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姜鸣

姜鸣，1957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在中国银河证券公司上海总部担任总经理。出版的著作有《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以及《被调整的日光》等等。

曾子墨：1894年的9月，日本海军和北洋水师在黄海海面进行了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如今，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人们仍然会记得当年甲午海战的那种惨烈场面。而且人们也仍然会在思考，当时号称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到底败在何处。对于这些问题，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着自己的答案，而有一本书《龙旗飘扬的舰队》。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就用现代意识来审视历史，对中外海军进行了比较研究。而同时，对于海军的发展策略，对于清朝政府，对于清流政治，也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姜鸣先生。

姜先生，在了解了您的简历之后，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觉得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一方面您是银河证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在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而另外一方面，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历史学家，而且还有很多本的历史专著出版。不知道金融和历史这两个毫不相关的学科，您是怎么找到其中的内部关联的?

姜鸣：我是1984年离开学校的。当时，我也没有从事学术工作，我是到机关工作了，我在上海市委组织部还工作了一段时间。90年代初，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我就转到了证券行业。

对我来讲，证券是我的一份职业，历史研究是我的一个兴趣。这个兴趣对我来讲也是保留了20多年，因为我在大学二年级时，老师就组织过一个学术沙龙，在这个沙龙里，很多同学都想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军事史。在那个时候，我跟老师做了一个承诺，就是说我来研究近代海军史。过了这么多年，我自己一直是把当时对老师的承诺，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理想或者是一种信念，一种兴趣，一直在坚持着。

曾子墨：金融和历史之间，曾经有过冲突吗?有没有过一种时候必须要做出选择。

姜鸣：好像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过去的那些经历当中，我的同事也好，我的领导也好，一般都还很尊重我这种选择。再说我也不耽误日常工作，除了有很少的时候，我要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我就要请一个短期的假以外，一般我都不耽误工作，我从来不会因为要作历史研究，我得请假，一个月我不干工作了，我得作历史研究。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家都很支持我。

曾子墨：从大学出来，其实本来是学历史专业的，为什么没有直接进入学术界去专门地作学术研究呢?

姜鸣：这和我当时的分配状况有关系，同时也同我自己的感觉有关。我觉得作历史研究，如果对现实生活不是非常理解，对今天的事情不是非常了解的话，你想要去了解历史，有时候会比较肤浅。所以我觉得到机关也好，到社会上去也好，积累一些我对现实中国的变化、对于现实社会的那种体验，也许在我后来的历史研究中，能够与一些纯粹在大学里、在研究所里做研究人员的研究角度有所不同。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当时是一种挑战。

曾子墨：好，在了解了您的一些经历之后，下面就让我们来欢迎姜鸣先生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有请。

姜鸣：今年是甲午战争111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有的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把后来的抗日战争称之为第二次中日战争，这两次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极为重大，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两次战争。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当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中国人当中的一部分先行者已经看到中国面临了数千年所未有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思考，如魏源曾经说过要“师夷之长计以制夷”，就是要学习外国人的技术来制外国人。

李鸿章曾经最早倡导说，“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就有了后来绵延30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它的军事上的重点，就是仿效西方，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保卫国家的海防。这是当时的中国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回应。

那么，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面临亡国灭种这种生存危机的时候，我们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也遇到了同样的挑战。中日两国对于西方的回应几乎是同步的。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把效仿西方、脱亚入欧列为国策，它要离开亚洲进入欧洲。通过明治维新，消除了藩封割据，完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立宪，同时又向海外扩张，以朝鲜为跳板，踏上大陆，继而征服世界，作为其具体的步骤。这样，中日两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就会出现碰撞。

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会对中国的生存产生严重的威胁。在民族兴亡的竞争中，日本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假设敌。在1874年的时候，李鸿章就曾经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要重视海防建设，组建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提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

我们都知道，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在抗击日本的侵略中，当时中国一部分的官员发布过高昂的抗战言论，中国官兵曾有过英勇的抵抗，但是从全局上看，当时中国官方对于战争的战略指导和军事运用乏善可陈，就没有什么是准备得好的，所以首战即败，每战皆败。无论是西式装备的海军，还是相对落后的陆军，战争爆发之后，军事一败涂地。仅仅半年，就在战争中全面崩溃。交战双方，日本是虎视眈眈，有备而来，时刻在寻找时机，战略上日本是主动的。朝鲜的东学党起义，作为日本强行干预、挑起中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契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训练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同中国来决战，最终通过朝鲜作为一个跳板踏上大陆，继而称霸世界却是日本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

反过来，无论当时中国花多少钱买装备，或者不买装备，造颐和园或者不造颐和园，中国在战略上都是被动的、消极的，日本是在寻求崛起，并且清楚地知道，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崛起的本钱就是实力。中国是在防止坠落，它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防止自己从世界中心地位坠落。有一些人认为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可以免于坠落，而更多的中国人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坠落的危机。

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蒙籞地睡着了。”这就是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人对于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的那种改革的状况、社会的状况所做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矛盾在朝鲜爆发，并且马上就要上升到一种军事冲突的边缘，李鸿章是不想打仗，他主张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三条。

第一条，他心里明白，1894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不能被打一场仗来搅和。这是中国政治的最本质的那一部分，就不想打仗。

第二条，他深知中国前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就的破屋，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

第三，他不愿意在这种没有把握的决战中消耗自己的实力。

但是，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角，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和北洋海军的指挥者，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负有直接的和无法推卸的责任。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至少包括外交、用人、军事三个方面。

第一，从外交上看，客观地讲，李鸿章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对于中国当时所处地位认识得较为深刻，并且不断地做出改革回应的先行者。他目睹时局艰难，从承认中国国力和装备不如外国出发，立足忍小愤而图远虑，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可惜，弱国无外交，从甲午战争开始之前到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几乎所有的外交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想用以夷制夷，利用外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但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所以他的结果总是被别人玩弄。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

第二，从用人上分析。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干部准备、人才准备是极为不足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社会的变化知之甚少，他们对于中国以外，当时就已经是很现代化的西方世界，是处于完全隔膜的一个状态中的，仅凭激烈的爱国言论其实不能治国平天下。这里举一个例子，当时清政府第一批派往欧洲海军留学，是选了七个人，这七个人到了德国以后，学习军事，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就发现说这几个人在德国不遵守纪律，老是犯事故，出去赌博，笑话实在很多。当时一个德国人就问他，说你们怎么派这样的人到德国来留学啊?李凤苞，就是中国驻德国的公使，回答说，这种当兵的人本来就是无赖子弟，本非上品。就是说这些人——不上品的人就是当兵的。那个德国人马上就问他说，你们中国派这样的人离国七万里，到德国来留学学习军事，怎么能够这么轻率?如果我把你这种答复告诉了德国海军部，那你们这七个人不是更被看不起吗?这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留学西方的一个基本看法。西方人对中国派这样的人去留学有非常大的疑惑。

李鸿章在用人当中，一方面用了这样一些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人，更多的是用了一批当年跟随他淮军打仗起家的一些部属。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人同李鸿章“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当年是共患难，现在是共享功名。“徇他私情，展转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看到中方的前线指挥官大多数的将领和官员的表现，大都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战争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我们谈到他的用人。

第三，从军事上我们也可以分析北洋海军的运用，李鸿章对于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样一支战略打击的力量，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知道，19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界，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而称霸世界，美国人马汉提出了海权概念而震动了世界，也推动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称霸。日本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国大陆的桥梁，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所以他一直在主动寻求同北洋海军的战略决战的机会。而中国人呢，中国海军是把海洋看成防御的屏障，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我们从甲午战争中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乃至战争间隙中的海军运用，看到辽东的反登陆作战、山东的反登陆作战、刘公岛的保卫战，这些失败全部都体现了海军战略失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中国近代海军从成立起，花费巨大，从来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船，足以说明深层次的许多问题。客观来说，前后30年的所谓“同光中兴”，就是同治和光绪年间的重新的兴旺，我们现在称之为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军事装备，教育和培养了一支北洋海军，但是没有完成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任务。尤其是没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国家意识和专业水准的军官群体，没有造就出一支一往无前的具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士兵队伍。这种差距恐怕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军队在所有对外民族战争中，基本上是一触即溃，望风披靡，从无获胜记录的真正原因。

这种局面的改变，直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抗日战争的时候，才有所改变。但是，抗日战争它所取决的是整个国际战局和反法西斯力量的综合的胜利，并不是中国的独立的力量去战胜的。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一次国运相搏。战前，日本的谋略就非常明晰。它不但要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中国，还要割断朝鲜同中国历史悠久的联系，最终通过征服朝鲜来征服中国，最后控制整个亚洲。

甲午战争中，日本准确地按照这个策略进行军事扩张，战后日本不仅夺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马关条约》还使得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偿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中国经济陷于崩溃，也使得日本得以运用这笔巨大的赔款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从而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于后来的中日关系，影响非常大。

我这里简单地讲一下《马关条约》以后给日本带来的契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军费实际开支是2亿日元，相当于它1893年正常财政开支8000万日元的2.5倍。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向日本赔偿了2亿两白银。又因为赎回辽东半岛，追加了3000万两白银，总计是2.3亿两白银，折合成英镑大约是3700万镑，加上我们分年偿付所付的利息350万镑，这个钱折合成日元是3.64亿元日元。除去它的战争成本，日本纯粹从中国获得的赔款，也就是说它的战争纯利是1.7亿日元。战后日本拿到了中国的这笔赔款以后，它是派上了什么用途?日本把中国的战争赔款运用于军事扩张，从1896到1902年，七年间，日本陆军的扩张费达到5400万日元，海军的扩张费达到了1.25亿日元，合计是1.79亿日元。这笔巨款使得日本军队进一步扩张。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奠定了它的军事基础。

第二，日本把当时所获的全部赔款加上中国偿付的利息4000余万英镑，全部储存在英国的苏格兰银行。然后从中提出7260万日元作为银元兑换准备金，完成了日本从银本位变为金本位的币制改革。这样就使得日本迅速地迈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第三，日本用中国的赔偿建立了三项基金。一个是花了3000万日元建立了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一个是花了1000万日元建立了灾害准备基金。第三是用了1000万日元建立了教育基金。他说这个钱在平时可以用于这三个基金，到了战时全部卖出这些基金，就可以用作军需。

这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等到日本在《马关条约》逼迫中国偿付了巨大的战争赔款以后，它拨出了2000万日元送给皇室，作为感谢日本天皇节约天皇的皇室费用来发展日本海军。现在日本战争打赢了，他们拨出2000万日元让皇室用于他们的消费。这个事件正好同中国清室在战前大肆挥霍国家有限的财力，而对于军事准备投入不足，海军经费被运用在修建颐和园等行为形成一种对比，使人感慨万千。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从1896到1897年，日本的经济开始进一步地起飞，日本的国家财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从此，中日两国的国运就在甲午战争之后迅速地拉开了距离。

今天的中国，早已摆脱了任人欺凌的屈辱地位，国际地位、综合国力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来纪念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怀念历史，更多的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已经拥有了和平发展的环境，在我们同学们自己的感受当中，似乎战争、动乱都是别的国家相当遥远的一个新闻，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实我们还是处在动荡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各种力量的消长，使我们必须用全新的目光审视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讲，21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希望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并不取决于单方面的良好愿望。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台湾局势，都唤醒我们要时刻回顾历史，居安思危，真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曾子墨：感谢姜鸣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的确，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对于今天我们面对的局面产生一些警醒的作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想和您交流一下，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看中国近代的海军史，看他们的种种失败，其实就折射出了中国近代化过程当中的种种困境，种种困难。那么根据您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您觉得中国近代化失败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姜鸣：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中国没有在那场改革中触及到体制的变化，它本质还是用一些材料去裱糊那个破房子，来维持那种旧的封建秩序。这种变化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的话，器物层面、物质层面的改变，最终不能使得中国振兴起来，也不能使得中国在外来的危机当中寻找到自己的出路。

曾子墨：那为什么同样是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改革可以触及到它的制度，但是中国的改革却没有办法来触及它的本质呢?

姜鸣：我觉得是因为日本抓住了这样一个根本，明治维新使日本抓住了机会，就是在19世纪世界的动荡变化中，学习西方从政治体制到现代科学知识，到教育，整个一整套的体制。在中国，当时封建的东西非常强烈，它只是在皮毛上学习，在物质层面、器物层面上的一种学习。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曾子墨：您今天的演讲题目也提到了李鸿章，李鸿章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人物，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学都非常地了解，对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是经历过很大的变化。小时候在教科书当中，历史书会把他描述成为卖国贼，出卖了中国的领土。然后前几年像有一些电视剧，包括《走向共和》，又把他塑成了另外一个方面的人物，说他是杰出的外交官、杰出的政治家。但紧接着有学者指出说，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也没有能够逃脱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他会行贿受贿，并不是人们想象当中的那样的一个理想的政治家。既然您是对近代史有研究，那么您对他会怎么评价?

姜鸣：我觉得李鸿章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他具备了两重性。一方面李鸿章是中国近代高级官员中的一个最了解西方的人，他所具备的世界眼光，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使得他为防止清王朝那座大厦马上坍塌下来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就是我刚才已经讲过的，李鸿章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官僚，他不是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我觉得过去的历史学界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特别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去苛责前人，就是说，你李鸿章签了一个条约，因为你签了这个条约，你就是一个卖国贼。仅仅说签约的人是卖国贼，我觉得这就很肤浅，我们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就不应该简单地就事论事，那很多人说我不签字，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从这个角度上说，李鸿章有他当时的责任感。但是，我也不太同意一切都为他辩解的说法，因此，说他就是一个改革的政治家了，因此就如何如何了。毕竟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事业的失败，他自己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清政府曾经给他很大的信任，非常大的权力，但是这些事情最终没有弄好，他也有自己的责任。

曾子墨：接下来是一位网友的提问，他的名字叫做“刘公岛的冤魂”，他说中国近代海军最终是失败于日本，其实海军军官的腐败，应该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当时的腐败情况到底有多么的严重?造成这种腐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经过了一百多年，这腐败在当今的中国还是如此地普遍地存在?

姜鸣：当时北洋海军，我们过去比较忌讳触及它的腐败层面。当时清政府在组建北洋海军的时候，包括李鸿章设计它制度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到官兵的待遇，充分考虑到当时军队和官场的腐败。所以当时海军的待遇是远远超过清政府的陆军的，超过同级的许多官员，他是希望用高薪来养廉，但是我就觉得，在政治制度上如果没有制约，比如对一个人说，本来给他一百块钱工资，我现在给他1000块工资，能不能有效地防止他不想要2000块钱的收入呢?是防止不了的。就是说反腐败应该是一个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安排，而不是说仅仅使一个领域中的一些特殊人群的收入高一点。从事实上讲，当时规定海军军官除了海军司令，就是海军提督，所有的人必须终年住在军舰上，准备作战，而不能到岸上去住。在岸上，他不能建公馆，但实际上大多数的海军，绝大多数的海军军官都在刘公岛建了自己的房子，并且不仅在刘公岛，在军舰经常去的各地都建有房子。我们举个例子，方伯谦在他自己的年谱里讲，他家在福州有住房，在上海有公馆，在烟台有公馆，在刘公岛也有公馆。然后他在各个地方讨了小老婆，这个地方是这个小妾住的，那个地方是那个小妾住的。那么这种就是军队腐败的开始，也是一种违反制度的做法。包括丁汝昌自己还在刘公岛盖了房子租给这些军官住，他还可以挣房租，这些都是制度上的腐败，而军事装备上的弹药、武器修理等等都做得很差。

我觉得反腐败，说到底不是收入多少，不是说人穷了会腐败，钱多了就不腐败，因为对于欲望的渴求，不是以简单的一个金额数来衡量的，关键是制度的制约。

曾子墨：如果我们来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制度的制约来杜绝腐败的现象。谢谢姜鸣先生来和我们交流网友的问题。接下来就请我们在座的同学提问。

观众：您好，姜先生！我和您是同乡，我也是上海人。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1811年是曾国藩诞生，1823年是李鸿章诞生，1835年是慈禧太后诞生，1859年是袁世凯诞生，1871年是光绪皇帝、也就是载恬诞生。这五个年份都是中国农历的羊年。很奇怪，中国近代史上左右历史的这几个重要人物都属羊，而在中国的文化当中，羊是任人宰割的。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很多人认为这五个人对中国历史的衰败负有很重大的责任。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中国历史在晚清时候的这种衰败，其实是中国封建文化和精神衰退的一个非常大的总暴露。我想，您对我的这个观点是否认同?另外，您在前面所说的对李鸿章的看法，还有像1982年邓小平在接见撒切尔夫人时所说的，我们不能做李鸿章式的政府等等，我觉得也不能非常笼统地说李鸿章签字了，就说李鸿章卖国。您能不能对我这个看法做一下评论或者是能够指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姜鸣：我想您刚才提的角度很独特，我没有想过，但我觉得这肯定是对的，就是说不能简单地说这五个人，在五个羊年里出生，所以他就是命中注定要被人宰割。我觉得确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走到了它的尽头。非常强大的历史惯性和那种历史包袱使得中国在19世纪应对世界变化时措手不及、消极被动。

如果说我们要从羊年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像曾国藩也好，像李鸿章也好，甚至像慈禧太后也好，应该说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人物。包括我认为慈禧太后也是很杰出的政治人物，因为她是整个洋务运动真正的支持者，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那是不可能取得当时的成就的。但是他们毕竟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简单地用这种生肖来介入，我也不太同意这种看法。

那么你刚才又说对于签约问题，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说了，对于签约问题它是一个过程最后的终结。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所有人都在争一些东西，但是这个过程走到这一步已经是无可奈何，到签约的时候，是最后结果，不是说主观地要去签这个失败的条约。李鸿章当时在《马关条约》签约是以他挨了一颗子弹为代价，当时英国人评论说，中国到马关去谈判和约的时候，一点本钱都没有，尽管当时日本人说你签不签，你不签我就打你。你也可以判断说，日本人打了半年仗，他也很累，但是中国就更没有任何抵抗力量，所以这个东西简单地说是签约，我说我是不同意的，所以我同意你刚才的观点，就是不能简单地做判断，当然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你做得更好一点呢，大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化30年和日本现代化30年，为什么中国做得比日本差?小过程是甲午战争双方的指挥作战，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差?这个我觉得李鸿章都还有他自己的责任。

曾子墨：好，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姜先生用一些简短的话语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姜鸣：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中国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一直觉得非常不容易。我们要珍惜自己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中国在21世纪的民族的复兴，大家都要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不能每个人只关心自己。

曾子墨：好，谢谢姜先生。今天和姜鸣先生一起来回顾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历史，其实也是让我们重温了近代中国那一段非常惨痛的经历。我想借用刚才姜先生演讲的这个主题来结束今天这个节目的录制，那就是都让我们牢记甲午战争惨痛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