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偷不走的宝

母亲只上过五年半私塾。如果沿着时空的长河一直往上追溯,回到80多年前的20世纪30年代,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起旧中国,联想到那一幅幅悲壮凄凉的秋风落叶般的历史画面来。旧时的中国农村,不要说受过五年半教育的人凤毛麟角,就是进过私塾大门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更何况这位受过五年半私塾教育的人,是一位出生在山村中的农家女孩子了。当年即便在王阳明的故乡,我出生的地方,方圆数里内同龄人当中具备五年文化的女性只母亲一人。所以在村人的眼里,尤其在同代女性眼里,母亲的头上简直能折射出一圈一圈耀眼的光环来了。

因为有五年半的私塾生涯,有五年半的寒窗苦学,村里朴实的老人们经常形容我的母亲说,“根娣眼睛里有火烧不掉、水冲不没、贼偷不走的宝”,他们视识字为宝。

母亲也成了村上几代人中唯一能提笔、算账、写信的女性。村子里的妇女们都将她当成了一位“女秀才”,日常生活中只要遇上什么烦心的事,都愿找她倾诉,在她那里准能找到一个化解问题的答案。

邻居家偶尔接到邮递员送来的信件,家里的人头有一大串,可一个个全是“亮眼瞎子”,写在纸上的字看似明明、手摸平平,却全然陌生。而到了母亲的手里,天地就变了,在白纸上的黑字即刻全成了一个个会跳跃的音符了,再经过母亲的嘴唇,琅琅地读给邻居听。这时候,邻居总是以一副崇敬的姿态看着母亲,羡慕得要死。然而更令人崇敬的是,“女秀才”还会接受他们的请求,帮他们写一封回信,并将那要寄出去的回信念出来让邻居听一遍。彬彬有礼又热忱洋溢的措辞,乐得大家连连称赞:“眼亮真好,眼亮真好啊!”这也令他们萌生自卑与感伤:“家里十来双眼睛还不及一双女人的眼睛呀。”

在落后的乡村里,不要说你能识字,就是你的手比别人巧,人家也会从心底里服你的。我的母亲,不仅识字,手也乖巧。“自从你娘来到我们村子,她的一双手,没一个人能与她比高下,就拿妇女们人人都做得滚瓜烂熟的针线活和打毛衣来说,别人只能做些大众简单的,打不出漂亮的毛衣,而对你娘来说,这些活就不在话下了。她只要有一把剪刀、一枚针、一团线,什么活都能在她的手中变出来,当初她一出手就做出了一双山袜来,稍一琢磨就能绣出一幅吸人眼球的花卉图案来,你说还有谁不佩服你娘呢?”这话是还健在的手头活做得很地道的阿忠娘对我母亲的评价。

父亲在世之时,也经常与我谈起母亲的贤良淑德:“论资排辈,我家的辈分是不大的,这也使你娘‘深受其害’,可是村子里偏偏有不少长你娘辈分的人,不直呼‘根娣’其名,因为她会识字有知识,大家怕在你娘面前成为一个‘草包’,所以大家争相叫你娘为嫂嫂呢。也许这不能完全说明什么,这是山村人的质朴民风,然而村上还有很多年长你娘的村民也尊称她为嫂嫂,这事也曾搞得你娘尴尬过。”

当年,尽管农村中女性有文化成了一道奇景,然而心灵手巧的女子还是很多的,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与母亲相投的好姐妹了。

缺乏业余文化生活的20世纪60年代,尤其在农闲时节,大男人们通常闲得无聊,大家爱凑合在一起做竹牌、玩竹牌(接龙、牌九)消磨辰光,这是农村中最常见的娱乐之一;而女人们呢,则扎堆论理家道。到头来男人玩牌成瘾输钱伤元气,甚至造成夫妻反目,家庭不和,女人则冬瓜牵豆棚地闹出是非来了。

农民的业余生活要么白白消耗在牌桌上,要么闲极无聊虚度时光。母亲想,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一下现状呢?显然,改变不是凭空说说能实现得了的,农村不像城里有居委会,不像单位有工会组织。农村虽然也有生产队、大队组织,但因农民自身的因素,像一盘散沙,很难将散沙聚拢在一块,要做到有凝聚力,那就更难了。

母亲曾和父亲商议,想请戏班子进村调节村民的枯燥生活,可是考虑到自己的村子又不大,请戏班子不太现实。后来她想到了请说书艺人,说书其实是宁波的“走书”,请走书进村,这是一种高雅文化的引入。2005年,在我筹划修缮堂屋的时候,邻居阿水叔叔跟我说过,他们青少年时,在节日或农闲时若想到要过过走书瘾,跟母亲一说,母亲准会动手写信,请来走书班子。

我曾推测,母亲为何会选择请走书班子的呢?估计主要出于实际考虑,这种走书班子人员少,排场简要,要价也实惠,几块门板、几把竹椅、一张桌子就能解决舞台与全部布景。

两三人的一个“书班子”来到村里,通常先会抛出几本剧,任你选择。“秀才母亲”好像什么书都看过,什么内容都了解,大家会信任她,推选她来选定节目。选节目是最烦心的事,一定要达到大众化的口味,不然就会影响效果。

走书班子进村,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两个月,很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集接一集。说书艺人技艺高明的,很会把握台下听众的心理,将内容设置得波澜起伏,环环紧扣,充满悬念。说书艺人往往会在紧要关头故弄玄虚,来一个急刹车——挂出一个书场休息或且听下场分解的牌子,吊足了台下听众的胃口。因此,书场夜夜爆满,座无虚席。就连一些平日爱玩牌的朋友们都没了心思,捧着茶壶赶来“洗耳恭听”,这也达到了父母初时的一番心机了。

我清晰地记得,说书艺人说一场书,总是会先讲好价钿,官钱一分不肯让。说书艺人赚外快的本事又很高超。一部书说下来,总会巧妙设计出几个跌宕起伏的悬念,来感染一下现场气氛,听众便会不知不觉跟着艺人钻进其设计好的“圈套”,涕泪纵横。每场演出后,淳朴的村民还都一个个自愿从口袋里掏出硬币甚至是纸币,往台上抛去,这些钱都属于“外快”了。

书班子的出场费用虽然不贵,主要来自大家的集资,但是因为以自愿为主,不像现在动辄平摊,每当出现收不抵支时,像母亲这样的发起人就得有包下箩底的思想准备,去填补赤字。书班子的膳食在我们村上已形成了一个共识,不是顺时针轮流,便是逆时针承担的,山里的村民是最朴实和守信的,只要自己承诺过的,就不会不践行自己的诺言……这种“走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渐渐地被电影、电视机取而代之,而在我的家乡宋岙村,至今还会偶尔过一过那个走书瘾。

后来,村里通了电,母亲不仅在晚间迷上看“四大名著”,还弄来了一台留声机。留声机虽问世已很久了,但因它本身就是城里富裕人的奢侈品,当时在农村出现,也成为一种时尚,放上一个黑乎乎的盘子,转起来能发出“咿呀、咿呀”的声音,这的确让村民们增长了见识,丰富了晚间的生活。

我记得,母亲曾邀一批看不懂《红楼梦》名著,没有条件看《红楼梦》电影的女同胞们来家分享,她还会当场一一介绍唱片中的人物,同时还介绍剧中演员给她们,这叫什么派,那叫什么腔。

听村上的人说，盗贼潜入老屋后，就在里面宿了一夜，且过滤了一遍老屋里的全部家产。也许他不懂文物，也许他真没发现，母亲的心爱宝贝，录制于20世纪60年代的那套《红楼梦》唱片，依旧伫立在旧衣拒的一边。

我真的想象不到,前几年竟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下大胆潜入我家,盗走了老屋里值钱的东西。盗贼不仅偷走了母亲做裁缝时用的一把铜质老熨斗,连一箱书信也没有放过。更可恶的,盗贼还狠心地向一个风烛残年老灶台下手,推倒了老灶台的砖石,挖走了老灶台的“心脏”和“肩膀”——铜汤罐、铁扁桃。也许盗贼不懂文化,也不懂文物,母亲收藏的那一套完整的1961年录制的《红楼梦》胶木唱片却没有被盗走,也许是没有找到。这套唱片曾经是母亲的心爱之物,现在重见天日,回到了我的手中。

想起当年也曾遭遇偷窃,母亲说:有些东西是偷不走的。

1979年,国家刚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农村的集体经济根本没有条件将钱投入到精神消费上,业余文化生活除了公社放映队每几个月偶尔来村上放一部露天电影外,几乎没有其他了。在大城市里,电视机已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些人家足不出户,就能饱览大千世界了。那时候,城乡差距极大,不要说我的家乡这么大一个村庄,就是整个公社,当时也难寻觅到一两台电视机,即便有也是姓“公”,不仅大多数人没有看过电视机,一些老人连听都没听到过。

于是,母亲又开始筹划了。这年的秋天,她凑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还费神费力地托城里的亲友调剂了不少购物券,在普天同欢的春节前夕,家里如愿拥有了它。这是一项令大多数家庭望而却步的贵重家产。那是一台大上海生产的12吋的黑白电视机,屏幕只有手帕大小。在20世纪70年代(农历)最末端那年,作为一户农家来说,这已经是倾其几年积蓄之和的重大投资了。

这一件昂贵的时尚家产,成为了我们全村人的“宝贝”。虽然大多数辰光,我们收看到的尽是片片雪花,双眼天天冒泪。后来,聪明的弟弟稍稍动了一下脑筋,竖起了一个旧的日光灯管,竟能收到几个频道了。电视机大大丰富了我们这个落后、封闭的山村的业余生活,一下子拉近了城市与乡村的距离,拓宽了视野。

“宝贝”进家没过几天,村民似发现新大陆一般,怀着一番好奇心,都争相在第一时间里来见见这没有见过的宝贝,究竟能神奇到何等程度。在村里,只要太阳一回家,有一些大胆的大嫂大婶们不管你欢迎不欢迎她,都一个个赶来我家探个稀奇。她们怕母亲拒绝,就立在楼梯口,做着鞠躬似的姿态,两只眼睛又像探照灯一样盯着电视屏幕,似乎在奇思胡想。很快,上楼来的人多如影院,挤满了不大的房间,挤得老屋沉不住气了,发出一声声“咯吱咯吱”的警告声。楼上挤不下人了,连楼底下也站满了人。虽然他们在楼下只听得到电视节目里的声音,看不到电视里的精彩画面,不过人们还是面露喜色。

邻居们的这些疯狂的举动令母亲震惊,她想:我要是有孙悟空的魔法,就给每家每户都配上一台电视机。于是,她决定,让“宝贝”走出“深宫”,暴露于众,放在楼下的厅堂中,当成村民们的共有宝贝,慷慨地让大家共同享受。但是厅堂毕竟容量有限,不可能容下越来越多村上的电视迷,母亲为了将宝贝让更多的人分享,急令儿子买来电线和电源插座,将电线接出室外,干脆开辟了一个露天电视场。

从此,每天晚上只要不刮风下雨,三合院道地中的竹椅子一排排像影院固定的座位般很有次序,竹椅后面像篱笆桩一样还严严实实地站立着无数的影迷。电视机犹如一台电影放映机,每天不管主人在不在家,都会有人准点播放。真所谓“烧饭和尚赶出当家人”,有时候,母亲歇工晚了,迟到了,便寻觅不到一个座位,于是她就去给大家烧茶递水……这时,我家的电视机只是名义上的私人财产,其实早就成了公共之物了。在上海滩混了大半辈子的阿钿公曾有过形象的比喻,每天晚饭尚在进行,阿良家门口犹如上海滩上的“大光明”影院门口,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只是少了一对对公开的情侣。大家伙儿都想占一个有利的位子,来饱饱新一天的眼福。

阿水叔曾告诉我一个十分幽默动听的真实故事,他说:“当年你家那台电视机进门后,村里的长辈根本(人名)婶婶也爱凑热闹。有一天晚上,电视结束了,人们散尽了,可是她还一直不愿离去。她摸遍了电视机的五个面,端详了许久,实在看不出名目来,也实在不明白这宝贝的奥妙,后来只好大着胆子问你娘:阿良嫂,人家都在说,你家的这台电视机比‘封神榜’还神奇,我想想是太神奇了,你们这台是不是真的‘封神榜’?从此以后,她天天雷打不动,提前到场。”

这台黑白电视机,见证了山乡的巨变,提升了山民的文化娱乐指数,更让我们看见了外面的精彩世界。虽然那时只能收看到几个频道,画面也不甚清晰,经常“雪花”飘扬,人物错位,还有那好多的马赛克……但是,电视里的画面和声音,多么让山岙里的人着迷。电视剧《霍元甲》《陈真》《铁道游击队》和《封神榜》等,每晚都吸引着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给大家带来了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