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总是圆的

(一)

母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小时候的我们,总是无法理解父母的含辛茹苦。长大了,为人父母,回想起自己付出的一点一滴,回想起父母为我们付出的全部,才感到自己的胸中奔涌着一股热流,源源不绝。古诗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可是母爱无疆,我们如何能用自己微薄的心回报?其实像我们这代人,很简单,最好的回报就是圆父母的梦想。

我回想起自己读书时候的一些情节。天高气爽的季节,乱草丛生的山间小道,一路铺满了晶莹的珍珠般的露珠,弯弯曲曲的山道似一条放大了的珍珠项链。每天早上我在珍珠链上跳跃着,到达学校时,两个裤筒藏匿着被融化的珍珠,然后滴滴答答往下淌,一双布鞋成了两个接水的器皿,寒意伴随着我上完一整天的课。

中饭后有几分钟的休息时间,我会赶紧跑去学校对面竹林间的山岩上,让稀稀疏疏的“黄金”散落在身上,希望快快干了小腿那一段的湿裤子,但有很多时候,一直待到下午放学,裤子还是湿漉漉的跟我过不去。

母亲知道这是露水给儿子制造的麻烦,她无法将那条十里多长的山间小道上的杂草全部清除,于是给儿子买来了第一双“双黄球鞋”,但球鞋仍抵挡不了清晨的露珠,她又从城里办来了一双橡胶半靴。这半靴确实不错,它是山村里出现的第一双雨靴(也称半靴),它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在乡间没处能买到,大多数人家也没条件买它。

每每见着这双已有数十载的棉鞋，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身形瘦弱的慈母来，她伏在萤火般的煤油灯下，一针针艰辛地在纳鞋底，密密麻麻的针线纵横交错，扰如在为儿女们编织一条条生活道路……

我出门的时候将两个裤脚往靴内一塞,露珠全在靴外打滚,从此裤脚管燥燥的,远离寒意了。我怕露富露半靴真相,像小偷做贼一样,每天迈进校门前,我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在某个墙角先将两个裤脚管拉出来,遮住那双心爱又叫我感觉慌慌的雨靴。

不过,我穿雨靴的秘密,在一次上课时,还是被同学们发现了。因为使用一段时间后,雨靴产生了异味。那天上午,总有一股难闻的气息在课堂上像幽灵一样始终不散,先前大家都装作君子承受着,可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之时,有人发出了抗议,但是又找不到原因。最后,有一个聪明的同学发现,这“幽灵”来自我的桌下。我穿雨靴的秘密就这样被发现了。

又一个寒冷的冬季来临了,经常风雪交加。母亲考虑到儿子飞来奔去的像只候鸟,非常不容易,便要我寄宿在学校里。寄宿在校,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母亲要千方百计给我腾出一床被子。因为我与学友睡的是竹床,谁都没有被垫,为了确保过冬,我俩的席子下都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草虽能御寒,但睡下之后只要翻个身,便会发出“窸里窣落”的声息,而且草还会生出小虫来。

我们两位远路的难兄难弟,一起寄宿在破庙里。条件艰苦,可比之我的同龄人,我们如同生活在天堂里。宿舍设在古戏台后,听说以前这里是站泥菩萨关老爷的。严冬的季节,破庙里寒风是一串一串进来的,进来的时候会发出一阵怪叫声,破庙除了风声外便是老虫的天下了。本来的寂寞已不复存在了,恐惧倒是占据了上风。风从能插入手掌的壁缝往里灌来,本已昏暗的煤油灯光,随着寒风的不断撞击和敲打,灯光无力支撑自己,突然连昏暗的光都断了。没了灯光后,躲在墙角落里的似小猫那般大小的老鼠,便会肆无忌惮地出来向我俩示威。

饿得要命的老鼠,对我俩来说是最伤脑筋的,它经常会在深更半夜故意掀翻我们盛装饭菜的器皿。“咣当”一声惊得进入梦乡的两位小书童战战兢兢,蜷缩在靠墙角边的竹床上,再也不敢入眠,生怕睡着时整个身子被老鼠瓜分了。

当年的老鼠比现在的老鼠更练有一身过硬的本领。有一个晚上,母亲好不容易为儿子备上管一个星期的菜(一把带鱼丝干),我把它挂在悬梁的一根铁丝上,上离屋檐下离地面,均在两米以上,总以为这样能万无一失了。可是,天亮睁眼一看,一星期的菜被老鼠在一个晚上无声无息地收拾得一无所剩。我差一点要哭出声来,因为一个星期都要以淡饭下肚了,我真的有过一个炖蛋过一天光阴的记录。

每天早上起来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向破庙旁的一口山泉旁,舀一勺冒着白白露气的泉水,刷牙、洗脸。早餐是将头天晚上留着的剩饭,用不冷不热的温水泡一泡,然后快速咽下。这样的生活我足足过了两个学期,一直到初中毕业。

(二)

离初中毕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母亲也越来越关注起高中招生的大事来了。她还多次催促我,要我到老师那里打听打听升学消息。

同时,她自己也在四处打听,向那些经常下乡来的公社干部打听。当她确定高中暂不招收的消息后,心中产生过一股无名的愤慨之情,想不到真的会碰上有条件想念书而没地方念书的时代,这么看来,长子上大学真的成为泡影了。

无奈之中,她只能宽慰自己,还有机会培养儿女入大学的,因为次子一年后可理直气壮地去读初中了,接下来还有女儿……国家总不会长期锁上高中和大学的校门吧?国家也不会将国民都变成亮眼瞎子吧?

洪山公社与全国各地一样,“文革”中复课闹革命以来的首届两年制的初中生于1970年如期毕业了。这首届七名学生的命运真是一波三折,来之不易,但他们总算都坚持到了毕业的最后一刻。

这一天,“戴帽”的中心小学以隆重的仪式为该校最高学历七名毕业生举行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毕业典礼。虽然当年没有规范的毕业证件,虽然毕业证书只是象征性地用一张三十二开的奖状纸替代,可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和拿到这样盖有大红印章的证书(小学毕业没有发证书),我的心情是从未有过的激动。

因为我一路走到初中毕业,母亲想看到的就是这张证书。对宋岙村而言,意味着这座穷山岙的历史终于改写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秀才”诞生了!

痛失继续升学机会的这一届初中生,特别引起朝夕相处的两位任课教师的深深同情,他俩做出了一个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决定,愿为我们“七人班”作出牺牲,奉献一个学期的义务教育。罗、徐两位老师爱生如子,对我们“七人班”有过评语,他们说:“我们从教多年,在教过的众多学生中,论教育环境和学习条件,你们这一届什么都是最艰苦的,可是你们的求知欲望和你们对时光的珍惜是最最难能可贵的。”

是的,我们当时没有正规教材,由两位教师自己选编好后,学生们轮流抄录,连毛笔字帖都是我们自己复制的。40多年过去,如今我已找不到初中时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了,唯有两本当年自己亲手临摹的心爱的颜体字帖和魏体字帖至今依然完好保存着,而且还供弟妹学习使用过。

母亲教导我,老师对你们不薄,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母”,在我行将毕业与老师分别的那天,在母亲的支持下,我背上家里最好的几种土特产,无声无息地放进两位恩师的寝室,作为谢师礼。不久,徐老师和罗老师都调离了这个以烈士命名的山乡,而且路又很远很远(相对当时而言),我一直没有机会将那个“秘密”告知老师们。我只能在此深深地怀念我的两位恩师了。

在我之后,母亲将心中的梦想继续寄托在她的次子和女儿身上。她没有因长子失去升学机会的打击而失去培养孩子的信心。1971年9月,她又满怀希望地将次子送去长子当年学习过的那所学校,路还是那条山岙里的路,人还是只一个人,匆匆奔跑着的还是方家的儿子。弟弟比我幸运多了,两年后,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离家有20多里路的区里唯一的中学念高中。两年后的又一天,我的弟弟又改写了被我改写的那个记录,宋岙村诞生了第一个高中毕业生,这在当年的轰动程度与当今完全不同。母亲为培养弟弟读高中,使他一心读好书,两年的学习期间,每月挤出两元钱的生活费(米和部分菜从家里带上的)给儿子。一个月支出两元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那年月,母亲每天的裁缝工钱仅为八毛,交给生产队六毛后,给儿子的支出要占自己留存的三分之一了。大多数同学一个月还都得不到两元钱的生活费呢。接着母亲一如既往地又将女儿送出去读初中和高中。

弟弟高中毕业前夕,一直紧闭的中国大学的校门已陆续开启。可是,当时的大学招生条件在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思议,有限的数量只招上山下乡知青,不招农家子弟,只招历届毕业生,不招应届生。也不通过文化考试,全国一个政策,只用一种推荐的办法,当时也称“工农兵”大学生。这个政策一直延续至邓小平“复出”后的1977年。因此母亲寄托于次子和女儿身上的希望,再一次残酷地化为了泡影。但欣慰的是,妹妹也成了当时山村中学历最高的女孩子之一。

时光转到了1977年,已工作多年的我真的进省城读书去了,母亲真的开心极了,露出了一丝甜甜的笑意。虽然我读的不是大学(浙江商校,是商业部办的一所极有影响的中专学校,也是现在浙江工商大学的前身),但在她眼里去省城读书就是去读大学,去省城读书就是她一生追求的梦。1981年的秋天,弟弟也如愿以偿进入了师范学校。母亲在有生之年亲眼见到两位儿子分别进城里读书,她感到这是自己一生莫大的荣耀,她感到一生没有实现就读于那所女子中学的梦,在苦苦等待了30多个春秋之后,经历了人生无数次跌宕起伏的坎坷与磨难,总算由儿子们替她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