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节选）

莫须有先生教国语

莫须有先生现在在金家寨小学做教师了。这位小学的校长一向在故乡服务，高等师范出身，以前同莫须有先生见过面没有谈过话，那是莫须有先生在武昌做中学生时期，他则住高等师范。后来莫须有先生海内有名，他当然是知道的了，他知道莫须有先生是一位新文学家。在这回同莫须有先生认识了以后，他简直忘记了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他衷心佩服莫须有先生是好小学教师，在教学上真有效果。而使得他最感愉快，认为自己用人得人，理由不是莫须有先生是好小学教师，是莫须有先生简直不像新文学家！有一天他无意中同莫须有先生说明白了，他说道：

“我以前总以为你是新文学家，其实并不然。”

他说话的神气简直自认为莫须有先生的知己了，所以莫须有先生很不便表示意见，不能否认，亦不能承认，也只好自喜，喜于柳下惠之圣和而不同而已。余校长（校长姓余）之不喜欢新文学家——其实是不喜欢新文学，新文学家他在乡间还没有见过，无从不喜欢，在另一方面攻击莫须有先生的那腐儒倒是不喜欢新文学家，因为他认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他与他有利害冲突，他以为黄梅县的青年不归扬则归墨，不从莫须有先生学白话文便从他读袁了凡《纲鉴》了。腐儒不喜欢新文学家，但他这样攻击莫须有先生：“我并不是不懂新文学，故我攻击他，冰心女士鲁迅文章我都读过，都是好的，但他能做什么文章呢？”这个他字是莫须有先生的代词。莫须有先生因此很动了公愤，他对于人无私怨，故是公愤。他以为读书人不应该这样卑鄙，攻击人不择手段。老秀才而攻击新文学可也，老秀才而说冰心女士鲁迅文章都是好的，是迎合青年心理也。乡间青年《鲁迅文选》《冰心文选》人手一册，都不知是哪里翻印的，也不知从哪里传来的空气，只知它同自来水笔一样普遍，小学生也胸前佩戴一枝。总之新文学在乡间有势力了。夫新文学亦徒为有势力的文学而已耳，并不能令人心悦诚服，余校长无意间向莫须有先生说的话情见乎辞，他同莫须有先生已经很有私交，所以不打官腔，若打官腔则应恭维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也。若是新文学家，则彼此不能在学校共事，不能有交谈之乐也。大约新文学家都不能深入民间，都摆架子。然而莫须有先生不能投朋友之所好，他是新文学家，因为他观察得余校长喜欢韩昌黎，新文学家即别无定义，如因反抗古文而便为新文学家，则莫须有先生自认为新文学家不讳。只要使得朋友知道韩昌黎不行便行了，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自己不鼓吹自己是新文学家亦可。所以当下莫须有先生不否认不承认该校长的话，只是觉得自己在乡间很寂寞，同此人谈谈天也很快乐，自己亦不欲使人以不乐而已。慢慢地他说一句投机取巧的话：

“我生平很喜欢庾信。”

这一来表示他不是新文学家，因为他喜欢用典故的六朝文章。这一来于他的新文学定义完全无损。因为他认庾信的文学是新文学。而最要紧的，这一来他鄙弃韩昌黎，因为他崇拜庾信。而余校长不因此不乐。此人的兴趣颇广，鲍照的、庾信的文章以及《水浒传》《红楼梦》都可以一读，唯独对于新文学，凭良心说，不懂得。

莫须有先生又说一句投机的话：

“我喜欢庾信是从喜欢莎士比亚来的，我觉得庾信诗赋的表现方法同莎士比亚戏剧的表现方法是一样。”

余校长是武昌高等师范英文科出身，读英文的总承认莎士比亚，故莫须有先生说此投机的话。然而莫须有先生连忙举了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弄得朋友将信将疑了。

“我是负责任的话，我的话一点也不错，无论英国的莎士比亚，无论中国的庾子山，诗人自己好比是春天，或者秋天，于是世界便是题材，好比是各样花木，一碰到春天便开花了，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或者一叶落知天下秋。我读莎士比亚，读庾子山，只认得一个诗人，处处是这个诗人自己表现，不过莎士比亚是以故事人物来表现自己，中国诗人则是以辞藻典故来表现自己，一个表现于生活，一个表现于意境。表现生活也好，表现意境也好，都可以说是用典故，因为生活不是现实生活，意境不是当前意境，都是诗人的想象。只要看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旧材料的编造，便可以见我的话不错。中国诗人与英国诗人不同，正如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

人家听了他的话，虽然多不可解，但很为他的说话之诚所感动了，天下事大约是应该抱着谦虚态度，新奇之论或者是切实之言了。于是他乘虚而入，一针见血攻击韩昌黎：

“你想韩文里有什么呢？只是腔调而已。外国文学里有这样的文章吗？人家的文章里都有材料。”

余校长不能答，他确实答不出韩文里有什么来。外国文章里，以余校长之所知，确实有材料。

“我知道你喜欢韩愈的《送董邵南序》，这真是古今的笑话，这怎能算是一篇文章呢？里面没有感情，没有意思，只同唱旧戏一样装模作样。我更举一个例子你听，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没有感情，没有意思，不能给读者一点好处，只叫人糊涂，叫人荒唐，叫人成为白痴。鸡鸣狗盗之士本来是鸡鸣狗盗之士，公子们家里所养的正是这些食客，你为什么认着一个‘士’字做文章呢？可见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文章，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学问，你只是无病呻吟罢了。这样的文章都是学司马迁《史记》每篇传记后面的那点儿小文章做的，须知司马迁每每是言有尽而义无穷，写完一篇传记又再写一点文章，只看《孔子世家赞》便可知道，这是第一篇佩服孔子的文章，写得很别致，有感情，有意思，而且文体也是司马迁创造的，正因为他的心里有文章。而韩愈、王安石则是心里没有文章，学人家的形式摇头唱催眠调而已。我的话一点也不错。”

莫须有先生说完之后，他知道他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他觉得他胜任愉快。但事实上这样的播种子一点效果也没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余校长到底有余校长之乐，其乐尚不在乎韩文，凡属抽象问题都与快乐无关，快乐还在乎贪瞋痴，有一天余校长当面向莫须有先生承认了，因为莫须有先生这样同他说：

“先生，我觉得你这个人甚宽容，方面也很广，但我所说的话对于你一点好处没有，你别有所乐。”

“是呀！你以为我所乐是什么？我还是喜欢钱！可笑我一生也总没有发财。”

言至此，说话人确是自恨没有发财，莫须有先生很为之同情了，然而莫须有先生说话的兴会忽然中断了。余校长又悔自己失言，一时便很懊丧，莫须有先生则又鼓起勇气，人生只贵学问，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一切过失都没有关系，不必掩盖，便这样提起他的兴会道：

“我知道先生有一个快乐，喜欢算术难题。”

莫须有先生真个把他的乐处寻着了，于是他很是得意，这个快乐同爱钱财应该不同吧，是属于学问的，趣味的吧，总之是雅不是俗吧。而莫须有先生则又不然。莫须有先生笑道：

“先生的此快乐我也想表示反对。我看见学校编辑试验出的算术文字题都很难，我知道是先生出的，而且我看见学生算不对，先生便很高兴，证明这个题目真个是难。倘若学生做对了，我想先生心里一定有点失望，对不对？”

“是的，这个确有此情。”

这一番话余校长甚为感动，他在学校里带了六年级算术功课，从此大大地采取莫须有先生的教法了，确是很收效果。同事中还有一位先生，也想在此留个纪念。这是教务主任汪先生，其人有读书人风度，平常不大言语，不轻易同人来往，但不拘谨而幽默。有一回，黄梅县长来校视察，战时当县长的多是军人，加之这个县长为人能干，具戡乱之才，且有戡乱之事实，威风甚大，先声夺人，人人都怕他，余校长不知为什么也怕他了，其实大可不必，而校长怕他，因之做先生的有点为难，县太爷来了，学校空气紧张起来了，余校长首先自己发现学校门口墙壁上没有“国民公约！”这是临时补写不了的！看了余校长仓皇失措，汪主任也确是发愁道：

“这真是一个大缺憾，但不是污点，没有关系。”

因为他的话空气忽然缓和了，大家都笑了，莫须有先生实在佩服他的态度，渐近自然。

余校长等于发命令，又等于哀求，觉得要做到故有命令之意，恐怕做不到故有哀求之情，他请诸位先生出大门——大约要走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迎接县长。其时同人集于校政厅，将服从命令，将出校政厅，校长前行，已出门槛，汪主任次之，尚未出门槛，而汪主任忽然站在门槛以内，向校长道：

“教员等就在这里迎接县长可以。”

汪先生的话是来得那么自然，其态度是那么和平，而其面上的幽默之情近乎忧愁之色，使得余校长忽然自告奋勇，他一个人赶快迎接县长去了，留了诸位先生在校政厅。从此懦弱的余校长也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样，他同县太爷谈话旁若无人了。莫须有先生真真地佩服汪主任君子爱人以德不陷朋友于不义。以后每逢跨这校政厅的门槛便感激汪先生——感激者何？莫须有先生的传记里头没有迎接县长之污点也。两年之后，莫须有先生曾访汪先生于其家，至今尚记得那个招待的殷勤，汪先生亦曾在莫须有先生之家小酌，那时县中学恢复，余校长同莫须有先生都换到中学当教员去了，汪先生则由主任迁为金家寨小学校长。不久汪校长受了地方强豪的压迫，县政府将其校长撤职，因而忧愤成疾，战乱之中死于家，生后萧条，孤儿寡妇无以为生，莫须有先生每一念及为之凄然。

莫须有先生专任的功课是五六年级国语。照学校习惯，一门主科，是不够一个教师应教的钟点数目的，故于主科之外得任一门或两门辅科。在定功课的时候，不是汪教务主任同莫须有先生接洽，是余校长亲自同莫须有先生接洽，所以莫须有先生与汪先生相见甚晚，起初莫须有先生简直不知道学校有教务主任，以为诸事由校长一人包办。余校长替莫须有先生拟定的辅科是历史或地理，他以为这是决不成问题的，由文学家而照顾一下历史或地理有什么问题呢？太史公不就是文学家游过名山大川的吗？中国的历史不都是文学家做的吗？只不过莫须有先生是新文学家（此时余校长尚未与莫须有先生认熟，故理想上以为如此），而逻辑上新文学家是文学家，故新文学家亦必担任历史或地理，总之余校长的意思以国文（他的国语的意思即国文）史地为一家子的事情，历任教员都是教国语兼教历史或地理，在定功课的时候他便这样同莫须有先生说明：

“我们想请先生教五六年级国语，另外教一班历史或地理。”

“历史地理我不能教。”

余校长听了这话，顿时感得新文学家真是名不虚传，即是说新文学家要摆架子，诸事要有否决权，不好惹，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竟遭拒绝呢？后来莫须有先生却是替他解决了困难，因为自然一科诸教师都在谦逊之中，而莫须有先生肯担任了，他所不能教的历史地理旁人认为是一桩好交易，抢去了。这样功课表顺利地通过了，只是给余校长留了一个问号：“他肯教自然？”这个他字代表新文学家，即莫须有先生。光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莫须有先生之为人余校长一天一天地认识了，他懂得莫须有先生肯担任自然之故，也懂得莫须有先生不能教历史地理之故，理由均甚正确，而且关系重大，关乎一个学问的前途，关乎国家的命运，简直使余校长感到惭愧，他深知自己是一个世俗之人了，对于真理是道听途说态度，有时在莫须有先生面前学莫须有先生说话而已。

莫须有先生担任自然，因为他喜欢这门功课，即是喜欢常识。莫须有先生后来成为空前的一个大佛教徒，于儒家思想、数学、习惯而外便因为他喜欢常识。他喜欢常识是从他做中学生时候喜欢实验来的。他记得他旋转七色板因而呈现一个白色的轮子，在透镜的焦点上放着的纸片因而烧着了，氢氧化合而成水，水分解仍是氢氧，其他如观察动植物标本，对于他都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产生了不可度量的影响。他常说“人生如梦”，不是说人生如梦一样是假的，是说人生如梦一样是真的，正如深山回响同你亲口说话的声音一样是物理学的真实。镜花水月你以为是假的，其实镜花水月同你拿来有功用的火一样是光学上的焦点，为什么是假的呢？你认为火是真的，故镜花水月是真的。世人不知道佛教的真实，佛教的真实是示人以“相对论”。不过这个相对论是说世界是相对的，有五官世界，亦有非五官世界，五官世界的真实都可以作其他世界真实的比喻，因为都是因果法则。而世人则是绝对观非相对观，是迷信非理性，因为他们只相信五官世界，只承认五官世界的事实。须知绝对的事实便是非事实，据物理学不能有此事实。物理学不能有绝对的事实，即物理学不能成立，因为“物”字是绝对的。“物”字不能成立，则“心”字成立，因为必有事实，正如不是黑暗必是光明。“心”字成立，则不能以“生”为绝对，因为世人“生”的观念是“形”的观念。“形”灭而“心”不能说是没有。“心”不能说是没有，正如“梦”不能说是没有，“梦”只是没有“形”而已。那么“死”亦只是没有“形”而已。据莫须有先生的经验，学问之道最难的是知有心而不执著物。知有心便知死生是一物，这个物便是心。于是生的道理就是死的道理，而生的事实异于死的事实，正如梦的事实异于觉，而梦是事实。莫须有先生生平用功是克己复礼，而他做中学生的时候科学实验室的习惯使得他悟得宗教，即是世界是相对的。由相对自然懂得绝对，于是莫须有先生成为空前的大乘佛教徒了。但莫须有先生教小学生常识功课，决不是传教，他具有科学与艺术的修养，只有客观没有主观了。他认为他是最好的小学自然教师，得暇自己到野外去替学生找标本，却是没有一个学生肯陪同莫须有先生去，有时纯同爸爸去。

莫须有先生不肯担任地理老师，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不会绘图。

莫须有先生不肯担任历史老师，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徒的缘故。历史无须乎写在纸上的，写在纸上的本也正是历史，因为正是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的历史最难讲，当然要懂得科学方法，最要紧的还是要有哲学眼光。中国民族产生了儒家哲学，儒家哲学可以救世界，但不能救中国，因为其恶业普遍于家族社会，其善业反无益于世道人心。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但骥不是无力，是不称其力，儒家应以二帝三王为代表，最显明的例子莫如禹治水，禹治水以四海为壑，是何等力量！这个力量不以力称以德称。三代以下中国则无力可称，而其德乃表现在做奴隶方面。百姓奴于官，汉族奴于夷狄，这个奴隶性不是绝对的弱点，因为是求生存。夷狄征服中国之后，便来施行奴化教育，而中国民族从来没有奴化，有豪杰兴起，“黄帝子孙”最足以号召人心，以前如此，以后也永远如此，而夷狄也永远侵入中国！而夷狄之侵入中国是因为暴君来的，而暴君是儒家之徒拥护起来的。因为重君权。而暴民又正是暴君。于是中国之祸不在外患在内忧，中国国民不怕奴于夷狄，而确实是奴于政府。向夷狄求生存是生存，向政府求生存则永无民权。宋儒能懂得二帝三王的哲学，但他不能懂得二帝三王的事功，于是宋儒有功于哲学，有害于国家民族，说宋明以来中国的历史是宋儒制造的亦无不可。中国的命脉还存之于其民族精神，即求生存不做奴隶，如果说奴隶是官的奴隶不是异族的奴隶。宋儒是孔子的功臣，而他不知他迫害了这个民族精神。中国的历史都是歪曲的，歪曲的都是大家所承认的，故莫须有先生不敢为小学生讲历史，倒是喜欢向大学生讲宋儒的心性之学。

再说莫须有先生教国语。名义上莫须有先生教的是小学五六年级国语，应是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实际上则是十五岁至二十岁的大孩子不等。这些大孩子大半是在私塾里读过《四书》同《诗经》《左传》的，同时读《论说文范》，买《鲁迅文选》《冰心文选》。其平日作文则莫须有先生偶尔抽出一李姓学生在私塾里的作文本一看，开首是一篇《张良辟榖论》，这个私塾的老师便是攻击莫须有先生的那腐儒。要教这些小学生，大孩子读国语、写国语，不是一件顺利的事，但莫须有先生他说他有把握。他把小学的国语课本从第一年级至第六年级统统搜集来一看，都是战前编的，教育部审定的，他甚是喜悦，这些课本都编得很好，社会真是进步了，女子的天足同小学生的课本是最明显的例子，就这两件事看，中国很有希望。这都是为都会上的小学生用的，对于乡村社会的小学生，对于金家寨的大孩子，则不适宜。此时，民国二十八年，教科书也没有得买，莫须有先生所搜集的都是荒货，于是莫须有先生不用教科书，由自己来选择教材了。这里莫须有先生想附带说一句话，关于中国文化是否应该全盘西化的问题，莫须有先生认为是浅识之人的问题，而中国教国语的方法则完全应学西人之教其国语，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小学教科书便是全盘西化。独是中学教科书又渐渐地走入《古文观止》的路上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莫须有先生因为教小学国语而参考到中学国文教科书，于是又受了一个大大的打击，觉得世事总不能让人满足了。他虽不以他所搜集的国语教科书做教材，他却把这些战前的教科书都保存起来，各书局出版的都有，各年级的也都有，他预备将来拿此来教纯了。莫须有先生如果有珍本书，这些教科书便是莫须有先生的珍本书。纯后来果然从一年级的猫狗读到三年级的瓦特四年级的哥伦布了，而日本乃投降。莫须有先生教金家寨的大孩子到底拿什么教呢？他教“人之初”，教“子曰学而”，教“关关雎鸠”。然而首先是来一个考试。这个考试是一场翻译，教学生翻译《论语》一章。莫须有先生用粉笔将这一章书写在黑板上：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共邻而与之。”

大孩子们便一齐用黄梅县的方言质问莫须有先生，用国语替他们翻译出来是这样：

“先生，你写这个给我们看做什么呢？这是《上论》上面的，我们都读过。”

“你们都读过，你们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你们各人把这句话的意思用白话写在纸上，然后交给我看。”

“这样做，为什么呢？有什么用处呢？”

“你们给我看，我给你们打分数。”

大孩子是私塾出身，向来虽爱好虚荣，却无所谓得失，现在听说“打分数”，仿佛知道这是法律的赏罚，不是道义的褒贬，一齐都噤若寒蝉，低头在纸上写了，有的瞪目四面望。这使得莫须有先生甚有感触，便是，人生在世善业与恶业很难分，换一句话说，中国的儒家有时是理想，而法家是事实，即如此时做教师的要答复学生的质问，以道理来答复是没有用的，“打分数”马上便镇压下去，天下太平了。而这一个效果，对于教育的根本意义，又算不算得效果呢？可笑的，莫须有先生一旦当权，也不知不觉地做起法家来了。

孩子们的试卷，莫须有先生一个一个地看了下去，给了他甚大的修养，想起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有教无类”的话——孔子的这个精神，莫须有先生在故乡教学期间，分外地懂得，众生品类不齐，不厌不倦，正是“不亦悦乎”“不亦乐乎”了。有时又曰“后生可畏”，老则不足畏。由这些孩子们写在纸上的字句，使人想到有口能说话已是人类之可贵，何况文字呢？那么作文不能达意，同时无意可达，应不足异了。莫须有先生考虑到以后的教学方法，首先要他们有意思，即作文的内容，再要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一个句子”。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莫须有先生是最好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榜样，和颜悦色，低声下气，而胸中抱着一个整个的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便是空空如也，他以这个态度，把学生们的翻译卷一个一个地发下去了，告诉他们道：

“你们的卷子我都没有打分数，你们是第一回写白话，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一句话，慢慢地我要教给你们，等你们进步之后，我再给你们定分数。昨天的试题应该这样做，孔子说道：‘谁说微生高直呢？有人向他讨一点儿醋，他自己家里没有，却要向他的邻家讨了来给人家。’”

莫须有先生把这句翻译在黑板上写了出来，班上有一个顶小的孩子发问道：

“先生，孔子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吗？这不就是我们做菜要用酱油醋的醋吗？”

“是的，孔子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孔子的书上都是我们平常过日子的话，好比你是我的学生，有人向你借东西，你有这个东西就借给人，没有便说没有，这是很坦直的，为什么一定要向邻人去借来给人呢？这不反而不坦直吗？你如这样做，我必告诉你不必如此。微生高大家都说是鲁国的直人，孔子不以为然，故批评他。”

“那么孔子的话我为什么都不懂呢？”

“我刚才讲的话你不是懂得吗？孔子的话你都懂得，你长大了更懂得，只是私塾教书的先生都不懂得。我教你们做这个翻译，还不是要你们懂孔子，是告诉你们作文要写自己生活上的事情，你们在私塾里所读的《论语》正是孔子同他的学生们平常说的话做的事，同我同你们在学校里说的话做的事一样。”

莫须有先生的门弟子当中大约也有犹大，这一番话怎么的拿出去向私塾先生告密了，一时舆论大哗，在县督学面前（县督学姓陶，恰好是金家寨附近的人）对莫须有先生大肆攻击。同时有些父老，他们是相信新教育的，失了好些期待心，也便是对于大学教员莫须有先生怀疑，孔子的书上难道真个讲酱油吗？

莫须有先生第一训练学生作文要写什么。第二，知道写什么，再训练怎么写，即是如何叫做一个句子。为得要使得学生知道如何叫做一个句子，莫须有先生在黑板上写《三字经》给他们看，问他们道：

“这是什么？”

“《三字经》。”

学生有点不屑于的神气。

“哪里算做一句呢？”

“人之初。”

“不对——我且问你们，‘子曰学而’算不算得一句呢？”

“‘子曰学而’是一句。”

“不对——‘子曰学而’怎么讲呢？凡属一句话总有一个完全的意思，好比你们喜欢在人家的背上写字，我亲自看见一个人写‘我是而子’，‘而子’虽然错写了，应该是‘儿子’，然而‘我是而子’四个字有一完全的意思，字写白了，意思不错。‘子曰学而’有什么意思呢？‘子曰’是‘孔子说’，‘学’就是求学，‘而’是‘而且’，那么‘子曰学而’如果是一句，岂不是‘孔子说求学而且’吗？所以‘子曰学而’决不是一句，只是乡下先生那么读罢了，要‘子曰学而时习之’才有意义可讲，是不是？”

“是——先生，我知道，‘人之初’不能算一句，要‘人之初性本善’算一句。”

“是的。”

莫须有先生说着把那说话的学生一看，又是首先发问的那个顶小的孩子了。于是学生都改变了刚才不屑于《三字经》的神气，同辈中也有人听来津津有味了。

莫须有先生接着在黑板上写四个字——

关关雎鸠

连忙问他们道：

“这四个字你们读过吗？”

“读过，《诗经》第一句。”

“这四个字算得一句吗？”

学生都不敢回答了，都怕答错了。慢慢地那顶小的孩子道：

“先生，我说这四个字算得一句。”

莫须有先生连忙回答他道：

“我说这四个字算不得一句，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八个字才算一句。凡属一句话总有一个主词，一个谓语，好比‘我说话’是一句话，‘我’是主语‘说话’是谓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是主词，‘在河之洲’是谓语，意思是说有一雎鸠在河洲上，‘关关’则是形容那个雎鸠，故单有‘关关雎鸠’不能算一句话，必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才是一句话了。”

关于“关关雎鸠”不能算一句的消息传布出去之后，社会上简直以为了不得，连一位不爱说话的秀才也坚决地表示反对了，他说：“‘关关雎鸠’不能算一句书，什么算一句书呢？世上没有这样不说理的事情！我不怕人！你去说，‘关关雎鸠’是一句书！”秀才的话是向他的侄儿说的，他的侄儿在金家寨上学。莫须有先生不暇于同人争是非，倒是因为这个句子问题默默地感得三百篇文章好，即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一句，完全像外国句法，而人不觉其“欧化”！“在河之洲”四个字写得如何的没有障碍，清净自然了，而“关关雎鸠”这个主词来得非常之有场面似的。莫须有先生的城内之家，城外是一小河，是绿洲，那上面偶有小鸟，莫须有先生想极力描写一番，觉得很费气力了。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一句话，直胜过莫须有先生的一部杰作。秀才的话，殆亦螳臂挡车耳。而最大的胜利自然还是学生的成绩，有一个学生，由小学生后来做了大学生，他说“有朋自远方来”这个句子写得别致；又有一个学生，也是由小学生后来做了大学生，他喜欢陶诗“有风自南，翼彼新苗”，都是受了莫须有先生的影响了。

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

莫须有先生教国语，第一要学生知道写什么，第二要怎么写，说起来是两件事，其实是一件，只要你知道写什么，你自然知道怎么写，正如光之与热。所以最要紧的还是写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简直关乎国家民族的存亡。莫须有先生常常这样发感慨。他说这个问题重要。他说他决不是因为当了国语教员便这样说，他是有真知灼见，他要不是感觉他话里的意义确实他便不说话了。在民国三十五年，莫须有先生尚未坐飞机出来，在黄梅县看报，有一天看到冯玉祥将军出国的消息。冯将军出国考察水利，新闻记者去访问他，问他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冯将军说要水利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莫须有先生当时大笑，这个答话真是幽默得可以了，莫须有先生看了三十年的报纸没有像今天开口笑过。中国人为什么都这样把国事看得若秦越之不相关呢？这样肯说官话呢？可见莫须有先生说的话都是向国人垂泣而道之，不是因为自己当了国语教员便说国语重要。他说中国人没有语言，中国人的语言是一套官话。口号与标语是官话的另一形式。他在抗战期间把黄梅县的公私文章拜读遍了，有时接到县政府的公文，有时在街头无事看看县政府的告示，有时亲戚家族告状拿状子来请莫须有先生修正修正，有时接到人家的讣文，有时接到喜帖，他说他只好学伯夷叔齐饿死，不配做中国的国民！关于这些事情他简直干不了。首先还不是他不肯干，而是他不能干。私的方面他不会应酬，公的方面他不会起草。既然是读书人，你不会这些事，那你还做什么呢？教书也不要你！真的，莫须有先生起先是在小学教国语，不久便改了，在中学里教英语，教算学，是他知难而退，否则就要受社会的压迫了。其实在小学教国语时压迫便已来到头上了。另外有几个学生始终跟他私读书，算是行古道，便是上章所说的关于句子的争论而喜欢“有朋自远方来”之徒了。县政府的公文第一句是“抗战期间”那是当然的，但件件公文都是这一句，便显得世间的事情都没有理由，简直是不许有理由！这也便是对于国事漠不相关。有一回莫须有先生在乡下走路，看见一家小铺子门上贴了两行字：

石灰出卖

日本必败

乍时莫须有先生不知其意义，连忙懂得了，这家小铺子是卖石灰的，意思是要你买他的石灰。这种人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他是开玩笑的态度，他的目的只是卖他的石灰罢了。卖石灰本不失为他的本分，但何必出乎本分之外呢？出乎本分之外便把国家与自己的职业分开了，自己同自己开玩笑了。有一回莫须有先生看见一个小学生的草帽上写着“抗日”两个大字，不觉微微一笑，但后来遇见的小学生，草帽上都是“抗日”，莫须有先生便发恼了，原来小孩子都在做八股。他们根本上不是国家的小学生，他们住小学是为得避免兵役。因为避免兵役，故各处小学生如雨后春笋了。这意思是说，以前小学不发达，小孩子不住学校。曾有讽刺者曰，黄梅办大学，他们也便住大学。他们的年龄本来都不小。他们不知道学校的性质，他们的父母只是要送儿子“住学校”，“住学校”便可以避兵役了。有小学便住小学。有中学便住中学。故讽刺者曰有大学便住大学了。所以从父母以至小孩都不知有国，然而他们的草帽上都写着“抗日”两个大字了。还有替小孩子起名字叫做“抗日”的，这位做父亲的是黄梅县唯一的前清进士，年近古稀，生了一个儿子更是稀奇，命名“抗日”，一时传为美谈，儿子的名字同老子的功名说起来一样的响亮了。因之有儿子命名“必胜”的，一时又传为美谈，仿佛胜利是属于他的了，等于中了状元，比进士还要高一些。莫须有先生看着大家做的事都不对，而名字都要起得对，心里便很难过，他觉得他在乡下孤独了，他是有理说不清了。名字当然要对，但最要紧的是要事做得对，做得对才有得数，正如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步一步地做对了，最后才得数，否则你的结果不错了吗？到得结果错了然后才知道错了，错了而不知道错了的理由，以为是偶然而已耳，岂知是孔子说的“罔之生也幸而免”！莫须有先生看得自己的国情不对，因之很动了一个到外国去考察的心理，尤其是想到英国去，他想人家一定是要事做得对，不是要题目对，题目是天生的，便是国家民族，各人切实做些忠于国家民族的事罢了。他很想考察英国小学生的作文，就他所读到的英语读本看来，他觉得那都很好，够得上健全二字，即是不乱说话，话都有意义，事都有理由，事是一件一件的事，不是笼统的事。思想健全正同身体健全一样，以健全的身体执干戈以卫社稷，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中国则是昏聩，大家都没有理由，不许有理由。你说这是上头的愚民政策使之然吗？未必然。因为便是愚民也有这个嗜好。有好几次莫须有先生看了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告状的状子，莫须有先生十分害怕，这虽然是读书人写的，但目不识丁者都有份，他们告状首先问请谁作状，请谁作状了便问“八个字”，这“八个字”不是算命先生问你生下地的“八个字”，而是作状先生笔下要打倒你的“八个字”，所谓“局语”是也。莫须有先生起初听错了以为是“诛语”，后来听了一位高明说是“局语”。其实真是“诛语”，唯恐一下诛你不死了。中国人没有法律，只有八股，大家都喜欢这个东西，到乡间去查考告人的状子，你如是爱国者你将不寒而栗。国无事时，自相鱼肉罢了，无奈中国偏总有外患，你如是爱国者能不抱杞忧乎？国亡了还在那里做文章！做了奴隶还正在那里高兴做文章！清朝多尔衮读了奴隶们恭维天朝骂明朝的话有“人神共愤”四个字，大不懂，说道：“神愤你怎么知道呢？”这是多尔衮不懂得八股。岂知“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向来是好文章。莫须有先生悲愤填膺，他爱国，他教国语，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中国的小孩子都不知道写什么，中国的语言文字陷溺久矣，教小孩子知道写什么，中国始有希望！万一在这上面他失败了，举世攻击他了，他可以学伯夷叔齐饿死，也可以学屈大夫投江淹死，只要不拿别的空话做他死的理由，只说他是为反抗中国没有国语而死，他承认。这本来是他的匹夫之志也。要小孩子知道写什么，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自己是小孩子，你能懂得小孩子的欢喜，你便能引得他们写什么了。在这个文学革命时期，这个简单的事当然是最艰难的事，只有莫须有先生胜任愉快，他能如孟子所说的“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能知道小孩子。到得革命成功了，真正的儿童文学、国语课本都有了，那又不成问题，并不一定要有莫须有先生这样的人才才能教国语，凡属师范生都可以教国语，正如别个国度里的国语教学一样。莫须有先生在金家寨小学教国语，有一回出了一个荷花的作文题，因为他小时喜欢乡下塘里的荷花、荷叶、藕。凡属小孩子都应该喜欢，而且曾经有李笠翁关于这个题目写了一篇很好的散文，可惜被人家认为非“古文”罢了，即是说不是文章的正宗。它为什么不是文章的正宗呢？文章的正宗者，应该是可以做小孩子的模范的文章，莫须有先生认为李笠翁的《杨柳》、《竹》、《荷叶》，都是很难得的几篇模范文章。莫须有先生自己的文章还近于诗，诗则有时强人之所不能，若李笠翁的《荷叶》能说到荷叶的用处，拿到杂货店里去包东西，是训练小孩子作文的好例子，比林黛玉姑娘称赞“留得残荷听雨声”有意思多了。莫须有先生出了荷花这个题目，心里便有一种预期，不知有学生能从荷塘说到杂货店否？结果没有。莫须有先生颇寂寞。有一学生之所作，篇幅甚短，极饶意趣，他说清早起来看见荷塘里荷叶上有一小青蛙，青蛙蹲在荷叶上一动也不动，“像羲皇时代的老百姓”。莫须有先生很佩服他的写实。不是写实便不能有这样的想象了，这比陶渊明“自谓是羲皇上人”还要来得古雅而新鲜。有的学生说到荷叶间的鱼，但都没有写得好，莫须有先生乃替他们描写一番，而且讲了一首古代诗歌给他们听：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莫须有先生曰：“这首诗很像你们小孩子写的，我很喜欢。这样的写文章便是写实，最初看见荷叶间有一尾鱼，于是曰‘鱼戏莲叶间’，接着这边也有鱼，那边也有鱼，东西南北四方都看见有鱼，于是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要是你们能写这一首诗，我一定能赏识，我知道你们是写实，并不因为这是一首古诗便附会其说。你们能写吗？”台下乃答曰能写。莫须有先生很高兴了。莫须有先生谆谆教诲总是要他们写实，只要能够写实，便可上与古人齐。若唐以后的中国文章，一言以蔽之曰，是不能够写实了。有一学生喜欢捉蟋蟀，莫须有先生有一回出了一个叫蟋蟀的题目，他预期喜欢捉蟋蟀的学生作《蟋蟀》了，结果失望，这个学生不写自己的游戏，他写的是《过中秋》。莫须有先生在黑板上写的题目总是很多很多的，任人自由选择。莫须有先生便看他怎样写《过中秋》。他写的是：“光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转瞬间又到了中秋节……”莫须有先生便替他大大地改正，而且在课堂上告诉大家，这样作文是顶要不得的，这样作文便是做题目，不是写实了。写“今天是中秋节”便可以，何须乎说“光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呢？他连忙问该生道：

“你不是喜欢捉蟋蟀吗？”

“喜欢。”

“你怎么不作《蟋蟀》呢？”

“那怎么做呢？”

“你怎么捉蟋蟀呢？”

“那怎么做文章呢？”

莫须有先生知道同这个学生讲话是讲不通的，最好是莫须有先生自己作一篇《蟋蟀》给他看。莫须有先生对于别的题目都感到技痒，自己真个的想写一篇，唯独对于《蟋蟀》无感情，做不出文章来，因为莫须有先生从小时便不喜欢捉蟋蟀，他只喜欢看草，看着别的小朋友在草地上捉蟋蟀，他认为那人同盲人一样在这青青河畔草上不知看些什么了。我们在以前说过，莫须有先生小时的草地是河边绿洲。奇怪，其余的学生也都没有作《蟋蟀》的，大约这个题目难作，不比捉蟋蟀容易多了。直到数年之后，纯住县城小学五年级，有一回作《蟋蟀》，莫须有先生赶忙接过来看，是写实，但写不出，只是有一句莫须有先生颇能欣赏，纯写他自己捉蟋蟀的事情，他说他捉蟋蟀同做贼一样，轻轻走到它的身边。这位国语教师是青年女子，曾经是莫须有先生的学生，她能够这样命题，莫须有先生很是喜悦，而且替纯喜悦了。

莫须有先生当时因为蟋蟀又讲到《三百篇》上去了，正如前次讲“关关雎鸠”一样，在黑板上写了这一句给学生看：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于是他把这句诗讲给学生听，而且问捉蟋蟀不能作文的学生道：

“你为什么不写蟋蟀呢？”

那学生还是不能答。有一年龄最大的学生从旁答道：

“先生，这是《诗经》，不是文章。”

“你说《诗经》是什么呢？”

“《诗经》是诗，不是文。”

莫须有先生颇赞美这学生，他能知道《诗经》是诗了。于是莫须有先生告诉他道：

“作文应该同作诗一样，诗写蟋蟀，文也可以作蟋蟀。诗写‘清明时节雨纷纷’，写九月九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文也可以写清明，写九月九日登高。但中国的文章里头你们读过这样的文章吗？一篇也没有读过！这缘故便因为以前的文章都不是写实，而诗则还是写实的。我现在教你们作文，便同以前作诗是一样，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写的。以前的文章则是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写，写的都是与生活没有关系的事情。正同女人裹脚一样，不能走路，不能操作。同唱旧戏一样，不是说话是腔调，不是走路是台步，除了唱戏还有什么用处？世上哪有这样说话的方法？”

莫须有先生说话还没有说得尽兴，忽然又注意自己在黑板上写的一句《诗经》里的句子，于是暗自赞叹，《诗经》的句子真是欧化得可以，即是说别扭得可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诵起来好像是公安派，清新自然，其实是竟陵派的句法。（公安竟陵云者，中国的文体确是有容易与别扭之分，故戏言之。即《论语》亦属于竟陵一派。）他指着问学生道：

“这句话的主词是哪一个字？”

全场鸦雀无声。慢慢地有一极细微的声音答着“蟋蟀”。莫须有先生很是高兴。于是他又提高学生的兴会，增加大家的注意，大声说道：

“不错，这句话的主词蟋蟀，是说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到了十月入我床下。我们这样说文章便不好。《诗经》的文章真是好得很。你们同意否？”

“同意。”

有几个学生连忙答着。接着全场欢声一片了。

有一次作文莫须有先生出的题目有“枫树”一题，阅卷时碰着“枫树”的卷子，第一句是：“我家门前有两株树，一株是枫树，还有一株，也是枫树。”莫须有先生甚喜，觉得此人将来可是一个文学家，能够将平凡的事情写得很不平凡，显出作者的个性，莫须有先生简直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很别扭的。但碰到又一本“枫树”卷子时，又是这样的句子：“我的院子里有两株树，一株是枫树，还有一株，也是枫树。”莫须有先生便有点奇怪了，刚才的欢喜都失掉了。接着还有三本四本卷子都是如此起头，莫须有先生知道事情不妙，他们一定是抄袭，于是去翻书，结果在鲁迅的《秋夜》里有这样的句子：“我的后院里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莫须有先生得了这个发现时，一则以喜，一则以怒。喜者看了鲁迅的文章如闻其语，如见其人，莫须有先生很怀念他，虽然他到后来流弊甚大。怒者，怒中国的小学生比贾宝玉还要令人生厌了！夫贾宝玉并不一定讨厌，只是因为他将女人比作水做的，于是个个人崇拜女子，有些肉麻，故贾宝玉令人生厌了。光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转瞬间又到了发卷子的时候——话这样说，决不是模仿，凡属改作文的教师们一定同情，只有改卷子最觉得日子过得快，上一次刚完，下一次又来了。伟大的莫须有先生亦有此同感，然而莫须有先生确是不厌不倦的时候多，他见了学生总是很高兴的，出题高兴，自己总是技痒，碰得一本好卷子高兴，善如己出，碰得一本极坏极坏的卷子虽是十分的感觉混饭吃无意义，一个人难于与人有益，但慢慢地也惯了。人生在世是如此，反而不急于要向人传道，还是孔子学不厌诲不倦真是可爱的态度了。于是莫须有先生碰了一本极坏的卷子亦等于开卷有得，是高兴的。到了发卷子的时候，特别将“枫树”提出来，大发雷霆道：

“你们为什么总是模仿呢？一个人为什么这样不能自立呢？我总是教你们写实，作文能写实，也便是自立。你们模仿鲁迅，你们知道鲁迅作文是写实吗？他家后院里确是有两株枣树，这一说我也记起那个院子了，他的《秋夜》的背景，你们糊糊涂涂的两株树的来源，我清楚地记得了。鲁迅其实是很孤独的，可惜在于爱名誉，也便是要人恭维了，本来也很可同情的，但你们不该模仿他了。他写《秋夜》时是很寂寞的，《秋夜》是一篇散文，他写散文是很随便的，不比写小说十分用心，用心故不免做作的痕迹，随便则能自然流露，他说他的院子里有两株树，再要说这两株树是什么树，一株是枣树，再想那一株也是枣树，如是他便写作文章了。本是心理的过程，而结果成为句子的不平庸，也便是他的人不平庸。然而如果要他写小说，他一定没有这样的不在乎，首先便把那个事情想清楚，即是把两株树记清楚，要来极力描写一番，何至于连树的名字都不记得呢？写起散文来，则行云流水，一切都不在意中，言之有物而已。方法是写实，具体地写自己的事情。你们只可谓之丑妇效颦而已。”

人都是虚荣心用事，学生们听了莫须有先生这番话，心想，你同鲁迅是朋友吗？至于话里的教训，反而无暇理会了。莫须有先生则确乎是思慕鲁迅，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文学家，他是小学生的教师。

黄梅有“放猖”“送油”的风俗，莫须有先生小时顶喜欢看“放猖”，看“送油”，现在在乡下住着，这些事情真是“乐与数晨夕”了，颇想记录下来，却是少暇，因之拿来出题给学生作文，看他们能写生否，他们能将《放猖》、《送油》写在纸上，国语教育可算成功了。说至此，莫须有先生想略略说及散文与小说的利弊得失——在前段谈鲁迅的文章时，莫须有先生已微露其偏袒散文之意了。他自己向来是以写小说著名，他曾经将《送油》改装了一下，写了一篇《送路灯》，即是小时看“送油”所留下的印象，因为求普遍起见故题曰《送路灯》，而在黄梅另外有“送路烛”，与“送油”是两件事。莫须有先生现在所喜欢的文学要具有教育的意义，即是喜欢散文，不喜欢小说。散文注重事实，注重生活，不求安排布置，只求写得有趣，读之可以兴观，可以群，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更好；小说则注重情节，注重结构，因之不自然，可以见作者个人的理想，是诗，是心理，不是人情风俗。必于人情风俗方面有所记录乃多有教育的意义。最要紧的是写得自然，不在乎结构，此莫须有先生之所以喜欢散文。他简直还有心将以前所写的小说都给还原，即是不假装，事实都恢复原状，那便成了散文，不过此事已是有志未逮了。在他出《送油》与《放猖》给学生作文时，他总想自己也各写一篇，结果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们应同情于他，他实在太忙了，孩子们的卷子都改完，则已无余力了。作这两个题目的学生占多数，但都不能写得清楚明白，令异乡人读之如身临其境一目了然，可见文字非易事，单是知道写什么也还是不行的。小孩子都喜欢《放猖》，喜欢《送油》，然而他们写不出，他们的文字等于做手势而已，等于哑子吃黄连对你说不得。这些小门徒，徒徒苦了老师大匠莫须有先生，替他们斧削斧削，莫须有先生认为徒劳而无功也。莫须有先生发卷子时，简直生气道：

“你们的文章难道都是预备自己看的吗？难道简直没有传之天下后世的意思吗？作文是不应该要人作注解的，如果需要注解那就非自己注解不可，到得要旁人注解便不成其为文章了。你们写《送油》，首先就应该把‘送油’这个风俗介绍给读者，因为别的地方未必有这个风俗，或有类似者，未必就是‘送油’，你们仿佛天下后世都同你们黄梅县人一样，个个都知道清楚‘送油’是怎么一回事了，完全没有一点介绍的意思，这便是自己的思想不清楚，谈不上著作。我作文向来不需要注解，若说旁人看不懂，那是旁人的事，不干我事。可笑有许多人要我替我自己的诗作注解，那简直是侮辱我了，那我岂不同你们一样了吗？”

这却有点近乎《莫须有先生传》的作风，宣传自己，莫须有先生又好笑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则要具有教育的意义，不是为己，要为人。连忙拿着几本《送油》的卷子指示给作者们看，笑道：

“你们看，我替你们都改正了，首先是替你们作注解。”

事过数年之后，因为纯也总是喜欢看《送油》，那时纯也是莫须有先生的门徒之一，应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了，有一回纯也作了一篇《送油》，他的第一句文章是：“我们中国，家里死了人，都举行‘送油’。”莫须有先生看了大悦，这个注解虽不算完全，但纯也知道注解的意义了，莫须有先生愈是知道他是经验派。

在事过数年之后，即是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已经重来北京大学执教鞭了，莫须有先生又开始有闲作文章，乃居然写了一篇《放猖》，此事令他很愉快，好像是一种补过的快乐。这篇《放猖》同上回所说的写小时读《四书》的文章都是为南昌一家报纸写的，因为那里离莫须有先生故乡甚近，有许多旧日同学且在江西住高中，可以见得到。我们现在把这篇《放猖》完全抄在这里：

故乡到处有五猖庙，其规模比土地庙还要小得多，土地庙好比是一乘轿子，与之比例则五猖庙等于一个火柴匣子而已。猖神一共有五个，大约都是士兵阶级，在春秋佳日，常把他们放出去“猖”一下，所以驱疫也。“猖”的意思就是各处乱跑一阵，故做母亲的见了自己的孩子应归家时未归家，归家了乃责备他道：“你在哪里‘猖’了回来呢？”猖神例以壮丁扮之，都是自愿的，不但自愿而已，还要拿出诚敬来“许愿”，愿做三年猖兵，即接连要扮三年。有时又由小孩子扮之，这便等于额外兵，是父母替他许愿，当了猖兵便可以没有灾难，身体健康。我当时非常之羡慕这种小猖兵，心想我家大人何以不让我也来做一个呢？猖兵赤膊，着黄布背心，这算是制服，公备的。另外谁做猖谁自己得去借一件女裤穿着，而且必须是红的。我当时跟着已报名而尚未入伍的猖兵沿家逐户借裤，因为是红裤，故必借之于青年女子，我略略知道他和她在那里说笑话了，近于讲爱情了，不避我小孩子。装束好了以后，即是黄背心，红裤，扎裹腿，草鞋，然后再来“打脸”。打脸即是画花脸，这是我最感兴趣的，看着他们打脸，羡慕已极，其中有小猖兵，更觉得天下只有他们有地位了，可以自豪了，像我这天生的，本来如此的脸面，算什么呢？打脸之后，再来“练猖”，即由道士率领着在神前（在乡各村，在城各门，各有其所祀之神，不一其名）画符念咒，然后便是猖神了，他们再没有人间的自由，即是不准他们说话，一说话便要肚子痛的。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人间的自由本来莫过于说话，而现在不准他们说话，没有比这个更显得他们已经是神了。他们不说话，他们已经同我们隔得很远，他们显得是神，我们是人是小孩子，我们可以淘气，可以嬉笑着逗他们，逗得他们说话，而一看他们是花脸，这其间便无可奈何似的，我们只有退避三舍了，我们简直已经不认得他们了。何况他们这时手上已经拿着叉，拿着叉郎当郎当地响，真是天兵天将的模样了。说到叉，是我小时最喜欢的武器，叉上串有几个铁轮，拿着把柄一上一下郎当着，那个声音把小孩子的什么话都说出了，便是小孩子的欢喜。我最不会做手工，我记得我曾做过叉，以吃饭的筷子做把柄，其不讲究可知，然而是我的创作了。我的叉的铁轮是在城里一个高坡上（我家住在城里），拾得的洋铁屑片剪成的。在练猖一幕之后，才是名副其实的放猖，即由一个凡人（同我们一样别无打扮，又可以自由说话，故我认他是凡人）拿了一面大锣敲着，在前面率领着，拼命地跑着，五猖在后面跟着拼命地跑着，沿家逐户地跑着，每家都得升堂入室，被爆竹欢迎着，跑进去，又跑出来，不大的工夫在乡一村在城一门家家跑遍了。我则跟在后面喝彩。其实是心里羡慕，这时是羡慕天地间唯一的自由似的。羡慕他们跑，羡慕他们的花脸，羡慕他们的叉响。不觉之间仿佛又替他们寂寞——他们不说话！其实我何尝说一句话呢？然而我的世界热闹极了，放猖的时间总在午后，到了夜间则是“游猖”，这时不是跑，是抬出神来，由五猖护着，沿村或沿街巡视一遍，灯烛辉煌，打锣打鼓还要吹喇叭，我的心里却寂寞之至，正如过年到了元夜的寂寞，因为“游猖”接着就是“收猖”了，今年的已经完了。

到了第二天，遇见昨日的猖兵时，我每每把他从头至脚打量一番，仿佛一朵花已经谢了，他的奇迹都到哪里去了呢？尤其是看着他说话，他说话的语言太是贫穷了，远不如不说话。

莫须有先生看了自己现在的作文，自认为比以前进步些。以前是立志做著作家，现在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了。莫须有先生又记起当时有一姓鲁的学生写了一篇《放猖》，其描写正在放猖的一段，颇见精彩，有五猖之一的爸爸也在群众当中看放猖，背景是在野外，五个猖神，一个领带。百千万看客，拼命地跑，锣声震天地，而爸爸看见自己的儿子跌了一跤了，一时竟站脚不起来，远远地破口大骂一声：

“你这个不中用的家伙！”

更令爸爸生气的，孩子忘记自己的地位了，自己的地位是神，不能开口说话了，而他回头回答爸爸：

“我再不跑！”

群众的嘲笑，爸爸的失体面，孩子的无勇气，都给鲁生写得可以了。

莫须有先生还想附说一事，中国的国语文学是很有希望的，大家真应该努力，新文学运动初期很有一番朝气，莫须有先生为得选文给学生读，曾翻了好些初期作品看，有陈学昭的一篇《雪地里》，令人不相信中国曾经有古文了，新鲜文字如小儿初生下地了。别的文章都可以不提起，这一篇《雪地里》是应该提起的，它表示无限的希望。只可惜国事日非，而国语之事亦日非，大家都已失了诚意，在文坛上八股又已经占势力了。

关于征兵

同莫须有先生一样一向在大都市大学校里头当教员的人，可以说是没有做过“国民”。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他们一概没有经验。这次抗战他们算是逃了难，算是与一般国民有共同的命运，算是做了国民了。然而逃难逃到一定的地方以后，他们又同从前在大都市里一样，仍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级。是的，他们的儿子当过兵吗？保甲抽兵抽到他们家里去吗？保甲与他们无关。他们不但没有经验到，而且不知道一般国民对于征兵感受着如何的痛苦。国民与征兵无关，还能算是国民吗？故说中国的知识阶级是特殊阶级，一点没有冤枉他们。实在他们不配谈国家的事情，因为他们与国家的事情不相干。到得物价高涨，生活维持不了，然后说“不得了！不得了！国家要亡了！”他们只晓得国家养他们而已，养不了故叫苦。实在国家兴亡良心上他们毫无责任。于是他们负了亡国的责任！莫须有先生因为在故乡住着，乃有这个警惕，原来他一向没有做过国民了。然而莫须有先生在故乡住着也还是没有做过国民，也还是国民的旁观者，因为他住在农家的屋子里等于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一切与保甲无关。不过中国的农村社会读书人实际上是家族的代表，不是法律的，却是天经地义的了。有时也可以说是法律的，在甲长保长之外，每每有“户长”这个名词，政府说你是户长，你便不能躲避了。就算你想躲避，而户族都替你承认了，如子女之承认父母，他们爱戴你做他们的户长，他们喜有你做他们的户长，实在比举国民大会代表不可以同日而语，那样他们认为不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样他们认为是自己的事情。莫须有先生就做了他一族姓的户长了。起初他是很想躲避的，本一向都市上文明人的态度，便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后来知道中国的国情，毅然决然地自承为户长，乃把一般国民的痛苦都领略着了，然而还不敢说是经验着，因为莫须有先生究竟还是特殊阶级，知识阶级，同时他确实还有一个难民的资格，大家不认为他有保民的义务了。在莫须有先生来此地不久还是抱着都市上文明人的态度的时候（其实这个态度就是有权利无义务），有一天有五六个庄稼汉走进他的屋子里了，内中有花子与其仲弟（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是莫须有先生的本家，龙锡桥的住户，兄弟三人，俱已娶，有六十五岁的母亲），莫须有先生是认识的，莫须有先生初来时请莫须有先生吃过饭，尚未深谈，不算相知，只是认识。这个屋子本来可以做陋室铭的陋室的，但读书人陋室的定义是清高的，换一句话只有斯文人来往，没有庄稼汉来往，而庄稼汉一来则此室已不能容膝，他们的赤脚草鞋不能像鸭子一样一放就放在水里了，令陆地上不见了，而使得莫须有先生的斋舍顿时陷于天下大乱了，不是他们尚知道蜷局，则莫须有先生太太的什么秩序都一脚踢翻了。不说莫须有先生的秩序而说莫须有先生太太的秩序者，因为屋子里的秩序以莫须有先生太太为最重要，就是在她当年做新娘子之日都不喜欢人家闹房，就连莫须有先生也不许穿湿鞋走进她的屋子，何况庄稼汉的赤脚乎？我们要公平说话，莫须有先生太太对于庄稼汉扰乱她的秩序却不深恶而痛绝之，等他们走了再慢慢地自己归着归着好了，她倒是同情于他们，对于天下的士君子，大人物，她容许有批评，好比知堂老、熊十力翁，她常有批评，唯独庄稼汉她不批评，只是招待他们，茶、烟、酒、饭，她都不吝惜。所以凡属黄梅县的庄稼汉，凡到过莫须有先生家者，无不说莫须有先生太太好，有时要拜托莫须有先生一件事，此事或与小孩升学有关，或与抽兵有关，或与诉讼有关，每每先拜托莫须有先生太太，因此莫须有先生每每同莫须有先生太太争吵一场，说这种事他不能管，太麻烦。结果莫须有先生每每是放心不下，尽心竭力地帮忙一番了。那么莫须有先生后来简直成了绅士？是的，凡属读书人应该做的事，他都做了，他慢慢体会到中国社会的秩序，风俗的厚薄，一切责任都在读书人身上，代议制要举家族代表，然后代表或者不是做官，是代表民众了。今天来了五六个庄稼汉，不但莫须有先生觉得事情突兀，五六个庄稼汉也都笑笑嘻嘻的，笑笑嘻嘻的即是正正经经的，也即是战战兢兢的，谁都没有胆量先开口，结果还是花子开口，他语不成音地说道：

“先生，不是别的，是三记抽兵……”

莫须有先生一听到“抽兵”两个字，很动了一番公愤，这公愤在他胸中蓄积已久，至少与北洋军阀时期是一样的长久了，因为历来的内争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等莫须有先生在北平做大学生时都亲眼看见过，他认为内战与职业兵有关，倘若行征兵制，兵就是国民，战事是国民自己的事，那么谁肯打内仗呢？欧西文明国家都没有内战，便因为是征兵制。只有中国腐败，“好儿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那么谁当兵呢？军阀自然便豢养些爪牙了。那么野心家打内仗，百姓吃苦头，是应该的了。而且募兵制也非常之不人道，因为战争是人类的灾难，故服兵役是国民的义务，人民服兵役，正如人生有疾病，疾病是各自的事情，怎么要别人替我担当，让一些人做职业兵，岂不等于替我担当疾病吗？自己怕死要别人替我死吗：是非常之不人道的。这是莫须有先生蓄积已久的公愤。一向与社会隔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已实行征兵制了，他简直不知道，知道也只是看报纸知道消息而已，不是自己的事情。要说真知道，是看了花子的慌张急迫神情，乃知道此事不是纸上谈兵了，而且此事几几乎与莫须有先生有关了，首先这六七个人走进他的家里来了，不是几句公愤的言语可以打发出去的了。但莫须有先生在必要的场合也学着官话：

“三记是谁？”

“是我的三兄弟，现在保上抽兵，要他去抽签。”

莫须有先生也不完全是官话，只是等于法官问案时的法律手续，也等于证几何时引用定理，不得不说清楚，问明白。他确实不知花子的三兄弟名叫三记，虽然事实上他已猜得着三记必是他的三兄弟。他还没有同三记见过面，此地其余的本家，前辈与后生，都见过面了。连三记一起，妇孺不算，一共五人而已。三记行年已三十，早已是大丈夫，只是其妻不安于其室，其不轻易同莫须有先生见面之故，正是花子与其仲氏怕他临抽兵时一溜烟逃了之故，便是说他知道将要负责任，而一概不负责任，故意装傻，故意学稚，若他同本家的伟大的莫须有先生见面，便是不学稚了，首先要请吃一顿饭，这是首先负责任的表示。并不是莫须有先生已经当起绅士来了，要乡民请吃饭，只是来了本家的先生照例(或者是照礼，确已近乎礼)要请吃一顿饭，然后算是正式见面了，以后有事便拜托拜托。现在不同莫须有先生见面，三年以后却是同莫须有先生朝夕相处，在县中学里做校工，莫须有先生深知他的为人比他的两个哥哥要狡猾多了。

“抽兵是你们保甲的事，我是当教员的。不能管保甲的事。”

“我们这里大家都知道先生的大名，先生是客气——哈哈，我乡下人不晓得说话。”

其中一人说。

“你是哪一位？”

莫须有先生问。

“我姓王，哈哈，同花子都是顶相好的。”

“他是我们这一甲的甲长。”

花子代甲长答。现在事已临到头上来了，一切全仗本家的莫须有先生作主，话是不说不行的，花子便大着胆子说：

“先生不知道，乡下的事情完全靠家里有先生，家里有先生兄弟四人都不抽签，我们这保上兄弟四人的有好几家，兄弟三人的更多。像我们兄弟三人早已分了家，三记也有三十岁，老二有三十八，我四十二，这回要三记抽签，不是岂有此理吗？”

“恐怕不能以分了家为理由——其余的事情都是你们保上的事情，一切都有事实摆着。不过要我替你向保上把事实声明清楚是可以的。”

莫须有先生说此话时又动了一点公愤，因为他感得花子兄弟是有其不平之处。而且他看王甲长的神情，多少是来窥探虚实的，至少是见风转舵，如果莫须有先生谢绝不管花子家的事情，则花子家仍等于没有先生，一切由保长作主好了，当甲长的跑腿而已。总之王甲长只想知一知莫须有先生之为人，三记抽签不抽签与他不甚相干。因此，莫须有先生虽仍是本着都市上文明人的态度，不管自己本分以外的事情，在王甲长的面前说话却已经很是小心了，他怕他做了汉奸了。中国的国情真特别，征兵的问题原来并不仅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了。

“王甲长，我拜托你一件事，花子兄弟三人都不识字，我想替他们写一个报告书，送到乡公所，同时请你替我向贵保保长致意，看这回是不是应该三记抽签。”

“有先生一封信，便没有事——哪里该三记抽签？兄弟四个的，兄弟三个的，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有的是！要人说话罢了。”

莫须有先生不置可否。王甲长之流是极端的稳健派，进取的意思一点没有，但保守的本领是非常之坚固的，犹如你是穷人你便不能向他借钱，反正钱是他的，你奈何他不得，除非你更有钱。花子兄弟的防线是非常之靠不住的，因为他倚靠莫须有先生。而莫须有先生自己亦并不以为莫须有先生靠不住，因为他一向说话理直气壮了，他佩服孔子的话：“见义不为，无勇也。”结果莫须有先生的话是一点效力也没有，原因据说大家都猜着了，士君子对于人不取报复态度，不取报复态度则乡里人谁都不理会你说话了。故花子这回算是白费气力，莫须有先生也是白费气力。莫须有先生给乡公所写了一封信，信是花子仲弟名叫竹老送去的，今天送信去，第二天下午花子拘到乡公所去了，因为三记逃了。莫须有先生写信时有莫须有先生太太做参谋，因为有二妇人焉，即顺的媳妇儿，竹老的媳妇儿，拜访莫须有先生太太，把三记媳妇儿的历史统统叙述清楚了，结论是：“三记早上抽兵走了，三记的媳妇儿晚上就跟人逃了。”此二人，不知到底是希望三记不被抽为兵呢，还是被抽为兵？换一句话说，希望三记的媳妇儿跟人逃了呢，还是不跟人逃了？这个她们自己也回答不了，总之她们的生活单调，今天很是热闹罢了。但如果三记被抽为兵，“那个老鬼我们就不养活她！”这是竹老的媳妇儿坚决的答案。“那个老鬼”是指自己的婆婆说。兄弟三人，母亲轮流供饭，花子一月，竹老一月，三记一月。如果三记被抽为兵，则三记媳妇逃了，家庭散了，三记供饭之月，势必归两兄负担，故仲氏之妻首先表示“那个老鬼我们就不养活她！”三个儿子，母亲最爱的是三记，如果是花子、竹老抽去当兵，老母亲说她并不心痛，因为那两个媳妇儿太伤了她的心，而现在要抽三记当兵，老母亲哭得几乎死去了。三记的媳妇儿便从旁耻笑道：“谁教你生许多儿子呢？”莫须有先生没有同三记见面，倒是同三记的媳妇儿见了面，莫须有先生说人情复杂，复杂便是善良，三记的媳妇儿并不一定是幸灾乐祸，她完全不知道她自己生活的意义罢了——到底是跟三记过日子呢？还是不跟三记过日子？人生其如诱惑何！她的表情颇懂得人生的忧愁。莫须有先生正在给乡公所写信时，别的人物都走了，三记的母亲便在行人路上，莫须有先生住室檐前，嚎啕大哭，后来声嘶力竭，莫须有先生家里这时有白糖，莫须有先生太太乃泡了一杯白糖开水端在老婆婆的口边喝了。莫须有先生对于此老的态度颇不以为然，他把莫须有先生当了一名县长，她的哭是等于喊冤，是一种仇恨意识，不足以动人哀怜了。然而是天下最可哀，她对于社会真有一种“恨”，她恨她的大儿子，恨她的二儿子，恨大媳妇，恨二媳妇，她简直还有点恨莫须有先生，恨莫须有先生不帮忙，她确是不恨莫须有先生太太了。她想如果莫须有先生肯帮忙，她的儿子的事情便完结了。大家都说莫须有先生是不做官，他如果想做官，运动一个官做做，他早已做了县长了，那么为什么对于她的儿子的事情不能帮忙呢？莫须有先生正在那里写信，莫须有先生写此信自己觉得很为难，他不知道怎样下笔，这是中国一般读书人的长处，同时却正是莫须有先生的短处，他除了写实而外不能杜撰一句空话，而中国人写信以及写一切的文章正要连篇累牍的空话。此时如果有人替莫须有先生解除困难，给莫须有先生代庖，给乡公所写一封信，不要太是八股，但也不要太是反八股，莫须有先生将感激不尽，大约只有蔡元培先生有此本领，下此便是流俗了。不得已就写一封八股信也可以，只要替他把这件事办好，只要把门前老婆婆的哭声赶走。莫须有先生连忙又想，中国的国事不都弄糟了吗？国事之糟不正因为家族中心的缘故吗？莫须有先生此刻写信，到底是公还是私呢？是不是因为家族间的感情将有妨害于国家的征兵制度呢？莫须有先生于此乃费了很大的思索。莫须有先生又很快地有一个很大的回答。他本着他的良心回答，他说本着良心解决一切的问题是不会有错的。孔子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谓矩就是良心，就是“仁”。首先是态度诚实，能使人信之，至于大公无私是不成问题的，大义灭亲也是不成问题的。莫须有先生来此地不久，其存心如何乡人无从知道——不久都知道了，就是三记抽签这件事发生以后都知道了。就是莫须有先生的仁，就是莫须有先生的诚实态度使得他们相信了，知道了。莫须有先生的仁，最初好像是私。与国家制度有妨害，其实是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因为天下无大公，故莫须有先生的仁最初好像是私，替家族讲人情，这个人情便是“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莫须有先生看见社会上有不平的事，怎能不说话呢？家族之间为什么不应该有感情呢？这都是自然的。国家社会就应该建筑在“忠”“孝”两个字上面，忠是对国的道德，孝是对家与社会的道德。这两个道德是决不冲突的。凡属道德都不会冲突的。中国社会犹有孝，但中国社会不能表现忠，这确是中国最大的弱点，即如国家征兵，一般人民畏之如虎。畏之如虎，并非认征兵制度为苛政，乃是征兵之政行得不公平，黑暗，于是苛政猛于虎了。贪官污吏借征兵而卖兵，贪污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不爱民，好战者是以不教民战，孔子谓之“弃之！”不但不教，简直是以饥饿之民战。征兵实际上只等于一个“掳”字，把人“掳”去了，然后不当一只猪养。于是百姓各私其家了，尚不失为慈，尚不失为孝。这个慈与孝乃与忠冲突。秉国者不忠，因而与忠冲突，并不是人民不该孝不该慈。人民的慈与孝正是道德的表现，正可以教忠了。首先是要他们信国家，信政府。要人民信国家，信政府，是要国家政府尽一个忠字。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旨者言乎！信而后可以言政。莫须有先生偶读《左传》，深有所感触，春秋的社会近乎中国儒家道德的社会，社会上无有不爱国的，无有不忠于战争的，完全不是“好儿不当兵”的风气，同时又是“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真是有趣。鞍之战，齐侯败了，狼狈而归，路上遇见齐国的女子，她问他：“君怎么样？”他说：“君很好，没有危险。”女子乃再问她的父亲。女子并不问她的丈夫。后来齐侯调查清楚了她的丈夫也正是战中的人员。这与“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或者“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完全有大国民与小国民之分了。忠与孝确是不冲突，春秋时代的人，“不难以死免其君”，而君也确是国的代表，没有一点奴隶人民的意味。孔子以不教民战为弃之，可见有能教民战的事实了。到了战国，空气渐渐变了，只看庄周的书上写一个残废者在“上征武士”的时候大为得意，以其残废之躯大摇大摆，走来走去，无所用其逃匿了，连庄周的得意都可想而知了。中国社会于是没有忠，即是没有国的观念。木兰从军，是一孝女而已，从军正是反从军的。要说中国人畏死，那是肤浅之见，烈女死节的事情多得很，何独男子而怕当兵呢？风俗习惯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要说中国社会因家族主义之故不爱国，不当兵，也是肤浅之见，春秋社会不足以为我们的模范吗？家与国不相冲突，但如秉国者不能使人民信，即是不能大公无私，于是人民自私其家了。莫须有先生是仁者，凡属仁者便不私，莫须有先生到乡下来并不宣传自己，他简直少同人说话，与庄稼汉直接发生关系的只有本家几个人，这几个人都信服他了。说一句极端话，如果莫须有先生叫他们死，他们虽然自私，但不会说莫须有先生的话说错的，只是有耻于自己为什么那么无勇气罢了。孔子说“有耻且格”，并不是理想。连此刻在莫须有先生门前哭的那位老婆婆不久都相信莫须有先生了，莫须有先生说：“没有法子，三记要去当兵！”她知道莫须有先生是不能帮忙了，非不帮忙了。莫须有先生写给乡公所的信如下：

□乡长赐鉴：

敬启者，鄙人是金家寨县立第二小学教员（附注，此时小学尚不属乡镇，是县立机关)，本族有贵乡□保□甲居民冯花子冯竹老冯三记兄弟三人，俱不识字，此次因保上要冯三记赴保抽签事，有将其家中情形向大众声明之必要，托鄙人代为声明如下：

冯花子年四十岁，冯竹老年三十八岁，冯三记年三十岁，兄弟三人于民国十年分家，俱系佃农，有六十五岁母亲，兄弟三人轮流供饭。三记如中签服兵役，则其所担任母亲之一份生活有问题。且其妻亦无人养，尚有许多复杂情形不便笔述。总之三记服兵役，则其家庭有解体之趋势。此三兄弟自言其有委屈，三记虽是服兵役之年，保甲中较之三记更是壮丁者尚属多数，兄弟三人四人者亦属多数。服兵役是国民义务，国民如有委屈，社会如不公平，亦不能隐忍不言。凡此俱属实言，谨代声明。

署名□年□月□日

此信莫须有先生曾给了金家寨小学某教员看，某教员笑曰：

“你这封信等于替他们做一张陈情表。”

“是的，陈情表——我不能有别的办法。”

“我告诉先生，凡属兵役事情，都是消灭于无形，等到有形便不能消灭了。消灭于无形者，当乡长的，当保长的，都有其弱点，大都是关于贪污之事，不能公开的，但本乡的绅士们都知道。彼此莫逆于心，我不告发你，但你决不能抽我姓的兵，至少不能抽我家的兵。（绅士们不纳捐税尤其事之小者。）另外乡长保长至有关系者不抽，或运动或收买乡长保长者不抽，或引本乡以外的强有力者为援而不抽，这都是消灭于无形。今三记之事，既已有形，无法消灭，结果是要去抽签的。至于中签服兵役之后，其家庭生活怎么样，保甲是不管的，也没有当事人要求保甲管的。”

“保甲不管谁管呢？不还是要家族管吗？那么中国社会还是家族中心，保甲只是对政府有用，对人民无用。”

“是的——以先生的道德声望，给乡公所去这封信，对于先生个人大约没有什么妨害，若就我说则这封信我不敢写，何以呢？这一来你不自承为户长了吗？倘若三记逃了呢？乡公所便要找你要人了。”

某教员这个态度，当然有他的经验，但莫须有先生不赞同，这便叫做“三思而后行”，不是直心，是私意了。信是竹老送到乡公所去的，是当面交给乡长的，交信时竹老这样说：

“我家先生有一封信来。”

他说这话时倒很有点像庄周书上的人物，“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很不拘束了，有恃而无恐了。这位乡长也知道莫须有先生的大名，也知道莫须有先生是一位文学家，所以接这一封信一点也不觉压迫，只是以一个好奇心拆开信看，看里面写些什么话，一口气看了之后，文学家的信一点也不文，而且新文学家原来不讲究写字，八行字写得太不好看了，比起常写信到县政府到乡公所的那位黄梅县唯一的前清进士相差太远了。但竹老得意得很，因为乡长看了信之后同他说话，而且信是当他的面拆开看的，即此已是莫须有先生信的效力了，否则该送信人交了信便应走开了。

“你们以为家里有先生就不当兵，是不是？回去吃饭吧，时候不早了。”

竹老从从容容地回来，从从容容地告诉花子，说他见了乡长，乡长看了莫须有先生的信。事情便是如此。结果呢？二人都直觉地感得事情未必有结果，因为天下哪里有这样不花一文钱而得好处的事情呢？于是二人都莫名其妙了。事情便懈怠下去了。这一天不看见甲长来，更不看见保长。第二天不看见甲长来，更不看见保长。第三天消息不好，三记逃了。第三天下午花子冷不防给乡公所拘去了。莫须有先生反抗拘捕花子，写一封信与其旧友现任县政府秘书，自承为户长，问此事照法理究应如何。乞以私人资格赐教言。秘书无回信。

自花子被捕之后，则竹老逃了。于是竹老的媳妇儿是庄周书上的人物，以一双小脚，逍遥游了，其余则整个龙锡桥一点生气没有。次于竹老的媳妇儿，是顺的媳妇儿，他们二人乐，乐而不知其所以然，乐而已。竹老的媳妇儿，莫须有先生叫她叫“陈嫂”，除往来于行人路上之外，便是坐在顺的家里同顺的媳妇儿对面乐，顺的媳妇儿笑声尖锐，她的语音切切。其所以窃窃不敢高语之故，是怕莫须有先生在那边听见了。而不快乐的人（莫须有先生今天不快乐）最不喜欢听的声音，莫过于高笑声与低语声，莫须有先生实在不耐烦了。心想：“女人为什么这样褊狭呢？没有同情心呢？幸灾乐祸呢？她们两人的高兴不就是因为别人家里都有事吗？”莫须有先生十年没有感到这样的苦闷，正是从前做《莫须有先生传》的时候神经过敏不喜欢间壁人家切切私语的苦闷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可笑不可笑？”

“哈哈哈！”

“我再说给你听……”

往下都是耳边低语的声音。接着是顺的媳妇儿一阵急促的笑声，几乎吐不过气来。

“你说可笑不可笑？”

接着又是东一句西一句。

莫须有先生乃感觉得要给她们一个教训，路人都应有同情心，何况是骨肉之间遇着为难的事情而不关心？你把你的丈夫赶得逃走了，你便扬扬得意不干己事吗？竹老之逃盖是逃到泰山家里去了。他的泰山确是在深山里，其人没有儿子，有一女子，是有名的卖柴的，是有名的悭吝人，莫须有先生曾经买过他的柴，现在竹老便在那山中躲避了。

“陈嫂，你太不懂道理，花子捉去了，连我在这里都一天不快乐，你为什么反而那样高兴呢？一个人要心肠好些才有好处。我看你很能勤俭，有兴旺气象，但要心肠放好些。”

莫须有先生连忙又寂寞告退了，因为他看着那妇人不屑教诲，莫须有先生正正经经地同她讲话，她还是把她的一只小脚盘在一只大腿之上，像北京人骑驴子那样，毫不在乎。同时她却易孔子之所谓“色难”，她对着莫须有先生满脸堆笑了，她从来没有听过教训。而顺的媳妇儿，即是前几回介绍的那位懒凤姐，她一听见莫须有先生来了，赶忙逃到阃内去人。她的阃内非常之黑暗，简直不通光线，而且有臭味，因为她的粪桶堆积如山，她便在那里躲避莫须有先生了。她非常之得计，大笑而特笑，只是不出声，莫须有先生在外面攻击竹老的媳妇儿，仿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干我事了。

莫须有先生挂念花子，而花子好像无内助似的。莫须有先生倒很希望同花子的媳妇儿见见，打听花子拘捕在乡公所的情形。花子的媳妇儿不见莫须有先生，因为无必要。花子的媳妇儿有个相好的，便是我们在第四章所说的卖牛肉的祸首，终日住在花子家里，其人是一光棍，是“会上的人”，做事有主意，胜过莫须有先生多多了，所以花子的媳妇儿没有见莫须有先生之必要。莫须有先生知其一不知其二，知花子的媳妇儿有个相好的，不知花子家里的事俱是相好的作主，花子则同小孩子一样。三人的感情都很好，只是三人总是联盟同竹老的媳妇儿感情不好罢了。

“谁送饭给花子吃呢？”莫须有先生见顺时问顺。

“大嫂送饭去。”

顺叫花子的媳妇叫大嫂。

“我总没有看见她。”

“在乡公所——花子哥同小孩子一样，一个人在那里便哭，要大嫂在旁边陪他。”

莫须有先生听了顺的话，祝福这妇人了。

这是花子拘去的第三天。竹老忽然偷偷地走进莫须有先生的室内了，莫须有先生一见他，一惊，如见人影子，因为他的神色是那么的不定了。

“你回来了，很好，应该回来。躲什么呢？大家想法子解决。”

“她要我去。”

这句话表示他惧内。一切都是“她”作主。

“她又叫我回来，叫我把牛牵走，因为乡公所要来牵牛。”

此地“牵牛”一词含义甚大，若乡公所要来牵牛那当然是可以的，因为政府要来牵牛有什么不可以呢？此外只有日本佬牵牛，敌人要做的事有什么不可以呢？此外“牵牛”则是大盗的代替之词了。若“牵猪”则没有什么，好比你欠了人家的债，到期不偿还，债权者便可以说：“你不还，我到你家里牵猪！”这是很普通的话了。

“乡公所要来牵牛？那是决没有的事！乡公所如果真来牵你的牛，你便到县政府去告状，我替你作主！”

竹老不答，他相信乡公所要来牵他的牛，大家都这么说。至于莫须有先生要他到县政府去告状的话，他听如不听了。按他的意思，宁可牵牛，不告状。这是他的阶级意识，不得已而牵牛可也，自己再吃苦再买牛，但决不告状。

“我知道躲也是不行的，我去把三记找回来。”

“你知道三记逃到什么地方吗？”

“知道——也在山里头。”

“那顶好，你去把他找回来，你说我叫他回来。”

莫须有先生仿佛自信他可以把三记召回来。然而所有莫须有先生的自信唯有这个自信不坚固，说这话时“你说我叫他回来”，很是胆怯了。同时竹老也不相信莫须有先生这句话，不是不相信，是不注意莫须有先生的话，他们已经知道莫须有先生无能为力了，他同三记已经商量有办法了，只待履行了。三记向竹老表示意见，他可以去抽签，如果中了签，他也可以去当兵，要二兄给一百二十块钱给他，没有钱打手票，另外四斗佃田由二兄各代种二斗，每年的收获除交东外代为存放，年利二分五。不过内中还除一百五十斤稻作他名下担任母亲的食粮。至于他的媳妇呢？彼此默契，他知道她不要他。他也乐得当兵去了图一个干净，即是他也不要她。人生的烦恼仿佛都容易解除，真的，当兵去，在三记确乎是解脱，他可以把老婆的缰子解掉了，另外还可以得一百二十块钱，另外每年有余粮存放。再者，“我还可以逃！”这个逃是说他当了兵之后还可以乘机逃回来。在这样自己同自己计较之下，也还有一个良心的决定，这个决定来得非常之快，他要留下一百五十斤稻作母亲的食粮了。

翌日，莫须有先生正在盼望消息，竹老偷偷地进来了，他同昨天一样神色不定，告诉莫须有先生道：

“我的牛牵去了。”

“真的牵去了？”

“牵去了。”

“昨天既然有传言，你为什么不留心呢？牛关在什么地方呢？”

“我信莫须有先生的话，这是决没有的事，所以我的牛还系在草棚里，夜里牵去了——花子哥的牛昨夜不在草棚里歇，大嫂牵到别的地方去了。”

莫须有先生于此乃陷入深思。并不是因为失牛他也有责任，竹老相信他的话而失牛，乃是他相信这个牛决不是乡公所牵去的，是给贼偷去了的，此贼故意事前造空气，说是乡公所要来牵牛，以便你失了牛而不敢睬他。此贼必同与花子媳妇相好的人有关，是他的主意，故花子媳妇将自己的牛移地安置了。大约因为花子被捕，而竹老媳妇命竹老躲避了，故非要竹老损失一头牛不可，有此一头牛的价值，则一切费用有着落了。农村间盗牛的事，凡属“会上的人”，无论直接间接，都有关系，至少知道消息，那人正是“会上的人”了。莫须有先生对于此事十分生气，他并且气我们以前所说的那腐儒，因为腐儒同与花子媳妇相好的人是本家，彼此互相利用，腐儒需要光棍，光棍需要腐儒，有一回莫须有先生看见他们两人在龙锡桥茶铺里并席而坐，那时莫须有先生只知其一，即是腐儒同品行不好的人并席而坐，腐儒本来也品行不好，所以同座并没有关系，现在则人格发生问题了，读书人岂可以不与盗牛贼割席吗？故莫须有先生生气了。而且农人真可怜，怕官，怕保甲，怕读书人，并怕盗贼了。

“你的牛是给贼偷去了的！你糊涂，你以为是给乡公所牵去了！”

“牛是我同顺共的。”

竹老连忙报告这个事实，他同顺共这头牛，那么他只有一半的损失，至于是给乡公所牵去了，还是给贼偷去了，他再也不管，反正倒霉罢了。

“常常到花子家里来的那人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

其实莫须有先生知道那人叫什么，故意提起竹老的注意罢了。

“牛一定是那人偷去的！你得赶快到乡公所报告失牛。据我的意思你还应该告状，那人有嫌疑。”

竹老起先怕乡公所也拘捕他，后来一日在家，两日在家，乡公所没有拘捕他，于是放心了。只是他的媳妇儿再也不串门子了，坐在门口伤心着哭了，失牛了。而且顺的媳妇儿也同顺口角了：“看你怎么办！人家家里的事带累我上当了！”她也是牛的半个主人了。

竹老听从莫须有先生的话去乡公所报告失牛，乡长又同他说话，他也大胆说：

“起初我以为是乡公所牵牛的。”

“乡公所牵牛？你真是胡说！你有些傻！时候不早了，回去吃饭。”

乡长等于在茶馆里听了一句笑话而已。这时花子已经释放出来了。三记已经抽了签，中了签，三日之内就要去当兵了。母亲叫他把一百二十块钱内拿出几块钱来买白棉布做两套内衣，内衣早已破了，当兵之后没有谁照顾了。

上面所写的是中国征兵的事实，也便是中国征兵的意义了。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说国与国民的关系，但就中国的农民说，国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真是可怜罢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又与国有什么关系？据莫须有先生的经验，没有一家读书人家的儿子当兵的了，而中国是征兵制！中国谈不上什么叫做“政”，“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三记后来是黄冈游击队里的士兵，队伍同新四军打仗打散了，他逃回家了。他的媳妇儿自三记当兵去后跟人逃到小池口敌伪区去了，在那里生了一个小孩子，三记是父亲。三记逃回家后，那里传信来，叫他去把小孩引回来。而且允许他一些钱，算是彼此脱离关系，而三记迟迟不去，他说小孩引回来难养。他心里倒是很惦念那里允许他的钱，但也懒得到小池口去了。他要莫须有先生介绍他到学校里当校工，因为他现在懒得种田了。关于他的事其实还有好些，不及一一细述，也还是关于抽兵，因为第二次又要他抽签了，说他回来没有退役证，第一次不算。这时他有三十五岁，三十五岁就算过了年龄，要他拿家谱去证明，他从莫须有先生那里借了家谱拿去证明，不知怎的证明又无效。他第二次抽了签，又中了签，在县自卫队当火夫，因为他年龄过了，故改当火夫。队中人问他：“你怎么也抽来了呢？”他答道：“我们是弱小民族，被压迫的。”这话是莫须有先生亲自听他述说的。他当了校工之后，也知道些新名词了。但他的话一点也不是口号，很表现着他的感情。

这一章说到写春联

我们以前曾说过“跑反”这两个字，即是敌人来了，大家要逃避，黄梅县谓之“跑反”。不知通行于别处否？别处用什么字表现这个意思？若在黄梅县则这两个字的历史一定久远，简直是代代相传下来的，不然为什么那么说得自然呢，毫不须解释？莫须有先生小时便听见过了，那是指“跑长毛的反”。总之天下乱了便谓之“反”，乱了要躲避谓之“跑反”。这当然与专制政体有关系，因为专制时代“叛逆”二字翻成白话就是“造反”，于是天下乱了谓之“反”了。但莫须有先生体察所有黄梅县的人说“跑反”这两个字的时候，并没有是非观念，确乎是一个事实判断，乱了谓之反，要躲避谓之跑反，而且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他们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他们不问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最近莫须有先生在北平接到故乡来信，写信人是莫须有先生的亲戚，仅仅识得字而已，信中有这样的话：“现在乡下又要跑反。”莫须有先生读着很难过，因为有两年之久“跑反”这个声音莫须有先生已经忘记了，忽然又听见了。两年以前莫须有先生在乡下同着他们跑反，即是避寇难，深深懂得他们跑反的心理，深深懂得他们跑反的痛苦，如今再跑反则是谈虎色变了，他们一定以为世事毫没有办法了。他们都是自己在那里想办法的，乱了他们也要自己想办法，凡属“乱”都是他们的敌人，连政府也是他们的敌人，何况敌人（敌人有时不是他们的敌人！因为敌人有时替他们想办法！），何况另外一个政府，他们认为都是乱，不要他们自己治，即是不让他们耕田，不让他们做工，不让他们做买卖。政府虽是敌人，尚不跑反（不要他们跑反便是政府，这简直是他们感到应该要政府的惟一的意义），若跑反则使他们伤心了。跑日本佬的反他们无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然是要跑的。若在跑日本佬的反之后再来跑自己的反，你们无论有什么理由他们不听了，贫者是心里不安，富者是流徙死亡。何况你们并无理由。人没有恻隐之心什么都谈不上。政治是一个实行的东西，岂有没有同情心而有为人类谋幸福的行为？人类之所以杀生，便因为大家肉食惯了，在食肉的时候对生物没有同情心，于是杀生毫不成问题了。人与人之间尚不至于此，然而如今的斗争学说将把同情心都毁掉了，确乎是洪水猛兽的。将来的人吃人等于现在我们食肉了。莫须有先生最佩服孟子的仁政，要使耕者有其田，同时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大家懂得孝悌之义。这是非常之容易做到的，只要“无为政治”便可以做到，因为孟子的仁政条目正是一般农民自己的功课，只要政府辅助他们好了，政府唯一的能事使得他们有田耕好了，教育者唯一的能事申之以孝悌之义好了。孟子曰：“文王视民如伤。”又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这虽不是禹稷文王的话，孟子确能道出禹稷文王的精神，也便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今日的中国人为什么都喜欢舶来品呢？舶来品都是一时的反动，中国圣人的话则是千百年的经验！莫须有先生常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懂得中国的农民？大家都是经过许多患难的，为什么没有经验？莫须有先生本着他的经验说一句绝对不错的话，中国的政治只有孟子的仁政可行，实行的方法只有老子的无为政策。萧何张良都是从民间出来的，他们入关约法三章便是“简”！故他们能成功。莫须有先生也很喜欢汤武的革命，中国圣人都是以百姓为主的，而且都是宗教家，是救人的，不是杀人的，所以孟子不相信血流漂杵的话：“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没有不仁而可以成功的。而仁者亦必无敌。仁的表现便是不杀人。仁的表现从最近处起，故曰孝悌为仁之本。这都是多么有经验的话啊！莫须有先生因为在乡间同农民居处有十年之久，故他也有经验了。故他说了这些话。话说远了，今天的文章是说跑反，日本佬打游击来了（这时敌兵占据了孔垅），县城以及县城五里以内的人都要跑反。由五里慢慢波动到十里，由十里波动到十五里，这是第一天的情况。如果日本佬——乡下人口中都是叫日本佬，不叫敌人，只有一般公教人员说话时叫敌人。其实叫敌人并没有意义，等于一句官话，这真是一件奇事了！倒是叫日本佬乃真有敌人的意义，也真有中国民族的意义，中国民族有智慧有道德，这是说对于夷狄，对自己则自残。这真是一件奇事！“日本佬”三个字出在中国乡民的口中把日本人一切的方面都表现出来了，由这些方面可以判断敌必败。他们认为日本佬打仗是白费气力，给日本佬俘虏去了，日本佬要他们做挑夫，挑夫与挑夫（黄梅县人与黄梅县人）说黄梅话，叫日本佬叫“洋苕（尸幺）”，哈哈大笑，而日本佬听了瞠目不知所云，觉得中国人真奇怪。苕者，是甘薯的土名，叫人叫苕，是说你是傻瓜，日本佬是洋人，故叫洋苕。同时日本佬三个字也代表他们对于日本佬所怀的恐惧，夷狄的残忍以及武器的厉害都由这三个字的声音表现出来了。那时他们是畏惧日本佬，玩弄日本佬，除了媚敌求荣者外，实在没有做日本佬的奴隶的。他们是做了生存的奴隶。读书人在自己祖国的时期也是做奴隶，因为求荣，故也并不是特别对夷狄做奴隶。总之黄梅县人叫敌人不叫敌人叫日本佬，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日本佬被游击退了，不进据县城，则第一天波动到十五里，第二日清晨便平安无事，跑反者第二天又都归家，如进据县城，则有第二天的情况，十五里以外都惶恐了，都跑反了，由十五里波动到二十里，到了二十里便已成尾声，离城二十里以内是必跑的，二十里以外则大可不跑了，一般的居民自居为平安区了。莫须有先生现在住在龙锡桥，离城三十五里，更是平安区。东乡以土桥铺为惶恐的起点，土桥铺距城二十里，这一天土桥铺茶铺里决没有打纸牌的，头一天土桥铺茶铺里打纸牌打得很是热闹了，莫须有先生见之很感到“地利”二字有趣，也感到“人和”，即是中国百姓有趣，比之莫泊桑小说里的《二渔夫》未免没有国家观念了。土桥铺的铺家一旦跑反，都搬得空空的。中国的老百姓自卫的工作是非常之神速的，而且非常之有把握的。说至此莫须有先生又附说一事，此事令莫须有先生尊敬同胞！在三十四年敌人投降以后，县城商店都恢复了，莫须有先生则于三十五年春进城归家，一天去理发店理发，见理发店的陈设与装饰都同战前一样，只是陈设物与装饰品都太陈旧了，玻璃与躺椅旧了破敝了不足异，店中悬了一套“万国旗”，都褪了色，烟尘满蔽了，烟尘的总和之下依然有各国国旗的颜色。莫须有先生问店主：“这旗是战前的东西？”“是的，搬到乡下去藏起来的。”时间是十年之久了，这才叫做惜物了，这一小方一小方的颜色纸！抗战建国必须要有这个精神。所以土桥铺茶铺里在敌人打游击的时候有许多人打牌，莫须有先生并不以为他们不对，莫须有先生倒是很佩服他们的冷静，不过稍为有一点儿讽刺的意味罢了。到得第二天土桥铺十室十空，都搬走了。这一天则三衢铺的茶铺里有打牌的。三衢铺也在驿路上，比土桥铺更远城十里。只有莫须有先生一个人踯躅于驿路之上，与跑反的人走着相反的方向，逢着人来便打听消息，走到土桥铺便不敢再往前走，龙锡桥与三衢铺与土桥铺的人因之把莫须有先生都看惯了，都知道这位先生是金家寨的小学教员，家在城里，现有老父亲住在城里看家，敌人打游击来了，放心不下，故而出来打听消息。敌人打游击是常有的事，故跑反也是常有的事，数十里之外首先是听见炮响，有时不听见炮响，只听见耕田的人辍耕时牵了牛回来说道：“城里又跑反了。”他们的话音是非常之从容的，莫须有先生听了则有一种颠倒衣裳的急迫的神气，紧跟着问道：“你怎么知道呢？”想一句得到消息的真实。又是从容的声音：“有人在土桥铺回来说。”莫须有先生连忙就往土桥铺走了。有时是虚惊。到得明天清早一起来，看见有牵牛的，挑担子的在驿路上走，则另是一种打听消息的心理，敌人来了是不成问题的，只不知到什么地方来了，莫须有先生便赶去问行人道：“请问，你是哪里跑反的？”莫须有先生每每怕行人不答，因为行人每每不答，或者走乏了，或者饥了，或者有冷僻性情的人不喜答你。有时行人又答得非常之响亮，而且告之以详情，如说：“我是仁寿桥的，昨天跑到土桥铺，日本佬进了县城，现往停前去。”则消息的确实是无疑的了。莫须有先生前去土桥铺。莫须有先生一路上感得中国民族的悲哀，同时又感得中国民族——应该用神圣这两个字！同时白昼又像一场梦一样，眼前的现实到底是历史呢？是地理呢？明明是地理，大家都向着多山的区域走。但中国历史上的大乱光景一定都是如此，即是跑反，见了今日的同胞，不啻见了昔日的祖先了，故莫须有先生觉得眼前是真正的历史。跑反时，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若城里居民，城里富商，尤其是读书人家，每每破家了，破产了。莫须有先生并且感得写在纸上的历史缺少真实性，或者是社会进步了，因为社会上没有不健康的死节观念，中国的妇女都是健全的，中国的农民也是健全的，都是健全的思想。这当然是就大多数的农民说，士绅阶级不论，而且士绅阶级早已不在中国的国土了，不，他们是到大后方去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本来要看大多数的农民。莫须有先生看见路上牵猪牵牛的，很难过，因为牛没有声音！只是沉默地走；猪最初是叫，不走后来不叫不顺利地走，于是大路上仿佛只有牛的沉默与猪的惶惑了，莫须有先生是一个佛教徒，世界真是地狱了！莫须有先生的亲切之感在人生路上无法向人说。同时是中国人的神圣，中国人只是辛勤于生活，决不随便放弃责任，跑反便是为得牵猪牵牛！奴隶的“三纲五常”观念完全与此民族精神相反。“三纲五常”并不是中庸，中庸是人伦，中国的圣人是“人伦之至也”。夷狄之患不是老百姓召来的，夷狄之患来了，老百姓为得生存起见，为得后代起见，而奴隶们要老百姓死！——为谁死呢？这是“三纲五常”！老百姓始终是忠于生活，内乱与老百姓不相干，外患与老百姓不相干，对于内忧外患老百姓不负责任。责任是少数野心家负的。是读书人负的。读书人在君权之下求荣，在夷狄之下求荣，他们始终是求荣，始终是奴隶，毫无益于国家民族。他们就是“死”，亦无益于国家民族。问题完全不在“死”的上面，在“生”的上面。气节亦不在“死”的上面，在“生”的上面。这个关系真是太大，因为是历史，是民族的命运，应向国人垂泣而道之。不是论过去的是非，是为将来的存亡，因为将来的祸患还是无穷的。中国的老百姓的求生的精神是中国民族所以悠长之故，中国的二帝三王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代表，他们是最好的农人不是后来的读书人，如大禹的手足胼胝便是，这是莫须有先生所要说的话。莫须有先生在牵猪牵牛的跑反者的路上一时都想起来了。中国的老百姓在跑日本佬的反时确是很有希望的，这一层确不是在大后方的人所能体会得到，因为他们与百姓太远了，与政府太近了。

莫须有先生在往土桥铺的途中，遇着了县城里跑反者，打听了老太爷的消息，在南乡外离城三里半山之中一个庙里躲避了，于是满意而归，俟敌人撤退（时间总是一日，二日，至多三日，已成了例子）跑反者又都复原时，再进城去安慰老父亲这差不多是半年内少不了有一回的事情，敌人打游击而进据县城，而又撤退了。

今年最后一次敌人打游击，进据了县城三天撤退了，是学校放了寒假，乡人要过年（过旧历年）的时候，莫须有先生决定回家去同老太爷住几天。老太爷寄居的庙名紫云阁，老太爷预备就在紫云阁过年，敌虽已退，暂不进城归家。住在紫云阁等于住在城内家里，因为相距甚近，人家知道你住在那里是看守你城内的房子，不会把你房子的砖瓦撤走了。若家中无人在城外二三里以内居住，一般穷人都来搬砖搬瓦，对于你的房子，虽然不至于整个的崩溃，却一天一天地倾圮了。紫云阁的住持是一“道姑”，从前在莫须有先生家里做女工，现在在紫云阁做道姑了。紫云阁地势偏僻，后面是马王山，庙址落在山洼里，若非走到近前不容易看得见。敌人游击到黄梅县城，出南城只到马王桥，马王桥是马王山的尽头，再不敢渡马王桥往南乡更深地走了。所以老太爷寄居于紫云阁，莫须有先生打听清楚了，便很心安，知道那里是人地相宜的。莫须有先生兄弟三人，兄嫂与诸侄也在故乡避难，在北乡山中；弟妇是孀妇，一侄系小学五年级生，在北乡山中住小学，此刻弟妇同着老父亲住在紫云阁了。莫须有先生学校放了寒假回家去看老父亲便是经过县城往紫云阁去。莫须有先生经过县城的时候，走自己的家门过，门锁着了。附近有几座大房子，只有莫须有先生之家与其后背之邓姓祠堂尚有房子可认识，其余的炸毁了。炸毁的有三座是祠堂，一是刘姓祠堂，一是王姓祠堂，一是黎姓祠堂。其中以王姓祠堂建筑的工程最大，是黄梅县第一个建筑，建筑的时间是民国初年莫须有先生做中学生的时候。它的历史大约很久，民初的建立乃是它的复兴。它留给莫须有先生有一本活的传记，可以说是“生住异灭”的具体图形了。莫须有先生现在在它面前过路，看见它只有残痕，无复荣盛的存留，而且对于它又不必同情(因为它不是某一个人的房子，它没有确定的主人，故不令人觉得它可怜)，莫须有先生真好像是神仙过路了，人间世本来是什么样子，他是明明白白的了。原来这王姓祠堂在都天庙之侧，莫须有先生儿时在都天庙上学，看见这里一大片荒场，知道是房屋的旧基，尚有一戏楼残存着，地下尚躺着一大石匾，刻着“王氏享堂”四个字，莫须有先生，那时不满十岁的小孩子，每每对着这荒场中出神，对着残存的戏楼出神，对着一大块石头出神，“王氏享堂”这四个字是什么意义呢？他很奇怪，大人们的字句为什么令他不解，他的心没有什么叫做“不解”了，何以字句的意义要长大了才懂呢？他的祖父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向来不谈神话的，唯独对于“王氏享堂”讲神话：“这祠堂是咸丰年间遭太平天国的兵燹的。哈哈，这祠堂风水不好，它是刚建筑起来就遭兵燹的。它一建筑起来就要跑反！”莫须有先生，一个小孩子，听了这些话，很不懂，什么叫做“跑反”呢？有时他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叫他叫“炭叔”，炭叔的皮肤非常之黑，莫须有先生很喜欢他，祖父说他是古角山的人：“我在他家里跑反，后来就当亲戚走了，现在走了两代。”这是莫须有先生听到“跑反”二字的又一个机会。莫须有先生小时神秘的憧憬很多，“王氏享堂”与“跑反”各居其一了。常常同了许多同学在那残存的戏楼下面唱戏，捉迷藏，谈故事，天地之间一旦觉得鸦雀无声，则小人儿是忽然有一种恐怖的心理了，大家一哄而散了。莫须有先生后来听他的朋友古槐居士俞平伯唱昆曲声音拖得很长很长。“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很可以说得他小时的神秘了。稍大，黄梅县盛传：“姓王的要修王祠堂了！”姓王的是大姓，修王祠堂是大事，盛传的空气可以想见了。而莫须有先生不知何故亦大喜。莫须有先生小时大喜之事甚多，此其一了。后来姓王的果然修王祠堂，但同普通的工程一样兴工，要慢慢地，要一个一个地木石匠人，要大木，要砖瓦，莫须有先生反而觉得天下事不足奇，并不及他们在残存的戏楼下面唱戏捉迷藏多情可爱了。而且修王祠堂较普通工程更是慢慢地，一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又一月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而王祠堂依然没有成立起来，只是“王氏享堂”这块石头安放到大门上面去了，莫须有先生这时乃懂得这四个字的意义了，而同时使得莫须有先生失望：“这等于一块招牌，有什么意思呢？”以后莫须有先生对于正在建筑的王祠堂已不感兴趣了，视之若无睹了。后来到武昌去住中学，有一次放暑假回来，王祠堂已经落成了，莫须有先生乃以一个观成的心理走进去看，因为已经到过汉口，看见过大洋房子，看见过大柱石，王祠堂并不怎样了不起了，而且有点看不起这封建时代的建筑物了。从王祠堂出来，乃到都天庙去看看，都天庙里面照例有闲人在大门内南面而坐纳凉，凉风从古以来是“寡人与庶人共者也”，所以这里的空气很可爱，加之以莫须有先生的回忆更可爱。闲人当中有一李姓老头儿向莫须有先生说话道：

“王祠堂建不起来的。”

老头儿知道莫须有先生从王祠堂出来。

“它不已经建起来了吗？”

“它建起来天下就要大乱，就要跑反，它就要毁掉的。”

莫须有先生，一个中学生，一个少年，大凡少年与老年人不同，新少年更与乡下老头儿不同，其不同之点可以说是历史态度了，说得更确切些，一是不知有命运的，一是世间除了命运别无意义的。所以莫须有先生听了李老头儿的话，除了看着老头儿有趣而外，并没听见什么了。孰知事隔三十年的今日，在暴日侵略中国的战争之中，王祠堂已成灰烬了，莫须有先生在它面前走路，忽然之间仿佛在一个神的身边走路，叫莫须有先生记取他的预言了。这预言并不是说王祠堂一建立起来天下就要大乱，而是预言世间总有战争，莫须有先生小时所不懂的事情现在懂得了，小时他经过瓦砾之场，总是不明白，明明是许多大房子，如他自己家里的房子，何以成了瓦砾之场呢？原来是因为战争，战争便把建筑都毁掉了的。莫须有先生乃真有“破坏”的确切的意义了。再一想，“王祠堂一建立起来天下就要大乱”，也确乎是真的，莫须有先生现在也有了一次的经验，安知李老头儿不同莫须有先生一样也有他的一次的经验呢？安知李老头儿不同莫须有先生一样也听了李老头儿以前的老头儿说了他一次的经验呢？那么经验为什么不可靠呢？我们知道明天早晨太阳从东方起来，不也是相信昨日的经验吗？于是莫须有先生有些害怕，仿佛小孩子黑夜怕鬼怪一样，我们说他是空虚，小孩子是有他的切实之感了。我们凭着理智所斥责的迷信，大约都是经验了。一个人的经验是无法告诉别人的，世间的理智每每是靠不住的了。王祠堂将来还是要建立起来，将来还是有战争的，王祠堂简直是世间的命运了。莫须有先生今天知有此事，正如我们知有明日。莫须有先生又记起一个思想家的话，人的痛苦不能传给人，我们在战争中所受的苦不能告诉我们的子孙，所以我们的子孙还是要打仗，正如小学生要打球一样。这话当然不错，不过这话还是凭着理智，非经验之谈了。莫须有先生穿过县城一遍，如梦中走过现实，走得非常之快，他不忍见人间的惨了，他不忍见人间的苦了，他不忍见人间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不忍见在“死”未来以前“死”简直是不可知，所以城内的许多人，都是劫后余生，在饥寒之中，在瓦砾之中，在恐惧之中，在求生了！大家心里所觉得唯一的安定的，是敌人打游击刚退，今天不会再来了。莫须有先生进东门，出南门，在出南门的时候，是徘徊于王祠堂的荒场之后，绕了几十步道，又看见了另一个荒场，曾经是三间茅草屋，主人两两老者，是莫须有先生的近族，现在都死了，因为这次战争而死了。这三间茅草屋也等于莫须有先生的幼稚园，莫须有先生小时常跟着母亲在那里串门子，侄儿辈又跟着祖母在那里串门子，莫须有先生的大侄子已长成大人了，曾经有一篇作文便是纪念这荒场的，题为“茅屋”。莫须有先生对其族叔亦曾有一挽联：

此老为栽花养鹤之客

这时离人间地狱而归

此老是饿死的。世上没有人更比他对于患难持着淡泊态度了，也没有人更比他令小孩子感得亲近了。

莫须有先生出南门尚得经过岳家湾再往紫云阁去。岳家湾是莫须有先生的外家，也是莫须有先生的岳家，距马王桥不及半里，稍偏，其与县城的距离较马王桥尚近。紫云阁由马王桥直走，距马王桥一里许。莫须有先生此来除了安慰老父亲而外，本来也要去安慰其岳母即舅母的，那是二舅母。还有三舅母，此次敌人打游击，莫须有先生在龙锡桥打听消息时，听说三舅母给敌兵刺伤了，莫须有先生十分挂念，更是要亲自去问安了。外家的老人现在只有二位舅母在。莫须有先生进入岳家湾，首先是见岳母，首先是问三舅母，从岳母口中知道三舅母伤甚轻，已经可以起床了。莫须有先生敬重三舅母是一位民族英雄，独子挈了妻儿逃到湖南避难去了，留了六十岁老母在家，老母含辱茹苦，使得这个家不毁灭，首先是房子，其次是田地，等待战事解决儿孙再归家了。这个目的后来达到了，而且家因了母亲的苦而繁荣了。莫须有先生的这位表弟，早年失父，田产大半典卖了，民国二十八年以后，母亲一人在家，消费少，法币贬值，农产物价高，于是以前典卖值价的数目微乎其微，母亲一年一年地都赎回来了。三十五年夏表弟挈妻儿归家，比二十七年出门时多了三口人了，而莫须有先生的三舅母家有余粮。至于房屋与家具，无丝毫损失了。三舅母在这期间所受的苦与惊惧，只有莫须有先生背地里叹息，他称她为民族英雄。说起这回的受伤来，后来三舅母讲故事似的详详细细地讲给莫须有先生听，莫须有先生觉得他应该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把三舅母受伤的经过记下来的。日本人到一个村子便是要女人。岳家湾的青年女子临时都逃了，只有几位老祖母在家，这还是人间的人，是人间的老祖母；另有圣徒，即是孀妇，青年孀居，现在儿子都养大成人了，替儿子娶了媳妇了，儿子与媳妇必得逃，自己则坚决不逃，因为家里的房子要紧，农具要紧，儿辈的前程要紧，自己中年妇人的生命算什么呢？身体更算什么呢？所以也不逃，死守其家不去。结果是受辱了。莫须有先生见之总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其价值应超过民族英雄的地位了。老祖母们则是民族英雄。日本人，三舅母说，他们的凶狠的相貌便是牛头马面（莫须有先生因之想，发动战争的是各国民族的罪人，教育是引国民向人的道路走，战争则驱国民而为牛头马面！），几位老祖母，像羊群一样，无论如何不肯散，要死便在一块儿死，而日本人拿着刺刀而不杀，他们有人类的口舌而不讲话，只是使眼色，只是做手势，并不完全因为语言不通，人到了只有兽性时大约没有语言了，于是越发像牛头马面。老祖母们不肯失群，于是他们驱之而入于一室，这时老祖母们便是可怜无告的羊了，战栗着。日本人做手势，也能说中国话：

“衣服！衣服！”

意思是叫老祖母们自己脱去衣服。莫须有先生的三舅母会意，答话道：

“脱衣服！脱衣服！”

这时是冬天，三舅母把衣服脱了，不怕寒冷了，狰狞的面孔一阵大笑，其中之一以其刺刀，三舅母说他像瞄准一样，向着三舅母一戳，于是三舅母倒地了，大哭了，日本人又一哄而散了。另外几位老祖母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可怜的羊群怎么能脱险了。三舅母说她受伤甚轻，是故意倒地，把牛头马面驱走了。莫须有先生叹惜，中国人，一般做子孙的，不知道怎样替祖先表彰德行，他总替他的三舅母留一点记载了。

莫须有先生到紫云阁见老父亲，老父亲一见面便开口：

“小孩长得好？”

“长得很好。”

往下的话都不用得说了。莫须有先生觉得老年人非常之得要领，而且佩服老太爷天钧泰然，他老人家对世事都不复存希望，自己也不怕死，死在炸弹之下，死在枪弹之中，都听命，只希望孙辈长得好。他说他幸福，个人已无可忧虑的，儿辈都能做人，国事无从忧虑了。孀媳跟在老人家身边，相依为命，老人家倒是做了她的拄杖了，她也做了老人家的耳目。莫须有先生很从老太爷那里学得悠闲，学得周到，而且学得大公无私了，而且学得以人为主不以自己为主，最后一层尚学如不及，因为莫须有先生有时强人与自己同，老太爷说这是不可能的，各人有各人的性情：“你未免太热心了，是没有益处的。”大公无私者，父母之心是公心，诚如乡下人说的，“手掌手背都是肉”，父母对于子女没有偏爱，有时益此而损彼，是应当有所损益，正是公心了。是的，根本对于枝叶是公的，那么枝叶不应该相远了，本是同根生。莫须有先生曾向一兄弟众多的族人说话道：“你们不要吵架，体贴父母爱你们的心便能同心。”莫须有先生是从自己的老太爷处心积虑上面得有同心之感了。而自己的老太爷又确是没有思虑，天钧泰然，他说他无忧了。真的，“无忧者其惟文王乎？”匹夫也可矣无忧。家庭经寇乱，一空如洗，老人无难色，旁人也不觉得他困难，都羡慕他了。

同日长孙也从北乡山中来了，回来安慰祖父，因为祖父最爱他，故他来。他是高中学生。

“你父亲好？”

祖父问他。他说他父亲好，父亲命他来。他名叫健男。

于是三人相对于一室，相对于无言。都等老人的言语。健男这孩子最能不说话的，他可以陪着祖父终日不言语，倘若只有同祖父两人在场，他来得非常之自然，一点不急躁，很为难得。有莫须有先生在场，则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有志于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于是体贴老人家的心，一心把老人家丢在一旁，专门同小孩子谈今说古，谈作文的事情，弄得老人家慢慢地卧榻上睡着了。及至老人家睡醒了，他们两人还在那里议论纷纷，老人家心知其意，他们这样也等于程门立雪，老人家乃去买菜。头一天没有什么可买的，因为时间晚了。第二天清早，乃由一短工特地从城里街上买了一尾大鳜鱼回来，两方面盖都是山中来人，久矣不知鱼味了。老人家亦久矣不知鱼味了。

接连几天天天大雪，是十年没有之大雪，莫须有先生住在紫云阁里，甚感风趣，仿佛不食人间烟火，而在一个凄凉的庙里有家之温暖了。这里也有水，也有火也有乱世不容易有而老人应该吃的肉，老人是买给儿孙吃的，老人自己先下箸了。外面大雪一尺深。佛前灯暗殿中明。道姑则同守财奴一样，专门想发财，她是因为想发财而住庙了。此庙有六亩田，于是弃佣工之业，作出家之业，从此可以有六亩田了，自己辛勤辛苦便可以有积蓄了。莫须有先生有学佛之诚，但他不知道如何度人，即如紫云阁的道姑，佛不知怎样度？

已经是腊月二十五日，差五天乡下人过年了，雪不止。老太爷催莫须有先生回龙锡桥，因为要到那里去做家主。健男则留在紫云阁过年。莫须有先生颇留恋紫云阁，即是留恋天下雪，雪下得那么大，而人在家里如同炭火在炉内了，大有深意存焉。道姑忽然向莫须有先生有所要求，要莫须有先生替此庙写春联。莫须有先生欣然许之。他瞥见旧联上有“一盏明灯”四个字，大有所启发，乃信口吟成，命健男书之：

万紫千红皆不外明灯一盏

高云皓月也都在破衲半山

腊月二十八日，老太爷催莫须有先生走了，而且雇人挑了过年吃的东西去。这天雪仍不止，数十里雪路徒徒博得纯看见爸爸从祖父那里回来的欢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