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百年

陈平原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82年1月在中山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6月在中山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6月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平原先生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此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散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开始关注中国学术史，近年来关注目光涉及到现代中国教育史。主要著作有《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等。

曾子墨：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大学是一个神圣而且非常纯洁的地方。对我来说它也不例外，因为父母都是大学老师，所以我从小就生长在大学的校园里面，以至于直到今天提起大学，我的内心还是有一种非常天然的、亲近的感觉。但是最近两年，每当身边的朋友谈起大学的时候，他们所谈到的东西，似乎和我们原来想象中的大学会不一样。比如说招生会有腐败，比如说有个别的教授会去嫖娼。于是很多人都会在问，今天的中国大学到底是怎么了?回顾历史，我们的大学其实是科学民主思想的发源地，即便是在战乱年代，也会出现像西南联大那样，特别是像西南联大的教授那样，可以称得上是一代楷模的知识分子。我想要给这些问题找到答案，而回顾历史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来和我们讲述一下《中国大学百年》。

了解了您的简历，陈先生，我知道您是在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上山下乡了，是这样吗？

陈平原：对。

曾子墨：山村里面的生活不是您所希望过的一种生活，走出来是在什么时候？

陈平原：1978年初，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走出来的。

曾子墨：您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陈平原：我说只要能出来，哪个学校我都可以去，所以第一志愿我报的是中山大学，第二志愿我报的是华南师院，第三志愿报的是湛江师专。跟我妻子不一样，她是北京的，所以她报的志愿第一北大，第二人大，第三北师大。所以我是有个阶梯，她要考不上都考不上，我考不上“中大”，最差还有“师专”，这就是我说的那种希望出来的那种感觉。

曾子墨：接下来的大学四年您怎么过的？

陈平原：我相信所有的从小地方出来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刚进大学的时候有种自卑感，因为我们毕竟见识有限。我到了广州，我的同学高谈阔论，我第一学期有点紧张，大概那个时候，班主任告诉我们说，以他的经验，小地方来的、农村来的孩子们不要紧张，第一年、第二年，你们会比不上大城市的同学，三四年以后，一般都会比大城市的学生念得好。因为大城市的学生他们的外物太多了，兴趣太广泛了，反而将来不见得念得好。所以我说我第二、三年级以后就开始逐渐适应校园生活。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到了北大以后，因为我从中山大学考到北大，他们想当然说我到了北大肯定会有一点怯场。所以，后来有一个作家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的时候，说我刚进北大，在未名湖边徘徊，就感到自己很怯场。只有我妻子一看说，没那回事。她说得对，因为我那个怯场问题在广州解决了，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基本上解决，所以我到北大的时候，我不觉得北大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反而到了北大以后不怯场。但是，我从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下乡知青转变为一个学者这个比较艰难的转化，是我在中山大学那一个阶段完成的。

曾子墨：在北大读博士，好像您那个时候应该是北大的第一届文学博士，是不是？

陈平原：对。

曾子墨：那第一届的博士，可能不像后来大家在读博士的时候，一切条件那么好，那么顺利。您那时候情况怎样？

陈平原：哪儿的事，你搞错了，第一届读文学博士很容易。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没有课程的要求，除了学一外、二外，其他时间就跟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聊天，每天下午的时候，因为他早上睡觉，我下午去他那里陪他聊天、喝茶。他抽烟，我喝茶，然后三年了，我就被熏陶出来了，就这样。

曾子墨：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我是老听人家这样说，说讲到陈教授，如果不提到夏晓虹的话，那么这个陈教授这个人就是不完整的。我不知道这个评论，您认为是不是很准确？

陈平原：她?这么说吧，我们的专业比较接近，而且确实是我们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而且我们有共同的学生，等于我的学生也修她的课，她的学生也修我的课，所以校园里面有很多传说。但有一些说法是不准确的。

曾子墨：好。那我想在我们和陈先生简单地沟通过之后，下面就请陈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中国大学百年》。

陈平原：我今天不坐着，我站着讲，我教了二十多年书，都是站着跟学生对话。好吧，今天做的专题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大学百年》。

先从一件小事情说起。1998年的5月，北京大学举行百年校庆，热热闹闹，我很高兴，也参加了。参加完紧接着我就到捷克的布拉格去，参加布拉格大学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一开会，主持人就说，这是我们布拉格大学65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的一项。我当时就懵了，我在北大刚刚纪念过100周年，还很得意的，来到这儿，人家650周年，所以一下子就泄了气。好在这还不是在巴黎大学，还不是在他们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那就更早了。大家都知道，学校和时装相反，不是越新越好，而是越老越好。可以说，一般而言，老大学，一个800年的大学，比一个18年的大学，一般来说都要强。不否认有的大学江河日下，也不否认有的异军突起，但总的来说，大学的年龄和它的声望是成正比的。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定，也许我们中国大学不是百年，而是千年，不是千年，是四千年。其实，我今天晚上想从这个地方开端，就是说我们大学是百年。中国大学是百年，还是四千年？两种大学史的叙述背后隐含了我们对大学的想象。什么是大学，大学应该怎么办？一百多年的中国大学之路，走得顺还是不顺？

好，我想讲第一个问题，两种大学史。外国人写中国大学史，一般来说都从西学东渐说起，这样一来，肯定是百年上下；可是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叙事，那就是中国大学不是百年，是四千年。我读过很多中国教育家、教育史家写的关于中国大学的著作，大体上是后面这个叙述思路。其中很有名的教育史专家毛礼锐先生，为《中国高等教育史》写序，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而且批评别人把创立于11世纪末、有12000学生的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学。毛先生认为，这样说是不对的，中国大学应该从殷周算起，最少也应该从战国算起，再退一万步吧，也必须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那么，中国是公元前124年便无可置疑地有了正式的大学。这是毛礼锐先生作为教育史家的思路。我们这么说，我承认西周时中国确实有高等教育，因为从西周到现在，确实有这么长的历史。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假如这么叙述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大学”概念可能瓦解。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有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中等、低等之分，这样，大学岂不成了一个伪问题。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以至发展方向，其实是不一样的。

西方人谈university，一般从中世纪说起，最多在精神上追溯到古希腊，假如这样的话，中国人谈university，不好意思把它追到西周。还是辞书界比较严谨，当他们做这个界定时，我查了若干种中国人编的辞书，都再三强调，“大学”这两个字，一个念太学，一个人念大学。念太学的时候，说的是古代的贵族子弟他们的学校。念大学的时候，是晚清已降，我们所说普通高等教育的一种。换一句话来说，这两个字，一个太学，一个大学，太学可以从西周说到晚清，大学可以从晚清说到当下，以至以后。好吧，古今中外的中国大学，从西周一直贯穿到今天的大学，很可能是不太存在的，或者说这个论述本身是有问题的。其实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为什么长期被学术界忽视了?说好了，或者说说明白了，是我们所说的自尊心，民族自尊心。说大学史，一个文明古国只有一百年，中国人觉得不能接受，我们北大的著名教授冯友兰先生，曾经写一篇文章，说到北京大学。他说北大的历史最好从汉代的太学说起。为什么?我到国外访问，下面是冯先生的话，我到国外访问，见到那么多大学都是几百年的历史，而北大才几十年的历史，这跟中国的文明古国很不相称。所以冯先生认为，最好是往前推。当然，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坚持从戊戌变法，就是从1898年开始算起，述说北京大学的校史。但是好多年前，不断地有大学希望将自家的历史往前推，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是湖南大学。因为岳麓书院的遗址是在湖南大学的校园内，湖南大学曾经要求从岳麓书院算起，也就是将公元976年作为建校的历史起点，从那儿算起。当然，这种悲壮的努力，后来被当时的国家教委给否定了。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中国会出现一大批远比巴黎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要古老得多的大学。但是，我以为此风不可长，否则的话，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随便一个锄头挖下去，都可能发现一个遗址，那样的话，每一所大学都可以往前推千八百年。这样的话，有点有违实事求是的原则，更重要的是遮蔽了我想说的太学和university二者之间的差别，而这样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健康发展不是很有利。还是“五四”那代人比较通达，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拿到了我们北大的一个老教授作的《中国大学两千年考》这篇文章以后说，虽然历史考证可以这么考，北京大学还是守这条线，从1898年说起，不要再往前推。后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再三说，大学有两种，一种是精神，一种是制度。精神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几千年的大学的或者高等教育的传统和精神，但是我们现在所执行的这一套制度，是晚清以后从西方世界逐渐传移到中国来。我们很好地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但没有很好地承继了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而这一点，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而是实践起来很难、很难。这个问题从当时的一句口号说起，那句口号叫“上法三代，旁采泰西”。好吧，我就从这两句口号说起。

先说“旁采泰西”，也就是今天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关于“旁采泰西”。“废科举、兴学堂、养人才”，这是晚清所有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口号。至于如何兴学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意见最有代表性，概括起来就是我说的这两句话。“上法三代”，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学习夏商周三代的思想、制度以及学风；“旁采泰西”，旁边，我们学习欧美各国的经验。可是请大家注意，这个既法“三代”，又采“泰西”的口号，一到落实的时候就出现问题，因为三代之学是什么样?到现在为止，谁也说不清，没办法把它贯穿到现实中的大学制度里面来。真正能做的就是向西方世界学习。或者说，“旁采泰西”才能够落实。1901年，当时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提大学的方案的时候强调向哪个国家学习？向德国学习、向日本学习。为什么？德国、日本当年发展很快，这是第一。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欧美世界的大学，就其科技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就其制度方面，尤其是思想学术方面，对当时的清廷政府来说，有不利的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学章程，大量出现的是日本、东洋这样的名字，也就是说，晚清办大学所抄袭的各种法令，很多是日本的。而请大家注意，日本学的是德国，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清末民初，中国的高等教育模仿的是德日系统。

到了民国建立以后，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他给大家解释，我们要继续向德国、日本学习，为什么？他说，其实是这样的，欧洲各国的教育体制，各国的大学制度很不一样，中国人茫然来学习，不知道学哪个好。日本人已经经过一番选择、嫁接、改造，以后我们直接从日本那儿学，比较容易接受。而这个思路是晚清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共同思路。张之洞也说，西方学问，我们一下子学不来，日本人已经改造过了，我们先学日本，通过日本这个桥梁，我们来接触欧美世界的思想学说以及教育制度。所以你会理解，清末民初，大量的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他们到日本留学，不见得真要学日本，是要借助日本这座桥梁来学习欧美的科学知识以及思想学说。变化在哪个地方？变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发生了变化。原因有几个，一个是“庚子赔款”，送出去的学生们，在美国留学的学生逐渐回来。第二，当时罗素、杜威分别到北京大学来演讲。第三，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去考察美国的大学制度，回来就说大学精神应该博采欧美各国之长，和中国的孔、墨精神相结合。中国的孔子、墨子的教育理论，和欧美世界的大学精神相结合，这里面又分出了三种不同的西方大学。一种，他说，像德国、法国那样注重专业研究的，这是一个传统；像英国那样注重培养绅士的，人格修养的，这又是一个传统；像美国那样强调服务于社会的，那是另一个传统。好吧，我们希望以中国人的孔、墨的精神，加上三种不同的大学制度和传统，然后建构起中国人的大学之路。我们知道，这个理念当然很好，可是具体实施起来很难。因此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虽然说我们面向不同的国家，学习它们的大学制度，二十年代以后，随着大量的大学校长是由留美学生承担，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地向美国倾斜，基本上是倒向美国。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加上抗美援朝，院系调整，出现一个变化，中国的大学转向苏联。转向苏联里面，除了意识形态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院系调整，一个基本思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各种专门学业，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把中国的综合大学整顿为14所，其他改为各种专业学院，包括诸位所在的专门学院。今天我们才知道，专门学院逐渐又变成大学，college转为university。这是因为，在综合大学转变为专业学院的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走的一条路，就是强调服务经济建设主战场，而且强调实用，符合现实需要，而不做学理上的玄虚的思考。综合大学大量地转为专门学院，这个思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们逐渐发现它的毛病，所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才重新又转回来，把各种各样的专业学院重新又转为综合大学。到今天为止，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美国制，我们的主要榜样是美国。我们经常说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跟哪个国接轨，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高等教育基本上接的是美国的轨。

第三个问题，我想说关于“上法三代”。在我看来，在20世纪的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天中国的大学，整个价值取向、基本路径，都是university，而不是太学。所以与国际接轨，在中国，步伐最稳健、速度最快的也是大学。而这一点，从晚清那些有识之士呼吁“旁采泰西”的时候，已经不可逆转了。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上法三代”是一句空话，没有人能说清楚三代之学，尤其是教育制度是怎么回事，有人在做考证，但是没办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公认，更没办法把它转化为现实操作。我感到奇怪的是，当年提“上法三代”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宋元明清中国的书院制度，当我们大量地批判科举制度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科举和书院两者混淆了。

科举是一个取士的制度，书院是一个教育的体制，当年我们批判科举制度的时候，把我们所说的宋明以下的整个书院制度都给否定了。这样以后，没有认真地分疏近在眼前的书院，而一味空谈遥不可及的三代之学，以至我们晚清以下的大学，只能走模仿西方大学这条路。晚清的重要的思想家中，看到这个问题而且极力反对的，对书院的废除感到痛心疾首的，是章太炎。因为他是书院训练出来的，他对现代学堂的一些弊病有些看法，比如说，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现代的学堂都是老师在上面哇啦哇啦地对学生讲，因此学生们培养的都是“耳学”，耳朵听来的，我们的学问不靠眼睛看，靠耳朵听的，所谓“耳学”就是道听途说。所以，现代大学很容易养成一种道听途说的习惯。因此，他拒绝进入现代大学。当年的北京大学、清华学校，都请章太炎先生来，他都拒绝，一辈子坚持独立讲学。跟他持共同立场的，比如说马一浮的复性书院，梁漱溟的勉仁书院，还有“新儒家”张君劢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后方办起这种跟现代大学体制不一样的书院，更多地承继宋元明清书院讲学的传统。这种思路，后来没办法延续下去。为什么？五十年代以后，曾经有一个建议，熊十力希望政府能够允许这些私人的书院存在下去，但是政府没有答应，所以书院传统断了。八十年代以后，梁漱溟先生牵头的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在八十年代轰轰烈烈做了好多事情。但有一点，中国文化书院是只能讲学，不能正式招学生，不能授予学位。马一浮先生办书院以后，梁漱溟建议他给学生发文凭，马一浮先生说，发什么文凭，你什么时候见过程朱陆王，比如说朱熹，你听说过朱熹给他学生发毕业文凭吗？没有。没有文凭不是照样能够修身养性、成为一代大儒吗？用这个思路来衡量的话，那么现在大学里面的文凭，学生为了文凭而读书，和这些不为文凭、纯粹是自己的性情和修养的需要来读书，是不一样的。可是大家知道，现在这样的年轻人，或者说这样的不愁吃穿、一心一意追求学问、不考虑文凭、也不考虑将来有没有工作，这样的学生很难找，很难找。换句话来说，思想家和教育家不一样，教育家不能过分地清高，他必须考虑世情、实践，必须为学生的出路着想。因此我说，马一浮先生的这个思路，也许很难贯彻下去。但是我想说，他提示了一种不同于现代大学教育的传统。纯粹在现代中国恢复书院教育很难，但是把书院教育导入现代大学是可以做得到的。最明显的例子是1924年，当时的清华学校的校长曹云祥想在清华办个研究院，请胡适帮他们规划。胡适的规划就是，把传统书院的精神和英国的大学制度——不是美国，不是德国，是英国的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建立一套注重个人自修，强调教师和学生们密切交往的那种教学制度。同在那一年，也是胡适的朋友，两个留美的学生，陈衡哲和任鸿隽夫妇，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叫《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把它跟现代西方的大学制度相结合，创造一个有精神的，有理想的，有血有肉的高等教育的体制。而这个思路，跟我刚才所说的梅贻琦的想法是一样的。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长期执掌清华大学，是一个现代史上非常有名的教育史家，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大学一解》，里面有一句话，是今天经常被谈教育的人引用的。这句话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说“中国古代读书人是从师，从游，从夫子游”，在学问的传授，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老师的熏陶，这才是从学、从游。他举了个例子，大学好像一池水，师生们好像一群鱼，鱼在水里面游，大鱼那就是老教授、著名教授，大鱼在前面游，小鱼在后面跟，游着游着，小鱼就变成大鱼，这个时候教育就成功了。这个思路强调的是从游，强调的是大师或者教授本身的一言一行成为学生模仿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教授都远离大学，以后我们大学里面没有老先生了，没有可以从游的对象，都是来去匆匆，以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接触，会越来越少，这跟我所说的“从游”的那种大学理念很不一样。当年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就是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们、老师们，集中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老师、学生有很多很好的交往。那是一个很好的关键点，在抗日战争中，民族意识、民族自信心，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导致了他们希望改造中国的大学体制。所以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的一些思考，尤其是关于大学的思考，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深入。我们必须考虑传统的教育精神，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大学的根本特征。大学有文科理科之分，但是作为大学的整体本身具有的人文特色、人文精神，这方面没有差别，不管是传媒大学、北京大学，还是其他的，比如说今天称为科技大学的，都有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感叹书院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失落，是为了纠偏，为了救弊，而没有想说用传统书院来取代现代大学，没有这个意思。

第四个问题，我想谈一谈，“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中国教育，不管是高等还是初等，教育里面的急功近利，缺乏长远打算，以及要求教育为现实政治服务，甚至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太低，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传统中国的问题，反而是现代中国的问题。百年中国大学，值得说的实在太多了。比起竞争很激烈的中小学教育来说，大学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几乎是办好办坏一个样。前年北京大学改革的时候，引起很多争议。北大不是办在中国，是长在中国，所谓“长”，是跟这个国家，多灾多难的国家，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本身深深地介入了历史进程。这一点，不该被嘲笑。我说有一天，假如北京大学改造成为一个跟中国现实没有多少关系，而只是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广泛好评，而且拥有好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假如改造成这个样子，而跟当代中国改革的进程，跟这方水土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我觉得不是一个成功的选择。

我说中国大学疾弊甚多，必须改，这没有问题，我同意。改革中国大学必须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我也同意。问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是否真的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应该追问的是哪一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十年前，我写过《大学之道——传统书院和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长篇论文，追问我们在借鉴欧美教育体制的同时，如何发挥传统书院的功能。里面我提到一点，起码有三点可以考虑：从大学教育体制来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和民间学会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来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书院留给我们的遗产。我想，作为整体的大学、整体的中国的大学改革的思路，换句话来说，假如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想只是办成“欧洲大学的凯旋”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走这条路。需要补充的是，这一百年的中国大学实践，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办学堂不只出学生，还出文化，出经验，出智慧。今天思考中国教育的命运，有志于改革中国大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些遗产，而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留学国外的那一点经验，更不能依靠几本翻译过来的外国大学校长的演讲录。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交汇中，推进中国大学改革，这需要学者的研究，教育家的实践，政府部门的协调，也需要众多观众的喝彩。

曾子墨：谢谢陈先生刚才给我们讲述中国大学百年的历史，同时也带出来好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其实我一直觉得通过中国大学这百年，我们应该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这百年的命运的变化。无论是说对学术上独立精神的追求，或者是说对于民族、对于社会的那种责任感，很多人都会评价说，好像今天大学里面教授这方面的意念、意识，会淡泊了很多。

陈平原：我不太同意。我这样说吧，大学教授现在太多了，所以他们要找很烂很烂的教授，很容易的。包括你一开始开篇讲的那个关于哪个大学教授剽窃，哪个教授嫖娼，诸如此类的。我承认有这样的事情，问题是如果一个当官的做这种事情，不会成为新闻，因为太多了。大学教授这样做，成为新闻，全国广泛传播。可见大家心目中，大学还是比较清静，大学教授还是比较清高啊！

曾子墨：对，正是因为大学是一个很纯净的地方。

陈平原：是啊，是啊，我并不是说这种事情好，但是我是说，其实对于大学里面的众多从业人员来说，第一，我承认这跟以前的，比如说五四时代的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比，有一点距离。但一方面，我不想把现在的大学、把大学教授想象得太差，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很有志气的、很有血性的大学教授在工作。只不过是因为如果说我们做得很好的话，传媒不必要来报道；假如说我们有个人，比如说你刚刚举的例子一出来的话，全国的报纸全都报道，是不是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一方面我承认现在的大学的教授良莠不分，但是另一方面，我不想把它说得太悲观。反而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你可能没注意到。我想说的是，就专业而言，90年代以后，到现在为止，文科理科，我们很多专业，其实是超越以前的。不能把现在的专业说得很差。专业研究超越以前，缺的是什么？是上一代人那种对专业的热爱、那种投入、那种学问和人生的境界。现在很多人没有了，关键在这个地方。学问其实是在发展的，只不过是学问和人生合一的人越来越少。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我相信我们的专业会比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老师们做得好，但是我没把握的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有那么多的神话一般的传说传了下来，给一代代的学生们鉴赏，就像《世说新语》那样的人物。而我们有没有？我怀疑是我们没办法，我经不起我们的学生的推敲、琢磨和品味。我说得明白一点，我们今天的教授没像以前的教授那么有个性，那么有品位。

曾子墨：下面是我们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名字叫做“长在北京胡同里面的一休哥”，他说他的问题很简单，想请您评价一下前不久发生的陈丹青事件。

陈平原：陈丹青我也认识，他离开清华大学——现在宣布离开，还没离开——他碰到的问题，我们也碰到过。但是因为他的专业的特殊性。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跟体制抗争，刚才所说的体制一旦建立，它会不断再生产，不断巩固自己的力量，会对个体造成很大的压抑。所以我刚才说，没规矩不行，没空间也不行，好的大学应该给教授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我说的问题是，他所说的那个问题，比如说大学的招生制度里面的对于外语的要求，那是现在我们都碰到的问题。跟北京大学，我们也不断抗争，不断地协调以后，我们对外语的要求，因为不同专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古典文献专业的博士生和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他们对英语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好的大学，我们都争取到比较大的自主权。我相信清华的管理比我们严格，所以它的问题会比我们突出，而艺术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又使得这种冲突更明显。所以我一方面说，陈丹青提出来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这里面需要我们做协调和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尽量地争取比较大的活动空间。

观众：主持人好，陈教授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您在演讲中，你刚才一再提到了一个国际视角和本土情怀。我想所谓的国际视角，更主要的是指我们要向欧美的一些大学制度学习一些东西，在您的研究中，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制度存在着什么样的重要的区别，您更倾向于我们去学习哪种呢？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认为我们需要始终不渝坚持的这种本土情怀，它的内涵究竟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大学精神？

陈平原：中国到底要学哪个国家？我参加过很多这一类的会议，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你留学德国了，你是海德堡大学出来的，他是巴黎大学出来的，索邦大学出来的，他是斯坦福，他是哈佛，每个人心目中的大学和大学制度也是不一样的。回到蔡元培先生那个时候，蔡元培先生当时讲中国大学走向的时候，刚才我说了，他会考虑中国的情况，会考虑美国的情况，比如美国的哪方面擅长，法、德的有什么擅长，英国的有什么擅长，但是这是教育部长做的事情。我想说的是，具体到每个大学，其实都有自己的趣味。因为在我对中国大学的批评，其中最大一点是，我们有级别，没个性。我们“有级别”的意思是说，我们确实有所谓北大、清华，然后我们有十个著名大学，我们有211工程，我们有重点大学等等，我们有一大堆的级别，但是你会发现，好的大学，差的大学，第一流的，第二流的，这些大学面目差不多，从他们的办学指导思想，到他们的建制，包括他们的老师和学生都差不多。所以，我感慨的是民国年间的大学有个性，50年代以后的大学最大的问题，没个性。没有个性到什么程度?就是好大学，坏大学，就面貌来说，差别不大，只不过一个水平比较高，一个比较低。所以我说，与其说我们来拟定一个由教育部或者哪一个专家拟定一个大学发展规划，我还不如要求各个大学根据自己的特点！择自己的榜样，这样来发展自己，走自己的路，我相信会更好一点。

曾子墨：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陈平原：大学是个写诗、做梦的好地方。

曾子墨：我想这句话对于很多我们曾经在大学校园里面生活过的人，一定都会有很深很深的感悟。非常感谢陈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进行演讲。的确，回顾中国大学百年的历史，对于今天我们反思中国大学所出现的很多的问题，以及探讨中国大学在未来应该如何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我们也都记得从小就会听过的一句话，那就是教育可以兴国，由此也可以见到大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也真心地希望中国的大学在未来，能够离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最理想的大学越走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