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一样英语表达方式

陆谷孙

祖籍浙江，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到现在。现在是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陆谷孙教授最负盛名的就是编辞典，从1976年开始，他参加了《英汉大辞典》的筹备和编写的全部过程，并且在1986年11月份开始担任这部辞典的主编，还曾经多次应邀参加上海市重大经济或文化国际会议，担任主要口译。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发表《幼狮》、《钱商》（合译）、《二号街的囚徒》、《鲨颚》等数十种文艺类及文评类英译汉文字200万字左右及《明式家具》等文艺类及电影类汉译英文字10余万字，在国内外（包括香港）发表论文共约60篇。

曾子墨：记得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大人们就开始向我们灌输学好英语是多么重要。渐渐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英语已经变得不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工具，而英文的考试分数也变得比语文的考试分数要重要了很多。看看今天的学生，似乎更是这样，像“新东方”，“疯狂英语”，还有像“华尔街英语”，他们被英语所包围着，全中国似乎都陷入了一种对英语的狂热之中。以至于在今天说话的时候，夹杂着一些英文单词，好像变成了一种时尚。而给自己取一个英文名字，也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面对这一切，你可以说这是英文的普及，你也可以说这是汉语的危机。而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现象，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复旦大学外语系教授陆谷孙先生，欢迎您。

陆教授，我读过很多介绍您的文章，好像每篇文章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您自己一个人住在复旦大学的房子里面，好像夫人和孩子都不在国内？

陆谷孙：对，我夫人和孩子都已经加入美国籍了，我连绿卡都没有，我觉得好像也挺好嘛，这样有时候走来走去中西双方的文化交流一下，不是挺好吗？

曾子墨：但是毕竟一家人分开，难道生活在美国对您一点儿诱惑力都没有吗？

陆谷孙：美国的空气对我诱惑力很大，还有美国的咖啡香，这个吸引力蛮大的，但是我总记得捷克有一个作家，叫克里玛，他讲过，国外的自由生活，因为我并没有参与创造，所以呢，我也并不留恋。我还是留恋着布拉格的鹅卵石的街道，和走过这条街道的所有苦难的灵魂。所以有点这种思想。

曾子墨：您的夫人和孩子能够理解您的这种留恋吗？

陆谷孙：我想开始时候不大理解，因为他们叫我申请绿卡，我不愿意，我还是愿意做杨绛讲的倔强的中国老百姓，像钱锺书和杨绛，他们两个都是，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我们也不奢谈什么爱国主义，我们更不愿意唱那个高调，听都不愿意听，但是呢，我们就是爱这里的文化，爱这里的文字，爱这里的一切，所以我们感觉到离不开，真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因为以有一点这种相通之处吧，我跟杨绛先生也写过信，这句话也挺打动人的。

曾子墨：那您这位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的呢？

陆谷孙：我是1957年17岁那年考进复旦大学外文系，开始学英语。

曾子墨：那个时候学习英文条件好吗，怎么学啊？

陆谷孙：那个时候跟你们现在条件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条件很差，也没有外教。那时候大学是五年制，就是五年里头，基本上一年半的时间都在劳动和运动。一进学校就“反右”，然后就“大跃进”、“三面红旗”这些。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一直在搞运动。所以运动和劳动很多，整个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记得我刚进复旦的时候，整个的外文系就一台很古老的、很大、很笨重的钢丝录音机，听的材料也很少，听的材料也是非常单调的，那叫灵格风，成天讲废话，叫做The record is on the gramophone，The gramophone is on the table，The table is on the floor。就是唱片在唱机上，唱机在书桌上，书桌在地板上。就这么练，成天冲着它练。

曾子墨：那像您这样学习英语，尤其是可能需要读大量的英文方面的书籍，有没有被别人看作是走“白专”道路啊？

陆谷孙：那当然，我是“白专”的典型啊，那个时候很不幸，而且还曾经被变相地隔离审查了五个礼拜。“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

曾子墨：那在那样的条件下，还能够坚持接触到英语，学英语。

陆谷孙：那也是偶然，就是因为这五个礼拜以后，就把我发配去编字典了。那个时候还是“四人帮”时代、“文革”时代，但是我有几个朋友在那个写作组里，他们需要看那种英美的资料，所以就叫我翻译。翻译是无酬劳动。当然，后来我提了个条件，我说我翻译可以呀，你得让我看你的书、你的报。所以就趁这个机会看了大量的书、报。然后替他们无偿地翻译，包括尼克松来的时候，幕后做那些中翻英的文字工作，也做了很多。

曾子墨：那像您那个时候编字典，是怎么把自己的这种爱倾注到字典当中的，尤其我想在那个革命年代，或者特殊的政治环境当中，字典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字。

陆谷孙：当然，刚刚你讲的是《英汉大辞典》，在《英汉大辞典》以前，其实还有一部中型的辞典，叫做《新英汉辞典》，那个辞典卖了1000万册。是吧，“文化大革命”以后也没淘汰，也没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几个人，就在那里“走私”。就偷偷地往里头塞东西，叫做“曲线救书”。然后这本字典总算还有一定的生命力，维持到“文革”以后。

曾子墨：即便是那么艰苦的工作环境，我们看到，陆先生还是在坚持守在他自己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而且还特别倾心关注您自己的教学工作，是吧，我听说学生都特别爱听您的课？

陆谷孙：是，我发烧体温38.5度还上课。

曾子墨：那您这样拼命地工作，教书，就不担心自己的身体吗？

陆谷孙：不，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绝对的，是你不容玷污的，教师就是我的天职。现在不上课的情况太多了，我不知道华东师大如何？这里有的人一下子出访开会，就缺课了。我现在还在担任院长，我总归还要稍微过问一下，他今年缺了几次课？他说，缺了五次课。补了没有？他说，叫他的博士生上的。那怎么行呢，这就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这点是完全把握得住自己的，就是我上课我一定要把它上好。我改你的作文，我一定要把你的作文改好。错的地方我一个一个地，毫不留情地抓出来，有的打惊叹号，有的画一个大眼睛，这个是我的天职，不容亵渎。

曾子墨：我想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可能在告诉您，您不仅是一个倔强的中国同胞，同时也是一位好老师，是同学心目当中希望的那种好老师。所以下面我们就请您这位好老师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英语挤压下的中文危机》，有请。

陆谷孙：《英语挤压下的中文危机》呢，其实是建筑在我以前的一个演讲的基础上，那个演讲用了一个比较煽情的题目，叫做《留住我们的精神线索》。我觉得我们的中文，在英语挤迫下，也可能由于其他的原因出现了危机。我总觉得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在我们年轻一代当中还有多少？不管怎么样，有一个事实，的确，中文汉语修养每况愈下。

最近有一个台湾政要访问一个比较有名的大学，校方送了他一个墨宝，然后这个大学的某一位教授就在CCTV4上讲，我们送他的是黄遵宪写给梁任公——梁启超的一首诗。那首诗是用小隶写的，实际上是小篆。篆书比隶书要早得多。所以篆和隶是两个概念，一个博导，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说了这个，他说我们给他一个小隶的墨宝，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很悲哀。甚至于我觉得传到台湾去，会不会影响我们两地的这个文化认同啊！人家台湾人说，怎么你们大陆的教授，隶书跟篆体都分不清呢。

还有一些例子，我也说出来让大家笑笑。就说你们现在年轻人，特别是喜欢用一点古雅的文字的时候，出错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是非常可笑的。有一位博士生导师，写了一部关于语言学的理论著作送给我，上面写了“陆谷孙教授扶正”。扶你一把的“扶”，有人笑了，“扶正”是过去那个有小老婆时代，大老婆死掉了，第一个排序靠前的小老婆变正房了，那叫“扶正”，你晓得吧。他本来应该写斧头的“斧”，“斧正”。那么同样地，也是我的博士生，那就更可悲了。是我自己的博士生，他有时候从外地给我写信，他信封上就写“陆谷孙教授敬启”，“敬启”两个字你只能写在信纸上面，最后写完了以后你署你自己的名，某某某敬启。这个“启”等于是写，“敬启”等于是respectfully yours。某某人是吧，信封上绝对不能写敬启，信封上写敬启呢，就是说陆谷孙This is a letter to be respectfully opened by you，你得焚香洗手，恭恭敬敬地来拆我的信啊，这个才叫“敬启”。所以要学一点古雅的东西要非常当心。

所以我想讲的主要就是说，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离不开某种物理形式。比如说我们的音乐，靠的是我们的笙笛管箫。我们的雕塑离不开我们的泥土金石。我们的修养，离不开琴棋书画。我们的书法，离不开文房四宝。我们的生活方式，离不开衣食住行的各种硬件和典章礼仪等等。唯有语言呢，是可以口口相传，心心相印。当然，你的话说出来以后，也就变了物理的东西了，是吧。但是我总觉得除了这些有形的物理的形态以外，语言这个东西被智者赋予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线索，现在我们有必要留住这条精神线索。

那么我说留住这条精神线索，不仅仅是从技术的层面希望你们多学一点汉语的东西呀或者怎么样，我主要的是讲一种态度，对于母语要尊重、敬畏、护卫、热爱。现在全世界有7000多种语言，平均每年大概就湮没20种，联合国很着急，所以联合国把每年的2月21号定为“母语日”，它很希望我们的世界上，人类的语言能够保持丰富多彩，而不要开口就是英语。与此同时，语言永远处在流变当中，它是一个流动态的东西。语言变新，变化创新，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是它规律的一部分。那么回顾我们二十世纪中国的语言文字，也经历了很多的流变，里头有不少亮点。比如说“五四”的时候提倡白话文，使书写文字与口头文字日渐接近。“五四”的时候引进了西方的标点符号，把中国的句读时代结束了。在古汉语里面，句读，就是没有标点符号，一路顺畅地就念下去了。那么借鉴外语，逐渐成为汉语的文法系统，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了文法系统。汉字的简化和拉丁化书写，随着汉语拼音的完善，慢慢地成熟，也是个亮点。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我想用不着我多说，然后使得一种古老的汉语，古老汉族的文字有了创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它是一种表意的、象形的、意音文字。不像英语，英语完全是表音文字，phonetic language，所以使我们本来这样的一种文字，逐渐地进入了现代。

1949年以后推广的普通话、简体字和拼音，对普及教育当然也是功德无量。但是在看到亮点的同时，我希望大家也要反思反思，就像对五四运动要反思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已经有了历史的定论。没有刘半农发明代词，男他和女她的不同，那我想妇女的自主意识恐怕会延缓不少年。但是正如五四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有过激的一面，五四遵奉的是一种暴民民主，学西方嘛，学西方最早从古罗马学起。古罗马的暴民政治，然后到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也是暴民政治，雅各宾专政。然后我们自己有个“文化大革命”也是暴民政治，可以把老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正像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有这种特点，在新文化运动方面，我觉得也有。那些大家笔下的白话新诗，除了少数精彩的以外，实在不敢恭维。如有不信，我念两段给大家听听：“张三去了，李四来了，李四去了，王五来了，王五去了，阿六终归留在这里。”这个诗好不好。还有胡适，当然是大家了，不应该在这里臧否古人，他说：“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如今挂不起来了。”也是一首诗。当时有大量这种新诗，正如我们现在这种新的流行歌曲，很多很多，我听不懂。当时的白话新诗根本没有逻辑，完全是dream talk，所谓梦呓式的，完全是独白，内心独白，梦呓，这种才是现代，后现代。那么所以这些诗歌，我想经过时间的淘洗，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很不幸，到了上一世纪的六十到七十年代，又来了一次暴民政治，“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等于是集体的“失语症”，集体都没有声音了，失语了，只有毛主席的声音。

就语言文字领域来看，那是国家意志控制了语言，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大众表达的“失语症”。所以作为反动，现在个体就是要张扬，我就是要和你不一样。我就是要“痛并快乐着”，奇绝的效果。那时候我们是听什么话呢，“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像现在你们讲的，“我真的好爱你呀”，什么什么，现在“真的”两个字用得极多极多，我看是“文化大革命”的余毒，在集体的无意识里面沉淀下来，由于语言的贫乏，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要强调，再强调，再强调，加两个、三个，真的、真的、真的好爱你。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使用语言文字方面，特别讲究张扬个性，新新人类的成员尤其如此。另外，这是第一个因素，作为对“文革”的反动。

第二个因素，闭关锁国久了，一下子把国门打开以后，外部世界新鲜的东西像潮水一样地涌进来，敏感的年轻人非常容易接受挑战，非常容易综合和absorb(吸收)这种冲击的力量。所以我们就很快地出现了所谓“英语热”，全民学英语。现在又来了“哈韩一族”，还有“哈日一族”，这些日子不大有了，游行以后，好像“哈日一族”慢慢没有了，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电脑和手机的普及，静态的文字符号系统变成即时的动态的超文本。这是一个技术上来讲很重要的原因。由于这个原因语言好像在向着独白、口语、梦呓之类的心理语言靠拢。这三个因素会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今天的汉语发生巨大的激荡。所以国家语文委也没办法了。它发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发了不久，马上就收回去了，晓得也行不通。

但是中国人的汉语究竟怎么样，这我都是报上看来的，什么“野蛮女友不能承受生命之轻、之重”，“绝对”，“完美”“郁闷”“夸张”，还滥用“进行”两个字，本来毛讲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我们北大有个学生不是去卖肉了吗，“将卖肉进行到底”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进行到底”。“你今天穿什么心情”，怎么可能用上这样的话呢？但流行歌曲里面很多会这样，“那伤了的伤心，痛了的痛苦”，他是要表示已经，表示perfective aspect，完成时，完成态。十九世纪有位德国语言学家讲过：“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所以现在你们无限运用到了极点了。刚刚我讲，大学生一讲什么事情：“好郁闷啊！”一讲什么事情，“你好夸张啊！”那些都成了他们的口头语了。

我今天本来要带一个东西来，因为与你们不是“零距离接触”，我带来了也没用。是我一个博士生的，刚刚填好的博士学位申请表，你看看他写的汉字，你们有什么感想，我觉得是eye sore，眼污染，好像都是myasthenia，都是“肌无力”。你知道吗，肌肉无力，“肌无力”写出来的字。那个字看着真可怕，所以这一切背景最令人忧虑的，就是对母语的一种轻率狎弄的态度，觉得无所谓，也就是一个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问题。我一个人用汉语嘛，我讲几句话有什么了不起，我又不是什么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特别要注意，明星啊，公众人物，像电视台，电视，电影的，弄得不好，人家就向你学，就学去了你的那个说法。而语言文字的确是人类最最聪明的一种发明。最重大的文明是语言和文字。我们中国有句古话：“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代人啊，我虽然也不算最老的一层，现在的学者里面，像季羡林他们更老，当然，老一辈从小就对语言文字有很强的规范，家里教育很严格的。一到新年，你不能讲“死”啊、“丧”啊、“灾”啊、“祸”啊这种字，同音字也不能讲。我老祖母身边带两个口袋，一个口袋装手纸，一个口袋装压岁钱，哪一个人说了“死”这种字，她马上就拿出手纸来擦你的嘴，消毒，童言无忌，然后这一年可以太太平平过去，这说明了对语言文字的崇拜。

最后有一个建议，是不是能够培养这样一种文化意识，特别是提倡在座的知识精英，识一些繁体字，读一点“直排本”。我们不是两岸三地还要交流吗，还要文化认同吗，我们要反对文化“台独”吗，但是作为一个大学生或者研究生，说竖排本看不来的。我有一个比较得意的学生，这几天正在看竖排本，他说，陆老师，我一看竖排本，我的速度就慢了，然后我会跳行，突然会跳过行去。我建议你们一定要找竖排本看，要识繁体字，尽管不用，识繁用简，做到这一点就够了。这对于留住我们的精神线索，我觉得太重要了。

这第二个建议，我建议你们读一点少量的古书，或关于文字故事的书。不一定要中文系古籍所的教授来开出一张长长的书单然后你来看，我觉得你读一本《唐诗三百首》，一本《古文观止》就够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背得不少，那时候家里的教育比较严格，读的都是那些朱子家训啊，曾文正公家书之类的。还有楹联书，我觉得念了是有好处。因为中文是非常讲究对称的，特别你写挽联，写楹联，就看你对仗功夫好不好，一眼就看出来你的学问怎么样。高低，生死，来去，虚实，刚柔，动静，屈伸，乾坤，男女。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飞鸟对鸣虫。所以关于文字的书多读一点，另外要多读当代的散文，有几个人散文写得很好，一个叫黄仁宇，一个叫唐德刚，可能你们都听说过。他们的文字写得有趣，把历史都写得很鲜活。经济散文，比如说汪丁丁，思想散文，比如朱学勤。

那么还有条建议就是英汉互补。现在，就像主持人小姐刚刚讲的全民都在学英语。的确有人说，英语是一个帝国主义语言，所以它才那么强横霸道的。其实我觉得不是。我因为是搞英语的，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才成为国际通行语的，而是因为它本身的特点，它是表音语言，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都是表音语言，所以它跟世界上的大多数表音语言要接轨，要换码，特别容易。不像我们中国，中国字是表意的，有的还象形，有的是意音兼顾的，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字系统。所以我们这个文字要变码，换码，要跟人家接轨是比较困难的。表音语言易于数字化，所以在互联网时代，表音语言之间换码，接轨，要比表意方块字接轨容易得多，这是英语所以成为国际通用语的一个优势。

英语还有个优势，就是它本身的祖宗比较杂，所以它是比较丰富的。它可用的词汇据估计有40万左右，一般法语或者德语的词汇在20万左右就了不起了，所以它用来表达的材料特别地多，特别地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它过去既有北方日耳曼民族的海盗侵入了英伦三岛，带来了日耳曼语系的语言，又有从南边，甚至从罗马带去的拉丁文，从Roman Conquest带去的法语，你看它是这么一个大杂烩，它的祖宗比较杂，所以生出来混血儿大概比较健康一点。所以它有那么多的词汇。林语堂做了个统计说，英语里头会有125种骂人撒谎的话。汉语是不分词连写的表意或意音文字，体现的是非数字化的无标记的多元性。英语是分词连写的表音文字，遵循的是非此即彼的唯一性原则。汉语重的是意合，英语重的是形合。

实际上汉语也在吸收欧罗巴语言的这种长处。现在我们不时地会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过分”，这句话已经很顺耳了，哪来的这个句型？从欧洲语言的句型弄过来的，The importance can not be over emphasized，对不对。“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你看，中文里头哪有这么强烈的时态意识？没有，是吧。这个都是借用。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在学英语的同时，好好地跟汉语比较，然后多做一点翻译。我这里王婆卖瓜，推荐自己在《中国翻译》上登过的一篇文章，英汉对照的翻译，2001年第6期的《中国翻译》，有一篇叫做《飞蛾之死》，《Death of Moth》，Virginia Woolfe写的一篇散文，这样就是英语操练的同时，也提高自己的汉语，我要说的就这些。

曾子墨：谢谢陆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这边有一些网友希望和您进行一下交流。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德里的流浪汉”，因为他提的这个问题和印度其实有点关系啊，他可能先回应了一下您今天的演讲，他说，您作为英语系的教授今天来唤醒我们对于母语的热爱，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件挺悲哀的事情。您觉得在学习母语和学习英语之间，应该怎么样来做到平衡？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多大的影响？有人说，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就是因为中国人不擅长英语，所以这会成为中国的弱势之一。

陆谷孙：我想这个流浪汉的话是有点道理。就是说我总觉得，现在中国全民学英语，中国是个学英语的超级大国。但是从历史渊源来讲，中国没有像印度一样，做过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的开国元首曾经规定，英语不能作为官方语言。但是没办法，印度人依然用英语作为他的一个社会地位的标志。

印度的女孩子找新郎官，一定要看你是不是懂英文。所以尽管印度人发英语音，有这种特有的地方口音，有时候很难懂。但是呢，你听多了，你也听得懂，因为他错得一致，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叫quality（质量），quantity（数量），他所有的这个都很硬化读出来。quality（质量）。如果你读quality（质量），但是另外又念quantity（数量）那就不行了。quality（质量）那就行，是吧，If you make m istakes make them con-sistently.所以应该说印度人学英语，有他的长处，但是也有他的短处。

中国人的英语发音是好的。但是中国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被英语考试束缚了，成天地在题王题霸里头打圈子。紧身衣穿着，不得解放，没有人肯自由自在地学英语，比如说，现在，什么英文都不学，每天就是看《Friends》，每天就是看《Desperate Housewives》，完全从趣味当中去寻求，加上一点点跟你的趣味的追求相比数量比较少的正规的课堂教学，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正确学习英语的方法。现在的方法不正确，是吧。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样呢？结果是尽管全民学英语，可是现在英语在外面看看是很糟糕的。

香港人老是嘲笑我们，香港现在老嘲笑上海人，因为听说上海要取代香港成为金融中心嘛，你这点英文，可以成为金融中心吗？我在《南华早报》里看到两条例子，中国的某一家上海的日本料理，英文翻作Japanese arrangement，这个《南华早报》，幸灾乐祸得不得了，说这种英文，你看。还有新天地，它说有一家商店里面的收银台，它就翻作silver receiving counter，好像我们今天还用银子一样，是不是。这种错误很多。我觉得，中国和印度会在谁英语学得更好一点上竞争。但现在我们是绝对处于下风的，除了我们在语音上面占一点优势以外。就我对印度人的了解，就像印度人在软件方面很行一样，印度人学英语的，交流方面是没有困难的，非常fluent（流利），而且比较accurate（准确）。我们现在有个毛病，你们特别注意，就是反对哑巴英语，练着那个口语，讲啊，讲得似乎极流利，其实不能仔细听的，让我教英文的人仔细一听啊，里头是错误连篇啊，连珠炮一样的错误统统出来。就是说明我们现在的同学不讲accurate（准确），老板能够糊弄，来Interview（面试）的时候，好像听上去语音还可以，然后装一些，来一些肢体语言都是很洋派的，我也学不来。然后呢，就start或者什么，就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很悲哀的。其实跟真正的英语拿出来比，错误百出。所以在座的几位，你们都从华东师大来，如果愿意听我一句劝告的话，就是从今以后学英语，注意accuracy（准确），你别说印度人的accuracy（准确）比我们好。

曾子墨：谢谢您和我们网友所进行的交流。

观众：陆老师，您好，我是华师大的英语系的学生，我问一个问题，就说当今很多人都学英语，但是现在的学生好像特别地浮躁，他们学英语往往带着一种功利性，很多人好像不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地做研究，讲学问。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我想就想知道您对这种现象的看法。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英语文化冲击中国市场的这种情况下，中文的，汉语的地位已经是岌岌可危，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

陆谷孙：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你讲的汉语的地位岌岌可危是危言耸听，事实上没有岌岌可危。我们的media（媒体）你看多数都是中文，英文才几种，所以我看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母语的“美”，汉语，这种美是untranslatab le（不能翻译的），你再好的翻译，也无法翻译过去的。有这种自豪感，不讲优越感吧。对自己的五千年的文化有一个总体的真诚的态度的话，我觉得我们汉语，还是会有很美好的前途。

你的第一个问题呢，我是这样想的，功利必然是会有的，因为语言本身，它的工具性就决定了它的功利性，对不对。所以语言学家们都讲，为什么要学外语啊，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为了作为一个工具，第二个是为了融入使用这个语言的社会。Integrative motivity，或者instrumentally motivity，两个动机。我现在给你加一个动机，叫做euphorically motivity。我一年大概可以看到40多本书呢，是吧。中国人现在年平均看书是0.7本，日本是30本，所以我说，读书已经成为一种古典的行为方式了。

你们都是一回家，啪，电脑打开，电脑打开你好好看，也可以，电脑也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很好的工具，我也用，我也用Email。但是读书有另外一种味道，所有的事情全做完了，这一天的日子已经打发过去了，然后开一个小小的灯，这个灯光射下一个小小的光圈在你的书桌上，或者在你的床上，对着那个光圈看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多有意义。这种行为方式，你说是不是在我们今天的新新人类里头值得提倡一下，而且读书让你心情慢慢地静下来，灯光和书本身就让你心境慢慢地静下来。所以我不知道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你说不能静下来做学问，学问两个字我也要问你一下，你指的学问是什么？现在有不同的学问，有的人是一出国，语言还没有过关，就接着奔学问去了，然后忙不迭地就去学什么这个语言学啊，那个语言学啊，或者那个文学啊，那种新的批评潮流啊，什么什么派啊，一下子就投入到那里头去了。那个东西来的容易，像天书一样，那些天书的作者们自己说的，我这个天书写成以后，如果有15个人读我这个东西呢，我已经是极大的胜利了。所以我劝你们今后出国念书也好，不要急急忙忙地就奔着某一个非常specialized（具体的）的题目去，而是先把语言过关。首先要看你英语过不过关，我是这么看，不要急急忙忙地选择一个什么非常专业化的题目就钻进去了，然后整个的英文就要学僵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整个英文水平提不高的原因之一。

观众：陆教授，你好，我是华师大英文系的本科生。刚刚你在讲座中提到联合国将每年的2月21号定为“母语日”，足见它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对母语有这份关怀。但是最近，我在一些外文的杂志上就看到，欧盟现在有25个国家，它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叫做lost in translation（迷失在翻译当中），它每年要用几十亿的欧元，用在这个翻译、口译上面。我想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我相信很多国家的官方人员都懂这门语言，那为什么在开会的时候，它宁愿花这么多精力物力，去翻译这么多语言，而不用一门英文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民族尊严，为了爱护自己的母语吗？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保证，一方面我们要留住这个精神的线索，但同时，又能保证我们自己的文化可以跟其他的文化互相地交流，互相地撞击。

陆谷孙：我知道这个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多样化，或者讲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个多样化的世界。我们要环境保护，现在很多语言就像大熊猫一样，如果你把这些语言都保存下来，就是一个物种，就是一个语种。联合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它就是为了保持世界的多样性，不能单一。为什么这么多国家，你像我们这里的驻联合国的代表，他当然也可以用英文讲，但是他还是要用中文讲，的确有一个自己的尊严的问题，一个自我的self identity，自我定位的问题。就像我有一张什么身份证一样，那么我的身份证就是我的语言，我觉得这一点不是浪费，这是人文环保应该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环保发生在语言文化领域而已，不发生在生物圈里。

至于你讲对这个外来文化的态度呢，就是这样，就是你自己总会要有你自己的选择标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的都有，你说对不对。那么平时我只能吃米饭的，我不喜欢吃面包的，你硬要去改它，我也不改。这个自己的立脚点，自己的脚要踩得很稳，而要踩稳，没有自己的文化积淀你是踩不稳的。这个里头除了文字语言的问题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典章礼仪。我不是讲，你说我们年三十的时候，为什么爆竹大放，这个东西我是非常讨厌的，尽管我非常Chinese。这一点上我觉得外国的文化要比我们好一点，它同样也过年，它同样Thanks giving（感恩节），吃个火鸡，非常subdued（柔和的）。人家做这种事情，人家过节，不像我们那么的铺张。

的确中国文化里头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在拥抱、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我觉得我们自己对自己要有个很清醒的认识，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分辨能力，这分辨能力要建立在沉淀很深厚的基础里头，不知道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

曾子墨：非常感谢陆教授今天给我们进行演讲。在您的演讲结束之前，我也想请问您最后想以一些什么样的话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陆谷孙：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

曾子墨：非常感谢陆先生今天给我们进行演讲，特别是最后的这两句话，我想从陆先生的演讲当中，大家都应该能够体会到，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陆先生特别欣赏的那句话说，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