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9—1962年在汲中读书的。刚入校就听人说，李校长比县委书记级别还高。他原是地区专员，因犯“右倾错误”，被贬到县城中学当校长。但我入校后的接触中，对他的看法却怎么也和犯错误挂不起钩。我们看到校长为人谦和友善，善待教师和学生，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是党的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会忘记老校长，不仅是因为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毕业证上，而是他的高尚人品镌刻在学生的记忆中。我和校长接触不多，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件事。
1960年五四青年节时，师生人人挨饿、各个浮肿，校长对此忧心忡忡。那天学校开大会，表彰一批优秀师生。当时，我任班团支部书记和校团委会委员，在饥饿难忍的困苦条件下，努力学习，坚持做好工作，被县委破例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在中学里是罕见的。在表彰之列的我，对表彰大会领导讲话至今还大致记得。校党总支书记按照上级精神，主要讲了高举伟大红旗，大搞群众运动，大干加苦干，通考超全专等。作为一校之长，李校长别的一概不讲，只讲了抓好生活，对在后操场种菜，对办好食堂，对师生休息保存体力等“小事”，提出具体要求。体现了校长对师生生活的关心，对师生健康和生命权的尊重。在那个一味讲“突出政治”的年代，对“右倾错误”在案的老校长来说，那么讲是需要勇气的。
高中毕业照
还有一件事使我感触尤深：国家教育部长杨秀峰同志到学校视察，当时汲中高中部就有18个班。那天全校集合，欢迎教育部长。部长看了会场黑压压的人群，表扬了困难时期汲中工作，说他就看到学生中只有两三个戴眼镜的。李校长马上对部长汇报说，还有两个戴近视眼镜的，今天没有来。以后我们中学的老校友见面时，我多次谈起这件事。我佩服部长视察细致，慧眼识珠，看到学生身体情况，关心学生健康；更佩服李校长实事求是，不隐瞒实情。对全校学生健康情况了如指掌，连全校千余名学生中有几个戴眼镜的，都能及时回答得清清楚楚。如果没有对职业、职务的崇高责任心，如果没有爱学生如亲子的仁爱精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1962年夏天，我有幸成了全校6个毕业班唯一考入北大的学生。在前往北大报到的途中，我到学校和老师告别，在校门口碰到李校长。李校长看到面黄肌瘦的我，用扁担挑着行李卷、脸盆、书本，步履蹒跚往车站走时，大为不忍，就自掏腰包，给我觅了一辆三轮车。过去因为没钱，尽管家离学校近百里，开学和放假时，都是自己饿着肚子，艰难步行。从学校到火车站只有六七里路，那就更不用说了。虽然只有一角多钱，那也花不起。那时县城里三轮车也少，出门坐三轮，对有身份的人也是奢侈品。那时校长自己上车站，通常也是步行。校长给我觅三轮，自然给我留下了许多感慨。我觉得，在政治运动连绵的情况下，学生主要受益的，是李校长酿造的学习环境。这些是缘分，也是福分。话别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校长的知遇之恩，至今心存感激。
2008年8月27日写于北京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