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用典故

今天我再来谈用典故罢。

上回我说庾信写文章写得非常之快，他用典故并不是翻书的，他是乱写，正同花一样乱开，萤火虫一样乱飞。而且我举出我的朋友秋心为证。我这话当然说得很切实，但反对者如反对我，“你究竟是乱说！人家的事情你怎么能知道呢？”那我只好学庄子的诡辩，子非我，安知我不能知道呢？话不要游戏，我还是引杜甫的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可以知道的。今天我再来说用典故比庾信稍为慢一点儿的，至少要慢五分钟。且听我慢慢道来。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这是李商隐写隋宫的，上句是以典故写景，真是写得美丽，下一句则来得非常之快，真写得苍凉。上句貌似庾信，下句是神似。多一个自觉，故说貌似。来得不由己，故曰神似。没有典故便没有腐草没有萤火，没有腐草没有萤火也没有垂杨没有暮鸦，那时世界上也没有诗人。

杜甫的诗有感情有图画，是白描一派。无须乎用典故的。但杜甫有时也拿典故来写想像。他咏明妃诗句，“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便很见工夫见想像。紫台是汉宫名，“一去紫台连朔漠”意思是由汉宫出发到匈奴那里去，这么大的距离给他一句写了，妙处便在紫台，由紫台连得起朔漠于是“一去紫台连朔漠”，仿佛是对对子，读之觉其自然，事实却很不自然，比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还要快过多少倍了，比我们现在坐飞机还要快。一句还不自然，接有“独留青冢向黄昏”句则文章是天生的，非常之自然。而事实杜甫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费了很大的气力。妙处在青冢这个故事，相传明妃冢草独青，而这个美的故事只当作一个典故用，“向黄昏”是诗人的想像，是文生情，也正是情生文，于是这两句真是活的了，而是从典故的死灰里复燃的。换一句话说，没有典故便没有诗。其余如咏宋玉“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以及写他自己漂泊西南天地之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俱是以典故写想像。五溪衣服句很费力，却能生动。五溪蛮的衣服是染色的，这是典故，我们在避难时也有此情景，同着当地土人遨游山水，尤其是过年过节看了他们男妇老幼穿着新衣服花花绿绿的，我们与之共天上的云眼前的山光水色了，热闹得很，故杜甫曰，“五溪衣服共云山。”有这一句则“三峡楼台淹日月”一点也不空，都是诗人的实景了。“云雨荒台岂梦思”这一句我最佩服，把朝云暮雨的梦真拿来写景，不愧是大诗人了，然而无论怎么说杜甫的典故是来得非常之慢的，较之庾信是小巫见大巫。

作文叙事抒情有时有很难写的地方，每每借助于典故。这样的用典故最见作者思想的高下，高就高，低就低，一点也不能撒谎的。陶渊明《命子》诗有云：“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我很喜欢这个厉生子的典故。《庄子》，“厉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厉之人大概生得很寒伧，庄子的文章是幽默，陶公用来则真显出陶公的大雅与真情了。人谁不爱其子，谁不望自己的儿子好，但不能像陶公会说话了，因为陶公人品高。陶公在说他穷的时候也用了一个很好的典故。因为家贫没有酒喝他这样写：“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这个诗题是《九日闲居》，寒华句是说菊花，当然写的好，尘爵句更佳。典故出自《诗经》“瓶之罄矣，惟罍之耻”。《诗经》这两句文章也真是有趣，然而不是陶渊明告诉我，我未曾注意了。总而言之家里没有酒罢了，瓶子里是空的。瓶子说，“这不能怪我，是他可耻，是他里头没有酒。”瓶子指着一个更大的盛酒的家伙说。所以酒真是没有了，这里也是空的，那里也是空的。陶公连米也没有大的东西盛，故曰“瓶无储粟”，何况酒。他大约是望着空杯子，杯子说，“不怪我，是酒瓶子里没有。”故诗曰“尘爵耻虚罍”。不懂得《诗经》，便不知陶诗之佳了。陶渊明真会读书。他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孰知他是神解。

有时有一种伟大的意思而很难表现。用典故有时又很容易表现。这种例子是偶尔有之，有之于李商隐的诗里头，便是我常称赞的这两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画花叶寄朝云。”这是写牡丹的诗，意思是说在黑夜里这些鲜花绿叶俱在，仿佛是诗人画的，寄给朝云，因为明天早晨太阳一出来便看见了。没有梦中五色笔的典故，这种意境实在无从下笔。朝云二字也来得非常之自然，而且具体。

有时用典故简直不是取典故里的意义，只是取字面。如李商隐《华山题王母祠》绝句云：“莲花峰下锁雕梁，此去瑶池地共长。好为麻姑到东海，劝栽黄竹莫栽桑。”诗写得很快，很美丽，很有悲情，他不喜欢沧海变桑田这一件事于是叫人家不要栽桑树好了。不栽桑栽什么呢？随便栽什么都可以，只要天地长不没！恰好穆天子有“黄竹”之诗，那么就栽你们的黄竹好了。是叫这个老太太（我假设是老太太，其实照陶渊明“王母怡妙颜”的话未必是老太太）对那个老太太说的话。其实黄竹是个地名，作者乱借字面而已。庾信也常借字面，但感情没有李诗的重。李的感情重而诗美，庾信生平最萧瑟。用典故却不宜感情重，感情重愈生动愈晦涩。

我在上回的文章里说过，外国文学重故事，中国文学没有故事只有典故，一个表现方法是戏剧的，一个只是联想只是点缀。这是根本的区别，简直是东西文化的区别。中国文学里如有故事，则其故事性必不能表现得出，反不如其典故之生动了。因为有故事必有理想，有理想必要表演出来的，非用典故暗示所能行的。李商隐咏常娥有云：“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是作者的理想，跑到天上去是非常之寂寞的，而人间又不可以长生不老，而诗人天上的布景仍是海阔与天空，即咱们的地球，头上有青天，眼下有碧海，正同美人的镜子一样，当中有一个人儿了。中国没有戏剧，这个故事如编剧，一定很成功，当典故用真可惜了。李诗另有咏月绝句云，“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这是说月亮里头有一女子而且有树，都藏在里头看不见了，而且光照一处明一处，只是藏了自己。这都是适宜于写故事，而作者是用典故，故晦涩了。总之典故好比是一面镜子，他只宜照出你来，你不宜去照他。

（《民国日报·文艺》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第一一七期，署名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