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来了洋医生

也许我的回忆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193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十四),母亲在这一天终于踏进了孔岙这个陌生的穷困的山村。当时甚至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她的家境可以用富足来形容,她的祖母操持着一个家,她的父亲在大上海的一艘外国轮船上供职——确切地说是一名海员,长年在大洋间“荡漾”,薪水不薄,见过大世面,受西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每次回家总是西装革履,皮鞋锃亮,包裹装得鼓鼓的,颇有一番洋气派。家里的人也过着令邻居们都眼红的生活。

外祖母来自离余姚城北十几里路的周巷镇,是一周姓大户人家的千金。据传,外祖母与外祖父喜结良缘时,嫁妆多得超乎村里人的想象。在新房里,外祖父仅备有一张婚床,全部家当都由外祖母娘家置备。旧时新娘发嫁妆一般都在成婚前2—3天,由男方遣人至女方处搬运,外祖母的嫁妆载满了一条船,从周巷镇扬帆起航,至陆家埠镇的陆家埠头上岸,然后在亲友队伍簇拥下搬至大山深处的孔岙家里。那天的乡间小道,呈现的是一幅十里红妆浩浩荡荡的壮观场景,用“前不见首,后不着尾”也不为过。沿途村庄的人们一见这般嫁妆的队伍,便知道这些天里会有一位山上的富人新郎迎娶山外的一位大家闺秀。

在多得出奇的嫁妆中,光绫罗绸缎的衣裳就装满了十来个大箱子。这些衣裳历经外祖母和母亲两代人的使用,又历经“文革”时期的风雨,至今仍有一部分由我妹妹悉心保管着,质量依旧。半个多世纪后,外祖母当年的衣裳经改制还穿在她的第四代子孙身上过。

类似的衣裳历经外祖母和母亲两代人的使用，又历经“文革”时期的风雨，至今仍有一部分由我妹妹悉心呵护着，质量依旧。

母亲四岁前一直在这个山乡的世外桃源里过日子。四岁那年,这个家庭如愿以偿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也是母亲的祖母心中想要的,她的嘴都笑得合不拢了。为这位宝贝孙子起一个好名,母亲的祖母当仁不让。她给孙子取了一个“约拿”的名字,可这奇怪的名字一叫出口,众人哗然,不明其意,甚至是摇头咋舌,因为这名字既没启用宗族的排行,也没有用同辈族人连带的字名,而且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怪怪的叫起来又十分拗口的名儿,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一个洋名儿。自此之后,“约拿”被人别别扭扭叫了一个甲子。

太祖母娘家本是在相隔十来里路的宋岙村,她生来就没上过一天学,为何她能取出一个让人听不懂也理解不了的名字来呢?母亲告诉我们,有一年太祖母在山村乱石路上不慎跌了一跤,一条腿不能动弹,其后请了四里八乡的大小郎中都来看过,什么“烂泥膏药”都贴过,这还不够,什么香烛都烧过,什么菩萨都求过,还吞服过一大捧的香灰,太祖母那条腿就像死了似的,成了废腿。后来,总算打听到老远的宁波城有一所能治伤筋动骨的医院,太祖母请来了四个好汉把自己送去那里治疗,其实那所医院就是久负盛名的宁波华美医院(现在的宁波第二医院)。只不过村上的穷人谁都没条件去那么遥远的城里治病。

华美医院是1843年由美国传教士兴办的一家慈善医院,里面的医生大多是洋人,又清一色信奉基督教,在这里供职的一些国人受了洋人的影响,一个个也全信奉了基督教。在医院里,太祖母被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告知,她不能走路是因断了骨头。

母亲的祖母天天看到医院里的医生们在上岗前都要闭上眼睛做一番奇怪功课,她虽不知道这叫什么,倒也觉得很奇妙。基督教医生给自己实施手术后,医治好了跌断了的老骨头,使断了的腿又活了过来,淳朴的她非常崇敬和感激那里的洋人医生。不知不觉中她开始怀疑起了自己原先根深蒂固的佛教信仰,为什么自己信佛那般虔诚,菩萨却不管自己的腿,没想到信奉基督教的医生以上帝的名义令死了的腿获得重生,这对没有文化的她来说没有什么更有说服力的了,最后她干脆彻底抛弃了从小信奉的佛教,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太祖母对洋医生的技艺崇拜得五体投地。她不仅将灵魂都奉献给了上帝,而且还把善良的想法付诸行动,她连自己孙子的名字都用了个基督教里的人名——“约拿”,以示纪念。

洋医生们得悉一位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妇,不但抛弃了自己原先根深蒂固的佛教信仰,还在村上不遗余力地传播着上帝与耶稣、天堂与地狱等思想,更令人敬佩的是,她还在发展教徒。洋人们为太祖母的行为所震惊,在母亲五岁那年的一天,几位洋人特地摸到了离宁波城有80多里远的破烂的山村——慈溪县的孔岙村,仿佛受上帝之命,不畏山高路远,一路艰辛寻来。

洋人进村了!这轰动了这座从未见过世面的静静山岙,一时间山岙甚至有点被搅炒的感觉。洋人进村来,给穷乡僻壤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洋人进山岙究竟是为谁而来?要去哪家?洋人背后已跟随了好多好多异样的眼光,他们甚至疑惑这些洋人会不会是天外来客……

这时的太祖母有多少的感激之情要表达啊!

洋人带来了一个山村里的人谁都叫不出名,谁也没有看到过的洋家伙:照相机。他们谦和地要太祖母叫上这村上的一批新教徒来家相会,说要送他们一个见面礼。不要说在20世纪的30年代,村里的人从未见过高鼻梁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老百姓见到洋人的机会仍然比见到县里省里的领导机会还少。曾记得1972年我与弟弟去大上海外婆家(母亲的婶婶家)过年,偶尔在城隍庙碰见一两个老外,好奇的中国人总会把老外围得水泄不通,把洋人当猩猩一般从头至尾看个究竟。而在这20世纪30年代的山村里倏然冒出来几个外国佬,轰动效应就可想而知了。

淳朴善良的教徒们不知道洋人要送他们什么样的洋礼,都无比期待,谁也没有放弃这个好机会,母亲的老屋里的人越聚越多,最后聚得连针也难以插进。更多的村民虽然还不是基督教徒,但谁都想兴许可以在这个时候成为基督教徒,所以人越站越多。

还能讲几句中文的洋人,亲和地指着一个方方正正像盒子一样的家伙,告诉大家,这叫照相机,今天来这里是专门为新教徒照相的,也算作成立教徒分会的纪念。接着他又问大伙以前有谁照过相的,一屋子的人大惑不解,没有一个发出声音的。洋人见一大堆人回答不上来,说明全没照过相,讲话的嗓门比刚才更响了,拍照就是把人全都放进里面,然后印在一张纸上……

从没照过相的所谓新教徒们,连相机都是第一次见着。听着这话都想:这有多玄啊!谁都等待着,谁都想弄个一清二楚。其中有个洋人选中了母亲家对面的一块道地,他指挥大伙儿搬竹椅过去。摆好的竹椅只能坐一排人,按洋人的要求,座位前还要让一排人席地而坐,后面再站立一排,共有三十几人。

照片尚未开拍,而四周已聚合起比庙里看戏文还多的邻里乡亲,这么一个村庄突然面对几位洋人,还传说要拍照片,这下好了,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遍了全村的老老少少,大家都争相要来看上一眼,还有人过来是专看洋人的,究竟洋人与国人不同在什么地方,照相是怎么照的,反正不收观摩费,都想一睹为快。

拍照开始前,先是进行一番准备,洋人根据场地大小、距离远近而不停地调试着镜头。拍片的主角当然是太祖母,她先稳稳当当地被洋人请到了核心位子上,只五岁的母亲理所当然地沽了一回光,站立在祖母的脚丫前,眼视正前方。剩下的人,都按照洋人要求,从高至矮排队平均分成三队:委屈了个子矮的,在最前面席地而坐;中间的一队全沽光了,坐在太祖母两旁的竹椅上;高个子顶天立地,全站在后排。眼前的这批人显然全没拍照的体验,在洋人面前,表情僵硬得像根木头,很不自在,一颗颗的心都似乎要往外跳。到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大家的心除了七上八下还有一个待解的谜团。

只见洋人对着人群挥了挥手。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一大堆看热闹的村民,这下也有危机感了,也全屏住了气,看着洋人究竟怎么来变戏法。洋人用生硬的中文数“一、二、三”时,左手举着的那个东西突然爆炸了,发出“轰”的一声响,同时又闪出一束耀眼的银光,引得拍照的教徒和围观的群众一阵紧张和惊慌,有很多人竟然不约而动地发出了一阵“唷——”声,有人认为上当受骗,大难临头了。

母亲说,洋人微笑着,一个劲儿示意大伙不要惊惶。为保险起见,请照相的人们别动,再来一次。有人心有余悸,怕上洋人的鬼当,已偷偷溜了出去,也有人觉得今天这个机会难得,你洋人不说拍照结束我是不起身的,况且那么多的围观的群众都没资格享有这等待遇呢。第二次拍得很顺利,整个过程不足10分钟。

人们怀着一种好奇心理在期盼,也有人怀着一种惊恐心理在受罪,怀疑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几个月过后,洋人医生真的又摸进山岙来了,这一次人们自然没有几个月前那般好奇了。

洋人带来了一张大家从未见过的硬纸片——相片,里面清晰地记录着当时拍照片的一刻。人们发现自己的模样竟然真的到了一张小小的纸上,觉得有点儿奇妙,一个一个数着参与拍照的村人。很快有明眼人发现,这张相片中有一个空档,一经证实,竟是那个害怕照相机闪光而偷偷地溜出现场的家伙。这一次进村,洋人医生再也没给村人拍照,而是为村上的人看病、涂药膏、量血压……这些也是很多村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

就是那张相片,让母亲为自己的懵懂岁月留下了美丽的瞬间,她一直保存着。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相片,也是这个山村第一次由几十个人聚集在一起拍的合照,这又是洋人给山岙里的中国人照的第一张相片……时光就像刻刀,这个故事就被雕刻在了这张相片中了。

当时间又过了二十多年,今天,我猛然想到:我亲爱的母亲为何要将那张老相片似保护自己的生命一般爱护着,保存着?是因为母亲在还未懂事的时候就失去了亲生母亲,从此再也没有人以涓涓母爱滋养她、培育她,所以她始终珍爱着那张照片,珍爱着那份遥远的记忆啊。

此外,母亲,儿子还能读懂您,您一定认为,自己的童年与别的孩子有着不一样的经历,偌大一个山乡,在这一张相片中,您是唯一的一名儿童,您觉得也很荣耀。谁在那个年代能享有这样的照相机会呢?对吗,我的母亲?

可是,母亲呀,您的那张相片已被时间的滚滚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了。为了重新找回这张珍贵的相片,我曾数次来到宁波二院(华美医院是其前身)档案室,满怀着希望去那儿查找,结果还是白白折腾了几次。失去的照片,已不能失而复得了,可它却已深深地烙在了儿女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