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还能等几个三十年

小鬼子的战舰利炮,断送了豆蔻年华的母亲念书的梦,击碎了她一心从文的美好理想。年少的她,被迫走上了自食其力的谋生道路,重返了五年前被弃在四明山上的那个破败的家。

1943年,日寇已侵占了中国大部分的国土,熊熊战火烧进了浙东的四明大地,他们认为这里是威胁他们立足的不安之地,先后无数次地进山进行扫荡。他们在慈南(慈溪县的南部山区)的陆家埠撞钟山筑起了一道想封死在四明山上从事抗日活动的“共匪”的关卡,荷枪实弹的士兵24小时把守着。对年满16岁及以上的七十二岙山民签发了“良民证”,从此山民经过这里都要接受非人道的检查,如果他们对你持有怀疑,不仅会百般盘问,甚至会扣压用刑。一次,有位老实的山民金宝出市赶集,遗忘了“良民证”,被小鬼子挡在撞钟山的关口,问他姓名时,有口吃病的他,将自己姓的J发音成了Q,鬼子兵错听成了“情报”,结果无辜的金宝成了鬼子屠刀下的冤鬼,鬼子残忍地砍下了他的头颅,将之高高悬在关口示众。

13岁的母亲成天在想,她的求学梦就是小日本葬送的,现在回家了,这居住的四明山又成了鬼子们扫荡的目标,自己和邻里百姓不知哪一天也会成为冤魂,复仇之火一次次在少女心中升腾。

有一次在出市奔集返回家的时候,她遭受了小鬼子的拦截。鬼子龇牙咧嘴地说:“出示良民证!”年少的母亲告诉鬼子兵,自己还没到发“良民证”的年龄。鬼子“哦”了一声,端详了许久,指着明显的两个小布袋的米和大豆盘问:“里面装着的,是什么的东西?!”年少的母亲带着稚气答道:“米呀!”鬼子兵继续盘问:“你的,来自什么村的?”她又道:“孔岙村。”鬼子和汉奸还想继续追问,很想找些破绽,来一次杀一儆百:“早上带着什么东西来赶集的?”她回答得十分流畅:“山货。”鬼子除了狡诈,还酷爱盘根究底:“什么山货?”她不假思索地答道:“箬壳(旧时制鞋底用的竹壳)。”

初生之犊的母亲不仅没有丝毫的畏惧感,反而出奇的沉着与冷静。这种举止和气质差一点惹来了一场杀身之祸。在小鬼子的眼里,这些都成了反常和可疑的迹象,甚至认为眼前的少女根本不是农家女孩,更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特工,或是共产党“三五支队”的探子。小鬼子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名共产党员。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就平白无故被怀疑成了共产党员。就这样,年少的母亲被鬼子与汉奸们悄悄地盯上了,盯梢长达十里,一直到了下郑村(因做陆埠水库已被整体移民),他们见年少的母亲仍沉稳有度、不慌不忙地往大山丛林走去,便心虚了,害怕自己在深山老林里遇上游击队,就放弃了跟踪。其实母亲已感到自己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上。在集市日,一路有好多的各山各岙山民,大家也为年少的母亲捏了一把汗。

浙东抗币从1945年4月发行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结束，算来也只有短短的六个月时间。期间印钞厂颠沛流离，经常变换印刷地点，现今陆埠镇杜徐岙村乌石自然村的山上也曾临时印刷过它。

识字的母亲,已懂得好多道理,关注一些社会大事。一段时间里,年少的母亲隐约听闻村里有人投奔了“共匪”的消息,说这“共匪”就专打在撞钟山上灭绝人性的小鬼子的,这“共匪”又称“三五支队”或游击队。听到这好消息后的母亲,心中充满了一种向往与期待,她多少次在梦中参加了这个“三五支队”,甚至拿起枪狠狠地痛击与他们有着家仇国恨的小东洋……

这样好的队伍,在当时竟不能大张旗鼓地招募兵员。因为他们不属于政府军。“三五支队”外受小日本的围剿,内受国民政府的限制。

虽然,村里就有一些地下堡垒户,专为“三五支队”抗日救亡提供后勤保障。不过,这些村民也只能偷偷在暗地里进行,一旦风声吹进国民政府的耳朵里,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被小日本发现那就更惨了,他们会对山村实行“三光”政策的。据母亲说,邻近的华干山村就是深受小日本实行“三光”政策之害的一个典型村子。

“三五支队”藏在哪里?母亲当然是不知道的,也找不着,没人能帮她指明在哪个方向,她更没有机会碰上“三五支队”队员,即便有一日真的碰上了,自己也不认识他们。当时固执的外祖父是不会允许自己的独生女儿去参与这“不务正业”的“土匪”行当的。

但是,天真的母亲的心中还是美梦不断,期盼这一天真能如期出现,能遇到“三五支队”。

1944年至1945年9月期间,四明山上的抗日力量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壮大到了一万多人,母亲所在村庄的地下党组织常接受一些任务,秘密组织妇女干些后勤活。当年母亲的针线活儿在村上已很具影响了,大多数活都比当家的大媳妇们做得还要漂亮利落,人也长得实诚。于是她几度受命做过一些“不明来历”的针线活。

1945年9月,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三五支队”的大部队受党中央之命北撤,四明山上只剩下了一部分留守人员以及伤员,兵工厂、后方医院和后勤部等机构。那个时期至1949年全国解放,“三五支队”开展地下工作的情形真所谓可歌可泣。因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背信弃义,已派重兵封锁四明山,逐村逐村地开展大清剿运动,留守人员上无大部队做后盾,下失去了好多的堡垒户,建党以来宁波最具影响的先进人物朱洪山以及他的战友梁辉、王明、肖东(女)、陈爱中、晓云等烈士全牺牲在那个困难时期。即便群众基础较好的母亲所在的村庄,“三五支队”也只能进行地下活动。

在开展地下工作最困难的时候,留守队伍中出现了一位女同志——张萍(化名),她第一次邂逅了一位比自己略小几岁的姑娘,见她不但针线活做得出众,而且从接触中发现她志存高远,颇有几分机灵。她们就这样相识了,都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后,有心的张萍竟然打听起这姑娘的情况,很快便发现了姑娘的一个秘密,村人告诉她,这姑娘还识好多字呢,能看书、帮人写信。当张萍听到穷山沟里的女孩子能识字看书写信,她心中随即产生了一个大的问号,自己转战四明山已有多年,天天生活在穷苦民众家,可她从来也没有碰上过这样有文化的山中姑娘,就是听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她觉得这女孩的身份一定非同一般,于是她开始多了一份戒备的心理,她甚至埋怨地下组织不应随便召这样的人来参与做针线活,风险多大。总之,她开始关注起这位非同寻常的小妹妹来了。

此后,母亲也确信自己终于遇上了想见的人,而且是一位有鼓动能力,能宣传革命道理,有号召力和超群感染力的“三五支队”姐妹。她很想再一次碰见她、接近她,掏出早就向往的心,跟随她走上“三五支队”之路。

林山(化名)、张萍是地下党留守在“慈南”的核心人员。林山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当时他已是地下党陆埠区委书记了,张萍籍贯镇海,具体负责妇女工作,她是一位有能力、有魄力的女性,还兼备东北汉子的豪爽和江南女子的魅力,她个儿约有165厘米,在母亲的眼里她是一位成熟干练、可敬可信的领导和大姐姐。

张萍从同事林山那里,对母亲的情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从此她就放心地与她开展了有目的的接触,也摒弃了原在心中备有的一份戒心,进而将母亲当成了她在这个山村中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段时间里,张萍经常找母亲参与一些地下活动,对其灌输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革命道理,有一定文化的母亲对张萍讲的革命道理听得津津有味,心潮澎湃。夜深时,她们俩还钻入一个被窝,话题悄悄转向生活。

张萍之所以一改往日的态度,是因为接近母亲这样的人是受地下党许可的。母亲得到了地下党的信任。从此她知道了“三五支队”,知道了革命的道理,懂得了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

因国民党对留守的“三五支队”封锁严密,山上的同志们经常与群众失去联络。经多次考验后的母亲一次次担当重任,机智勇敢地为山上的同志们送粮、送情报,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一次国民党部队进村扎营,林山、张萍等一批同志紧急撤离上山,住进了“公馆”(山间草棚),一些堡垒失去了自由,被敌人盯死了,山上的同志们一时得不到堡垒户提供的粮食和情报,这种重大的任务几次都由年轻的母亲来完成。母亲机敏地挑起一担土箕,乔装上山施肥,将粮食和军情隐藏在肥料(猪粪)下,使山上的同志们度过一次次的危险。

几年的革命斗争下来,母亲不仅与张萍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在张萍与林山的教育引导下,于1948年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母亲一度还接替张萍担任了工作片区的妇女联络员工作。

早年,在我们还幼小的时候,在慈溪法院任职的张妈妈每年总会来信要我与弟妹去她家小住,其间,她会给我讲些关于母亲的故事:“你母亲当年是一位多么活跃和激进的少女,又是一名多么勇敢和大胆的少女啊,成为一名地下党员后,她总是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去完成交付的任务。”

像母亲这般青春蓬勃的妙龄少女,在生死存亡时刻说服自己的丈夫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是不多见的。像母亲这般年龄的少女,在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冒死加入地下党组织,成为一名地下党员,这在四明山上更是少之又少的。这就可见她的勇气、理想与心中坚定的信仰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母亲没能成为一名国家干部,未能实现心中的理想。母亲与党组织长达数十年的联系就此中断,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她也成了一名党外的群众。

成了一名群众的她,内心深处的理想始终没有改变,她的信仰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激情岁月里,她不仅热火朝天投身其中,还一次次地向当时的洪山乡领导反映,自己曾是一名党员,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但是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个要求总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爆发那阵子,不要说恢复党员身份的事被搁置,就是一个个没有脱离过组织的地下党员们都成了重点追查和怀疑的对象,那批曾经的地下党员们一度又经历起了与战争年代一样的危险生活。到了20世纪70年代,洪山公社调来一位务实型的书记,在民众中有较高的信任度,名叫苏吉勋。母亲又抱着一丝希望,向他反映了自己的情况,这事竟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他几次向上一级组织反映此情况,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大环境下,对于这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级组织没人愿承担政治风险。于是,这个不很复杂的问题一搁又是十多年。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母亲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着自己。

1986年,在那一年的春暖花开时节,母亲的组织关系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当年地下党的两位见证人,张妈妈与林伯伯虽都退离了领导岗位,但他们仍十分关注四明山上的一批“三老”,当他们先后得悉老战友为政治生命苦苦挣扎了数十年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的消息后,两人与时任宁波地区组织部部长的林花取得联系,这位林部长得到战友们报来的这个消息,也十分震惊。

林部长感叹,对一个为解放全中国出生入死的老党员,又是女同志,因种种原因失去与组织的联系,党组织不但没有主动去关心她爱护她,现在连她多年来恢复党员身份的这个宿愿都还没有为其实现……一个人还能等几个三十年啊?

不久,余姚市委组织部作出决定,要求所在乡镇党委尽快办理恢复徐根娣党员身份的一切相关手续。此年的金秋时节,林伯伯、张妈妈和相关老同志们喜气洋洋地从宁波、慈溪、余姚三地同时出发,与余姚市委组织部、洪山乡党委等代表们一起踏上了宋岙村,来到了我的家,郑重地宣布了恢复徐根娣党籍的组织决定。

年届五十六岁的母亲,在有生之年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当天的她似乎又将时空拉回到了四十年前的那段火红的岁月。

一位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光明的事业,在一座座山村里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地追求着、奋斗着。

我亲爱的母亲,甚至为之追求、奋斗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