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催促

1.第一缕曙光

1968年的下半年,整个社会仍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阶段。在乱糟糟的形势下,母亲听到一条很意外的消息:教师停课闹革命要结束了,中学又可招生了。此前全县的初中已有两年多没打开校门了。之前,小学毕业生被迫辍学有一年的,也有像我这样两年的。

这条消息,让一个农民母亲看到了曙光。接着又传来了一条同样令她振奋的好消息,学生足不出乡就可读初中了。原来,我们所在的公社要创办中学了,任课老师全是上面派下来的。

没高兴几分钟的母亲,很快冷静下来,随即产生了一个问号:我听到的消息不会有错吧?因为那几年,如果有一天没有听到天花乱坠的假新闻,倒是有点过得太不自然了。

不过,这一次的消息没有失真,公社真的要创办中学了!母亲像一个处在黑暗中陷入绝望的人,忽然间看到了一束亮光,显得那么高兴。她还不知道已毕业两年的儿子在不在招生政策范围内,甚至也不了解儿子愿不愿意接受再教育,就催促丈夫赶紧去公社抢报名额。

父亲证实,中学招生没有设置附加条件,他为儿子报的名竟然是全乡第一个。母亲为什么一开始就迫不及待要父亲探听消息,要捷足抢先去报名呢?一是她怕历届生不在报名范围,心里不踏实,所以一定要提前了解政策;二是怕会设置政治门槛,这是她最担心的事,因为父亲头上还戴着一顶“走资派”的帽子;三是怕洪山公社在家门口办学,只招收一个班级,万一挤不进会造成遗憾。

我背着书包离开村庄，回头仿佛能看到母亲身上的第一缕曙光。

除此之外,其实父母当时确实做好了第二手准备:万一有人站出来说“走资派”儿子不能报名读书,或者历届生排除在外,他们就“另辟蹊径”,让儿子隐姓埋名,远去他乡求学。他们已经通过横河区彭桥镇(现为慈溪市)的一位友人,在那边也做好了为儿子报名的准备。

寒风凛冽的冬天,一个贪玩了两年多又野心十足的孩子带着无奈,带着委屈,带着茫然,屈从于他的母亲,如期去学校报到了,并在那里顺利办完了所有入学手续。我自己一点也没有感觉,而母亲因为我能跨入中学大门,除了高兴,似乎还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她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也开始平静了。她的儿子这下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可以读初中了。对母亲来说,这千真万确的事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洪山初中的校舍来不及规划建造,暂设在一座又古老又黑暗又阴森的破庙的大殿里,教室简陋到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都猜想不到的程度。几根竹子和几张旧竹席围了三个边后的一块空地,就成了初中班的教室,一块黑板被草绳紧紧捆绑在竹竿上。幸亏公社已在附近办起了全社第一家小五金厂,一根细细绿绿的电线像山石坎上的蔓藤般顽固地爬进了一个昼夜只一种颜色的竹棚,一个茄子大小的十五瓦光灯泡泛着黄黄的光芒,照得里面师生的脸全像肝炎病人一样蜡黄蜡黄的。

师资条件没人敢说一个“不”字了,两位老师都是杭大文理科的高才生。听说他们在“文革”中站错了队,这次只好委屈来到山区任教。教授语文、政治课的是一位女性教师,姓罗,名夏棣。她三十出头,一头齐耳短发,一双美丽的眼睛配上一个美丽的脸蛋,看上去总是展露着亲切和善的笑,笑时还嵌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特有中国传统知识女性的风范和气质。温文尔雅的罗老师一眼就能使人信赖,她上语文课的时候经常引经据典,课堂精彩纷呈,课堂上的十四双眼睛永远被她深深吸引,十四颗心永远被上课内容牢牢地牵着走。每当下课铃响起,我们经常会集体脱口而出,这堂课的时间怎会那么短呀。在罗老师的教导下,我和我的同学们的语文水平特别是写作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教授数、理、化的是一位男性老师,姓徐,名官行,身高175厘米左右。听说他刚成家不久就走马上任了。他有着翩翩的儒雅风度,鼻梁上总是架有一副气派的金丝边眼镜。他出生于宁海,在当时属遥远的地方,而且他的语音中带有浓重的台州乡音。他教起数学来用不着备课,娴熟自如。徐老师知识面广,还能拉一手二胡,能唱一口京戏,又能写一手非常漂亮的隶书毛笔字……我们这一批学生对于京戏和隶书字的兴趣都是在他的影响下产生的。

洪山这个有十六个村、由近万人口组成的山乡公社,已有连续三届(其中一届春季5年制)高小毕业生重叠着的生源,统计的时候竟有几百号人,办几个班也挤不下,但实际报名结束统计的时候只三四十人,勉强够一个小班。待学生正式报到的那天,却出人意料地只出现了十来张不屑的脸孔,这也让两位负责授课的先生惊慌了。两位先生赶紧到一个个陌生的村庄里的陌生家庭去挖掘生源,虽然后来学生人数增加了几人,不过最后师生坐在一起也只刚能坐满两张八仙桌。

这批报到的学生,年龄大的按正常情况已是高中生了,小的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下,只上了五年小学,刚毕业就赶上初中招生了。所以,同学间的年龄相差悬殊。刚毕业的小学生见到历届生还以为是家长呢,历届生见到应届生以为小孩子走错了报名的门槛。整个公社的生源来自五个村庄,有十一个村庄没人入学。在当时,“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还挺大,众多家长对培养孩子学文化失去了信心,也难怪有家长们对孩子读书都持有一种冷漠的态度。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儒家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至少在1968年的时候已被荡涤得无影无踪。

不过,我的母亲还是卓有远见的,确实让我得到了终生受益的教育。我们十四位同学的家庭条件相对来说是各村较好的,他们的家长也是全公社最有远见的。当年我们这些学生的家长中,有五人为国家干部或在全民单位工作。我的父母虽然是农民,可他们对培养孩子学习知识的重视程度毫不逊色于他们。

印象中,学校正式开学的时间应该是过了秋风扫落叶的季节,进入严冬了。我算是个幸运儿,我的父母为了让我有一个伴,还动员了邻居阿忠的父母,让他们长我一岁的儿子也去读书。

此后,我们俩每天腋下夹着一个“冷饭包”,来回跋涉20多里的山路去求学。星星照着我们出门,到达学校时,那个村庄还有很多人沉浸在酣梦之中。

第一个学期的学习没有正式课本,全是两位恩师自己编写刻印的。语文以学习毛泽东诗词为主。数学也很简单,就是一些计算。至于英语呢,待到初中毕业那天,我们全班同学没人能念得齐26个英文字母。

学习期间,我们中学生经常要参与社会上的一些政治活动,为当地的村庄开辟了一个大批判专栏。也正因为这个专栏,我学会了写一些文章。有时候,我们还停课去凑热闹祝贺大队成立一些新的机构。记得有一次邻县(鄞县)竹丝岚大队的什么机构成立,我们初中部竟然也在受邀之列。我们就发挥自己的专长,挥动一下毛笔,在一张大红纸上写下了一句华丽的贺词,派出全校师生(一共只有16人)扛旗列队前去祝贺。

第一个学期所有的时间也不足两个月,很快到了寒假,过大年了。

中学的第二个学期是在春节过后,开学的时间很快来临。“当、当、当”,一阵铃声过后,两位老师也一前一后进入课堂与大家见面,本来就稀稀拉拉只有十四个人的课堂,在新学期报到那天只寥若晨星般地坐着其中七个人。

两位老师再度吃惊了,他们发现原本五个村的生源又有两个村全军覆没了,余下的七人,有五人还是学校所在村庄的,照这般形势发展,怎么了得呀!不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当年,也是情理之中的,总不能一家人晾着肚皮供一个孩子去念书吧。老师们翻岭爬坡,走访了那些放弃学业的学生的家长,一遍遍动员那几位已成了社员的学生,但最终老师们也无可奈何。

这个学期,我的好友阿忠也走进了辍学之列,我就成了孤家寡人,踽踽独行在一条杂草能湮没我身的小径。在上学与放学的两个时段里,山岙里是很少有行人的,静得出奇,有时连山间草丛中野兔们的窃窃私语,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因我上学,家里本来每天的早餐都是在前夜洗几个番薯加一勺山泉借用一只炖粥甏在火缸中炖一个晚上就行了,现在为了照顾儿子,每天东方刚刚张亮母亲就要下厨忙着做饭菜。为保证单枪匹马的儿子准时上路,母亲在做饭菜的时候,就一遍遍地叫醒还在梦境中的儿子,揭锅盛饭,装“冷饭包”。这也就使得家里经常要去买“黑米”(不凭粮票买的、价格高几倍的、不准公开买卖的米)了。我背着书包离开村庄时,回头仿佛能看到母亲身上的第一缕曙光。

2.挑担柴火上学校

经过两位老师的一场“保卫战”,总算还有七名学生挺住。七个人也算一个班,这个班级便得以保留下来,班中真正的走读生只有两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是鲍复旦同学。我家与他家的地理位置,恰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方位,他家在学校的最东边,距学校有十多里路,而我的家在学校的最西端,也有十多里之遥。

在校蒸午饭是要交伙食费的,这是学校的规定。而对我们学生,学校专门开了一个绿灯,交不了伙食费,可用柴火抵数,每月交两担。所以我与远路的同学就选择了后者。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我与学友商议好,两人每星期交一担,这个办法不但不影响完成蒸饭的任务,两人轮换挑一担柴火,还是比较悠闲的,不会影响体能,也不会影响赶路上学的时间。

事先,母亲会选好并捆好柴火,还叮嘱我:别忘了。

而第二个学期,柴火只能自力更生一人挑了。十多里路,一人挑一担百来斤的柴火到学校,无论是在春秋天还是在隆冬天,挑着柴禾到达目的地时,我的头上都像是被安装上了一个会冒热气的蒸笼。说实在的,学习条件那么艰苦,我随时都会冒出与其他七名同学一样的退学的念头。

正处在长身体期间的我,饭量大得出奇,民间称这年龄的孩子为“选小弯”,每天早饭后要跑上十多里的山路,在家只唱了一碗粥,大多辰光到达学校时肚子早已在咕咕叫了。中午虽然有满满一盒子的饭,但菜简单得出奇,几粒泡涨了的盐水黄豆,外加几根白花花的咸得带点苦涩味的“龙头鱼烤”,这些东西根本满足不了我的体能需要。春日的白昼长得让我心慌,每天还未到放学时间,饥肠们开始集会了,它们总会一遍又一遍地提出雷鸣般的抗议。

我算计着,选择母亲心情好的时候,将学校里的真实情况报告给她听。我跟她说:“原先十四人的班级,这学期又少了七人,目前还有人继续想走,初中班有半途而废、办不下去的可能。”我还说:“因我念书,还加重了经济负担,你们太过辛劳了。”

母亲每次都会打断我,语重心长地说:“阿平,你不要有非分之想,别跟不念书的人比,要看人家还在念书的。人家不念书是家里没条件,我们家有条件供你念书的。”

我耳畔还经常回荡着母亲的教导:“阿平啊,家里的父母有多辛劳用不着你瞎操心的。即使你念书的班级今后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只要你的老师不走,你还得给我天天去念书,拿来毕业证书。即便班级办不下去被撤了,老师撤回去了,你到其他地方也要去念完初中,拿来毕业证书的!”我的母亲是多么看重那张毕业文凭呀,似乎总是以拿到毕业文凭为目的。

母亲要我念书是铁了心的,这好像是早已下了的一道圣旨,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我似乎也开始铁了心似的想要弃学,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母亲博弈着,甚至是对着干。母亲意识到让儿子去完成的那个念书梦的希望看来有危机了,这对她来说简直比大地震的到来还严重。她知道再也不能用说服来按住儿子那颗野心了。终于有一天,母亲选择了愤怒,她先是拿来一个杯子,当做了发泄物,狠狠地摔在了地板上,杯子撞击地板发出的声音与杯子爆裂声组合在一起,声响已经够大了,我家四周的人们都已听得够清楚了。

可我没有畏惧收敛,反而犟着头,嘀咕了一句:“我就是不想去念书了!”这分明是火上加油,怒不可遏的母亲趁我不备,竟然两手捧起一个灌满了热水的竹壳热水瓶,高高地举过头顶,停顿了一下,似乎舍不得,毕竟这是很多钱还很难买到的,又是家里唯一剩下的一个。我以为她这是在威胁我,但我判断错了,最后她还是在愤怒之下将心爱的热水瓶摔出去了。

母亲的这个举动,我是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我连去夺下热水瓶的勇气都没有。先后两声巨响,使我如梦初醒。我从未见过母亲这样发怒,我完全被震住了。先后两记爆裂声再加上母亲的高声怒骂,引来了一些邻居,小叔叔已一个箭步冲了进来,还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我向母亲作出检讨。

我在母亲的“强弩”之下,选择了“屈服”。这时,母亲在一边“控诉”着两年前儿子被剥夺念书权利那一刻的难受,她说自己遭受多大打击、承受多大磨难都可以,唯有儿子没书念这一点无法承受,如今,她被我的弃学要求气得七孔都冒烟了。

我意识到自己的弃学念头的的确确辜负了严母望子成龙的大计。我重新审视了我的学习机会,那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如果我真的弃学了,这将会伤害父母,危及到我的前程。这次被母亲重重地一顿训斥之后,我也终于彻底地醒悟了,我再也不敢在父母面前提“弃学”两个字了,从此我把好好学习当成在圆母亲心中的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