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成就了他

一

中国历史名城中，除十朝古都西安外，最是风流蕴藉古色古香、最值得好古之徒去寻访的莫过于南京了。这座曾被称为“建康”的六朝古城，历史上不知演绎过多少金戈铁马、多少烛光斧影、多少波诡云谲、多少爱恨情仇的故事。令风云变色的一代雄主、机谋迭出的军政强人、文采风流的高人雅士、容华绝代的佳丽娇娃，都曾在这儿留下过他们或深或浅、或大或小的足痕，而他们的勋业与宏图、憧憬与梦想、标榜与隐私、悲凉与惆怅、恩怨与是非，那些当年曾被那样执着、那样看重，甚至视同身价、尊严、荣誉与生命的一切，都已随着如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历史洪波日夜流淌尽净。我们在列满仿古建筑的秦淮河两岸能见到的，是千百年前尚不知以何种方式存在于宇宙中的各种化学元素，而今天聚合为血肉之躯的同时代人了。以今之视昔，料非昔之视今。回望古人，每每兴起“独怆然而涕下”的伤逝之感。

我极尽我的目力回望建康古城生发出的活色生香的种种历史往事，我在难以止息的想象中尝试着走近那烟尘蒙蒙中的每一个久闻其名的人物：祖逖、桓温、桓冲、简文帝、司马道子、王羲之、王坦之、支道林、谢安、谢玄、谢道韫……他们的龙争虎斗、明争暗斗、机关算尽，他们的曲折人生、错综关系，他们的形象、气度、风神、心术，直至他们的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举手一投足，对我们这些现代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我想与他们并肩而立、接踵而行，感受与历史同步的震撼；或是忝陪末座，听听他们的奇谋高论，娓娓清谈，看看他们是如何影响于历史进程的……

然而，我的目光愈是在这些人物身上梭巡徘徊，有一个人愈是吸引着我的注意，他的形象愈来愈清晰凸现，这就是一代风流人物谢安，被狂傲不羁的李白反复吟咏称颂的东晋名臣，要谈东山栖隐、兰亭盛会和淝水大捷就不能不谈起他。尽管历史上还有许多比他更具影响，创下丰功伟绩，对历史作用更加巨大深刻的人物在，但像谢安这样隐则为名士、仕则为名相，率性任情，将一生以风流潇洒出之，却又建不世之功、盛誉流传后世的人物，历史上却只有一个。

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产生谢安的，也不是每一个大人物都能效法、都能成为谢安的。“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靖胡沙。”我愈是走近谢安，这个被李白赋予传奇色彩的超卓人物隐逸不群的风韵和矫情镇物的风范，就愈是令我着迷；而为什么东晋的偏安小朝廷能产生出这么一位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则更是令我迷惘……

二

谢安所处的时代是个不幸的时代。

这是一个夹在中国两大盛世汉、唐王朝之间的一段荒唐史、离乱史中的小王朝。本来就已是末世气象：汉王朝在奢糜腐败中耗尽元气，进入分裂动乱的三国两晋；略承秦汉余烈的曹氏父子和刘备孙权一脉尽归黄土，举世已无英雄，又何谈“天下英雄谁敌手”。剩下的只是一批又一批的三流乱世枭雄乃至乱臣贼子，这些人无鸿鹄之志有燕雀之行，谁也不能像秦皇汉武那样鞭扑天下，而搞阴谋诡计自相残杀容或过之，出了不少这方面的专家里手，只要看看西晋“八王之乱”中，其始作俑者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是如何上下其手翻云覆雨设下诛杀政敌的连环计，如何心狠手辣权欲熏心丧尽天良，就可知社会政治黑暗到何等地步，人际关系危殆到何等地步。一个深宫女辈尚且如此阴狠，那些倾轧于政界官场的男人们就更是无毒不丈夫了。从东晋的老祖宗司马懿用阴谋和杀戮篡夺曹魏政权始，其子孙后辈就始终没离开过血腥—先是隐居山林与司马氏不合作的名士嵇康被以“不孝”之罪诬杀，后是宫廷皇族间的互相残杀，尸骨层积，遍地游魂。人间翻为鬼域，白昼时见阴风。以致晋末一个皇帝听说了祖上靠杀戮立国的真相后，竟惊怖莫名不知身死谁手。

昼夜不休、年年不断的杀戮造成的高压恐怖使士大夫人人自危，“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连身为皇亲贵胄的曹植都自觉朝不保夕，战战栗栗，一般士子的惶恐可想而知。为求避祸解忧，知识分子在朝在野，言谈尽量脱离政治和当时的现实，以免被人附会曲解诬陷，招来杀身之灾，于是崇尚“自然”、反对矫饰、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庄玄学正好投其所需，为其所好，遂开一代清谈之风。东晋建立后，恐怖高压渐趋缓和，但清谈之风已经形成历史的惯性，不但没消失，反而更盛。所谓“元康之放”正是清谈的一副添加剂。晋惠帝元康年间正当八王之乱，血腥恐怖的时势给心灵本来就很脆弱的士人以强烈刺激，将曹魏以来的清谈进一步发展，鄙儒崇道，悖礼任情。这样的时代、这样的风气无疑难以产生，更不适于慷慨悲歌之士和经国济世之才的生存。如以“击楫中流”垂名青史的祖逖，本为北方士族，东晋时率数百家亲党南迁，沿途招募私人部曲，请求北伐。可东晋小朝廷只给了他个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空头衔，拨 1000人的口粮，3000匹布，在武器都没到手的情况下，就让祖逖渡江北伐，这不是摆明叫他虚应故事吗！难怪此后祖逖数次北伐，均受到小朝廷的掣肘、防范，甚至被剥夺兵权，以致这位慷慨有奇气、“以中原为己任”的英雄忧愤交加，热泪如倾，最终病死。英雄了得如祖逖尚落得如此下场，天下有志之士谁不寒心?！谢安就生活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时代是可悲的、不幸的。这本来不是一个产生足以影响历史垂范后世的大人物的时代。

然而就谢安个人而言，他生于这个不幸的时代却是幸运的。换言之，正是因为生在了这个可悲的堕落的不幸的时代，才造就了他的名士风流和名相风范，才成全了他东山栖迟的佳话和淝水大捷的神话。

三

……但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

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

提起谢安，我就想起法国文学家兼艺术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的这段话，只要将此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庭”和“群众”置换成“谢安”、“谢氏家族”及晋时“名士风气”，那么这段话简直就像是针对谢安的一枝独秀而说的。

谢安之祖原系北方的衣冠望族，至西晋“五胡乱华”始南渡投靠东晋皇室以避乱。由于两晋南朝一以贯之地实行以门阀等第制度为基础的九品中正选官用人制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个源远流长的豪贵家族，这是一批靠祖荫、靠资历、靠门望、靠血统而傲视寒人庶族，甚至轻视皇权，以麈尾风流坐取功名的贵族阶层。而当时清谈玄虚、任诞放达的社会风气则为这些贵族之家营造了最适于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舆论氛围。

如前所说，清谈开始时本是士人们用以消灾避祸、消极混世的方式和手段，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清谈的要义和功用就是言不及物、以虚避实，但是，清谈以庄老玄学为依凭和内核，涉及文、史、哲、经诸多学问，因此，清谈本身就必然包含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要求，要在清谈中让人折服，必得依靠辩才、风度、知识积累、文化素养的综合展示。这样，清谈形成历史惯性继续向前发展，而当清谈由以产生的社会原因有所改变之后，清谈的功用就在不知不觉中由佯狂避世、玄谈避祸逐渐演变成士大夫特别是王、谢这样的名门望族装潢门第、自高身价、炫耀风度、寄情使性、追求自我、品鉴人物、臧否世事的须臾不可或缺的工具或“抓手”，就如他们刻不离手的“麈尾”一样。不难想象，那个时代，士大夫们在厅堂，在野外，在官府，在欢场，身着宽松飘逸的宽袍大褂，姿态娴雅地或坐或立，肤色洁白保养极好的手优雅地挥动着麈尾，或侃侃而论，或娓娓而谈，警言佳句如春芭粲齿，玄理妙道似天女散花，举座动容，咸服其妙，这对于论者来说是多么风光的事情！清谈不但使论者当场就得到极大的精神享受，心理满足，更重要的是清谈可以高身价，养名望，得赏识，入仕途。怪不得清谈成为当时如空气般无处不在的社会风气，一批又一批清谈高手成为“名士”，名士左右有众多的给他以影响的其他名士，他周围还有一大批仿效名士、仰慕名士的追星族。这就是谢安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社会氛围，仿用丹纳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隔了千多年之后只听到谢安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谢安周围人们的复杂而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谢安四周齐声合唱。

且来看看在谢安四周发出“嗡嗡声”的都是何许人—

谢鲲：谢安的伯父，此公深受八王之乱的刺激，又受元康放达之风的熏陶，性好庄老，行为放达，正是他开启了谢氏家族的名士家风，与谢鲲相互标榜的还有纵情悖礼、佯狂避世的所谓“八达”。在《晋书》中，他与任诞之士阮籍、嵇康合传，于此可以窥知个中消息。

谢尚、谢奕、谢万：此三人是谢安的平辈兄弟，首承谢鲲开启的名士家风。虽说不通军务，却都做过将军、出任过豫州刺吏，其出仕、去世都早于谢安。三人均任诞风流，崇尚清谈、善于玄言。他们对谢安的隐与仕不能不产生影响。

王衍、王澄：此二人均为谢安周围朋友，前者是当时士林公认的风流领袖，后者是放荡任诞名士。此二人官居高位又善于品鉴人物。王衍更是落拓不羁，以致桓温要将“神州陆沉，百年丘墟”之责归咎于此公。

与谢安及谢家交游的，还有兰亭雅士集中的诸名名士，如孙绰、支道林、王羲之、王献之等，这些人所体现、所传承、所影响、所维护的清谈之风，正是谢氏家风得以形成并存在的基础，谢氏家风在价值取向、利益趋同上与清谈之风完全一致，自然就得到社会特别是统治者的认可和肯定，它浸淫、笼罩着谢安，内化为他的价值观念、操守标准和行为模式。

四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初三那天，时为会稽内史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以“修禊”为由，与高朋俊侣雅聚于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风景绝佳的山阴兰亭（今绍兴古城外的兰渚山下），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曲水流觞，吟咏歌谈，使一向清幽萧疏的竹林弥漫着清雅的林下之风，最后将得诗数十首汇拢一起，公推发起此次聚会的王羲之为之作序。于是有了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兰亭雅会也因此风流千古。

这次雅集的名士共42人，其中就有谢安。

谢安之被邀请参与兰亭集会，当不仅仅因为他是王羲之的好友，还因为他们在思想上、作风上、行为方式上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都崇尚纵横任性，顺适自然。这些高人雅士向往闲云野鹤式的生活，只要有机会就隐于林下，游于幽谷，嬉于水滨，或清谈玄理，或吟咏诗章，自得其乐。王羲之曾心满意足地说：我终当快乐而死！

谢安因与闻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千载之后人们谈兰亭之会还会提到他，就此而言，他是借了王羲之的光，但是就栖隐来讲，谢安的名气却大得多，他隐得自由自在，隐得潇潇洒洒，隐出了“东山栖迟”的千古佳话。

所谓“东山”，就是会稽郡内四明山西北的东山，谢安筑室于此，几间瓦舍，虽不雕梁画栋，却也庭轩开朗，门前花树掩映曲径通幽。不远处还有两处亭堂，一名白云，一名明月，皆为冶游的好去所。谢安领着谢家子弟在此盘桓，一呆就是20年。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隐逸之士，谢安之前，先秦时代有为逃避当国君之苦而遁入山林、后又耻食周粟以至饿死的伯夷、叔齐；有愤于时事放弃功名躲进深山风餐露宿的介子推；西汉末有不与王莽合作，“世无道则隐”，在崂山“养志修道”的逢萌，有皇帝三聘仍不肯应召效力、隐居渑池著书立说的周党。与谢安相近的有曹魏时期性爱山丘却又打铁为生、作“宁漆园之逍遥”的嵇康等。谢安之后，有唐一代多“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以走“终南捷径”的“隐士”；宋代隐风大盛，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隐者，有以乞讨为生、以破纸为衣的董隐子、王江；有隐形于宗教外衣下的陈抟、智园；有君子不事二朝，宁愿老死山林的遗民逸士，如郑所南、郑思肖、谢枋得等；至明清，真正隐迹山林者日渐稀少，隐于闹市者日见时髦，终于走向了“心隐”，大儒王阳明可说是始作俑者……

他们谁都不如谢安隐得适意，隐得痛快，隐得彻底。

而东山，在谢安眼前展现的是一片风光旖旎的佳山胜水。大画家顾恺之曾向京城的朋友如此描绘会稽：那里的山岩成百上千，一个比一个美，溪涧成千上万，一条比一条清。花草树木盖满了山坡，阳光下远远望去，真是灿若云锦，赛似虹霞。王子敬赞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样一片佳山水，无疑是谢安等人心灵外化的对象，是他们的第二个“自我”。寄情于山水，托身于林泉，是谢安的必然选择。在经历了三国动乱和曹魏后期的排斥异己屠戮政敌镇压文人的高压恐怖，以及后来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内乱外患之后，东晋士人见过了太多的生之变幻死之杳茫和生死之间的倏忽转化，嗅到了太多的血腥，他们时时感觉到有一柄他们控制不了、左右不了的索命之剑悬在头上不知何时落下，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敏感悲观，情感变得脆弱细腻，生死解脱成为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这已经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结构，何况谢安年幼时还经历过王敦之乱、苏峻之乱。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谢安的“中年伤于哀乐”与王羲之的“正赖丝竹陶写”之语，正是当时士大夫精神苦闷的写照和对解脱之道的寻求。

于是，在东山盘桓的谢安呈现于世的不是千山独步、野钓无人、形容枯槁、鹑衣麻履、茅舍篱墙的隐者，而是袍袖飘逸、丰神俊朗、呼朋饮宴、携妓来游、任情达性、顺乎自然、徘徊沉醉于山水清音玄言丝竹之中的逸士。

王羲之的兰亭雅集正是这一批名士对寄情山水的时尚经典的倾情演绎。谢安不仅应邀参加了这次盛会，留下了四言、五言诗各一首，还经常与王羲之、王凝之、王献之父子，学养精湛的高僧支道林、以词赋见长的名士孙绰等人时相过从，或宴饮、或清谈、或吟咏、或同游，把本是清冷的隐逸生涯点缀得有声有色。其中为世人诟病的是“东山蓄妓”：“安每游东山，常以妓女自随”，也就是私养歌儿舞女，供闲居或游冶时声色之娱。文献中找不到谢安对批评的回应，但他没当回事怕也是真的。他出山以后，“及登台辅，属丧不废乐。王坦之以书喻之，不从”，以致“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建楼馆，每携子侄往来游集，一饭竟至百金，“世颇以此谶焉，而安殊不以屑意”。谢安当大官尚且如此我行我素，没套上这夹板之前当然更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了。而事实是，他的携妓东山造就了一桩流韵千年的风流佳话，“小红低唱我吹箫”成为后世文人士子欣羡的艳遇和诗人画师吟咏图画的题材。清代杰出画家任伯年就反复以此题材入画。不过在当时，即使同为名士，也不是人人都可如此丰衣足食地隐栖的，比如谢安的好友、王羲之的堂兄王胡之栖息东山比谢安早得多，应算资深隐士。但其生活却曾一度困窘，竟至无米下锅。有人要送一船米给他，他予以拒绝，声称：“我要是真饿得不行，自己会去求助谢安的，用不着别人帮忙。”于此可以看到王、谢交情之深和谢安的人望，同时也可想见，谢安的确不乏逍遥之资。有吃，有喝，有闲，干什么都可以，何况做闲云野鹤般的隐士乎？

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玩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

你看，谢安们在野则放歌山水，披襟当风，尽情享受朝暾夕照；入室则畅言玄理，辅以琴瑟，在醇酒美食中酣然忘忧—这其实果真不是什么“隐逸”，而是类似现在城里人到大自然中敞开身心的旅游度假，只不过谢安这个“假”长达二十余年罢了。

盘桓东山，与谢家子弟亲情相娱是谢安隐逸生活的另一内容，也是另一特色。在中国古代世界，似乎没有哪位隐士能在深山老林中求田问舍，将三亲六戚一大家子人都弄去以享天伦。然而谢安却做到了。谢安的兄弟们出仕较早，其子弟多留寓中，谢安自然而然对他们时加关注。《晋书》本传上说他“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恐怕说得过于一本正经，以谢安的超脱通达和玄学本色，似乎不会像后世的道学先生那样拿儒家的礼仪和规范来“训”孩子们的。有则轶事说：谢安想讨一个小妾，但又惧内，不敢开口。其子侄辈为之解难，取《诗经》问谢安夫人刘氏：“婶娘记得《诗经》上《关雎》那首诗吗？”刘氏乃聪明人，反问：“记得又如何？”侄子们说：“《诗序》上说，《关雎》不嫉妒，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无伤善之心。”刘氏又问：“《诗序》是谁作的？”答曰：“周公。”刘乃哂之：“《诗序》要是周姥所作，能说出这等混账话吗？”看看，这么一个谢安，怎么能板起面孔说教呢。实际上，谢安对子侄们实行的是“不言之教”，其课程就是带着他们游山观水，体会自然，涤滤心胸；或是与他们品赏诗文，研说玄理，讲论文义，增长才识，务使谢家子弟如芝兰玉树，生于阶庭，以壮谢氏家族门庭。可谓用心良苦。著名才女谢道韫、在淝水之战中大破秦兵的青年名将谢玄就是谢安的侄女、侄男，他们后来在文学、军事上的成功，不能说与谢安当年的不言之教没关系。就是在对子侄们寓不言之教于亲情之娱的天伦之乐中，谢安优哉游哉地打发了悠长的岁月。

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史料，谢安41岁之前栖迟东山，的确是出自本愿，并无作秀成分在内。据《晋书》谢安传载：

这段话传递出许多信息。在东山盘桓期间，朝廷曾多次征召，催逼谢安出山，而且官都不小，但这位风流名士就是不为所动，不是称病不出，就是借故“不起”，实在被逼无奈赴召的一次，也仅“月余告归”。终于惹得有司恚怒，予以“禁锢终身”、永不召用。不料此举正中谢安下怀，乐得逍遥，“栖迟东土”，辗转山水间，以为如此就跟伯夷一样遗世独立了。可以说，至此，谢安的“隐逸名士”的声望已达顶峰，不管他本人如何看待，这整个过程也就是当时为社会所认可的“养望”过程。

在翻阅有关谢安资料时，我常常感慨于谢安所处时代对这些隐逸名士的宽容。以前却不是这样的。上文提到的那个被司马昭所杀的嵇康，名列“七贤”，又是曹操曾孙的女婿，只因不愿作官，隐居山林，以打铁为生，且菲薄儒家所推崇的商汤、周武、周公、孔子，就此得罪了司马昭，司马昭哪里容忍得下一个知识分子的这种傲骨，于是将嵇康收捕，以不孝罪处以死刑。

谢安就幸运得多了。经过多年积淀、铺陈、演化、渲染，至谢安时，东晋朝野已营造出了名士栖隐养望的社会氛围和相应机制。首先，按九品中正制的品评任官原则，东晋用人一看门户，二看名望，以谢氏家族的百年声威和谢安自小就声名鹊起的声望，他之见用只是早晚间事。他越是不出，在士林的身价越高，至被“禁锢”，声望已达巅峰，以致当时有“谢安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之叹。其次，当时朝廷上下已不需、也不可能对不迁就朝廷的“名士”加以压制和打击，人们已养成比较平和、宽容的心态。因为这些推崇庄老、放任自由的名士对现政权已不构成威胁。所谓“禁锢终身”照字面看是很严厉的政治性惩戒，大有一棍子打死的凌厉之势。而实际上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执行起来却变得温和稀松，照顾多而管制少。一旦被“禁锢”者回心转意肯于赴任，“禁锢”即自动解除，而被“禁锢”者不但无“前科”之虞，反而声望立即飙升。这个“养望”已成一种机制，是整个朝廷、社会和名士在一道作戏、作秀。而据记载，对谢安的“禁锢”，实际上根本没执行。否则，尽管惩戒雷声大雨点小，谢安也不能太纵情任性了吧！

五

有佳山秀水怡目养心、寄情致慨；有高朋俊友诗酒唱和、谈玄说理；有谢家子弟亲情相娱、朝夕身教，既不缺逍遥之资，又可免官场酬酢，可纵情高蹈远举，而无须尘务经心，谢安在东山真是得其所哉，乐在其中，真的不想出山了。那些岁月，东山周遭的山夫野老、孺子村姑，当可经常看到这位“风神秀彻”、清高出尘、袍裾飘飘的名士，或与三五好友游憩玄辩于林泉之下，或携风华正茂、衣冠磊落的谢家子弟徘徊谈笑于竹石之间。有时，若陌路相逢，这位头戴白纶巾，足登木底鞋的衣冠名士也会蔼然微笑，与樵子农夫晤谈一会儿吧。

远离了尘世的喧嚣，求得了心灵的宁静。人生如此，尚复何求？

不过，谢安的“无处世意”并非有出世之想。这是他与不少隐士的又一个不同之处。即使是身在江湖，谢安于世事也没做到“太上忘情”。

所以，当夫人刘氏看到满门兄弟俱已富贵腾达，而谢安四十有余独为布衣，与他开玩笑说：“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安立即给她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恐不免耳。”

我佩服谢安的不矫揉不做作怎么想就怎么做。东山盘桓时，任你怎么着就是不出去；现在，不管出于什么考虑，想出山了，就立即行动。什么叫风流潇洒？什么叫真性情？这就是。正好此时大将军桓温礼聘他出任自己的军中司马之职，谢安欣然受命，那一年他41岁。我们现在已很难知道，当他看着婢仆收拾完行囊、告别同隐的朋友和一起度过许多难忘岁月的家人，离开那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东山时，会是怎样一番心情呢？对往昔的留恋、伤逝？对离别的惆怅、伤感？对未来的茫然、憧憬？他会不会想到此去江湖风波险恶，他知不知道此番别去，就再无重回东山与林泉鱼鸟相亲的机会？

无论如何，谢安迈出了致仕的第一步，从此就止不住了。十几年间，他从桓温的幕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宰辅，总揽朝政，达于权力的顶峰。这期间，他对北方强敌前秦实行“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的策略，对内实行“不存小察，宏以大纲”的黄老政治，居然协调了东晋小朝廷的内部关系，维持了南北相峙的局面，使东晋达于小康。这应算谢安的政绩。但是，谢安的政绩倘若仅止于此，那么，他只能以官职于史籍留名而已，东山栖迟也很难被后人乐道。谢安之所以名耀青史，是同淝水大捷密不可分的。

现在看来，淝水之战简直就是老天恩赐给谢安的厚礼。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就在谢安攀上权力高峰总揽朝政之时，前秦氐族首领苻坚意欲挟统一北方余威进而统一中国，于是力排众议，举国动员，调兵遣将，以步兵60余万，骑兵27万，号称雄兵百万，旌旗千里，于金秋十月浩荡南下，直逼晋境。百万大军压境，强大凌厉的杀气锁定建康城。而倾东晋兵力只得八万将卒。于是京师震恐，东晋王朝危如累卵。魂定之后苦商对策，议定以谢安为征讨大都督，全权负责应战苻坚。于是，谢安便被推到了一身系晋室存亡的险地。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人人为之捏一把汗。

镇守江陵的荆州刺史桓冲见状心忧，急调自己所部3000精兵驰援谢安，拱卫京师。谢安不受，说3000兵马有之不多，无之不少，当即退还桓冲。桓冲叹息道：“谢安乃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虽遣诸不经事少年，众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

桓冲的忧虑是有根据的：谢安“不闲将略”，不懂打仗用兵之道；“遣诸不经事少年”，除谢石外，谢琰、谢玄、桓伊等前线将领皆属谢家“小儿辈”子弟，年轻，没经过大阵仗；“众又寡弱”，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为11∶1。不当亡国奴才怪呢！

然而，从未指挥过战争专研玄学的风流名士谢安却不见有任何慌乱，反而是一派胸有甲兵必操胜券的气定神闲风范。大军即将开赴前线，谢玄向谢安请示御敌之计，谢安镇静如常，了无惧色，说：“已另有安排。”再无多话。谢玄不敢再问，但心里没底，便让别人再请示，谢安仍不作答。大敌当前之际，却吩咐备车，满载亲朋好友去游览土山别墅，又拽着谢玄下围棋，谢玄本是棋高一着，刻下心绪不宁，连连失手，谢安哂道：“你真是心不在焉，一心以为鸿鹄将至了。”随后漫步登山游览，至夜兴尽而归，这才言归正传，“指授将帅，各当其任”。

查诸史籍，关于谢安在淝水之战中到底实施了什么高明将略，均语焉不详。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场由谢安当主帅的兵力以1∶11的淝水大战，竟然以东晋大获全胜、前秦由此败亡而结束。后人检讨制胜之因，不外乎这几条：

部署有度。谢安决策，晋军分东西两线部署迎敌，西线由桓冲指挥，东线则由谢安之弟谢石指挥，其时兵力虽只8万，但晋军精锐“北府兵”极具战斗力，而“北府兵”正是谢安及其侄谢玄亲自组建培训的，堪称谢氏子弟兵。

用人得当。谢安举荐青年将领谢玄为先锋，谢玄是谢安亲侄，是谢氏子弟中的出类拔萃者，谢安在东山栖隐时就料定谢玄有军国才略，后当成大器。谢安举贤不避亲，慧眼识人，谢玄在淝水之战中果然战无不胜，洛涧大战中谢玄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其他如元帅谢石，战将谢琰、桓伊、刘牢之等，不是亲属就是亲信，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人都不负众望，作为谢家子弟兵，为淝水大捷建立了殊勋。

对策正确。正因为用人得当，所以在整个战争进程中，能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根据被苻坚派来劝降的原东晋降将朱序提供的情报和建议，改变了原来坚守不战、以逸待劳的策略，转而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发兵强渡洛涧，初战即大获全胜。接着在淝水之战时激敌后退，以乱其阵势，然后精兵突击使前秦军队一溃而不可收，苻坚回到长安后，90万大军只余下十分之一。而洛涧初胜和淝水大捷，晋军分别只用了5000人和8000人。

淝水大捷创造了中国古代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它使原来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它胜得那么突兀，那么漂亮，那么辉煌，那么难以令人置信，简直就是奇迹和神话。难怪这场战争在当时和后世会享有那样大的名气、产生那么久远的影响。

但是在反复研读谢安一生行状之后却发现，记在谢安名下的这份旷古奇勋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可悲孱弱的时代所成全的。

局促在建康的东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当时司马氏皇族与王、谢、桓等大族维持均势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现象。大族首领王导主导了朝政，他标榜“无为而治”，以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息事宁人为己任。根本就不想恢复中原一统中国。而士族阶层在南方产业已丰，满足于既得利益，无心北归。以“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为由反对还都洛阳的孙绰，道出了整个士族的苟安享乐心理。因此，尽管其时也不乏力主北伐收复中原的有识有志之士，但都得不到朝廷的支持，甚至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掣肘，先是祖逖忧愤而死，接着庚亮、庚翼的两次“北伐”均因遭反对而胎死腹中。以后桓温3次北伐，又因缺乏后援先胜后败。谢安执政，深得王导心传，对北方强敌继续实行所谓沉着稳定后发制人的“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的策略。

在这种形势下，谢安根本不可能再有北伐之举，整个东晋朝廷的国策和他自己的心态都不允许他这样干。即便力排众议，毅然出师，他也不可不重蹈祖逖、桓温之覆辙。更何况出兵北伐是劳师奔袭，比不得淝水之战是以逸待劳，加之实力远逊于前秦，晋军要想直捣黄龙，击败强大的对手，几乎没有可能。谢安纵然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又何来“为君谈笑靖胡沙”的赏心伟业、千秋盛誉？

相反，如果东晋朝廷不是这样苟安江左，矛盾重重，而是励精图治，志在恢复，那么，不待谢安出山，慷慨悲歌的祖逖、雄才大略的桓温早就北伐奏凯了。就算祖、桓不出，以谢安的名士之能，北伐的功绩绝不会比淝水一役大。

世上事就是你退我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因为东晋小朝廷不作北伐之想，以偏安一隅为乐，才有了欲一统天下的苻坚的百万大军南下。强敌压境，杀气横陈，才使歌舞清谈矛盾重重惰性十足的东晋朝野骤然一惊，紧张起来，振作起来，将全部力量调动起来，凝聚起来。这是东晋决胜淝水的根本前提条件。此时的谢安再不想犯险也不行了，哪怕以卵击石也得干。于是，在一系列必然、偶然因素的作用下，他接过了苻坚的“招”。于是，就有了淝水大捷的旷世之功。在这样的背景上，才凸显出谢安的名帅风流。

其实，前人似已看出谢安这个胜利、这份声望来得蹊跷，来得侥幸，故颇多微词。《晋史》不厌其烦地写谢安的栖隐风流、赏心乐事，于淝水之战仅以“玄等既破坚”数字一笔带过，已别有隐衷。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就直言不讳“太傅功名亦偶然”。清人龙燮说得更不客气：“休夸决胜东山墅，只为苻坚下子低。”意谓对手自取其败，于谢安个人有无能耐何干。这些看法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但它否认不了一个社会现象：当一个人命中注定要走好运时，任你怎么挡都挡不住！

这可悲的时代酿成了淝水之战。而淝水之战真就是上苍予谢安的恩赐。嗟乎！

六

中国历史上的名士、名将、名相、名帅之多，如夏夜繁星闪烁，史籍罗列者当在万数以上。丰功伟绩胜似谢安者代不乏人。风流倜傥人物亦决非止于谢安。那么，为何谢安在后世享有如许声誉，风流名士、风流宰相名头长盛不衰，似乎他已占尽千古风情？

这大概跟那个特殊时代造就特殊人物的风采有关，与谢安的个人形象、个人魅力有关。

三国蜀相诸葛孔明千多年来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推崇，他作为尽忠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范型，尽管已被神化或半神化了（这里有《三国演义》的功劳），但他与谢安的风流宰相的定位不大—样。虽然诸葛先生也曾一度隆中高隐，但他所求者非隐逸之乐，只是暂时栖身以待天时，哪像谢安以超尘为乐屡征不赴以栖隐为目的呢？但是，传说中“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的超逸不群形象，和他“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闲适意态，仍为后人所乐道。苏东坡则神往于三国时大破雄曹于赤壁的周瑜。“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如果说在曾经隐居这一点上诸葛亮与谢安有相似之处，那么，就以弱胜强、以寡敌众创造军事奇迹而言，周瑜与谢安互为伯仲。周瑜少年英发，谈笑间破敌的传奇和风范同样为历代士子所心仪。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诸葛、周瑜不是那样一派俊逸飘洒，风神气质不足为后世范，那他们流传下来的公众形象和行状描述就很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倘若搞民意调查，认同率、支持率就得下降不少个百分点。历史证明，无论何朝何代，干巴巴、缺乏个人魅力的公众人物都是不受欢迎的。不过反过来说，就算诸葛、周瑜不是如文人所描绘的那样神貌出众、气度非凡，当时与后世也很可能在对他们文治武功的表述中不断注入想象和愿望的添加剂，在传说逐渐弥散的过程中将其一步步塑造成公众心目中与其功绩才干相符的理想样貌。

正如时代需要解决其社会课题的代表人物，没有这样的人物就要创造这样的人物一样，时代同样需要仪表出众的人物。“美的形象是早期人类要求进步的一种表现。”匈牙利著名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说得对，“在我们这个电影文化的时代，人的形体的美又成为可见的，……可见的美的形象又成为由来已久的生理的和社会的要求的一种表现。”

所谓“美的形象”涵盖着仪表、风度、气质、素养、行为、魅力等诸多因素。“美的形象”的确体现着一个时代文化、文明的精华，反映出人类要求自身完美的进步愿望，寄托了民众身心两方面的向往、愉悦、崇尚、满足的感受。一个公众人物，特别是身居高位、手握权柄、参与重要公众活动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大人物，如果具备“美的形象”，这形象本身无疑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这一点正是历来为人们所忽视的。

谢安恰恰是这样的公众人物。

他是魏晋风度和谢氏家风浑然交融所诞育的时代骄子。一个秀外慧中、表里俱佳的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受人注目、引为荣耀的。但像东晋时那样看重人的风神气度、那样推崇人的仪容姿质却十分罕见。这是个典型的贵族之风劲吹的时代，品鉴人物竟成为士林要务，一经某名公藻饰，甚至可平步青云、名重一时，以致一部《世说新语》用了洋洋数十万言来记录这方面的趣闻轶事。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但将“风度”与朝代联接在一起成为专用名词（“魏晋风度”）的时代却只有这一个。

据说东汉时臧否人物重“骨相”，到魏晋时则以“风神”品鉴人物了。这与东晋乃至东晋之后的整个时代都崇尚以清谈相标榜的名士之风分不开，谢氏家族正是典型的豪门望族，特别看重、也有充分的条件来培育符合时尚标准和要求的“谢家子弟”。谢安4岁时，就有名士对他的“风神秀彻”大加叹赏。又有人断言他“后当不减王东海”。王东海即王蒙，比谢安年长10多岁，系当时名士，仪容超逸，纵情任性，善谈玄理，为士林风流领袖。后来谢安长成一位风华正茂、识见博雅、精于音乐、风度翩翩的少年佳公子时，曾去拜访这位王蒙，二人“清言良久”，相见恨晚。谢安走后，王蒙之子问乃父：“刚才的客人比您如何？”王蒙说：“娓娓不倦，咄咄逼人。后生可畏！”王蒙此话一经传出，谢安声名鹊起。大书法家王羲之也以“潇洒”目其风度。及长，时人评曰：“风神调畅”。谢安出山后到权倾一时的桓温手下任职，深得桓温器重，桓温将谢安文章比为金玉，认为天底下难得有如此人物，以致不见谢安竟怅然若失。

容颜俊朗，神识沉敏，衣冠磊落，气宇轩昂，多才多艺、任情适性而又能“矫情镇物”，这样的一个谢安正是当世所需要的公众领袖。在他周围自然而然地会形成一个引力场，产生一批“追星族”。

有一则轶事最能说明谢安的风度意味着什么，士大夫们从谢安身上寻求和寄托的又是什么：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谊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可见，谢安未出山之前，在“养望”之时也在“养气”，即砥砺情感、磨炼意志、扩弘气量，养其“足以镇安朝野”的气度。这种为士夫倾倒的“镇安朝野”的气度在出山之后同权臣桓温的较量中初露锋芒：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之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谢安这种用意志控制情感，遇大事镇以静气，临危不乱、夷然不惧的气度，在淝水之战的整个过程中同苻坚大军压境带来的杀气针锋相对，鼓舞了士气，镇定了军心，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晋书·谢安传》）

“小儿辈大破贼”之后的“屐齿之折”已成为传诵千古的佳话。不管何朝何代何人，读史每至于斯，辄心生向往，谢安从容大度、算无遗策、气壮三军、宴谈破敌的个人魅力简直让人着迷，他的光芒几乎让历史上一些大大小小的角色黯然失色。以致唐代那位同样具有浪漫主义气质，一生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大诗人李太白亦为之折服，将他视为济苍生平天下的偶像，为他倾情歌唱：“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靖胡沙”！

成就罕见的政绩军功，又具强烈的个人魅力；隐则任情放性，云无心以出岫；仕则功标青史，享百世之盛名—这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目中，几乎已臻人生最高境界了。能将人生挥写得如此潇洒的，舍谢安其谁何？

七

淝水大捷，将谢安及其家族推上了荣耀的顶峰，竟至一门四公，世所难匹。但这个极盛期却极短，由于东晋小朝廷内部矛盾导致的倾轧掣肘，谢安想乘淝水之胜余威出师北伐收复中原的宏图终归破灭，他想急流勇退重返东山的夙愿也好梦难圆。

公元385年夏，淝水战后两年，忧愤交集的谢安抱恨病逝，年66岁。

又两年之后，年仅46岁的名将谢玄亦抱憾病逝。

“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这是曹植《野田黄雀行》中的诗句。谢安病逝后，他的一位崇拜者曾恸哭失声，高吟这悲凉的诗句。自此之后，东晋局势每况愈下，终至灭亡，而建康城里乌衣巷的王、谢家族也荣华凋落，渐至寂寞无声。

……离开南京又有几年了。浮嚣的现实生活早已将我在六朝古都产生的怀古幽思别绪渐次冲淡。然而，一件小事却又使我怅然久之：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上空，在我栖身的钢筋水泥构成的建筑物上空，早已见不到任何飞禽了。今年春的一天，忽然听到鸟儿的啁啾，隔窗一望，几只黑色的小鸟在平台上空边叫边盘旋。妻说，燕子找窝呢！我瞅着它们，那儿时非常熟悉的身影，“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油然涌上心头，夹杂着几多感慨，几许忧伤……我再次心驰神往于数千里之外的建康，遥望那一代风流谢安……

（2002.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