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风景

A市那个略带寒意的11月的深夜，当年过八旬的父亲颤颤巍巍蹭到我的床头，用瘦骨嶙峋的手摸索着他的远方归来的儿子时，那一瞬间的确凝聚了太多的眷恋、太多的期盼、太多的孤寂、太多的落寞……

我就在这时醒来了—就像是专为等待这一瞬间而蓦地大睁了眼睛。我听见了隔壁房间摸索鞋子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在脸盆洗手的哗哗水响。父亲会过来的，直觉告诉我。我等着。终于，我冲站在床头缓缓地艰难地俯身向我的父亲叫了声：“爸，我回来了，在这儿呢！”我感到了自己声音的酸涩。

老人伸向我的抖抖的手骤然停住了，似乎为自己这个举动不好意思，稍停，父亲才说：“悌儿，你回来了，那就好罗。我放心得噻。”然后，他缓缓转过身，摸索着回隔壁房间了。

不为别的，只因为这天晚上外出的我没有如父亲叮嘱的那样“早点回来”，父亲就坐立不安地念叨了一晚，虽经弟弟一再劝说仍迟迟不肯去睡，以至于半夜了还不放心……

我只觉得心坠坠地往下沉。

父亲原来不是这样的，不是的。

难道人在垂垂老矣的暮年，造物必得让他再一次如儿童那样变得无靠变得脆弱么？

我小时候曾见过父亲好些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时拍摄的已经发黄因而也就带上了某种历史感的照片，那上面的父亲是风华正茂之时，在阳光很足的天空下，他的白衬衣束在裤线笔挺的西裤里，领带微飘，皮鞋锃亮，很帅气很潇洒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目光注视着远方的父亲一定也会像我们的青年时代一样，心中沸腾着一种激情，做着成就一番事业的橙色之梦吧？不过这当然只是我的揣想，照片上，那一切的一切都藏在父亲恬淡平静的表情下了。

然而此后父亲的人生之旅中却极少这种阳光很足的天气了。那是内忧外患的年代。为避战乱，南开、清华、北大等高等学校南下至昆明组建成西南联大。在那南徙的络绎于途的莘莘学子中有大名鼎鼎的闻一多先生。事过许多年后，父亲还带着少有的感情色彩对我们说起闻先生的大胡子和他的一些长留在学生们心中的趣事。闻一多遇难后，父亲沉痛地作诗哀悼：

跋涉黔滇日，同行路几千。

留髯忧国步，组画纪山川。

悲愤言犹在，文章身已传。

丹心凝碧血，风雨翠湖边。

迈出大学门，父亲回家乡到一所中学当了教师，接着就是在战乱中“携妇将雏”颠沛流离，逃难，逃难，逃难！由一校到另一校，由此地到另一地，颇类《围城》中那些青年的经历。我们一家老小七八口人，全靠父亲那菲薄的几十元工资“苟全性命于乱世”。这种拮据状况后来因家里人口有增无减而一直持续到我们兄妹或是参加工作或是下乡插队全部离家为止。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那种困窘是恰切的：一只蒙着漆成红色的皮革的大木箱是包括父亲备课、母亲做针线活和我们做功课的书桌，一只冬天烤火用的竹炕笼上搁一块木板是饭桌，一张四腿直摇晃的白木长条桌是搁置茶杯水壶等日用物品的“专柜”。家中所有的蚊帐都是洗了补，补了洗，以致糜烂到一碰就破无法再补只好改用纸糊，以致每次洗帐子母亲都心惊肉跳唯恐一旦报销无以为继。

拿我来说，总是接过爸爸的旧衣服穿，穿上后还是破了补，补了破，最后拆下的补丁足有半斤重。一年中我有三个季节是光脚丫子的，只有在冬天最冷时才穿鞋。当然，家中也并非一贫如洗，也有一件多少像点样的东西，那就是搁在父母床后的一只黑皮木胎箱子，这只箱子一年也难得打开一次，因而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就显出了神秘和金贵。我们最盼望的是父亲“清箱子”，每次清理，总要甩出一些废纸旧书和其他小破烂，这些就成了我们小时的“爱巴物”。

“你看罗，这个月还有十几天，就只剩下五块钱，你们爸什么也不管，要我何是搞噻！”母亲常常在月终数点着那仅余的几十大毛时这样叹息，然后松开指头，让那双因做鞋洗衣做饭做得太多洗得太多而绽裂老化发胀的手就那么无望无力耷拉着，两眼望着虚空，久久不动。但是更叫母亲困窘的是，我家周围的邻居也就是父亲在中学里的同事，似乎各个、家家都比我们过得滋润气派，他们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要对我们显出他们的那一点“富”来，这叫要强的母亲感到难堪。于是，到叔叔家、堂叔家、表哥家借个五元十元的差事就不时落到我头上，使我过早地品尝了“居不易”的艰难和仰人鼻息的酸楚，曾无数次地下决心：以后自己参加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结束家里人借贷的屈辱。然而，当我的心在母亲那不断地为全家人的衣食而发愁的伤叹中瑟瑟抖动时，父亲却超然物外，—他既不理会母亲“何是搞”的问题，也不作穷愁之状。他不是一册古籍在手吟哦咏叹，就是闭目遐思—他的思维正在我们不熟悉也无法进入的一种境地中徜徉。

我想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见到第二个如父亲那样不爱交际、拙于交际或者说简直就是不交际甘于孤独的人了。他除了偶尔和母亲到叔叔家去串串门外，几乎从来不到别人家去，也从不邀别人来家做客。像是知道父亲这种脾气似的，我们家的确很少来人，偶然来一个，也是三言两语说完就走，倘若坐久一会儿，就会明显感到父亲烦于应酬拙于应对的勉强神态。我觉得，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父亲喜欢以一种最自然自在的完全放松的心态融和在家庭的宁静和谐氛围中。父亲教了一辈子书，几十年来，他的学生中很有一些发达了的，有的身居高位握有实权。父亲自然从不去找他们，不仅不找，连说都没听他说过，还是偶尔有知道的亲友闲谈时提起，我们才略知一二。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们兄弟姊妹散在全国各地，家中只剩下父母亲相依为命，年岁越来越高，身体越来越差，父母的晚年生活成了我们子女的一大心事。我们商量，要想法将离家最近在一个县中学教书的哥哥调回城照顾父母。为此事我不止一次写过“陈情表”也多次上访过，在遭到各式冷遇招来各样白眼仍无成效后，不能不想到父亲那些在位的昔日学生了。“咯是冒得用的，”父亲在听了我们的想法后先是默然无语，问急了才有点不耐烦地说出这么句话，“你们不要去找，晓得人家现在搞么子罗。”“不找，爸同妈妈哪个来照顾罗！”“不要照顾噻，我同你妈妈自己能过噻！”父亲的结论是坚定不移的。“你们爸是巴不得一世年也不来个人才好。”母亲有时笑着这么数落父亲。在母亲自己，却以虔诚的态度去招待每一个客人：买不起糖果之类，她最爱吃的姜盐豆子茶总是要冲一碗的，然后恭恭敬敬地递给客人，然后在一旁静静看父亲和客人谈话，并不时虔敬而憨厚地报以微笑（母亲这时的神态真可爱极了，每每令我想起圣母的图像），然后非常客气地和客人道别、送走。倘若是母亲自己的熟人来，那就是另一番亲亲热热唠家常的景象了。

不过我后来发现父亲也并非一概不交友。60年代初父亲被他的某些同事挤到六十多里外的一所县中学去以后，在那里结识了一位落魄的知识分子齐老师，齐老师原是市里一所大学的老师，只因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也被下放到这里。父亲和他一见如故，有一次回家，父亲破天荒地和齐老师并肩而入，向母亲和全家人郑重其事地介绍了齐老师。事后，父亲向母亲称赞齐老师为人正直有学问，这在父亲是少有的。母亲则一个劲夸奖齐老师的“懂礼节”。有一段时间，他们俩返城相约而行，回校也结伴而去，真有点“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味道。另一位与父亲有深交的是在另一所中学教语文的黄老师。父亲在大学学的是化学，出校门后教的是数学、物理，然而黄老师称道佩服的却是父亲的古诗文功底和独到的见解。每次都是这样：隔着靠墙的一个陈旧茶几，父亲和黄老师腰板挺得笔直地并排而坐，在母亲敬上姜盐豆子茶后，他们俩就开始了对古典诗文的切磋探讨，通常总是黄老师设问，父亲作答。看着平时寡言而在生人面前则拙于言的父亲此时言谈侃侃吟咏抑扬的洒脱情态，我常暗自寻思，氛围的不同能使人出现多大的变化呵。几十年后，当他们都是七十几岁的老人时，极少出门的父亲听说黄老师病了，一定要我陪他过河去探望。那是深秋的一个阴郁的下午，西风掠过林木洒下凋零的树叶发出凄切的尖啸，我搀扶着父亲吃力地爬上黄土高坡在黄老师房中坐定，听着苍颜华发的父亲和辗转病榻的黄老师互道久违时那微微颤动的话音，看着这一对诗文相知的老朋友感情含而不露地谈熟人谈近况谈古典，但又常常因听不清对方所言而成了各谈各的，我痛切地感受到了生命夕阳来临之后的那种宁静而凄然的肃穆，我的眼睛潮润了……

好多年以前，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随父母在院中乘凉，其时父母因有人找暂时离开了一会儿，让小男孩好好等着。小男孩默不作声地望着蓝宝石般群星闪烁的夜空。突然，一颗流星在天幕上划出一道闪亮的弧光，又蓦地消失了。“人是会老会死的”；这个念头瞬间就攫住了小男孩的心，他回顾不见父母，不觉悲从中来，号啕失声了。当时那种唯恐会失去最亲爱的人的感觉在四十几年后的今天有时还会突然袭上心头，令我怅然戚然，经常怀想在父母膝下承欢的那些岁月。诚然，父亲情感内敛，少于言辞，对我们子女极少呵斥，但也少有闲唠亲热的时候，哪怕对我这个“爱崽”也是如此。但其实这只是父亲对待子女的一种方式，与他那种超然的为人处世态度相一致的方式。当我生病时，父亲总会来到我床前俯下身子，用嘴唇碰碰我的额头—试试体温，看发没发烧。父亲满嘴硬硬的胡茬儿扎在我前额上，我就紧闭上双眼，唯恐那盈盈泪水溢出来，这时，最是这时，我深切体会到什么叫父爱。三十几年后，父亲还作诗追忆我儿时在他心目中的情景：“忆汝初生日，乾坤震荡时。扶携劳转徙，嬉戏叶埙。画虎翻残纸，笼鹅觅小池。谈天依膝听，前事系人思。”有人说，对父母而言，子女是永远长不大的。此语信然。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父亲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其时我正在北京上大学—一改他历来写信的平和与平淡，用一些带惊叹号的文字为之欢呼，认为这一声巨响击碎了帝国主义关于中国人无能、中国无科学的谎言。在父亲这些话的后面，我真切感受到遭遇了太多灾难和屈辱的中国老一代正直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激情。这其实就是父亲一贯的政治态度。解放前，他以一介书生忧国伤时，写下了不少激愤悲凉的诗篇。解放前夕，他还和学校的师生一道护校，掩护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解放以后，凡是上面定下的事情，他都是积极投入的。但对后来那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他既无非议和怨言，也不歌功与颂德，行动上虽按部就班，但却从不为之忘情，而是以一种哲人式的冷静在精神上保持超然，所以任何运动几乎不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我以为这实在是智者的态度。

记得一位作家说过，无论怎样的伟人，在他妻子眼中都是平凡的。但在我母亲的心目中，生活中平凡得近乎潦倒的父亲却不同凡响。她为父亲，为这个家奉献了她的一切。年轻时潇洒的父亲不是和别的时髦女性而是遵父母之命和只念过私塾的母亲结秦晋之好，这一点肯定在母亲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而父亲在以后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也无怨无悔。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父亲作诗寄母亲：

昔别新婚后，遄浮渤海槎。九年重聚首，几日复离家。却对滇池水，深怀湘浦花。会当扫狂虏，携手看朝霞。

以后的几十年中，父母虽然也因养家糊口等问题发生过口角，但这丝毫无损于母亲对父亲的一往情深和父亲在生活琐事上的一贯的超然态度。母亲是劳动人家出身，“做得，吃得，睡得”。但是每天操劳完，晚上我们都做完作业躺下后，惯于熬夜的父亲却一定要母亲陪着他看书，说古，有时甚至到深夜一二点。“我困得眼皮都抬不起来，你们爸还不去睡，”母亲有时向我们“诉苦”，“他就是这种脾气，会熬夜，他倒好，早上可以不起早，我不行噻，很早就得起来侍候你们噻。一跟你们爸说睡吧，他就不喜欢，发脾气……”我不知道习惯于孤独、耐得住寂寞的父亲为何要这样，我疑心多少受了古代文人学子所欣赏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浪漫情趣的影响。父亲还有个叫母亲颇不以为然的习惯：好洗手。洗手本来是爱清洁讲卫生的需要，无可厚非的。但父亲讲卫生似乎讲过了头，以致有了洁癖。外出回来，洗手；关完门窗或拿过什么东西，洗手；同人握过手，洗手；甚至翻过一本书也洗手；如果刚洗完手之后又摸了碰了什么他认为不洁的东西，那么又马上再洗手。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只见父亲在脸盆里不停地拼命洗手，水珠溅得脸盆周围地上一片湿。这经常成为母亲同我们闲谈的有趣话题。“你们爸把地搞得咯样湿，差点儿叫我跌一跤！”母亲笑着说，但她从不阻止父亲的这种雅兴，总是只要一看盆里水少了、水脏了就马上叫我们添水换水。有母亲的这种理解和支持，父亲这一少有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最近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人如果一天多次用冷水洗手，将会有利血管保健云云。我于是恍然憬然。

1989年2月的一天中午，正在颤颤巍巍洗碗的母亲因肺心病突发而熄灭了那燃烧了八十三年之久的生命烛火。等我千里迢迢赶回去，在A市那潮湿阴冷的天气中迈进家门，看到我印象中一向身板笔直精神超脱几乎从不作儿女子态的父亲突然衰老了、憔悴了，完全是副被沉重打击搞得老态龙钟可怜兮兮的模样。我抢过去紧紧握住了父亲青筋凸露的枯削的手，哽咽着喊了声：“爸，我回来了！”父亲没有像往常我回来时那样回应我，老人已萎顿不堪。在我逗留的那些天中，我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着父亲，父亲裹在棉军大衣中的瘦削的身子如秋天的落叶般轻飘，仿佛撑不住大衣的重压，我不得不随时用手搀扶住老人。我不断地找话说，以图分散父亲的悲伤，但他几乎不提母亲，只是反复说些以前的旧事。过了些天，弟弟让父亲写悼亡诗，他没写。“我心情不定，写不得。”他说话里流露出让我揪心的孤寂伤感。唯一见出父亲真情的是他为母亲撰写的一副挽联，其下联中有“誓将续撰五篇书”之语，指的就是要继续他的科研工作，这是父亲对母亲最深沉的悲悼和祭奠了。

神话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初并无男女之分，而是集阴阳于一体的两性人。后来，心生妒嫉的大神宙斯将这些男女同体的两性人劈成两半，搅乱之后撇到世界各个角落。于是，从那遥远的年代以来，人出于本能一代一代地都在苦苦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我在想，这种寻找难道仅仅是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所理解所渴求的那种性爱吗？他（她）实质上难道不是在寻找自己生命的最终栖息地、寻找那只属于“两个人”的“世界”吗？“两个人的世界”如果只剩一个，月亮如果失去星星，这世界怕会要出现如宇宙深处才会有的死一般的孤寂吧？我因此又深怪大神宙斯的嫉妒和多事，倘若当年没有他的那一板斧，人依然两性同体，高大漂亮，由生命之始到生命之终，那么世界该多么完美。

幸而父亲虽然经此大劫却并没有一蹶不振。我明白，是诗词和科研支撑住了他。“霜鬓未销湖海气”的父亲直到现在的垂暮之年，胸膛中依然跃动着一颗“烈士”之心。他所思所感发而为诗，个中绝对找不到半点失之纤弱和柔媚的情调，其旋律始终高昂明朗热烈。如前些年写的《闻鸡》：“慷慨闻鸡舞，由来壮士趋。繁花论事业，烟海破书图。且弄班门斧，多羞南郭竽。芸窗风日好，应许探骊珠。”又如《国殇——自卫反击》：“正义旌旗武，边城敌满山。执兵张挞伐，卫国不生还。浩气凌霄汉，英风起懦顽。大功人不朽，千载视雄关。”今年四月他从电视上看到了当年曾登临过的长城，赋诗云：“城上风云阅古今，连山横海客惊心。瀛寰尽有千年迹，不及登临万里吟。”品诗谈诗作诗成了父亲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生命的一个支撑点，诗词以它的绚丽光辉照亮了父亲平凡生活的天宇。

“我的科研，前晌又有一大发现，将千百年来还无人能认识的一些物理现象弄清楚了，我感到很愉快！”父亲在前不久的信中这样宣称。生平谦和的父亲在他的科研领域中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可触动的权威，他执著地认为，“××定律”是错误的，他将这个看法跟我说，跟弟弟说，跟妹妹说，我们都静静地听着。唯独哥哥，因为他也是教物理的，颇以父亲的见解为不然，“你讲它到底错在哪里罗？”哥哥问得有些生硬。心平气和的父亲于是少有地激动起来，只用几句话就把那个赫赫有名的定律给“否”了。后来，我的孩子也知道了爷爷的这个见解，特地写信去请教。这次父亲认真写了回信，以最浅近的事例作了说明，但又告诫他们：你们还小，还在学习，还是应该按课程要求学习好，我谈的这些只是供你们了解情况。照我看，父亲晚年就是以证明这个定律的荒谬为己任，这已成为他生命的另一支点。

糟糕的是，就在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的白内障日趋严重以致什么也看不清了，但还勉强借着高倍放大镜给我写信。每当我捧读那字迹越来越大越来越歪斜了的信时，心头就一阵阵紧缩。想想吧，一位刚刚经历了晚年丧伴大悲大恸的八旬老人，腿脚乏力，听力极差，终日枯坐一室又无人可与之交谈，现在连读书看报写文章这个最后可以寄情于其中的据点也失去了，该是何等孤独冷寂！这种孤独就像一团冰，连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子都感受到了它的袭人寒气。即使在此情况下，父亲也不怨天尤人，他踽踽独行在旁人不可企及也无法仿效的精神活动中，一任周围嘈杂的现实世界存在于他的感知之外。但是儿女辈忍受不了，一致反复动员父亲去做眼部手术，这是重见光明的唯一方法。然而父亲硬是不去，先以眼睛会慢慢好起来的理由来搪塞，到最后终于连一线光明也消失了之后，仍然固执地不肯就医，理由是手术不可靠。终于有一天，弟妹们不管父亲同意与否，联系好了医院，强扶硬拽地将父亲送去做了手术。妹妹后来告诉我，说父亲到医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个有类小孩索物的借口，要弟弟回家把他的一个布口袋捎来。捎来后，看不见东西的父亲仔细地将它摸索了一遍，抖抖地将它压在枕头之下，还不时用手摸摸，一刻不离地直到出院，而那里面并没有什么金银细软，只有他的手稿！更令我感慨的是，手术后，双眼缠上了纱布，一个星期内只可平躺，不得翻身或坐起。这对于身体健康的青壮年尚且很难，父亲却以83岁高龄硬挺过来了，表现出与起初不肯住院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

这次手术后，父亲对子女的牵挂更执著了，只要一个星期收不到我的信，他就要焦虑地问弟弟妹妹：“你们二哥怎么还没信来？不会出么子事吧？”啊，爸爸，你老人家过去在这些事情上的超然超脱到哪里去了呀……

于是便有了带着寒意的那一个深夜，父亲在我床头向我伸出摸索的手—我真后悔，不该出声的，那样，我，他的年近半百的天涯游子，还能享受一次慈父的抚爱……

啊，爸爸！

（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