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梦想的路

苦尽甘来的母亲,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农村干部的妻子。后来,又孕育了她的儿女。在长子小学尚未毕业时,她已经打起了“如意算盘”,着手为儿子进入中学提前做起了准备。她甚至想得很美,第一步将他送到离家二十多里远的镇上读初中,三年后再送到县城读高中,最后再送到省城读大学……

她心中有个美丽的梦想,这也是她自己梦想的延续。她要亲手栽培儿女们,让他们全跨进大学的门槛,她还要亲眼看到儿女们一个个在城里工作,安家落户,成为城里人,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最后自己也能进城过上城里人的美好日子。作为家里的长子,在我出生时,这个穷山沟里拥有一百多户人家,而在我小学毕业之前,还没有人开过拿到初中毕业文凭的先河,这是山民们的向往和荣耀。母亲的心中早已勾勒出了一幅绚丽的蓝图,这蓝图似乎就在眼前,触手可及。

谁能料到,晴天里打出了一个霹雳。一路艰难曲折摸索过来的新中国,刚刚摆脱了三年的暂时困难,人们方才过上一点点有味道的日子,美梦方始,噩梦降临。

1966年6月,中国爆发了一场大运动,运动悲哀到举国上下所有的大中学校全都关门落锁,老师没课教,学生没书念,这叫“停课闹革命”。正是这场“文革”浩劫,将母亲编织了一辈子的一个美梦,在这一夜击得粉身碎骨,化成了泡影。

之前,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只有13岁的长子也会重蹈自己当年的命运覆辙,她只得认了,这便是自己的命。“停课闹革命”,不仅剥夺了儿子读书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儿子那一代数以万计人的读书权利。

儿子辍学了,年纪尚幼的他,还是那样无忧无虑。可是他的母亲却比谁都难受,她的心比谁都疼,因为她心里最清楚,辍学意味着什么,别人体会不深,而她刻骨铭心。小小年纪的儿子的人生命运提前定格了,定格在一幅面朝黄土、背朝蓝天的凄凉画面中。母亲的心如被针扎一般地痛。

今天,当我回想起童年时的那段往事,我发现,我的成长原本是沿着母亲一厢情愿编织好的梦想一路走来的。七岁(虚岁)那年,还未到入学年龄的我,就糊里糊涂被母亲送进了学校。当时按我这个年龄条件是上不了学的,母亲以家里没有人看管儿子,怕造成一些安全问题等为由,说服父亲,取得了父亲的支持。我就这样被“拔苗助长”,进了村里的一所小学校,提前接受文化教育。

这所叽叽喳喳的小学,先前是一座堆放神像的祠堂。共有老房子三间,坐西北,朝东南,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供孩子们念书的热土。到了晚间,这里又成了村里开大会或集会的场所。直到20世纪70年代,村上建了一座大会堂,才使学校有了一个安宁的环境。

堂堂一所村级学校,只设一个混合班级(也叫“复设”班)。里面挤着四个年级的学生,一起“之乎者也”。学校里的老师仅有一人,来自姚江转弯处的一个村庄,吕姓,名干成。吕老师似一位魔术大师,既是四个年级的任课老师,又是班主任,还兼总务与校长之职。这就是20世纪中叶我就读的山村小学的大致情况。

只要在这里度过四年的时光,就成了初小生了。若要继续深造,就得离开村子,行十里多远的山路去公社中心小学念书。

我就读的宋岙小学,印象中四周栽有四季常青的树木,叫冬青树。我入学那年,树木全都碗口粗细了,枝干高达四五米,整个学校被围在其中,像是现代的一处深藏不露的避暑山庄,十分幽雅静谧。

校舍西南是一个操场,豆腐干似的。在大山深处,在少得见不到平整土地的村庄里,在村民们还穷得肚里只有杂粮的背景下,学校能拥有一块豆腐干般的操场来,已经够奢侈了。豆腐干四周拥拥挤挤地栽有争奇斗妍的各种花卉。当时,操场上虽没有现代学校那般的体育设施,但被师生用劳动课的时间平整过的黄泥地如同一块打过蜡的墙面,男生们可在这里赤着足无忧无虑地打“板毛球”(学生自己制作的球,用三根羽毛插入小竹筒,需用硬拍子来打)或“叠罗汉”,女生们在这滑溜溜的运动场上三五人一组、四五人一群玩拍皮球或踢毽子。这些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的全部体育项目。除此之外,顽皮的男生会萌生创意跑到山村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上去滚铁环玩。

破旧的祠堂改成的教室,总叫人逃脱不了阴森恐怖或身临庙宇般的感觉,一群群衣衫褴褛又赤足上学的孩子,像是一群出家的没有削发的小和尚或小尼姑。

看得出吕老师懂教育心理学,靠西边的那堵高高的墙体上,他精心策划了一番,绘上了孩子们喜爱的一幅幅精美的壁画,印象至深的有呼啸冲天的火箭、车轮滚滚的火车,还有迎风斩浪的兵舰和轮船。听高年级的师兄学姐们讲,这些画全是吕老师自己创作的。这或多或少冲淡了那种阴森恐怖的视觉。此外,吕老师还能胜任音乐、美术和体育课的教学岗位,风趣幽默的吕老师能唱一曲好听的“杨柳青”调。我们上体育课长跑短跑都在教室里进行,课桌与课桌之间的走道当跑道使,学生跑步不是一组几人同时进行,而是一人一人进行的,老师的讲台上放着一只老掉牙的自鸣钟,被当做跑表用来计时定快慢。

吕老师上课,每天从四年级的课程开始,依次从高到低布置课堂作业。这样,吕老师才能耐心地、不厌其烦地来教一批一年级新生识字、数数。这一批一年级的新生中,有一个名叫方国平。一年后,吕老师受组织照顾,被调回老家教书去了。小学堂里又来了个年纪更轻的新老师,姓李。李与吕,在我们家乡是同音的。小李老师继承了老吕老师的衣钵,他还是用那套“复式教育”的方法,教这个山村的孩子们识字、数数,为他们带来欢乐,在这个村上度过了自己的整个青春年华。

时不时地,我会看见教室外边母亲的身影,她走来是为看我学课认真不认真,还是为温习她上学的旧梦?那时,我猜不出。

20世纪50年代,有人给新中国戴了一顶“生育高峰”的帽子,这是名副其实的。度过了暂时困难时期后,学校的生源像洪水泛滥那样迅猛增加,宋岙小学的这个大杂烩班级,已像一个被吹大了的肥皂泡,再也挤不下了:一个教室容纳不了四个年级段的学生。同时,五年级的孩子还要去十里路外的地方读书。做父母的谁能放心孩子长途跋涉在那没有人烟的山道?于是,不少家长干脆让孩子们回家去背锄头铁耙了。

再穷也不能穷孩子呀!村里的干部有远见,懂得识字对人生的重要,倾全村之力,开始对旧祠堂小学校进行改造,那个应该是在1964年的暑假吧。改造后的宋岙小学,由原来的一个教室演变成了两个教室。这年的秋天,村上那些本来打算背锄头的孩子又找回了背书包的机会。李老师也不断为扩充年级创造条件,两年后,一所全新的村级完小终于在一个穷村诞生了。

后来,据李老师回忆,一个穷山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建起了一所完小,这是村干部的功劳,因为国家未投入分文,老师也是村里记工分的。

我有幸在那般教育环境下度过了七年时光,得到了两位老师的教导。但是我知道,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还是母亲。自从我背着书包上学后,我猜想她天天在做着“望子成龙”的美梦。要不然她为什么要经常灌输我,要好好学习,要为父母争气的思想呢?她还拿一位20世纪50年代曾在家里住过的、来自慈城镇的年轻人尧虎做我的榜样。说他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功课,并考取了大学,母亲的目的显然非常清楚,要我将来也一定要成为一名大学生,给弟妹们带好头,做出好榜样,让穷山村飞出金凤凰来……

我清晰地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每天逍遥地去上学,你追我赶地跑回家,老师从来不布置课外作业的。小朋友们的身上都有热爱劳动的基因,回家后都会自觉地手拿一把刀子或“沙吉”,背上一个竹篮子,或相约上山或单干割猪草。每当夜幕降临,还是那批金童玉女给寂寞无聊的山村奉上一台精彩纷呈的晚会,不到有老人出来抗议是不谢幕煞锣的。这样的精彩,我却很少有福分参与,大多数辰光吃罢晚饭,只得乖乖地守在父亲办公的那张写字台旁,正襟危坐,摆出一副读书人的姿态。

母亲是怕我沉溺于玩耍,成为野孩子而影响学业,所以经常把我关在屋里,要我用功学习。童心难缚,其实这时的我心已在那台晚会里了,我还能听清晒谷场上的同伴们传来的阵阵欢歌笑语。当母亲忙完手头的事务,第一件做的事就是检查我的作业。她是严厉又苛刻的。记得有一次,母亲要我将新课里的生字解释一通,我由于白天上课时开小差了,一脸木讷,呆头呆脑地晃动着脑袋,翻着两只特别大的眼睛。最后,只好等待母亲的处罚。

母亲的目的显然非常清楚，要我将来也一定要成为一名大学生，给弟妹们带好头，做出好榜样，让穷山村飞出金凤凰来……

儿时的我,爬参天巨树捣鸟窝不怕,钻水库深底摸田螺不怕,最惧怕的就是晚上过母亲那道关了。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如果一个人没有在孩提时期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那么他的成才之路必将遇到重重阻碍。于是,在念小学的时候,我就将“读书破万卷”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母亲看到儿子遗传了她好学的基因,听到学校里的老师经常夸奖自家的孩子聪明,她心里面自然也充满了甜蜜和宽慰,露在脸上的笑容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