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上)

沈志华

1950年出生在北京，参过军，当过工人，后提干。1976年因对“四人帮”有不满言论被拘捕，出狱后回到锅炉车间劳动，直到1977年11月得到平反。

1978年底，作为社会人才，沈志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第二年又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似乎转运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毕业前，一个政治误会使他再次走进监狱。

命运的幻变并没有改变他人生的轨迹，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他的第一本书《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正是这本书，奠定了他今生要走的学术道路。

被中国学界称为传奇人物的沈志华，曾下海经商，从街头卖梨到开办工厂，从涉猎进出口贸易到漫步图书市场，在资金积累上小有收获。1993年他弃商从文，重操自己的专业——世界现代史研究。

随后，他成立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并用自己经商赚得的钱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青年学者研究成果的出版。为了推进史学研究，他自费采购收集大量的档案，他说，扎实地掌握档案，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和世界历史的基础。

曾子墨：一年多以前，我读过一本书，它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书名叫做《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本书从一种全新的角度，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这场战争，还因为这本书不再单纯强调抗美援朝，也不再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切从史实出发的态度，在我看来，值得尊敬，更值得提倡。后来我又听说这本书的作者在中国的史学界算是一个异类，这就更加增加了我的好奇心。而今天我想我的好奇心终于可以得到满足了，因为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沈志华先生。

沈先生，刚才我其实也讲到了，很多人都把您称作是中国史学界的异类，或者说是一个传奇人物，我不知道您自己是不是也这么看?

沈志华：就是跟大家的路可能走得不大一样吧。

曾子墨：怎么不一样，跟我们讲一讲?

沈志华：因为一般的人都是读完中学读大学，读完大学读研究生，然后进行教学或者科研工作，而我呢没上过高中，也没上过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吧，还没读完，后来又做了十年生意，所以到90年代初才又重新搞这个历史研究。所以可能有一些方法或者有一些想法跟人不太一样，被人称为异类。

曾子墨：您没有读过中学、大学，我想是因为时代的原因，怎么研究生还没读完呢?

沈志华：政治原因。

曾子墨：这个政治原因方便透露吗?

沈志华：说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1982年我大概还有16天论文答辩的时候，公安局突然把我给抓走了，说我是中央情报局特务。

曾子墨：这是一个误会呢，还是真的有这种迹象?

沈志华：当然是个误会，你想我一个学生，我怎么能成中央情报局特务?

他主要不是抓我，他主要是想抓一个美国人，正好我认识这个美国人，所以就把我抓进去了。

曾子墨：但是经过调查之后，查无此事，难道不应该恢复您学籍，给您授予学位吗?

沈志华：没有，中国的政治比较复杂，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也没有人再理你了。

曾子墨：今天心里觉得遗憾吗?

沈志华：没什么，一段经历而已，住两年监狱。

曾子墨：两年的监狱生活是怎么度过的?尤其心里还觉得冤枉，是吧。

沈志华：那些事情都想得很少了，因为人必须要面对现实，你已经是个劳改犯了，你就踏踏实实干活就是了，只不过白天干活，晚上写书罢了。其实我第一本书是在监狱里写的，写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在我那个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的，大要写了有40万字吧。

曾子墨：但是您写的这些东西，难道不会被监狱的管理人员看作是，比如说反动材料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沈志华：看，也都收走了，收走看一看都是什么，苏联土地问题啊，雇佣劳动啊，什么地租的问题，他也看不懂，算了，就还给我了。

曾子墨：根本没有的事情，很冤枉地在监狱里呆了两年，心里面能接受吗?

沈志华：能接受，比我冤的有得是啊。我看中国这历史，就我现在研究这点儿东西，我觉得比我冤的人多了去了，所以这两年不算什么，增加个经历而已。

曾子墨：但是这段经历会改变您的想法吗?

沈志华：没有，要改变我的想法我今天就不会坐到这了。我在监狱里当时想过，我可能出去以后什么也没有，没有工作，也没有学历，也没有工资，什么都没了，但是我可以凭我的本事当个农村教师总可以吧，所以当时我真的想过，不行我就到哪个山村里头当个教师，数理化我都能教，没问题，语文、历史、地理也能教，不过后来从监狱出来正好改革开放，就去深圳了，所以就经商了。

曾子墨：到深圳以后做什么呢?

沈志华：从提溜包开始，什么都干，进出口贸易，办工厂。我这10年办过一个农场，两个工厂，搞过进出口贸易，反正什么赚钱做什么。

曾子墨：10年过程，您给自己评价，算得上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吗?

沈志华：小有收获吧。

曾子墨：小有收获是什么意思呢?

沈志华：你想想，我要没收获，我怎么能到俄罗斯买回这么多档案?我要没收获，我重回到学界以后，去美国啊，去俄国啊，开会呀，访问啊，全是自己出钱。我到去年就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都是我自己过去攒的钱。所以我说小有收获，是因为它能够供养我后来搞学术研究。如果当时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俄国档案解密，中国人要再晚一步，到现在它又封起来了，你想看也看不到，这就是历史的机遇。所以，要抓住这些机会，我就一直在讲搞历史的嘛，档案就是粮食，你没粮食怎么做菜、做饭，你吃什么呀?

曾子墨：但的确这些经过千辛万苦，花了很多的钱，而且花费了很多努力获得的解密档案，对于我们后来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下面就用热烈掌声来欢迎沈志华先生进行今天的演讲《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

沈志华：60年代发生的中苏同盟的破裂，就是中苏关系破裂的这件事儿，对当时的整个世界，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所产生的那种震荡，丝毫不亚于90年代苏联的解体。还有一点特别相似的什么呢?像苏联解体这么大的事情，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么多人研究俄国问题，没有一个人预测到，大家都非常吃惊，说怎么突然一夜之间，偌大个帝国就坍塌了。在六十年代，当时中苏分裂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有的美国人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问题做出过预测。

去年11月我们到美国开了一个会，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批档案，就是1948年到1976年对中国形势的评估报告，去年10月18号解密了。它请了一批专家对它的主估报告进行评估，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两件事儿是表示中苏分裂公开化了，一个是1960年苏联把全部在华专家撤走，这是公开的。再一个当然就是1963年的政治大论战，就是双方在报纸上互骂起来了。那么我去年看到的美国档案，一直到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仍然认为中苏之间不可能发生分裂。因为他们一个基本的观点是，中苏意识形态是一致的，都是搞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目标是一致的，都要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它们的敌人是一致的，都是美国人，所以它没有道理分裂。因为到1958年、1959年也有一些风言风语出来，“大跃进”问题啊等等，但是美国人认为，一旦中苏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就是如果这个同盟面临着破裂的话，中苏领导人都会各自调整他们的政策，以适应这个同盟的需要。但历史事实恰恰是他们都没有调整自己的政策，当他们发生分裂的时候，这个同盟就破裂了。从60年代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都想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苏同盟会破裂。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理论问题，有一个前提就是，中苏究竟是怎么分裂的，是哪些事情使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最后觉得不能再容忍对方了，而且他们之间的分歧是不能调和的、不能妥协的。那么究竟是哪些事情?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有比较大的争论的。

过去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搞“三和路线”，提出了一条反对马克思主义或者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那么中共不能接受这个错误的路线，所以分裂。这个主要是当时中共中央的观点，是中苏论战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来的。苏联和我们的分歧从何而来呀什么，后来有很多学者同意这个看法，而且把1956年作为中苏关系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主要是说，1958年联合舰队事件。所谓联合舰队就是苏联当时提出来要跟中国搞一个海军的联合舰队，当时毛泽东反对，说不行，我自己搞，你给我帮助。最后苏联同意了，简单地说就是这么个过程。很多学者认为，这件事反映了苏联干涉或者要侵犯中国的主权，毛泽东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所以顶了赫鲁晓夫，导致中苏分裂，所以基本上过去是这样两种看法。

但是我这几年看了很多材料，包括中国的，也包括俄国的档案，我觉得这两个看法都站不住脚，都缺乏历史的依据。第一个，首先这个苏共二十大，中苏之间没有路线分歧，甚至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外交上当时中国搞的也是和平外交，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你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在二十大之前，对内政策也没有分歧，因为很多人说，毛泽东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提出了《论十大关系》，所以跟苏联分道扬镳。其实不然，你只要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把布尔加宁关于苏联“六五”计划的规划仔细看一遍，对照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完全一致的。投资比例的问题，要加大这个轻工业投资比例，加大农业投资比例，苏联先提出来的，中国后来也提出。苏联提出要开发远东地区，中国是内地和沿海地区相结合，这也是一样的。还有调整农轻重的比例，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各个方面，所以对内政策也是一致的，包括对斯大林的看法。我看了很多材料，其实毛泽东并不反对批判斯大林，他只是觉得赫鲁晓夫这种做法比较幼稚，比较草率，从本质上讲，他几次讲话都讲到，我们还得感谢赫鲁晓夫，如果他不批斯大林谁敢批呀，是赫鲁晓夫，是苏共中央帮我们揭开了这个盖子，这是压在中共头上的石头啊。所以他内心是非常高兴的。至于说他后来有很多想法，那都是事情发生变化以后，人们把它挪到了1956年。所以说苏共二十大是中苏分歧的起点，这没有任何根据。

第二个问题，关于联合舰队的问题，我也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就是这个联合舰队，1957年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验成功，成功以后，因为核潜艇可以航一万多海里，苏联方面要求有一个长波电台能跟这个潜艇出去联络，它都到了印度洋了，怎么跟它联络啊，当时苏联海军提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就是在印度建一个中转站，第二个，就是在中国海南岛建一个中转站。这个方案报上去以后，赫鲁晓夫说，印度不行，因为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说中国没问题，这包在我身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兄弟嘛，建个长波电台有什么，他给包下了。结果跟毛泽东一谈，毛泽东不干。因为苏联提的方案是，因为他要用嘛，所以他们出钱，毛泽东不干。后来苏联说我出70%，毛泽东也不干。苏联说我出50%，毛泽东还是不行。我出钱，你可以用，没问题，这事没有发生更多的争执就过去了。中国知道苏联试制核潜艇成功以后，海军就向周恩来提了个建议，因为中国海军整个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起来的，那是1954年和1955年，苏联给了中国一批从炮艇到鱼雷快艇到巡逻艇这些军舰装备。后来1957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得到消息说苏联这个核潜艇试制成功了，说我们还要更新的技术，就是核潜艇。那苏联当时就不想给，我刚研究试制成功，我还没用呢，就给你?所以它提了个方案，就说这个核潜艇咱们来共同运用，所谓联合舰队就是我先培养你们中国的干部，将来你们都掌握技术了，慢慢再创造这个东西，这就是联合舰队问题的由来。那么当然跟毛泽东一说，毛泽东不干，毛泽东说你要搞合作我就不干，除非你给我技术。那是1958年的7月，那是毛泽东第一次跟苏联人发火，发那么大的火，所以很容易被人看作是中苏分裂的一个起点。但实际上那次事件在我看来，毛泽东是在作秀，他有他的更深层的考虑，否则的话，非常令人奇怪，第一，这么点儿事，你至于发这么大火?毛泽东说到什么程度，说你要搞联合舰队，是不是你要占领中国啊，你要占领中国的这个海岸线，他跟尤金讲，说你回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的一万公里海岸线我都给你了，我上井冈山。非常奇怪，怎么这件事儿惹他发这么大的火呢?这是一个问号。第二，因为这个事情后来赫鲁晓夫就来了。谈了一天，一解释清楚，谈完就过去了。后来苏联就跟中国签了个协定，长波电台的问题啊，联合舰队啊，等于就是提供海军援助等等，基本都按中国的要求办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且不说这里不涉及到损害或者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它根本就没有引起分歧，也没有引起两国政策上的分歧，所以我以为把它作为中苏分裂的一个起点，一个转折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我觉得这个事件它反映了中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才能表现出它们的分歧。而出现了这种分歧以后，两国的领袖没有一个人肯让步，就是没有妥协的余地，才会导致分裂，是不是这样?如果前提是这样的话，那根据现在我看到的材料，我认为有两件事情导致了中苏的分裂，这两件事情，一个反映在对内政策上，一个反映在对外政策上。

先说对外政策，对外政策就是苏联当时从苏共二十大以后，越来越倾向于对美国要取缓和政策，特别是1954年苏联的氢弹试制成功以后，我看了很多苏联专家给苏共中央写的报告，他们认为呢，从现在开始绝对不能再打仗，一旦打仗就是人类的毁灭，还提出了很多分析的数据和理由。他说因为，主要是你不能解决第一次打击的问题，它就可以反击，它只要反击就是两败俱伤。我觉得这个事对赫鲁晓夫的影响特别大，他就认为到了现代社会，至少是大国之间不能再爆发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就是核战争，如果是核战争就是人类的毁灭。整个苏联对外政策的基调是放在这儿，所以他要求缓和。再一个就是1956年苏共提出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你就别老跟这儿那么紧张，像朝鲜战争那个时候那种紧张的状态。那么基于这一点呢，他反复地强调要缓和，不要什么事儿都跟美国人吵架，通过谈判，提出来什么限制核武器问题呀，什么禁止核试验，高峰会谈啊，日内瓦跟艾森豪威尔会见之类的，他都去参加。但是当时中国不行，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认为紧张的状态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这都是他的原话，大家可以看看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文稿里头类似的话非常多，我给它概括一下。他认为紧张的状态，一方面可以刺激美国，可以拴住它，不让它去镇压全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另外也能刺激中国的生产。非常紧张嘛，大家就只知道干活，所以他这种思路就认为紧张没有什么可怕的，战争边缘政策没有什么不好的，特别是从1957年底在莫斯科会议上，其实他已经表露出这么个思想，赫鲁晓夫在谈和平发展计划的时候提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认清楚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什么意思啊?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谁怕谁。毛泽东说，我不怕它，打原子弹怕什么?我有六亿人，死一半儿我还剩三亿呢。这番话当时真是语惊四座，所有的共产党领袖都听着，都以为听错了，三亿人死了，他觉得没什么。当然毛泽东本身他不是那意思，他是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说革命就不能怕牺牲，所以他那种革命的激情反映到对外政策上就是一种冲动，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你怕，我不怕。这个时候中国在设计什么呢?在设计炮击金门，就是要打台湾。

跟苏联产生分歧的，就是因为第二次台海危机引起的。1958年7月14号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决定炮击金门，因为1954年打过一次，现在不行，为什么?福建没有铁路，没有机场，所有制空权都在国民党手里，准备了三年，鹰厦铁路修成了，福建空军基地也建好了，这会儿彭德怀认为可以打了。这个报告现在还有，毛泽东认为，可以。说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打，什么时候，具体什么时候打，你不用问我，你们前敌指挥部就可以决定。但是7月19号突然尤金来了，说要建联合舰队，毛泽东就发了一大通火，这个事情，我不清楚啊，当时尤金吓得回去就中风了。他认为是他的责任，是他把话说错了，要不为什么毛泽东发这么大火。回去给赫鲁晓夫打了一个电话，赫鲁晓夫也吓傻了，说毛泽东同志怎么了，我们就提个建议，你不同意就算了，至于发这么大火，他说不行，我去一趟。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赫鲁晓夫来一次。我看了8月3号那次会谈记录非常有意思，事情都和平地解决了。刚才我讲了，这个长波电台的问题，这个联合舰队的问题，它都解决了，合同也签了。最后要走了，毛泽东说了句话，说，赫鲁晓夫同志，明天你走，我到机场送你去，不但我去，我让在北京的所有外交使团都到机场送你去。赫鲁晓夫就说为什么呀?我是秘密来的，谁都不知道。他说没关系，秘密来可以公开走嘛。不但你要这样公开走，我们还要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都起草好了，你看看。赫鲁晓夫一看，果然中国已经起草好了《联合声明》，因为他来时，不但赫鲁晓夫来，国防部长、什么海军司令来了一大批人啊，全给列上了，中苏领导人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其实他们根本没谈这些事儿，为什么?毛泽东就是要把《联合声明》发出去。后来1958年11月20号郑州开会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番话，1959年10月2号赫鲁晓夫第三次来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又说了一番话，讲的什么意思呢，他都讲的这个意思，是说，哎，赫鲁晓夫同志，当年我们炮击金门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没想好。但是，我们一打炮，调得美国人军舰来回跑。说美国人以为我们是商量好的，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因为23号中国一炮击，杜勒斯马上做了个判断，这一定是赫鲁晓夫跟毛泽东商量好的，因为赫鲁晓夫刚走啊，中国就敢炮击金门，这得注意，这事儿搞不好就把苏联也惹上了。哎，这就是毛泽东要的。就是他让美国人以为中苏是商量好的来打这个事儿，其实赫鲁晓夫一点儿都不知道。所以回去以后赫鲁晓夫特别生气，一方面他认为，你中国整个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和莫斯科会议的精神不一样，莫斯科会议讲缓和，你这儿却到处惹事儿，人家不打你，你没事儿闲的你打它干嘛呀，你把美国人给调来，你要打就真打，后来他不是派葛罗米柯来，问中国到底要干什么吗?说是不是要解放台湾，毛泽东说，不，不，这个台湾不解放。他说要不然你们是要登陆金门?说金门也不登陆。他说又不解放台湾，又不解放金门，你打炮干什么?他说打着玩儿啊，就是引起美国人注意，逗美国人嘛。我这一打炮，他就紧张了，一紧张，他就把军事力量都调到台湾海峡来，其他的，什么黎巴嫩的、中东的革命啊，就蓬勃发展了嘛。你看他的思路完全跟苏联不一样，那么这个事情，我认为是造成了中苏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根本的分歧。而这个问题毛泽东是不会让步的，赫鲁晓夫也不让步。

曾子墨：谢谢沈先生。每次遇到像沈先生这样的历史学家，特别是一些研究和中国相关的近代史、现代史这样的专家，我总是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那就是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在目前的环境下是不是真的可能会存在，因为毕竟长久以来，我们所习惯听到的历史都是教科书里面归纳出来的历史，而且在目前的学术环境当中，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大家都感觉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前的政治来服务的。您觉得像您这样一位学者去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它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沈志华：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一个是政府的事情。历史学家是干什么的，我一直认为历史学家他就是要把历史的本来面貌描述出来就行了。所谓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那都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我没这个责任，我也不挑这副担子。我只告诉你，我只应该告诉你，历史原来是什么，那么你怎么解读这段历史，你怎么从这里头找到什么经验来指导你当前的行动，是政治家的事情，那是政府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我认为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来就非常困难。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以后人们研究就有很多困难，现在还好一点儿，有录像了。那过去没有，靠什么，它没有形象的东西，完全靠文献，还有口述，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些东西，那么你想想，你要把它还原成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本来就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如果你要再加上一些额外的导向，说你需要它是什么样子，那就完了，那你就别搞历史，你搞出来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只能忠实于历史。所以我在看材料，我在解读档案的时候我既不是中国人，我也不是俄国人，我就是一学者，如果你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很容易出事儿，你总有民族感情吧，你总有你的喜好吧，你不能因为你喜欢他，你明明看到是这样，你不这么去说，那是不对的，就没有资格做一个历史学家。就么第二个问题，是你就算这样做，可能在一定的时候，你的东西不会全发表，有些话你是不能讲的，我可以不讲啊，况且我以为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状况一步一步在好转，你想想20年前，我要是敢坐这儿说这番话，早进去了。所以呀，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历史学家要把握住自己的真谛。

曾子墨：谢谢沈先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还是光明的。

观众：主持人，沈教授，你们好！我是传媒大学的学生，我想问的问题是当时外蒙古的独立，是中共和苏共究竟基于什么基础上达成一个共识呢，因为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他们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的话，他们不会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沈志华：外蒙古的问题是这样，首先是斯大林的一个外交战略。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他要求在苏联的周边不能有敌对国家，这和沙皇时候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斯大林在处理战后整个欧洲问题的时候，他都是这么处理的，所以外蒙古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外蒙古已经在苏联人的手里，因为在1921年苏联内战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白俄，包括哥萨克不是打苏联红军嘛，最后他们打败了，苏联红军就追，这帮人就逃到外蒙古，苏联红军就追到外蒙古，追到外蒙古以后就跟当时的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于是就扶植像乔巴山等人夺取政权，建立了蒙古共和国，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呢，根本就顾及不到那儿，自己打仗还打不完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呢，斯大林想起这个问题，当时美国人有一个考虑，就是打败了德国人以后就要打日本，所以他就想让苏联人帮着打，那么苏联人帮着打呢，斯大林说，没问题，但是我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外蒙古保持现状，他用的词是外蒙古保持现状。东北，苏联在东北的所有利益都要收回。这指的主要是旅顺港的海军基地他要强行租用，再就是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另外控制大连海港。这些都是1904年以前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后来1905年日俄战争的时候被日本人夺走了，结果现在把日本人要打败，这个你得给我。这两个问题是罗斯福跟斯大林在雅尔塔商量好的。

这个事儿实际上当时国民党确实不知道，但是7月份的时候，苏联也准备调兵了，这边也准备弄了，斯大林提出要跟中国人签条约了，就是中国人你得承认，外蒙古独立划分出去，然后东北的特权得给我。去那儿一谈，当时双方就吵起来了，蒋介石也知道，把外蒙古丢了，那不是千古罪人嘛，所以坚决不能同意，但是后来斯大林跟他讲，实际上我已经占上了，你不过就是承认一下而已，当时蒋介石就不能承认这个，你可以占领，但是我法律要承认，那就是我这届政府的责任，我对中国人担不起这个责任啊。斯大林讲的是如果中国不签这条约呢，我就不出兵，我不打日本，我让你美国人自己打，结果没想到8月6号，美国在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啪，原子弹一扔日本就要投降，这个架势一出来，斯大林一看，不行，这要日本投降，还让我出兵干嘛呀，我要不出兵，我哪能得到这些利益呀，所以他决定立即出兵，不等条约签订，8月8号，苏联150万大军分三个方向占领了外蒙古和东北，那么跟着日本就投降了。这个时候斯大林跟蒋介石讲，说你签还是不签，你要签了，第一，我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我不支持共产党；第二，我占领东北三个月以后我就撤军，你要不签，那我就不一定支持谁了，我已经占了东北，什么时候走，不知道。最后弄得没办法了，那宋子文回来都不敢回去呀，后来让王世杰去的，谁都知道谁签这字，将来都是千夫所指啊。最后没办法，王世杰去签的字，果不其然，回来国民党开国民大会就一通地骂，说他卖国贼。后边发生什么事就是国民党要垮台了，这个时候，当苏联斯大林知道他将来的合作伙伴要是毛泽东了，他觉得这个事儿麻烦了，如果中共要不承认1945年那个条约，那他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所以他2月份就派米高扬，政治局委员来探听消息来了。当时毛泽东也不好明跟他说，毛泽东是这么跟他讲的，说你看米高扬同志啊，说我们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夺取政权了，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认为说如果中国要是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是不是外蒙古就能合并进来。米高扬一听当场就跟他讲，说这个问题不行，说这是有条约的。第二天斯大林来了个电报，口气非常强硬，说你告诉毛泽东，如果蒙古要统一的话，它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的问题，而是内蒙古要统一到外蒙古去。他这么强硬的态度，当时毛泽东就觉得那算了，以后咱就不提蒙古问题了，所以这事儿1949年就搁下了。

1949年底，毛泽东再去莫斯科的时候他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否定1945年那个条约，重新跟苏联签一个条约，就国家利益而言，当时他们主要争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中长铁路的问题，就是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港。因为当时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就在旅顺港，如果中国要收回了，他就很麻烦，他得迁回那个海参崴去，而且将来苏联再进入太平洋的话，就得绕西伯利亚大铁路，绕远东，绕一大圈儿。苏联的意思就是维持那个旧的条约，所以这个问题上双方产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当时并没有提到蒙古问题，因为毛泽东说了，以后不提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个事儿后来是怎么解释的呢?就是1月26号的时候，中国提出一套方案，就是让苏联归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等等吧，归还大连的什么行政权职等等，就这个讲了很多跟苏联的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过那个俄国档案原件，人家斯大林在上头全给打的叉子，不是叉子就是杠子，然后问号、叹号，差不多我看没留三行字，就说明他极其地愤怒，周恩来搞的这套东西，他根本没法儿接受，所有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大概在两年到三年以后就荡然无存了。但是两天以后呢，苏联就同意这方案了，几乎就按照这签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蒙古。那天周恩来就找斯大林去了，跟他讲，说斯大林同志，我跟您谈点儿事儿，斯大林说你谈什么，他说我想谈谈蒙古问题，你看师哲那回忆录写的，斯大林一听这脸儿就白了，不是你们都不提这事儿了吗，不是，说我们是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承认蒙古的独立，哎，这斯大林一听，挺高兴。说但是您先看看我们这声明，给斯大林了，斯大林一看，周恩来是这么说的，先讲的是中方的这个条约，就是关于什么中长路啊，什么旅顺港和大连的一个综合协定，说如果苏联同意这个协定，我们可以发表声明，就是承认外蒙古独立，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我看苏联最后接受这个条约，当然有他的战略上的考虑，中国要不跟他好，他就完蛋。所以斯大林没有什么选择。

那么关于蒙古问题呢，到1950年基本上就这么解决了。出了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蒋介石认为他是中央政府，你毛泽东是伪政府，你跟他签的条约不算，但是苏联人承认废止了1945年条约了，于是他认为内蒙古就回来了，因为你苏联自己废止了嘛，所以他的地图就改了。那么到现在就国民党政府而言，他一直这样认为呢，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了，至少蒋介石和蒋经国在世的时候，他们认为他是正统的政府，所以他不承认外蒙古已经分出去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