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人文精神

王晓明

1955年出生于上海，1977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79年转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留校任教。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同时也涉及了文学理论、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史等等。专著包括像《所罗门的瓶子》、《潜流与旋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追问录》，以及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熟悉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棘丛里的求索》、《无声的黄昏》、《太阴消失以后》、《高调与低调之间》等等。

曾子墨：欢迎走进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对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上个世纪的1993年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年份，因为在那一年里面有一些青年学者发起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在那之后，人文精神这几个字好像或明或暗地变成了一种警示，提醒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在五光十色的诱惑当中走向灵魂的堕落。而今天，10年已经过去了，当年发起这场大讨论的青年学者已经进入了知天命的年龄，10年之后，重提人文精神，他们又会有着怎样的思考。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当年这场讨论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先生。您好！

王先生，今天大家提起您这个名字，可能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当年那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很多人都评价说，当年那场讨论是从1993年6月份，您在《上海文学》写了那篇文章开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年的那篇文章？

王晓明：这篇文章，其实跟华东师大的校园很有关系。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华东师大有非常活跃的思想氛围，那个时候，我已经毕业留校，跟学生在一起，经常通宵达旦地聊天，当然也谈些很有趣的事情，但也会谈到一些所谓文化啊、社会啊这些事情，有一次因为一个机会，《上海文学》希望大家来讨论讨论当时文学的状况，我们有一批中文系的学生，同时有硕士生、有博士生、还有我，就一起做了一个讨论，记录下来，就发表在这一年6月的《上海文学》杂志上，当时起的一个题目就叫《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后来讨论人文精神的时候，有人就把这篇文章看成是这个讨论的起点。

曾子墨：由这篇文章而引发了后来那么持久、那么广泛的一场讨论，您写这篇文章，记录当时对话过程的时候想到了吗？

王晓明：当时是没有想到，不单是我一个人，其实那个时候华东师大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很多，大家都是很不满，后来会引发那么大的一场讨论的确是没有想到的。

曾子墨：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个秘密，当时哪些话觉得说得特别过分，特别放肆的，结果没敢把它放在文字上，今天口头来给我们表述一下。

王晓明：最厉害的话还是对一些作家和电影的批评，因为你知道中文系的人说话一般比较损，说话比较厉害，但是有些话我觉得在今天也并不是太合适。

曾子墨：您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一下。

王晓明：我记得当时主要的一个批评就是我们在私下讨论的时候，就有讨论的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整个文化的流氓化过程的开始，这个是说得比较重。

曾子墨：那您认为真的会有这么严重吗？

王晓明：这要看怎么理解流氓这个词。鲁迅先生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流氓的变迁》，在他看来，从字面意思来说的话，流氓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但是鲁迅就分析了，这个词怎么样最后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流氓的概念，就是完全不讲道义、完全不讲伦理、而且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负责任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今天的这个文化状况，从某种程度上讲，流氓化的倾向还是相当明显。

曾子墨：刚才您谈到了鲁迅先生，您自己也曾经写过《鲁迅传》，能不能谈谈鲁迅先生对您的影响？

王晓明：像我这样的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学者，很大的幸运，就是在我们的研究对象当中，有像鲁迅这样的作家。鲁迅这个作家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的思想很复杂，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很多想法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深刻，所以隔了很多年，甚至活在跟他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你还是会觉得他那些话就像是为今天说的一样。我个人从阅读鲁迅的作品当中得到的收益，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叫做“绝望的抗战”。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的奋斗，是不期望能够很快地胜利，甚至我不期望一定能够胜利。”也就说他是抱着对事情很悲观的看法，但是他并没有像他的弟弟周作人那样，因为对人生悲观了，最后就一步一步，向很消极的地方走过去。鲁迅相反，他还是非常积极地往前走，他的这个“绝望的抗战”的思想，我想每一个从80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都会感觉到这句话的力量和它的价值，我也是这样。

曾子墨：除了关注文学，关注文化现象，我知道您还非常喜欢旅游，是吧？

王晓明：对。

曾子墨：为什么会喜欢旅游？

王晓明：人活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会很闷气。

曾子墨：上海真的很闷吗？

王晓明：当然。

曾子墨：您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王晓明：对，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看着上海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可是我还是觉得上海的生活很闷，为什么呢？那么多的高楼，而且生活越来越紧张，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当然作为旅游名城，它的好处在于它让你看看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气候、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当然还有不同的好茶、美食，好东西多了。

曾子墨：好，那我想下面就请王晓明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重提人文精神》。

王晓明：主持人已经说了，在1993年跟1994年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场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讨论，这个讨论大概持续了两年时间，从上海一直波及到全国。最初来参加讨论的当然是人文学者：学文学的、学哲学的、学历史的，后来其他行业的人也来了。我记得最后是经济学家也来参加讨论。我们当时很多的参加者都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编辑部收到了更多的信。讨论开始还比较心平气和，后来就变得分歧很激烈，文章的口气也越来越尖锐，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平常关系本来还可以的朋友，结果讨论之后再见面的时候脸色就比较僵硬。这个讨论影响是非常大的。人文精神这个词本来是一个老词，中国两三千年以前就有，但是在讨论以前，这个词在中国是不流行的，可经过讨论之后，人文精神成了一个很流行的词。讨论人文精神，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人文精神，也是当时1993、 1994年讨论的时候争论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说了，人文精神这个词在中国很早，具体在1993年、1994年的那样一个环境，用一句话是可以概括的，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那个时候，整个社会，一方面大家对于公众生活都很回避；另外一方面，注意力都放在怎么样追求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上，社会当时的这个倾向是很明显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讨论人文精神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人文精神不但是指人的物质性的需求，更是指那些比方说在生活当中不能够直接地兑换成现钱的价值。

比方说人生活的意义，人活着为什么，对这样的意义的思考，再比方说对美和诗意的追求，再比方说对于生活当中从容状态的重视，再比方说良知，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直接兑换成钱，兑换成我们的物质利益。但是当时提倡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价值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些比这些价值好像更抽象、更摸不着具体的形状的情感。比方说敬畏之心，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敬畏之心。大家都知道，有些水平不如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那些科学家觉得，哎呀，我这科学可以解释一切；相反，爱因斯坦这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认为，世界、宇宙，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人的认识能力是很有限的，现代人凭借一些很有限的科学就想来解释整个宇宙，是不可思议甚至是很荒唐的事情。这种对于人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见识的有限性的反省，并由此产生的一种对自己还不了解的世界的那个敬畏之心，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情感，对人的生活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还有一种情感就是当时争论很激烈。现在我们大家好像是不大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那种崇高的人，甚至不大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不是自私自利的情感，不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如果有谁给人感觉好像是这样崇高的人，大家都觉得他一定含有个人的动机，一定含有他个人的目的，一定要找到他的个人的目的，个人动机。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不会有崇高感，不会相信人。不过人当中确实有好东西，好的情感、好的想法、好的行为，比如像敬畏之心、像崇高感这些东西，在当时人文精神的讨论中，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文精神。在当时讨论的时候，大概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当时的社会人文精神这样的意识，这样的关怀很弱很弱，大家都是在追逐实际的利益。而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维系在一起，如果主要是靠利益来平衡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会非常的脆弱，经不起一点风险。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大家在一个船上，船翻了，或者要翻了，是大家争先恐后，你踩我、我踩你逃呢，还是大家按照一个顺序，让弱者先走，生存能力强的人最后走，这就是一个选择。如果这个船上的人只是靠利益来维系的话，那到时候一定是你踩我、我踩你，大家都死掉，如果在利益之外有另外的想法，有另外的价值观念，那么到时候大家就会有序地撤退，有很多人因此而活，也许也会死很多人，但起码能够把灾难降到最低的这个线，当然我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利益平衡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价值，当然还应该有更积极的意义。这是当时，为什么要讨论人文精神的一个起因。

10年过去了，这些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了，或者变得不那么严重了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事情。我想各位都是华东师大的学生，在大学里，我就要举一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大学的教育情况究竟会是怎么样。10年之前，当时大学教育主要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是体制的束缚，还有思想的束缚，这个束缚很厉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学所传授的知识太陈旧。那么现在10年过去了，老问题好像不但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还出现了巨大的新问题，这个新问题简单说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越来越市场化，我们现在教育过程越来越像是一个市场交易的过程，越来越受到一种市场逻辑的支配，而这个市场逻辑简单地说就是怎么样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这就是市场逻辑。

所有的学生读书目的都是为了考大学，考尽可能好的大学，考上大学干什么呢，学谋生的技能，学一套将来最能够赚钱的本事，将来毕业之后能够找一份好工作。家长督促小孩儿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再不好好读书，你就看那个下岗工人吧。我觉得这也不能够完全怪家长，这个就是现实。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读书、学习、接受教育的过程，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投资的过程，投入智力、精力、时间，什么是回报呢？将来赚的钱，这就是回报。我们再来看大学，我们都知道大学现在都非常注意要吸引，甚至争夺生源，要把好的学生尽量地吸引过来，怎么吸引呢？最基本的一个做法就是看学生要什么，你想读什么专业，社会上流行什么专业，将来什么专业在社会上的工资高，我们就设立什么专业，就开什么课，也不管这个学校是不是有足够的师资。所以我们会看，10多年下来，大学所有的专业都在萎缩，只有一种专业是膨胀的，就是实用类的专业，而且往往也是短期的实用类的专业在膨胀。

在这个情况下，大学就成了一个交易场，学校向学生提供谋生的技能来交换家长口袋里的钱。一切跟将来找工作、赚大钱没有直接关系的知识在大学里边都贬值，成了等外品。我们现在大学里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学生要问：“老师啊，我学这个有什么用？”这就形成了中国今天大学教育人们弄不懂的一个怪圈：学生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就是读书、吃饭、睡觉，生活里除了这三样，别的东西很少，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围着高考转，围着高考的试卷转。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品格、对生活的看法。简而言之，我们一方面可以说年轻人的脑子是被大学造就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大学的脑子就是它的教授、它的课程、它的专业，这个是大学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呢，又好像是根据学生的需要，根据将来要录取这些学生的那些人事经理们的需要来决定。那么就出来一个问题了，学生的脑子也好，大学的脑子也好，究竟是谁决定谁，看不明白。其实我们仔细再看一看，学生的脑子和大学的脑子其实是被他们背后的，另外一个东西决定的，这个东西就是市场，就是我前面讲的市场逻辑。

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社会上，中国也是一样，教育是唯一的卖方市场，而这个是有某种必然性的。最近20年，资本主义的市场越来越成为控制整个世界的最重要的力量。可是这个控制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它对人有一个特殊的需求。这个需求就是说，它需要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这个市场上有用的、优质的劳动力。市场对人的需要不是别的，市场关心的是你首先能不能成为我所需要的劳动力，可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消费也好，生产也好，它的周期性越来越快。今天是优质的劳动力，可能明天就不是了，所以你需要不断地去培训，什么叫终身教育啊，终身教育就是不断地自我改善，保持自己作为优级的，或者次一级，或者第三级的劳动力的这个水平。

这个是今天的市场对于教育最大的需求和压力，而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教育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成了培训劳动力的训练班，它可以起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市场，就把教育往越来越高的位置上抬，而教育一面被这么抬上来，一面使自己发生变化，从原来的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行业、领域，逐渐逐渐地向培养劳动力的等级这个方向转变。什么叫教育跟市场接轨，我理解这就是教育和市场接轨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这个也不完全是中国大陆一个地方的事情，日本啊，香港啊，很多地方大学都在这样地改革，把这些东西拿来作为我们自己教育改革的方向，这就叫做与世界接轨，后果非常地严重。第一，我们的知识状况现在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今天社会上的知识的总量急剧地膨胀，但是知识的类别的丰富性明显地减弱，实用性的知识大量地发展，非实用性的知识急剧地缩减，有效期短的那些知识大量地膨胀，有效期比较长的那些知识明显地萎缩，公共性的知识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的知识很缺乏。大学越来越变成一个劳动力培训班，这个状况无疑使我们今天的知识状况畸形地膨胀，一面又在不断地缩减。大学要对这个状况负很大的责任，这是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既然是劳动力培训，一切就由钱来决定。你能够付更多的钱，你就能受到更高级的培训，付不起钱的人，你就只能够享受低级的培训，将来就只能够做那个待遇很低的工作。社会总是有等级差别，有差异，可是教育就是为了弥补这个差异，如果教育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使得这个社会在贫富差异上面，在公平和公正、平等上面的倾斜更严重。第三个问题其实是，我觉得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的生活的内容越来越单一，变成了什么呢，好像人活在这世界上，就是为了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费。

我所说的大学的这种现状，我想今天大家不会再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了，这是我们的现实。大家也不会再说：啊，只要经济富裕，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现在看起来，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很多危机并没有解决，而且出现了新的危机，怎么办？我在想，简单来说，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中，我们中国人曾经有过非常了不起的现代教育理想。这个理想简单是说，第一，认为教育不是培养政府需要的人才，而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蔡元培当年改革北大，把那帮官老爷赶出北大，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第二，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实用性的人才，而是要培养那种真正对社会的长远能够起作用的栋梁之才。第三，现代教育的理想就是，教育不仅仅是培养杰出的、优秀的人才，还要能够促进社会的平等和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伟大理想，很多人都为此在努力。在这个教育的理想里面，有欧洲现代教育思想的影响，也有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的影响，而无论是现代欧洲的教育思想，还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更不要说中国现代的教育理想，都包含、体现着我前面所说的人文精神。简单说就是人的生活当中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社会来说，一个社会有比利益的平衡、利益的扩大更重要的目标。当然，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跟蔡元培的时代很不一样，教育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一方面适应这个现实的挑战，一方面又不迷失自己的个理想和本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大家来做。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想一定不能够忘记追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们为什么要进大学，教育究竟是干什么的？而在这些问题背后的问题其实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怎么样才是好的生活，我想当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一边追问这些问题，一边来探索中国新的教育道路的时候，人文精神以及体现这个人文精神的中国现代的教育理想，应该成为非常重要的参照。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些。

曾子墨：那接下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网友，他也是想和您来探讨一下人文精神和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他的名字可能您就非常不喜欢，他叫做“美元美元我爱你”，大概就属于您要去批判的那种。他说，我承认您所说的大学教育不应该完全地市场化，但是您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是不是和市场经济完全对立的，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吗，其实我觉得造成我们缺失人文精神的，并不是市场经济，一种公开竞争的环境是更容易培养出来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人格的，而且从1949年一直到“文革”结束，中国没有市场经济，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中国拥有人文精神。

王晓明：对，他的话有一部分我完全同意，如果我们说人文精神自由的、独立思考的这样含义的话，那么的确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一个自由的、相对宽松的环境是不可能产生出人文精神的，即使有了，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压，这个我同意。但是他另外一个看法，觉得提倡人文精神就是跟市场对立，或者说他相信市场本身会培养出人文精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幻想，换句话说就是他对目前在全世界已经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市场缺乏了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市场是各种各样的，现在大家讲的这个市场，其实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市场。可资本主义的市场从世界上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介入，单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那么它可能会创造很高的生产效率，可能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竞争变得非常地剧烈，但是市场本身不会产生人文精神。因为道理很简单，市场关心的是我刚才说的投入跟产出的比例，我想这个网友把几个事情可能混在一起了，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可以把其他的禁锢打破，他大概指的是这个意思。人文精神的发展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如果他这样讲的话，我觉得他是对的，但是他不必因此就引申出，我们今天所讲的人文精神就一定跟市场直接对立。

曾子墨：好，谢谢您和我们这位网友的交流。接下来请我们在座的同学提问。

观众：王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您是如何理解人文精神的，就是说怎样界定这个人文精神，刚才从您所讲的这个内容来看，我觉得您把人文精神和人的精神追求好像是混淆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谢谢。

王晓明：我的理解其实简单说就是这样，人的生活当中有那么一些重要的价值，这些价值对我们去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来说，好像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其实有关系。对这些我刚才说的敬畏心，对崇高的信任，包括还有比方说那种不带功利的、追根寻底的那种兴趣，像这些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值得重视，值得珍爱的东西，对这些的重视和强调，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文精神。这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文精神会有危机，其实我们1993年讨论的时候讲了很多了，既有中国国内的近代以来的历史原因，也有整个世界大的变化的原因，这个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是这样，从中国的国内的情况来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面临一个大问题，怎么样使中国从原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的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然后能够适应世界的竞争，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的问题。这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在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怎么样建立起一个现代的社会的认同。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物质利益的平衡之外，能够把社会、大家聚集在一起，使大家遵守一个基本的、规则的或者基本认同的价值观念。那么从国际上来讲简单说就是，所谓的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为基础的这个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变了人的生活。我们中文是用人文精神这个词来表述，在其他的国家，他们有另外的词，但是如果抽象来讲的话，关心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就是在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人怎么样重新来建立对生活的意义的比较宽的，比较丰富的一个理解。

观众：王教授好，主持人好！我想问您刚才说人文精神只是一种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那么在现在伦理信仰都已经缺失的这种前提下，单纯追寻人生的意义，是不是容易陷入比如说相对主义。人人都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也无可厚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如何重新确立价值和意义的基础?

王晓明：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想你刚才是说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不但是中国，全世界都面对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对这样的事情，我想抽象地来讨论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大学教育，人文学术应该承担的一个工作，只不过这工作现在做得不好。

就是我们现在实际的生存状况的恶化，对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的研究及对这个事情的分析，以及对这个事情的公开的讨论太不够，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要提倡人文精神，包括重新来讨论人的生活的意义，这不是某些人想出来的，是现实生活逼迫的一个后果，所以对这样的问题是相对主义还是绝对主义，这种抽象的讨论并不能解决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深入地了解和分析，我觉得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从这个事情当中，从对现实生活的深入地了解当中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哪一种对生活的理解是最好的。我们大家都照着这个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明白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因为我们不重视人的生活的这些基本的意义，我们对人的现实的理解太窄，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想明白了，有了基本的了解，然后我们大家再来讨论、来寻找对每一个社会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各个社会之间又可以互相沟通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然后重新来建立这些观念，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我觉得这个漫长的过程的起点，简单说就是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对于我们正在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实，我们缺乏足够的了解，我们对这个现实的了解非常得片面，得从这里开始。

曾子墨：演讲即将结束，最后我想请问您，希望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王晓明：很遗憾，有很多讨论都没有能够充分地展开，我也是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继续就这样的问题做更深入的讨论。

曾子墨：非常感谢王先生今天带给我们的演讲，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物质生活越来越发达的时代，要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重提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