散文文体形式之一。这一时期，自然山水抒情散文家首推王羲之。

王羲之，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今天，不讨论他伟大的书法艺术，而是讨论其表现在散文文学艺术上的重要意义。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兰亭集序》，全文不长，兹引录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兰亭集》是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兰亭聚会时所写的诗集。在这篇序里，王羲之交代了聚会的概况和主旨，接着，他把笔墨放在了对兰亭周围真实的景物描写上：“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大胆首次有目的地把自然山水引进了文章，将审美观照投射到景物上去，增强了文章的空间容量和艺术容量，有力地表达了文章的思想感情。王羲之明确地赋予了自然山水审美情怀，从此自然山水走进文学领域。

陶渊明是一位把自然山水审美提高到新的境界的抒情散文家。他的代表作是《桃花源记》。因为在《中国古典抒情散文七大家》里，已经涉及对庄子、司马迁、陶渊明、柳宗元、苏轼、袁宏道和张岱等人的散文的论述，也编写了篇幅较长的七大家的作品选。因此，此处，不再重复论述上述七大家。

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政权更迭很快，可是文学却相对发达，尤其是骈体文在文人圈子普及开来，并应用许多领域，艺术水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鲍照，按照钱钟书先生的意见，是宋文第一家。

鲍照，字明远。本籍东海（东海治所在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但其家乡在今江苏连云港，还有一说在上党（今山西境内），可能是指祖籍。刘义庆很赏识鲍照，给了许多扶助。他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诗、赋、骈文都不乏名篇。他是第一个在书信里记述山水形胜的散文家。

其书信《登大雷岸与妹书》主要篇幅是对旅途中自然景色的描写：山水、云霞、草木、鸟兽，无不生气盎然，色彩瑰丽，仪态万方。比如，笔下的庐山雄姿：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连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采，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鲍照真是高手，硬是把静穆的山写得神态栩栩，活跃飞动，气势逼人！许梿在《六朝文洁》中评价曰：“烟云变灭，尽态极妍，即使李思训数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句句锤炼无渣滓，真是精绝！”他的《石帆铭》也是此类作品的名篇。

杜甫说李白的诗“俊逸鲍参军”，足见鲍照对后世的艺术影响之深之大。

梁朝在南朝四代中文学最为繁荣，这与当局提倡读书，作家素养大为提高不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梁朝的文章讲究用典，一篇之内典故比比皆是，一方面说明文风昌盛，另一方面也说明文章缺少鲜活内容，易于流向华丽琐碎的形式之美。吴均是梁朝优秀的山水抒情散文家。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今安徽广德县，治所在浙江安吉县）人。《梁书·吴均传》说他“文体清拔有古气”。其山水抒情散文名篇是《与朱元思书》等三封书信：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还有《与顾章书》：

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饶竹实。山谷所资，于斯已办。仁智所乐，岂徒语哉！

另外有《与施从事书》：

故鄣县东三十五里有青山，绝壁干天，孤峰入汉；绿嶂百重，清崖万转。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为霜，春罗被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

吴均的三封书信，文字流传下来均不多，却生动而简练地描写了富阳、桐庐一代富春江上的优美景色，抒写了向往自然、厌弃尘世的心情。你看：高山，流泉，野藤，寒树，宛如一幅水墨素描的山水画，清秀淡雅之中，给人丰富、具体、形象的感受，透出了一股清新高洁之气。在梁朝浓施粉黛、广敷铅华文章盛行之际，他却以淡取胜，高情远韵，脍炙人口。

陶弘景也是梁朝优秀的自然山水抒情散文家，还是道家茅山派的创始人，有药物学、医学等多种著作。他人品高洁，胸怀清旷，不染尘埃。梁武帝请他出山，他写了《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

这是一首流传广泛的诗，其人格情操跃然纸上！他的《答谢中书书》是其代表作：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这篇抒情文章中，抒发了他对山川秀丽景色的酷爱之情。“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文章开门见山发出感叹：优美壮丽的山川景色，曾使古来多少文人的吟咏赞叹！接着，他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其隐居之地——句曲山中的秀丽风光：高峰，清流，石壁，翠竹……用动词“乱”字形容猿猴、飞鸟的啼叫声音；用“竞”字状态如镜的水面上穿梭的鱼类，把自然界里陶然生存的动植物都写得活灵活现、神态毕肖。“康乐”，是指谢灵运，南朝宋时期的山水诗人，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道出作者正像谢康乐一样怡乐于大自然这美妙的山水之中……

北朝包括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共约二百年。北朝文章以散体为主，求实，尚质，风格刚健清新，与南朝崇尚骈体，讲求华丽，风格柔糜区别显著。南朝没有出现自然山水抒情散文大家，而北朝则出现了郦道元和他的伟大著作《水经注》，也出现了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字善长，古范阳涿县（今河北省高碑店市）人。他一生喜欢游览，把自己放置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发愿为《水经》作注，终于写成了《水经注》。为了完成这部地理著作，阅读了400多种相关著述，查阅了几乎能到手的地图，不畏艰苦，进行实地考察，《水经》原来所记的大小河流137条，文字一万余字，而郦道元通过文献资料考证和用心勘察，在《水经注》里共有河流1252条，文字增加到30万之多。

我的故乡地处渭北旱塬，水资源非常宝贵，水井很深很深，绳索硬是把厚厚的青石板磨出了深深的凹槽。母亲和我吃力地扳动着辘轳把，艰难地似乎从地心里打水，曾经想：将来学水利，一定要把距离村庄数里之遥在塬下滔滔流去的洛河水引上来，这样，就不会再扳动这沉重的辘轳把了……千方百计借到一部缺页少面的《水经注》，以为至宝，就着煤油灯那昏黄的光线下，不知疲倦地阅读着，度过了多少不眠的夜晚，想象着那长江三峡浩渺的碧青的水流淌着，一路向北，向北，直流淌到渭北高原，浇灌着这干渴的龟裂的土地……树青了，花红了，村边的涝池里长出了绿油油的芦苇荡，水面上开满了白洋淀里的荷花……

咦呀，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正值伟大的改革开放年代。

洛河水早就引上了塬，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清亮亮的自来水，昔日那焦渴的土地一片葱郁，原来村子里的老井上的辘轳，成了装饰农家风光的道具，带着满身的历史风霜静静站立着，默默地仰望长天……

依然喜欢读《水经注》：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陶醉在这优美的文字里，再次卧游了如今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回忆的三峡风光……《水经注》是一部地理巨著，也是一部山水游记。郦道元以饱满的热情，浑厚的文笔，精美的语言，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祖国的壮丽山川，表现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

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是记载北魏首都洛阳佛寺的地理著作。伽蓝，是梵文音译的略称，意思是僧院、佛寺。这部书实录了洛阳的几十座大寺庙，按照城内及城外的东、西、南、北为序，以寺院为经，以有关的史实、人物、传说、物产等为纬，描述出一幅北魏时期洛阳的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他自述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动机：

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

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辽阔，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杨衔之的文笔自然是一流的，有人认为可以和郦道元并肩，这是故意抬高他了。郦道元驾驭文字的功底和讲究文辞色彩的艺术能力，北朝很少有出其右者，《水经注》简直可以作为最优秀的山水抒情散文巨著来读，其中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还尚待深入的研究。不过，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其中部分内容也确实很有文学意义，至于书中涉及当时社会的民俗文化也未得到很好的挖掘，这未尝不是研究北魏的一个角度呢！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也是封建文化发展的巅峰，无论在诗、绘画、书法、舞蹈还是散文、传奇、瓷器等方面，大家层出不穷，聚集形成灿烂的星光闪烁的艺术天空。这个历史时期，儒、道、释融合一起，还有日益增多的西域文化和东南亚、南亚以及更加遥远的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构成了唐代社会恢弘开放的文明气象，对张扬个性和敢于复活人性的社会乃至思想观念的大度宽容，造成了整个经济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蓬勃向前发展的态势，自然山水抒情散文得以大幅度的进步是必然的事情。其中比较独树一帜的有元结、柳宗元、白居易等巨星。

元结，字次山，号漫郎、聱叟，曾避难入猗玗洞，因号猗玗子。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他很有军事才干，“安史之乱”，独能保全城池，坚决抗击乱军。他在思想上不怎么看重孔子学说，而强调文学应该为现时的政治服务。元结的山水抒情散文不多，但很精到，例如，《右溪记》：

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攲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已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

《右溪记》叙述清晰，语言凝练，且用词准确生动；元气充沛，古风盎然。此篇一出，为天下师范。有人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其实元结才是真正的倡导者，也发起于此。不过，他给柳宗元后来写作山水游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柳宗元是自然山水抒情散文的大师。

他的《永州八记》成熟了我国的自然山水抒情散文，并把这种文体提升到很高的审美层次，成为一代宗师。

白居易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和元稹是中唐时期诗创作的“双子星座”，其诗风影响甚大，称“元白体”。同时，白居易也是重量级的自然山水抒情散文作家，而且名篇迭出，例如《江州司马厅记》、《草堂记》、《冷泉记》、《三游洞序》、《钱塘湖石记》等。——需要说明的是：自然山水抒情散文里，除了山水游记之外，还有至唐宋才发达起来的一种文体是亭阁记。所谓亭阁记，就是作者以亭阁为主题，描写亭阁和描写其周围的自然山水形胜，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的散文。白居易的自然山水抒情散文，大多是这样的文体。且来欣赏他《草堂记》其中一节文字：

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问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人围，高不知几百尺。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如幢竖，如盖张，如龙蛇走。松下多灌丛，萝茑叶蔓，骈织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下铺白石，为出入道。堂北五步，据层崖积石，嵌空垤块，杂木异草，盖覆其上。绿阴蒙蒙，朱实离离，不识其名，四时一色。又有飞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见，可以销永日。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泻阶隅，落石渠，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佩琴筑声。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线悬，自檐注砌，累累如贯珠，霏微如雨露，滴沥飘洒，随风远去。其四旁耳目、杖屦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叶，千变万状，不可殚纪，锣缕而言，故云甲庐山者。

这是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江州后所写。草堂周边的奇异景色在他的笔下，如在目前，且语言以四言为主，文气贯通，色彩粲然，全景式反映了草堂内外，表现了白居易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旷达心态。和他在杭州所写的《冷泉记》风格一致，只是《冷泉记》较之《草堂记》语言更为精粹，意境更为幽深。《钱塘湖石记》则彰显了作者关注民生的思想，也是很有艺术个性的自然山水游记抒情散文。

白居易性格平和，不大关心官僚集团的是非恩怨，故能超然物外，体察自然山水之美，有时修筑亭阁借以明志，远离尘世喧嚣，安静自己的心魂。不意，所作诗文传之后世，却也是自然山水赐予他的不朽……

中晚唐还有李商隐、杜牧等人，也写了很多情感真挚，哀婉动人的骈体亭阁游记，例如《阿房宫赋》等，亦为著名篇章，同列大家。唐代各种散文文体均备，且也不乏大家的名篇，而真正繁荣起来，乃是宋代的事情了。

宋代的文人走向学者化，大多“术业有专攻”，各擅其长，例如，欧阳修是历史学家，苏轼书、画也十分了得，沈括是科学家，朱熹是教育家，辛弃疾是军事家……这和宋代的教育普及发达大有关系。宋代重视文化教育，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有规定不得轻易杀害，因而，宋代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大幅度发展的局面，这是前所未有的气象，所以，宋代能在古代各个领域出现震惊世界的成就。同样的，自然山水抒情散文在宋代也是异常发达，表现在作家众多，作品数量急剧增加，而且，艺术质量普遍较高。其中杰出的有：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曾巩、王安石、沈括、苏轼、晁补之、陆游、范成大、朱熹、辛弃疾等，他们的自然山水抒情散文，成为宋代文学光彩夺目的篇章，也是我国古代自然山水抒情散文成就最高的时期。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他的文学观点师承韩、柳，提出远师六经，近师吏部（指韩愈），是宋代欧阳修他们提倡复古主义的先声。他的散文不错，《黄冈竹楼记》是其代表作：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于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清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

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

——这是王禹偁被贬黄州自己所建筑的竹楼。本文以竹楼为结构中心，对描写竹楼之内外展开描写，情景交融，塑造了一个心胸坦荡光风霁月的自我形象。此篇构思巧妙，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含蓄蕴藉。王安石称赞“《竹楼记》胜欧阳修《醉翁亭记》”（《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呵呵，分明是贬欧嘛！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他主持的庆历新政得到了具有进步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并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他曾经在陕北黄土高原上戍边多年，对发展当地的经济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岳阳楼记》是彪炳千秋的散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永远不会凋谢颜色的爱国主义者的精神宣言。

人一生在文章中写出这两句话足矣！

这两句话，是爱国赤诚的袒露，是高尚人格的写照，是高贵精神的升华，是圣洁情怀的反映！是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的一生行径高度凝练而成的结晶！

范仲淹有此句千秋若有生气矣！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称宛陵，世称宛陵先生。欧阳修很是赏识梅尧臣的文章，引为同道，他们的友谊没有任何利益在里边。梅尧臣做官能替老百姓办实事，深得老百姓的爱戴，给他修过梅公亭以为纪念。《览翠亭记》是他的名作。此文，合乎文章尺度，文气连贯，写出了满目的“翠”色，抒发了其发自内心的情感，“心意快而笑歌发，峰岭明而气象归”。——达到了欧阳修说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境界（《六一诗话》）。

欧阳修自然是宋代自然山水抒情散文的一座高峰！

他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不但当代文学而且在我国文学史上也闪烁着不会衰减的艺术光芒！《丰乐亭记》把写景与抒情紧密地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既表现了欧阳修政治家的宽广胸怀，也表现了一个文学家高超的审美层次，还表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简练生动的文字能力，他在文中这样抒发情怀：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

——此段文字高度凝练地把欧阳修关切老百姓的情怀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也适时地宣扬了明君思想，符合作者的政治和社会身份，和梅尧臣的文章一样，“度”把握得很好，而且文章波澜起伏婉转曲折，这是欧阳修文章绝妙之处。

宋代自然山水抒情散文，大家众多，苏舜钦等，都是深得此类散文三昧的艺术高手，特别是苏轼更是行云流水般臻于绝唱的伟大散文家！别处论述比较详细，此处省略。王安石，我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同时，他又是伟大的文学家，在诗、词和散文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

曾巩，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他的思想比较保守，主张“仁”和“至诚”。和欧阳修的文学观点一致，讲究“道”与“文”的结合。曾巩的文章强调“道”而忽视文章的外在表现，所以，有些严肃庄重。不过，曾巩在学术上舍得花费气力，学术文章写得神完气足，深刻精湛。至于他的自然山水抒情散文，也就很难为曾巩先生了，倒也条理通顺，层次分明，如在目前，比如《墨池记》、《齐州北门记》、《清心亭记》等作品，只是一味议论，阐发自己的思想，很少把笔墨分给山水景物。但曾巩毕竟是大家，其文章自有吸引人处，以《醒心亭记》为例：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义。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凡公与州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气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矣。

虽然，公之作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寄意于此也。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写此篇时，曾巩还在京城开封的太学里读书，而欧阳修却已在政坛与文坛负有盛名了。此时，欧阳修在滁州做知州，专门写信给曾巩，请他写一篇记述文章，以便在醒心亭刻石纪念，曾巩应邀写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通晓明畅，状景抒情还算上乘，议论切合主题，且也摇摇曳曳，实在是一篇好的抒情散文。曾巩善于整理古籍并编书刻印，终生乐此不疲。他的文章平实中有情感激荡，属于学者自然山水游记抒情散文。

王安石也是文章大家！

因为个性的原因和公务的繁忙，他写文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文章简练峻急，思想饱满，充满哲理色彩，很少情感流露。但却清正明白，讲究义理。哦，还是依据惯例，介绍他吧！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在我国历史上，遭到最恶毒诬蔑的大概就是他了，不仅在变法失败后的当代，就是在以后也遭了那些视改革为异端的东西们的围攻，不去说了！——王安石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最具管理国家才干的人，假如北宋坚持按照他的变法思路走下去，也不至于让侵略者长驱直入，把“十里荷花”喂了铁骑。王安石胸怀坦荡，没有私欲，一切为了天下而计划而努力，他的诗文就是真实的思想与情感记录。王安石的自然山水游记散文也翘楚于当时，光耀于后世。著名的篇章是《游褒禅山记》。其艺术特点是，记游与议论相结合，情感与哲理相结合；结构严谨，前后呼应，丝丝入扣。语言精练、生动、雄健、奇崛。其名言，令人深思：“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不是么？是的！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他是科学家，在天文地理学和数学等学科，都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沈括人品有点欠缺，在欲置苏轼于死地的“乌台诗案”里，扮演了一个告密者的角色。不过，他具有多方面的才华，是不能否认的。其自然山水游记也写得很漂亮，例如：《雁荡山》，也属于名篇，他记述道：

此山南有芙蓉峰，峰下有芙蓉驿，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荡、龙湫所在。后因伐木，始见此山。山顶有大池，相传为雁荡，下有二潭水，以为龙湫。又有经行峡、归坐峰，皆后人以贯休诗名之也。谢灵运为永嘉守备，凡永嘉山水游历殆遍，独不言此山，盖当时未有雁荡之名。

科学家写山水，要言不烦，条理通脱，文字准确，字字稳实，情感流露于字里行间，其实，沈括此文既是散文佳制，也属于科学小品。其著作《梦溪笔谈》甚好，也可作散文欣赏。

我国古代散文史上，唐宋八大家是风光迤逦的崇山峻岭，是一片生长着鲜艳的花草的原野，是美不胜收的散文园地。就在八大家的队伍里，还出现了一枝三花的奇异景象：四川眉山的苏氏家族里，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集体加入，且各有千秋，文章流传百代。

苏辙为人低调，在文学上追随乃兄苏轼，而且弟兄感情很好。苏辙没有野心，只想做个循吏而已，生活上安逸舒适即可。他的自然山水游记抒情散文，名篇有：《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选《武昌九曲亭记》一节：

然将适西山，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而获小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瞻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一旦大风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据，亭得以广。子瞻与客入山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与营之。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

苏辙这篇山水游记，风格和其兄《超然亭记》相似，但不及苏轼的灵动空莹，却也把人、事、情、景交织一起，构成美丽如画的意境，表达了“适意者即可为乐”的感怀，淡远高洁。

南宋国力不如北宋，半壁江山无限凄凉。

举国上下，或坚持北伐收复失土；或要议和苟且偷生。

江南秀色，春山秋水，碧荷红莲，肥藕莲子，呢喃吴语，窈窕淑女，笼罩在哀伤的去国情绪里。此种氛围，正适合“杨柳岸晓风残月”，长长短短，浅吟低唱。

也有不忘家国的英雄，如陆游、岳飞、辛弃疾诸人。他们不但是民族的脊梁，也在文学艺术上建树很大，即就是在自然山水游记抒情散文创作方面，也堪称典范。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记得读初中时，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没有正式的语文课本，使用的是本地教育部门编写的临时教材，课文印刷在粗黑的纸张上，却也显得厚重透出一股文化气息。忘记是几年级的课本了，选编了陆游的一首诗，题目是《示儿》，四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至今仍然确凿地记忆着，时常情不自禁地吟诵出口。那时候，就知道了陆游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生创作了将近万余首诗。再早，读小学，“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闹着，我有一册红色书皮的《毛泽东诗词选》，其中有一首《咏梅》，附录了陆游的一阕《卜算子》：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阕词也是至今牢牢地刻印在大脑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心思就进入了词里，觉得朦胧着一种凄楚的美，一种说不出来的淡淡的哀伤与忧愁，正合适少年时代常常在心头泛起的丝丝缕缕的无以名状的闲愁。——陆游就这样走进了我的心灵里……

那年暮春，偶尔读《宋诗一百首》，薄薄的，其中也选了陆游的几首诗，那首《临安春雨初霁》里边，有这样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说也奇怪，正读着读着，无意间抬头一看：墙角的几枝杏花真的开了，在阳光下，粉嫩雪似的花瓣开得正艳丽。——巧合也好，天意也好，陆游成了“春神”了！

上学期间，深入研究陆游，被他和唐婉的爱情故事感动得夜半坐起唏嘘叹息，更被他气吞万里如虎的抗敌精神感染，他的《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朝夕相伴。——不说这个了，总之，陆游是我最喜爱的一位诗人！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出色，《过小孤山大孤山》、《过巫山》、《书巢记》确实让人流连忘返，陆游笔下的小孤山：“自数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已非他山可拟，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态万变，信造化之尤物也。”大孤山：“大孤状类西梁，虽不可拟小姑之秀丽，然小孤之旁，颇有沙洲葭苇，大孤则四际渺弥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他的自然山水游记《入蜀记》，我得到的本子是中华书局出版的，附录在《老学庵笔记》里，闲暇翻读，收获良多也！

南宋的范成大、王质的自然山水游记可以和陆游相比美。范成大的名篇是《峨眉佛光》，把佛光“小现”、“大现”依次写来，显示了作者娴熟的文字技巧和善于剪裁，给人许多艺术启迪。王质的《游东林山水记》，美妙似画：“既竟，其顶隐而青者，或远在一舍外，锐者如簪，缺者如玦，隆者如髻，圆者如璧；长林远树，出没烟霏，聚者如悦，散者如别，整者如戟，乱者如发，于冥蒙中以意命之”；再看：“一色荷花，风自两岸来，红披绿偃，摇荡葳蕤，香气勃郁，冲怀罥袖，掩苒不脱。小驻古柳根，得酒两罂，菱芡数种”。——如此景致，非得如此文笔模拟出之，否则，神采全失矣！

朱熹并不是整天关在书斋里面面壁思索，也并不是整天端着个脸面讲授他的学说，夫子也有心旷神怡的时候，到自然山水里放松放松自己，吟诗抒情，偶尔写几笔游记，却也文采焕发，文意盎然，他的《百丈山记》根本看不见一丝的道学家气息：“日薄西山，余光横照，紫翠重叠，不可殚数。旦起下视，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而远近诸山出其中者，皆若飞浮往来，或涌或没，顷刻万变”。——真难为夫子了，胸中有如此沟壑，何不也像苏轼一样，行云流水，去做一个文豪呢？却苦苦地钻研儒、道、释的精髓，极力打通三家努力开创出理学，生前几乎遭遇禁毁的厄运，这是为了什么呵！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夫子天性极高，存心经天纬地，看不起文人，却时不时过一把文人瘾，客串一下，竟然写出了天然去雕饰的好文章，真乃天纵之才！

金元时代，精于自然山水游记散文的也不在少数，元好问、张养浩、虞集、萨都剌是其中的佼佼者。萨都剌的《龙门记》，是一篇以议论见长的游记散文，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足见此篇的内容真确和艺术的高超。

当朱棣出兵北平、渡过长江攻打京师，隆隆的火炮声和刀剑、长矛的殊死刺杀、鲜血四溅的战场慢慢扩展到整个江南故都，南京城里火光冲天而起的时刻，以意大利为起点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渐席卷欧洲大陆，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之一的著名诗人但丁的《神曲》，在问世将近八十年之后，成为震撼欧洲文化思想界的光辉巨著，人们跟随着《神曲》头脑睿智的作者在地狱、炼狱和天堂的道路上一路东张西望、带着一种莫名的兴奋情绪踮起脚尖窥探着遥远的闪现着异彩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愚昧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那年轻的充满着朝气的社会的到来，它的身影已经坚定地踏进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可是，朱棣此时却在阴暗潮湿的木制的牢房里，和当代大儒方孝孺紧张地谈话，不久，南京的街头又一次缓慢地流淌着鲜血……

其实，朱棣是不屑于把发生在遥远的欧洲大陆发生的一切放在眼里的，郑和率领的浩大的航海团队扬帆横跨西洋，穿行在云气变幻的碧色海面上……假如，这支庞大的探险船队能够到达英吉利海峡的话，世界历史必定是要重新写定的……

现在，大明王朝依然在封建主义的轨道上运行，不过，在这堆腐朽的土壤里，竟然萌生出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的嫩苗……

文艺复兴苏醒了欧洲社会的理性，也苏醒了隐藏在人性深处的艺术的不可遏止的创造力，一个需要巨人将会出现巨人的时代来临了！而大明王朝的顶尖级文艺大师们，依然被儒家思想牢固地封闭着，依然用已经远去的先秦两汉、唐宋社会的文学形制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与情怀。这个时期，在描写自然山水游记散文方面，最先上场的是宋濂。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谥号文宪。浦江（今浙江浦江）人。他是明朝开国元勋，也是明朝文章第一人。其著名的篇章是：《游钟山记》。记述了他和刘基等人优游钟山的情景，文字精练，写景状物一如目前，况且，善于把人事、山水风景油画般地立体描绘，仿佛看得见钟山寺院、幽岩、深潭，看得见人的神态和听得见人的语气声音：

还抵永春园，见肴核满地，一髫童立花下。问二客何在，童云：迟公不来，出壶中酒饮，且赋诗大噱，酒尽，径去矣。予遂回广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颜色有异，得无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刘君曰：是矣!子幸不葬虎腹，当呼斗酒，涤去子惊可也。遂同饮。饮半酣，刘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至舞笑钓之，出异响畏胁之，皆不动。予与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寝。

——品味此段，三人语气声口尽出，三人性格尽出，并在笑谈中虚写钟山，比如，人物的对话，便透露出当时的钟山有虎，可知钟山苍茫之态。宋濂此篇，有人谓之近《水经注》，其实不然，他在动、静中描述了钟山的全貌，把人与景结合得很好，需细细体味才能知是篇之美妙曲折处。

明初还有刘基、高启等人的自然山水游记值得重视，也都写得清秀娟雅。此后，流派不少，鲜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般的大家，但是，应该提到的还有归有光、唐顺之等人，文章也可算一时之秀，流传后世。不过，公安派的领袖袁氏三兄弟，主张性灵，多体现在自然山水游记方面，成就比较大。

袁宗道，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他是公安派的发起者。其名篇是：《极乐寺记游》。其中有这样的优美语句：“极乐寺去桥可三里，路径亦佳，马行绿荫中，若张盖。殿前剔牙松数株，松身鲜翠嫩黄，若大鱼鳞，大可七八围许。”——清新淡雅，词语色彩鲜艳夺目。

袁宏道关于此类游记甚多，名篇亦多，请参看《中国古典抒情散文七大家》。

袁中道的名篇有：《游西山十记》、《楮亭记》等。

读明人文集，最先得之者是《谭元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本。谭元春显然不是能代表明代的大作家，他和钟惺发起竟陵流派，也十分注意创作自然山水游记，他的名篇是《游玄岳记》；钟惺的是《浣花溪记》。

明代伟大的自然山水游记作家是徐霞客！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他是我国有目的并以为终身事业的山水旅游第一家。记得我的一位老师，非常喜欢徐霞客，一次偶然说起过去的理想，他立即精神振奋起来，大声说：是怀揣一部《徐霞客游记》，走遍全国的山山水水。——志向确实不小！这话提醒了我去认真阅读《徐霞客游记》，须知，那时候读书是没有现在方便，费尽周折，才借来一部字迹漫漶印刷粗制滥造的书。也就是这部让人现在都感到头晕的书，将我带入了奇妙的山水世界，欲罢不能，直到几乎把这本装帧本来就很差的书读到了散架，凌乱的书页，在我眼里却是优美的名山大川。

《徐霞客游记》是伟大的地理著作，也是伟大的游记散文作品。有人说是“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读他的游记，使人感到如同自己也在大自然里旅游：山、水、树、岩奔涌眼底，雨、雾、晴、晦如在目前，各地不同的民俗、传说、风俗习惯似乎身临其境，特别是对于西岳华山的描写，使人倍感亲切。最美的文字，当是《游天台山日记》、《游黄山日记》。摘录前者其中一节，可见一斑：

初七日自坪头潭行曲路中三十余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渐夹狭窄，有馆曰桃花坞。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飞泉自上来注，为鸣玉涧。涧随山转，人随涧行。两旁山皆石骨，攒簇拥峦夹翠，涉目成赏，大抵胜在寒、明两岩间。涧穷路绝，一瀑从山坳泻下，势甚纵横。

出饭馆中，循坞山洼东南行，越两岭，寻所谓琼台、双阙，竟无知者。去数里，访知在山顶。与云峰循路攀援，始达其巅。下视峭削环转，一如桃源，而翠壁万丈过之。峰头中断，即为双阙；双阙所夹而环者，即为琼台。台三面绝壁，后转即连双阙。余在对阙，日暮不及复登，然胜风景已一日尽矣。遂下山，从赤城后还国清，凡三十里。

——《徐霞客游记》没有道学气，没有利欲熏心的庸俗说教，有的是清新的山水之魂魄，有的是草木花树之芳香，有的是碧潭小溪之灵动，有的是飞禽走兽之天籁。《徐霞客游记》不但是我国文学史上山水游记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山水游记的一部杰作！

明代晚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1644年，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不久，清军入关，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故国已成昨日的遗梦，新朝正在积极地立国。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前朝遗老，留恋那逝去的繁华，只能寄情笔墨，做悠久的回忆了。

挥泪对宫娥，此刻的心情复杂万端，恐怕不是轻轻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便能打发得了的。

张岱，走避深山，在茅草庵里静静地追忆前朝时期的繁华生活，陆续写出了《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等充满黍离之感的山水文字，极冷静极哀伤，都化作了梦里青山梦里湖水了……

人世间最难堪的是“贰臣”生涯，前朝的遗老遗少，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依附新朝，心情总是处在极端的矛盾状态：对故国的深深眷恋和对新朝的观望游移，以及心灵里深藏着的不能以死报国的内疚和新朝那狐疑的不信任的态度，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些矛盾纠结在一起，在啮咬着他们的心，在折磨着他们的灵魂……钱谦益、吴梅村等始终陷进了这样的黑洞一般的巨大矛盾中。

不知道钱谦益后悔过没有，假如柳如是当初劝他跳湖以身殉国，他硬是一咬牙，克服了惧怕冰凉湖水的话，那么，至少现在就没有如此的难堪和遭受心灵的折磨了！——遗憾的是，他终于胆怯了，灰溜溜爬上湖岸……而吴梅村更是把后半生全部用来忏悔、解说那久窝在胸腔里的悔恨。

不过，历史仍然把他们划入了新朝。

他们成为新朝最早的文人。

钱谦益著有《初学集》、《有学集》和《投笔集》。山水游记名篇有《游黄山记》等。前不久，《钱牧斋全集》（8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目前收集最全的版本。

清代前期和中期，著名的自然山水游记作家还有朱彝尊、王士祯、戴名世等。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他是著名的学者，其编撰的《词综》很有学术价值。创作的山水游记名篇有《游晋祠记》，很有特点，将学识、经历和才情结合起来，独具一格。王士祯（号渔洋山人）的《红桥游记》写得非常优美：

出镇淮门，循小秦淮折而北，破岸起伏多态，竹木葱郁，清流映带。人家多因水为国亭树石，溪塘幽窈而明瑟，颇尽四时之美。拿小艇，循河西北行。林木尽处，有桥宛然，如垂虹下饮于涧，又如雨人靓妆玄服流照明镜中，所谓红桥也。

游人登平山堂，率至法海寺，舍舟而陆径，必出红桥下。桥四面皆人家荷塘，六七月间，菌萏作花，香闻数里，青帘白肪，络绎如织，良谓胜游矣。予数往来北郭，必过红桥，顾而乐之。登桥四望，忽复徘徊感叹。当哀乐之交乘于中，往往不能自喻其故。王谢冶城之语，景晏牛山之护，今之视昔，亦有怨耶！壬寅季夏之望，与箨庵、茶村、伯玑诸子，倚歌而和之。箨庵继成一章，予亦属和。

嗟乎！丝竹陶写，何必中年；山水清音，自成佳话。予与诸子聚散不恒，良会未易遘，而红桥之名，或反因诸子而得传于后世，增怀古凭吊者之徘徊感叹如子今日，未可知也。

——王士祯与关中学者来往密切，特别是和王宏撰私交不错，探讨学问，琢磨诗文，互相唱和，他的《渔洋精华录集释》便收录有他们交往的诗的记载。他是学问家也是文章大家。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南山，别号忧庵，安徽桐城人。他是桐城派的奠基人。著有《南山集》，以山水游记见长，著名篇章有：《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游大龙湫记》等，文字清丽优雅。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他精于编选之学，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颇有水平，至今仍然是重要的学习参考著作。早年科举不顺，直到67岁才中了进士。《游虞山记》是其代表作。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鄞州（今浙江宁波）人。他最大的贡献是整理校注《水经注》，一共七校，其治学刻苦认真令人感动。续写了《宋元学案》。文笔简明扼要，善于抓住事物特征落笔，因而形象鲜明，印象深刻，名篇有《梅花岭记》等。

晚清时期，自然山水游记散文，比较突出的是桐城派领袖姚鼐，他的《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岘岭记》、《泰山道里记》等作品，大多具有“义理、考据、辞章”的特点，文字清新流利，状物写景真实生动，含有比较深刻的哲理思想。

姚鼐是晚清最为著名的自然山水游记作家。

有清一代，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几乎和明代定都北平的时间相同，欧洲普遍进入文艺复兴运动，值清朝中晚期的时候，欧洲的工业革命浪潮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以启蒙主义思想为主流的资产阶级文化成为世界的先进文化，显示出强大的推进历史的力量，而满清社会依然固步自封，墨守已经僵化了的缺乏更新能力的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突破不了经学的藩篱，而散文也仍然是承续秦汉唐宋形式，没有新的发展。——“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龚自珍强烈盼望的“风雷”已经在天边隐隐滚动，谁也挡不住中国革命的时代大潮……

再说抒情散文。

我国古典抒情散文遗产也是非常丰富而源远流长。

有三篇文章影响较大：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出师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这三篇散文，表现了封建社会强调的忠孝仁义思想观点。不过，平心而论，三篇确实是情深意重，扣人心弦，感人肺腑，且文章结构、层次、语言，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属于此类散文的典范之作。如果再选择的话，欧阳修的《沋冈阡表》，袁枚的《祭妹文》，谭嗣同的《与妻书》均可以和以上三篇相颉颃，同为千古表现哀痛的之至文。

这五篇散文足以反映我国古代抒情散文不同时期的细微的文体特征，也足以深透地理解我国古代抒情散文的思想规范和表达方式了。余者不再一一论述。

瑞士著名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说：“大量写得相当好的著作展现那一时代的历史。”（《历史讲稿》）事实上，论述所涉及的无论是议论散文也好、史传散文也好，还是抒情散文也好，都是那一时代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结晶，也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那一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生活场景，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各种信息（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风情传说等），是我们了解那一时代最好的真实的形象的生动的材料，也是我们研究古代散文发展规律的审美对象，所以，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要认真地去研究，科学地传承优秀的部分，增强我们建设当代社会主义特色文化的信心！

在同一部书里，雅各布·布克哈特这样论述道：“通过新的眼光观察，来自内心和来自世界都有无数事物要讲述，他们有一种确凿的能力来深入内心和世界。”是的，梳理和研究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历史，更是为了丰富我们的内心，即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这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眼下这个世界。

真是归梦绕家山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