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中国政治

姜进

1982年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得了本科学位，1984年获得了硕士学位。1988年去美国留学，1998年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在美国纽约的梵赛大学执教多年，主要是研究妇女史、性别史，2004年回国。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曾子墨：提起“政治”这两个字，一般人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属于男人的领域。的确，回顾中国历史，女性的政治人物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也许您会想到慈禧太后、武则天，可能还会有吕后，但毕竟她们是寥寥无几的。那么，女性与中国政治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回顾历史，它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今天，我们就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姜进女士。

姜老师，您今天进行的这个演讲，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它跟女性主义有很强的关联，所以我不知道您身为女性，自己印象当中第一次好像有很强烈的性别意识，或者说女性对您的生活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是在什么时候？

姜进：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一直会有这种感觉的，因为尽管我长大的年代，是男女平等的年代，那个时候在毛泽东革命的意识形态下面，确实提倡男女平等，法律上也都是规定了男女平等。那我们长大的时候呢，似乎在学校里面也没有受到什么歧视，像我自己，考大学，完全是男女平等，就是凭分数进大学，所以在这方面好像并没有特别深的感觉。但在生活方面，处处还是会有这种感觉。

曾子墨：那第一次有这种特别明确、明显的意识是在什么时候？

姜进：怎么说呢，就从自己的这个international journey就是这个international的学术的历程来说的话呢，那还是去斯坦福读书以后，因为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历史系，东亚史的专业，我们那两个白种男性的教授，在那里教了大概有30年的书，他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很多就是我的学姐了，可以说，美国人的学姐，她们都是女性，而且她们出去以后，开始在美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这个学术界发表很多的作品。其实我可以说这句话，倒不是说我自己是为斯坦福大学的历史系吹牛皮或者怎么样，这是实际情况。就是说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那些女博士生，就是我那些学姐，是跟美国的妇女史、中国妇女史这个领域一起成长起来的。

曾子墨：那在诸如性别方面，或者说男女平等方面，您在美国生活了那么久，能比较一下美国人的意识和中国人的意识，或者说美国的环境和中国的环境吗？

姜进：其实吧，说给大家听，大家可能会有点吃惊，我去美国以后，特别接触了女性主义这个学术以后吧，一个很有意思的感觉就是说，原来像我这样的女性，其实就在美国的话,也应该算是非常解放的女性了，其实美国的这个妇女解放运动啊，男女平权啊，这些方面，有很多都不一定比中国做得好，也就是我们想象当中好像应该他们都是比较先进，好像在这方面也是比较现代化，就是男女平权什么，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自己成长的毛泽东革命的那个年代，在意识形态方面是非常激进的，可以说比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激进得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激进主义的部分，就是男女平权，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样的说法。那到了“文革”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出生，“文革”时候那个“铁姑娘”啊，完全把性别的区别给抹杀了，好像阶级的区别也要抹杀，性别的区别也要抹杀，就是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大起来的，像我这一代的女孩，而且又是进了大学，没有在追求自己学业方面受到任何的挫折的这样的女性呢，就是到了美国以后反而就看出他们的社会对女性的发展还有很多很多的束缚。虽然也是有很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有些方面比我们也做得好，但是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那么好。

曾子墨：好，和姜进老师聊了这么久，下面就请姜进老师给我们今天的主题演讲《女性与中国政治》，有请。

姜进：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呢，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女性与中国政治》。那么我想大家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就是疑问，因为女性从来就不是政治世界中的主角，那么这个题目有什么可讲的呢?的确，古今中外，政治一向是男性的领地，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是男性，有名有姓的女政治家呢，那也是数得清的，而有成就、有事业的女政治家，那就更加是凤毛麟角了。这就是所谓的父权制的政治体制，那么不仅政治体制是父权制的，家庭、家族、宗族体制也都是一脉相承的父权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所谓的男权社会。我们讲历史，讲政治，讲王朝更替，讲家国兴亡的这种宏大叙述，主角必然都是男人，我们想一下就知道在中国古代，中国是有很悠久的历史写作传统的一个国家，《二十四史》里边的主角那当然都是男性，那么女人只能是配角。英雄总归需要美人来点缀，美人呢，只能为英雄而存在。英雄美人的公式呢，就形象地概括了父权政治当中的这个性别的特征。那么我们可以把英雄美人这样一种公式，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在《霸王别姬》的故事当中，虞姬是西楚霸王的女人，只为西楚霸王而活着，西楚霸王兵败，无颜见江东父老，虞姬先霸王自刎而死，据说是殉情，因而成就了一段英雄美人的千古绝唱。那么这个《霸王别姬》的故事是这种英雄美人政治形态的理想状态。但是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也不总是那么美满，一不小心美人就成了祸水，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种类型。在第二种类型当中，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在“千金买笑”的故事中，英雄美人的关系就颠倒了过来，周幽王为了讨褒姒的欢心，使士兵点燃了紧急报警用的烽火台，招来了四方人马来勤王，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只是为了博得褒姒一笑，那么周幽王呢，据说因此而丧国，那么像褒姒这样的女人就成了祸水。女人祸水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因为权力毕竟还是掌握在英雄的手里。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美人夺了英雄的权。

那么这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种情况。美人一旦越界，试图成为政治的主导者、控制者，她就侵入了男权的领域，成为僭越传统的野心家，而为社会和舆论所不容，她往往必须以强权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于是就出现了像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这样的被史学家讥讽为牝鸡司晨的没有政治合法性的女皇或者准女皇。这三种情况大致概括了史书记载中女性与政治的关系。那么父权制政治呢，父权制政治的阴影一直延续到今天，纵观世界各国，男性仍然统治着政治领域，女政治家仍然是屈指可数，她们中出色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咱们现在中国的副总理吴仪等等，难免也要被冠上“铁娘子”的称号，来强调这个“美称”，这个“美称”要打引号的了，这样来强调她们的所作所为超越了性别的界线，是一种男性行为。那么在家庭方面，在大多数国家中，男性仍然是一家之主，子女仍然跟从父姓，许多地方的女性婚后也是跟从夫姓。而养儿子、传宗接代的想法仍然很盛行，重男轻女仍然很严重，所以说我们面临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样的理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表征的今天，父权制仍然在世界大多数社会中延续。

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现象，如何来看待女性与父权制这个问题呢？女性主义学术和性别研究在西方国家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西方人对历史和政治的理解。那么女性主义学术能否对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提供某种新鲜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解读呢？

下面我们就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中女性与父权制有关的一些问题。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就对父权制起源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摩尔根就曾根据他自己对原始社会很深入的研究猜测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父权制之前曾经有过一个女权制的社会存在，但是他这种猜测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很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恩格斯的说法，我们就比较熟悉了，那是阶级观点的一种说法。是说父权制是阶级社会的一种产物，在原始社会当中是不存在父权制的。父权制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其核心是对家庭财产的控制和对社会财产的争夺。

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勒那在她的《父权制的产生》这本书中讲到女性为了家庭安全的缘故选择上嫁给有地位、有权力的男性，这样久而久之就催生出了父权制。总之有关父权制起源的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可能还不是父权制的起源，而是父权制何以长期延续并在女权运动冲击下的今天、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存在。需要分清的是什么呢？就是承认父权制的持续不等于认同男性权力和女性从属地位的绝对性。父权制并不一定就是男性在社会政治的各个层面，在每个家庭中对女性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与父权制的威权几乎同样重要的还有道德的权威和情感的因素。在中国，在父权制框架下，女性掌握家政实权，处于主导地位的例子比比皆是，“妻管严”的情况并不鲜见，反映在宫廷政治当中，就是帝王受到自己喜爱的女人的控制。所谓“女人祸水”、“贪色误国”的情况，其实就是这种民间的“妻管严”的一种反映。另外一方面，传统尊老扶幼、崇尚孝悌的道德观，更是孕育了许多严母孝子、母强子弱的情况，反映在宫廷政治中，就是皇后或者皇太后的专权，所谓牝鸡司晨的情况。由此可见，所谓女人祸水和牝鸡司晨这样的现象，其实就是道德权威和感情因素的影响力超过了父权制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后果。我们研究历史的同学都知道，清末的宫廷从1862年同治皇帝继位起，一直到清代1911年灭亡，大权都掌握在女性手里。从慈禧太后到隆裕太后，满族女性在清末风云多变、历经劫难的半个多世纪中掌握了宫廷大权，执掌了朝政，一切军国大事，都要由这些女性来做最后定夺，皇帝呢，完全成了傀儡。

大清朝女性不得干预朝政的祖制也成了形同虚设的空文。女性对父权制的颠覆，由此可见一斑。而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在生活中，随处可以找到。我们下面再具体地来看一下道德的权威和情感的因素是怎么来化解、抵消父权制的权威的。我们先说道德的权威。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核心是尊卑有序、男女有别，从而达成一个礼制的天下。宋明理学又进一步强调君臣、父子、夫妻这三对从属关系和忠、孝、节、义、信这样的行为规范，也就是所谓的三纲五常。我们现代人习惯性地就把三纲五常看作是压迫妇女没商量的道德规范，而实际情况其实复杂得多。礼教的确要求妇女遵从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但是礼教也通过孝的观念，使母亲对儿子来说具有极大的道德权威，孝与忠是传统道德的核心之核心，所谓不忠不孝，君子所不为也。然而就在孝这一个儒家的最核心的道德观念中，潜伏着女性挑战甚至颠覆儒家男权秩序的契机，上至慈禧太后，下至焦仲卿的母亲，大家都知道《孔雀东南飞》这个故事，女性毫不犹豫地利用了合法的道德权威来确立自己在家庭或者宫廷当中的实权地位，给父权制这张大网制造了数不清的漏洞，使这张大网变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情感的因素。所谓女人祸水，反映的就是美人利用情感控制了英雄的情况。除了男女之情，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婕丽·伍尔夫在她对台湾乡村的家庭关系的研究当中，发现了一种她所称之为的，所谓的子宫家庭，什么叫子宫家庭呢？子宫家庭就是以母亲和她的子女，特别是儿子的感情的纽带作为连接的家庭关系。那么在父权制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后期，妇女完全被剥夺了拥有财产的权力，就是在明清这两朝当中，毫无疑问在法律上是不保证妇女拥有财产的权利的。所以在封建社会后期，妻子的利益要靠丈夫保护，而母亲，尤其是寡母的利益只有靠儿子来保证，那么母亲为了自身的利益，全身心地投入到儿子的成长当中，时时刻刻地经营着与儿子的感情的世界，对于大多数妇女来说，儿子就是她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和投资，这种以母子为核心的家庭不断地腐蚀、瓦解着正统的所谓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的父权制大家族。大家庭当中，妯娌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往往反映的是大家族中各个核心家庭之间的利益冲突，常常就导致了兄弟之间的分家和大家庭的解体，兄弟之间还可以通过互相协商来平衡这个大家族和小家庭之间的利益冲突，共同维护大家族几代同堂的理想。要是兄弟之间还可以这样做的话，那媳妇们则对于这个夫家的大家族根本就没什么感情，她根本就是从外面嫁进来的，她感到的大概大多数还都是压迫吧，那么只考虑自己小家庭的利益，所以马婕丽·伍尔夫就认为，正是这种子宫家庭的存在，传统儒家父权制中数代子孙同居于一个屋檐之下的大家族制度更多的其实是一种理想，它在现实当中其实并不多见，其实它是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在父权制的框架下进行抗争的一种结果，是父权制本身制造的反父权制的一种社会机制。这种大家族内部的冲突在宫廷斗争中的反映，就是所谓的外戚干政。外戚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皇太后、皇后，或者妃子及其家庭成员通过与皇帝的特殊关系来争权夺利，使朝政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外戚其实就是从外姓这边过来的。外戚干政从封建王朝制度建立开始，就是这个制度的心腹大患，真正的心腹大患。秦朝太短，症状还不是太明显。我们看汉朝，汉朝从一开始就有汉高祖的皇后吕后的专权。那么吕后专权以后，好像汉朝的历代皇帝都会面临来自自己母亲、妻子以及母系亲属方面的压力，刘姓的江山除了刘姓内部的争斗以外，随时可能被吕姓、窦姓、霍姓或者王姓所瓜分。比如说汉景帝对皇后的废立，他考虑的是太子的问题，是为刘姓皇氏千秋万代着想，但是呢，争夺皇后位置的那些后妃们，他们心里想的却不是刘姓的江山，而是自己的儿子有朝一日继承皇位，自己变成皇太后，母子掌握朝政，家人均能得益。而汉武帝呢，发现舅舅在母后的庇护下违法侵占大量民田、民产的情况之下不得不以牺牲亲情来维护刘姓的江山。从上面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悟呢？套用一句很俗的话，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父权制，把一半人口的女性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但是女性呢，并没有安于社会制度强加于她们的对男性的附属地位，而是通过各种合法的或不合法的途径，对家政和国政施加影响，为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斗争。她们参政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以道德的权威和情感因素来对抗和化解父权制对她们的封锁，使自己的意见和利益得以成为家政、国政决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有的女性直接掌控家国大权，也有的呢，间接地通过她们生活中的男性影响到政治。平心而论，占一半人口的女性虽然在制度上受到排斥，但是在实际上对家政朝政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子宫家庭，是父权制为自己制造的对立面，是这个父权制中心地带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所以我们刚才说是心腹大患，每时每刻地削弱着、颠覆着父权，使貌似强大的父权实际上漏洞百出，永久性地处于防御状态。

今天，在大多数欧美、非洲和亚洲的现代社会当中，父权制早已是声名狼藉，在许多方面也丧失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而女性在参政、工作、财产、婚姻方面都取得了与男性同等的自主权，但是数百年、几千年当中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的这种性别观念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当中转变过来，世俗的性别的偏见也不可能由法律来废除，所以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的和谐社会，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那么在这方面，女性主义学术可以说起着先锋的和中坚的作用。在中国，女性主义学术的兴起，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还有待发展，就现在的研究成果来说，已经并且正在开始修正传统学术的一些盲点，颠覆男性中心话语的统治，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从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出女性主义学术独特的角度和性别分析的方法，是怎样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女性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政治机制的认识。首先，女性主义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女性放回到历史中去，彻底改变女性在历史中集体缺席的情况。传统史学研究对女性的忽视，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中国古代大多数妇女都是既不参与社会活动，也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史书对她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其实妇女作为边缘化人群，部分地是由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书写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今天的讨论，我们首先要证明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女性，在家政和国政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女性主义史学的研究表明，女性不仅在家政、国政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社会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活跃。

女性主义史学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确立历史上女性的主体人格和能动性，修正把传统社会中的女性仅仅看作父权制下的牺牲品的流行观点。传统史学制造的另一个神话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妇女似乎都是父权制压迫下的牺牲品，是在苦难中等待着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来解放她们的可怜虫，这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男性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话语，也是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前提假设，但是它却并不反映历史的真实。这么说吧，如果慈禧太后和焦仲卿的母亲是父权制的牺牲品，那么光绪皇帝和焦仲卿不就更是母系权威的受害者吗?所以女性主义学术强调女性的主体人格和能动性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把父权制绝对化、把父权制的统治权威无限放大的倾向。第三，也就是最后一点，让我们回到开头的三个例子，英雄美人，女人祸水，牝鸡司晨，对于英雄美人这一公式的演绎，这三种对女人与中国政治关系的概括而又形象的描述，反映的正是父权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英雄美人是父权政治的理想状态，男人唱主角，女人做配角，女人祸水和牝鸡司晨的说法则反映了父权对女性参政的讥讽、厌恶，甚至恐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史书从前都是男人写的，我开始也讲过这个问题，而男性中心的历史书写，在女性与中国政治的认识上与父权制是一脉相承的，就是现代的史学界也似乎对英雄美人、女人祸水、牝鸡司晨这样的父权话语缺乏批判意识，把女性参政、掌权当作是个别女强人的反常现象，似乎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这些人是五百年不出一个的超常的女强人，这样就看不到这些人物的出现只是女性参政整体努力的冰山的一角。可以说，对女性参政作为父权制的反主题的普遍性这一问题就缺乏认识，因而也就看不到女性对传统政治的重大影响。而只有用女性主义史学角度和性别研究的方法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父权制乃至整部中国历史，把女性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来研究，才有可能深入细致地探讨历史上的中国女性是如何参与塑造了我们民族的历史，同时也被历史所塑造，这样一些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没有这个视角，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永远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歪曲的。我想今天就讲这些，希望大家提问。

曾子墨：谢谢姜老师给我们进行的演讲。在和网友以及我们在座的同学沟通交流之前，请您先给我们进行一个概念性的解释，什么是女性主义？

姜进：女性主义，其实中国本土没有产生这个词，它是英文的一个翻译，那么这个词本身在西方的产生就是跟女权主义运动在一块儿的，它本身有一个含义转变的过程。比如说19世纪就是第一拨女权运动的浪潮在西方的那些先进的工业社会当中首先产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用的fem inist movement这个词，它当时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这个运动到了20世纪初，基本上就在美国跟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她们成功了。1922年，美国《宪法》有一条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的内容就是给予女性所有的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说第一阶段女权运动到此就为止了，这以后的两次大战当中，女权运动并不是太红火。一直到二战以后，在1960年，在民权运动的影响下，第二拨的女权运动又兴起了。这个第二拨的女权运动，她们所要求的东西就比第一拨的女权运动要广泛得多，它就不光是要求妇女权利、政治权利的问题，而是要在社会和文化和政治各个方面实现男女平等，实现妇女解放。所以要是把这一段的运动也顺理成章地翻译成女权运动的话，我觉得就不能完全体现这一运动的内涵，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女性运动，女性主义学术，就是fem inist scholarship，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的，也就是在第二拨的女性主义运动以后，大批的女同学进入了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然后从大学生、研究生就走向了大学教授的这个位置，所以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就有一批这样的女教授活跃在大学教书和科研的岗位上，所以就开始用女性主义的这个角度来审视历史。我记得我当时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时候，我读了一篇女性主义的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我当时非常震动，这篇文章的题目，我到现在还记得，就叫《女人没有文艺复兴》。那篇文章就是一个女性的历史学家写的，这里面就讲了许多，当时历史学家绝大部分都是男性，她是第一批进入大学教师岗位的一个女性，所以她自己在一个男性中心的世界当中觉得非常孤独，然后就觉得这个教的历史好像有点什么地方不对劲，所以她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最后就写了这篇文章。她是一个中世纪史的专家，她的专题是文艺复兴研究，她的一个发现就是文艺复兴，在西方思想史当中，是被捧得非常高的，但就是在作为近现代人的解放的开端的文艺复兴这么一个历史时期当中，女性的地位反而下降，所以她的题目就叫《女人是不是有文艺复兴》，我当时就觉得非常震动，原来历史可以这样来看，你要是不这样看的话，你确实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曾子墨：那接下来呢，就有网友向您提问了。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自古红颜多薄命”。她说，我想请您评价一下毛泽东在男女平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我倒觉得他让中国所有的女人都没有了女人味儿，试想一下，穿着毫无性别的毛装，和男人一样做重体力活的女人，谁会认为她很可爱呢？

姜进：毛革命下面的女性其实就是丧失了性别的女性，那其实也就是女性主义学术批判的一个问题，就是女性才有性别，男性是没有性别的，毛下面的这个问题就好像印证了女性主义对这个性别问题的一种批评，我想这个批评应该是成立的，而这也不是一种男女平等应该追求的东西，就是人为地用行政的手段来命令说男女都要一样，但是这个问题里边，还有我们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方面，我们一定要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这个毛装下面，其实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另外毛装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就说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要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呢，你就不要一定把它看成一个完全是性别的问题，因为就像阶级分析法一样，不是所有的、任何的社会现象都是阶级现象，那我们这个性别问题也是这样，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性别的现象。

曾子墨：好，谢谢您和网友所做的交流。下面请我们在座的同学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和姜老师来进行沟通。

观众：姜老师，主持人，你们好！我是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我想请问姜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男女平等，我想其实世界上永远没有平等的东西，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怎样追求一种权利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究竟在哪里?

姜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经常要举美国的例子，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在美国呆的时间长，我比较熟悉那边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女性主义的运动也是比我们走得早一点，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共产主义的革命，把这个性别革命反而推迟了这个革命，它促进了，也推迟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里面有一条就是人人平等，这个人人一平等，也没有阶级了，也没有性别了，就是都平等，所以就不用来谈这个性别的关系。但是在西方的那个女性主义的话语体系当中，确实就不断地在讨论这个问题，你说在美国，就是有一派的女性主义运动活动分子，她们要国会通过这个男女平等法，她们认为没有这个男女平等法，那女性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达到与男性的平等。我们国内的女性主义学者先驱李晓江，她就是一直讲这个问题，她就讲我们的情况跟外国不一样，我们是在这个毛革命的情况之下，完全丧失了这个女性的性别的特征，那才叫做是对女性的压抑，因为女性都有要美的这种天性，但是毛革命就是抹杀了、压抑了女性的这种天性。那么她强调的，在理念上是什么问题，是男性跟女性是不同的，但是不同跟不平等那是两回事。

曾子墨：好，谢谢您的回答。

观众：姜教授好，主持人好！姜教授，我想问您一下，您刚才谈了关于男女不同和有一个平衡点的问题。那么我想问您一下，您认为女权运动最终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或者是说您认为怎么样才算女权运动的成功?比如说管理层面上，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还是做家务的时候，男的做一半，女的做一半，或者是更深层次的，比如说意识上，或者精神上的东西。

姜进：我想是这样的。第一，就是要平等，男女要平等，男女是不同的，这个没有争议，但是男女在法律上面要平等，不光在法律上面要平等，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而且在观念方面也要平等，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看报纸，我是天天都会扫一下《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报出一条大新闻，就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在他的一个演讲当中就说女人跟男人在科学界当中这个比例是有这么大的区别，这个可能是因为女性的生理条件不如男性，差不多这样一个（事情），那简直是舆论大哗啊。当时是他们哈佛大学的一个高层会议，就有两位女教授站起来离开房间了，以示抗议，然后就是后面就有一系列的争论，有的人赞同他，有的人反对他，到最后这位校长大人也是不得不妥协吧，为此，他做出了一种非常的姿态，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哈佛大学积极地在引进女教授的方面要做出很大很大的努力，要投入很大很大的金钱，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说到底，就是说女性主义的诉求，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说不要类型化。女性主义她的诉求其实跟启蒙运动，就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这个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女性主义说的，也是跟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就是说人彻底的解放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你自己的生理性别当中解放出来。

曾子墨：好，谢谢同学们的提问，也谢谢姜老师和我们进行的沟通和交流，谢谢。最后我想请问您愿意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结束您今天为我们进行的这个演讲。

姜进：我的一句话就是说，妇女在历史中的缺席，其实是在史学家著作中的缺席，历史上的妇女就像我们今天的妇女一样，是从来不缺席的。

曾子墨：非常感谢姜进教授今天为我们作的演讲，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为我们回顾了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政治现象进行了分析，其实我特别喜欢刚才姜进教授所说的那句话，就是进行自由地选择，让我们每一个女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有这种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