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汤一介

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一个“学人”世家，其父汤用彤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大师。

1951年，汤一介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留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授。同时他还是中国哲学家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83年，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Luce Fellow），曾任美国俄勒冈大学（1986）、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1995）等校客座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员（1986）；1996年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学术兼职有：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近期汤一介先生正在研究以下三方面的问题：有关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全球伦理”问题，有关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问题。同时还正在集中和整理汉至隋以前有关儒、道、释三教关系之思想资料，准备撰写一部《儒、道、释三教交涉史》。

曾子墨：1993年的夏天，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同时还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作者认为在冷战之后，世界冲突的根源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而变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文明的冲突。八年之后，在美国发生了惨痛的“9·11”事件，这也使得很多人都相信，文明的冲突的预言是真实存在的。然而文明的冲突这是不是一种必然，文明的冲突是不是可以化解的，不同的文明之间是不是可以共存?带着这些问题，今天的《世纪大讲堂》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

汤先生，听到了您的名字汤一介，我想看到“一介”这两个字，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介书生”。不知道您这个名字，是不是父亲给你起的时候也有这个用意？

汤一介：因为我的祖父是清朝的一个进士，可以说我们家是一个诗书世家。我父亲一直在教书，他当然希望我继承他的这个教书的职业，所以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叫汤一介，希望我能够继承从我祖父一直传到他的这样一种教书的职业。我想是这个意思。

曾子墨：像您这一辈子从事哲学方面、文化方面的研究，在专业方面，您把您自己和您父亲怎么样来进行比较呢？

汤一介：我们这一代，应该讲不如我父亲他们上一代有比较好的条件来研究学问。因为我是1951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就经过了非常多的政治运动，把我们的最好的时间都花在政治运动上面去了。所以我们在两个基础上不如他们：一个就是国学的基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如他们扎实。另外一个在西学方面也不如他们扎实。因为像我父亲他们那一代，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在国外呆了五年、六年的时间，在外学习。我们1951年的时候，没有机会和国外的学术界进行交流。所以这两个基础，我们都比他们差。因此现在我们这一代，就是七十来岁的这一代，六七十岁这一代，可能说都比前一代存在两个缺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两个缺陷。那么就寄希望于现在二十岁或者十几岁的，将来能把这两个缺陷能补上，我们的学术就可以走在世界的前沿。

曾子墨：您谈到的是两个缺陷，那和父辈相比，除了缺陷，难道一点优势都没有吗？

汤一介：当然有一点。我和我父亲可能有点不同，我父亲应该说他是一个纯学者，他是为学术而学术。像我这一代，除了做学问之外，我们可能比像我父亲他们这一辈的老一代的学者多一些社会关怀。比方说“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共存”这样的问题，我父亲是不会去研究它的。我是搞哲学的，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国际政治的问题，对不对?但是由于我们对社会有关怀，所以去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考虑像这样的问题怎么跟我们文化结合起来。

曾子墨：下面我们就想请汤一介先生来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汤一介：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亨廷顿1993年提出来文明冲突的理论，他提出来之后，产生了很多批评和讨论。在1996年，他又出版了一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这本书，可以看到他的有些观点多少有一点变化。特别是在他的这本书中文版的序言中间，他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就是说这个从政治秩序上讲，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书内有一章，叫做《文明的共性》，这一章中间，他就提出来美国在国内，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是不可取的。为什么亨廷顿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看到了，他感受到了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另外一个，就在国内又受到了种族主义的干扰。所以他有这些改变。但是就是在这同一本书中间，他仍然希望扭转这个局面。他说希望美国能扭转它对世界事物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效仿的这种领袖地位。2001年发生了“9· 11”事件，这是个非常大的事件。在“9·11”事件以后，亨廷顿又出版了一本书，就是这本，《我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这本书我们是今年才把它翻译出来。在这本书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又回到原来1993年的那个状态去了。我把他的这些话稍微介绍一下，他认为：就美国国内说，多元文化的理念与美国整体国家认同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就世界范围说，他认为现在的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和潜在的非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整体是美国的敌人。他有这么两段重要的思想。因为照亨廷顿的看法，为了稳固美国国家认同，美国需要敌人。这样一种理论，可以说对于当时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一种新帝国的理论，起了文化上的支持的作用。所以2000年出版了意大利人安东尼奥·乃格利和美国麦克尔·哈特合作的一本书，叫做《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在这本书中间，他对新帝国作了一个描述，说就在我们的眼前，帝国主义正在成长，无边无垠，永无止境。这就是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对象，他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的交流，他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他作了这样的描述，他并不是赞成这个东西。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在美国，可以说在英美等国家，有一些理论家就大力地宣传新帝国主义论。

我想这样一种新帝国的理论，可以说正是布什总统先发制人的理论的表述。所以布什在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就提出来所谓的三大原则：第一，美国要保持先发制人的权力。第二，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全球的。第三，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这是布什的所谓三大原则。依照这种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发生冲突，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说早就为这种新帝国主义论提供了重要的策略基础，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讲文明的共存与新轴心时代。难道只是可能在冲突中实现一统天下的新帝国吗？我想不同文明之间的国家、民族或者地域之间的冲突，虽然有文化上的原因，但是可以看到更多的常常是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且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来看，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他们是怎么发展的，常常是以文明的互相吸收和互相融合为这个基础的。我们可以用中印两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印度的佛教文化是在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的，在一千多年中间，这种文化传到中国以后，并没有引起大的冲突，而往往是在我们的国家里面三个学说并存的。儒家的思想，佛教的思想，还有道教思想，它是共同存在的。并没有因为三种思想的不同而发生过严重的冲突，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所以我认为亨廷顿的这个理论，无论如何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是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的。我们就要看看，我们现在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新帝国的时代呢，还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前景。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21世纪这个时代，我认为也许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是德国的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他说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了不同的大的思想家，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他主要是举了四个，一个是希腊，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这个先知了，就是《圣经》的《旧约》这一部分。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他认为从那以后，这些文化影响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他在一本书叫《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间就讲，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个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大家从历史上看，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在欧洲，欧洲的文艺复兴提出的口号就是回到古希腊，要回到古希腊找寻力量，来开拓新的局面，使得欧洲的文明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是在印度文化的冲击之下，大概经过了八九百年的时间，我们出现了所谓宋明理学，也叫做“新儒学”，就提出来回到孔孟，就回到先秦的孔孟，这样就开创了宋明理学的这种新的儒学的思想。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存在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对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又一次新的飞跃。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和被压迫的一些国家或者民族有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确认他们自己的国家的独立身份，而民族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等，正是确认他们国家的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

第二，公元前五世纪，那个轴心时代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那个时候正是在全世界各个范围里面开始使用铁器。生产的大发展，从而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而当今，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生产大发展时期，或者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那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应该有一个大的飞跃。由于当今经济的全球化，科技的一体化和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个样子，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中间来发展。这就是说，每种文化在培育自身文化的根基的同时，就必须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中间的优秀部分。因此，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必将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第三，我们可以看到，21世纪文化或许将由四种大的文化系统来主导。当然不一定只是这四种，但是这四种可能会起主导作用。那就是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中东北非文化，就是伊斯兰文化。这四种文化系统，不仅都有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每种文化所影响的人口都在10亿以上。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的文化是已经成了事实，没法割断。因为它的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民族的千百万人民的心中，是这个国家的民族的精神支柱。我们回到传统，并从传统中寻找力量，以推进文化的发展，共同开出世界文化共存共融的新局面，所以新轴心时代，应该以各种文化的互相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的多元共存为特征，这是另外一种前途，另外一种可能的前途。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呢？我想从儒家和道家这两家的学说中间抽出一些思想来谈谈这个问题。先讲儒家，就是儒家的仁学。孔子讲的，说“仁者人也”，就是仁爱的“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仁，仁爱的精神是你人自己所具有的，爱你自己的父母是最根本的。但是原始儒家的思想认为，仁爱的精神不能停止于此，不能仅仅停止在爱自己的父母上面，所以在郭店楚简还有两段话，他说“爱而笃之，爱也，其继之以爱人，仁也”。你爱，爱得非常厉害吧，非常爱，这只是爱；你爱，如果能够推广到爱别人，这才叫做仁。要做到有仁爱之心，也并不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孔子讲，他有个一贯之道，就是忠恕之道，就是“要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他的忠恕之道，那么这样一种思想要推广到全社会，怎么推广?所以孔子有一段话就讲，“克己复礼曰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假如大家都能克己复礼的话，那么天下就自然太平了。我想孔子这样一个思想，对今天我们治理国家，对世界上那些政治领袖们来讲，应该说不是没有意义的。你要使得世界能够和平共处，恐怕应该是行仁政，不要行霸政。因为行仁政，就可以使不同文明得以共同存在和发展；你行霸道，就要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使文明走向单一化，形成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当然在当前我们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所发展成的各种恐怖主义，而这种恐怖主义也和仁爱的精神是背道相驰的。

我们知道要使不同文化之间和平共处，和谐相处，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孔子还有一个思想，对这个方面可以说作出了贡献，就是“和而不同”。你要在不同中间能够找到和谐，这样才能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得到协调。而这样一种思想，可以说现在为许多国家的重要学者所认同。比方哈贝马斯，大家都知道这个大的学者，他就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做团结的原则，一个叫做正义的原则。他说我们应该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求对话，对话用什么原则来进行呢?就是一个团结的原则，就是认为要求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同情理解和加以尊重的义务。而正义的原则呢?就是要保障每个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应该让他们有发展他们民族文化的权利，一个是从义务这方面讲的，一个是从权利这方面讲的。这样一个思想，正是孔老夫子提出来的“和而不同”思想。儒家文化，它可以对文明的共存提出来有积极意义的资源。

而道家的理论，我把它叫做道论。道家的道论能为防止文明的冲突提供有益的资源。老子《道德经》这一部书中间最基本的概念当然是“道”。大家都知道是“道”，而道的基本的内涵是什么?是自然无为。就是要顺应自然的规律，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当然也包含不违背社会规律的事情，是道的基本特性。今天人类社会之所以有种种的纷争，无疑都是由于权力和金钱驱使的。那些强国为了私利，扩张自己的势力，掠夺弱国的资源，推行强权政治，正是世界无序混乱的根源，也就是说帝国的霸权正是文明冲突的根源。老子主张“无事、无欲、无为”，也就是说，你不要去多干涉别人的事，这样老百姓就可以做到自化、自富、自朴。老百姓他自己就会教化自己，他自己就会富足起来，他自己就会朴素，这个当然对一个国家讲，扩大到世界范围也应该是这种样子。

但是当前的情况是，大国、强国在无情地压迫和掠夺小国、弱国，这正是人类社会不安宁的根源。老子认为，知足之足，是足矣。你能够知足，这个才是足。可是帝国霸权就是不知足。那些新帝国主义的领导者，处处发动战争，其结果处处陷入被动。这是因为被征服的国家的老百姓他们不服，他们会用不怕死来反抗。所以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老百姓不怕死，那你用死来威胁他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因此我认为，老子的思想对消除文明的冲突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理论。

中国的古老经典《尚书》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诗》、《书》、《礼》、《乐》、《春秋》、《易》，但是《乐》经失传了，现在只剩五经。《书》经中间有一篇叫做《尧典》，《尧典》中间有一句话叫做“协和万邦”，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邦国，那么怎么能把邦国协和起来呢?当时尧就主张要“协和万邦”，把所有的邦国协调起来。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灿烂光辉的历史文化传统，它的文化对人类社会是极为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善于利用它，使之对当前人类社会争取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共存，推进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作出它应有的贡献。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曾子墨：谢谢汤一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演讲，接下来还是我们网友的提问时间。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本·拉登的小秘书”。他说：亨廷顿的学生福山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说西方的文化，其中包括了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民主政治，终将传播到全世界，成为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共同模式。而通过这些方式，会改变那些非西方的文明。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认为这是不是一个发展趋势？

汤一介：西方的文化，在这三四百年以来，应该讲它是走在前面的。因此许多东西我们确实是应该向西方学习，这是毫无疑问的。比方西方的民主政治，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但是学习不是照搬，我们还是需要结合我们的一些实际情况来考虑。怎么样把他们的民主政治很好地运用到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中间来。比方说他们的科学技术，那我们无疑是要大力地来吸收它，所以五四运动的口号就是科学与民主。现在也有些学者对五四运动进行过分地批评，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五四运动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那些消极的、负面的东西最有力的冲击，使得我们从传统走向现代。所以罗素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讲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我们现在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文化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做了一套书，就叫做《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就是要说明西方的各种哲学流派传到中国，才使中国有了现代中国哲学。我们有这种看法，并不是要说我们古代的文化都是没有价值，因为古代人的智慧他并不一定比我们现代人低，比如亚里士多德等开创的希腊文化，现在西方研究的很多哲学问题，还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的新儒家，叫做现代新儒家，他们研究的那些问题是什么问题?大都还是孔孟的一些问题，不过是在这个新时代怎么来发展它。所以雅斯贝尔斯讲到，这个轴心时代的那一批遗产，那种文明的遗产是对我们人类非常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丢掉。这两者有个辩证的关系。

曾子墨：接下来这个问题，非常适合您回答。网友的名字叫做“我和老夫子有个约会”，他说：您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很多的研究，对于目前在中国所产生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官方色彩您怎么看待？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所产生的呢，还是说是某种政治上的需要?

汤一介：这个儒家或者儒家思想，我想要把它作为一个分梳，不要笼统地来讲，要笼统地讲是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理解。我想对儒家你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它，一个是从政治化的儒家，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政统，就是政治的这个传统的儒家。一个是道统，就是它一脉相承道统的这个传统，就是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直到程朱陆王等等，这个道统。还有一个就是学统，学术的传统。如果你把它分梳一下的话，这个儒家思想，当它和政统结合的话，常常是负面大于正面。它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它就会为专制统治所利用，就使得这个政治道德化，就美化了这种专制政治。所以这方面要做很好的分析。

而这个道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排它性。大家都知道孟子是拒杨墨的，说这个墨子和杨朱是无父无君等等，具有很大的排它性。而韩愈，他排佛，他要把那和尚赶出寺庙都要他们还俗，把他们书都要烧掉，所以这个道统也有它的局限性。我主张的是它的学统，是它这种学术传统。学术传统在儒家里面最重要的是它的道德教化，他认为一个人做人要有一个做人的道理。孔子有四句话，我觉得最重要，我常常送给别人，孔子讲：“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就是说你不修养你的道德，你不讲求你的学问，你听到了合乎正义的事，你不能跟着做，你错了还不能改，这是我的忧虑。我想这四句话，可以说是一个做人的道理。所以他的最大的贡献，应该讲是在做人的道理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利用发挥的资源。但是我也一再讲，任何古代的思想，你必须给它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诠释。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种诠释学，你得给它作诠释，你给它作了新的诠释之后，那么就赋予它新的意义，这在沟通和了解上就会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所以我想，对儒家思想你要去分析它，不要笼统地说它多好。复兴儒学什么意思?我想那种过分的政治化的儒学，不要去复兴它，那种排它性的道统的儒学，你也不要复兴它，你要做的是把它那个学术传统中间那些有价值的东西给予现代的诠释，这是我们需要的。

曾子墨：谢谢汤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答案。接下来是我们在座的同学们的提问时间。

观众：汤老师，您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您刚才提到了国际冲突的根源性的问题，在国际政治学科里边，国际冲突的根源有以下两对矛盾。他们认为，首先第一对矛盾是国际社会是处于一个高度的无政府状态，就说没有一个凌驾于那个国际体系之上的世界政府，这种状态下，国际体系，它的本质就是不安全的。第二个矛盾就是当今国际社会，主要的行为体制仍然是国家，而国家它对内追求的是最高政治权威，对外追求的是平等，这样也就造成了国家之间互相不信任，从而这一结构导致了整个国际社会、国家之间处于一种互相猜忌、冲突的状态，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可以用道家和儒家的一些思想来解决国际冲突，我想问的是，您认为道家和儒家的思想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以上这两对矛盾吗？

汤一介：谢谢这位同学的提问。解决当前这个国际之间的这种不安全的状况，绝不是文化这单一的东西能解决的，它是和政治、经济等等都联系在一起的。我只是从文化上讲。如果我们能够从文化上比较好地对儒家的，刚才讲的“仁学”和道家讲的这种“道论”，给予现代的诠释，它对消除文明的冲突，促进文明的共存，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源。只靠这两个方面，就解决当前整个国际关系的复杂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是它是一个因素。

观众：汤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那个道家的无为思想，以及儒家的仁政的思想，这对于治国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就道家而言，它的那个小国寡民的思想，如果说让民众都是那种状态，就是隔河相望，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状态，它对于这种治国会有帮助吗？特别是现在这种经济一体化、全球一体化的状态下，这种思想是不是有矛盾呢？

汤一介：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中都有错误。没有一个思想家，把人类所有的问题全圆满地解决了，没有这样的人。老子思想也是一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的无为思想，我们给它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来解释，因为它包含着这样一种叫做不干涉的意思，就是你政府对老百姓不要过多地干涉，你的大国对小国不要做过多地干涉。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曾子墨：谢谢汤先生为我们的同学做出的答案。最后我想按照我们节目的习惯，我想请汤先生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今天的演讲。

汤一介：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返本开新”，一种文化有它的根基，但是它一定是要吸收其他文化才能开出新的局面。

曾子墨：感谢汤一介先生今天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基础，从一种全新的角度为我们来对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这样的理论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