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金关系的变化
收复北方失地，这是自高宗朝以来南宋朝野爱国人士的普遍愿望，至于时机是否成熟，条件是否具备，各人的看法就不尽相同。韩侂胄在实现了对道学官员的政治报复，并掌握了大权以后，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夙愿，同时也怀有“立盖世功名以自固”[38]的个人目的，将主要精力放到如何对金用兵以收复北方失地上，这样便使自“隆兴和议”以来相对平静了四十余年之久的宋金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此时的金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走向衰落。由于女真奴隶主贵族封建化过程的完成，在原来民族压迫的基础上封建剥削加重，到十二世纪末叶，农牧民和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从而沉重地打击了金朝的统治。金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是十分尖锐。特别是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南宋绍熙五年)正月，金大通节度使、爱王完颜大辨据五国城(在黑龙江依兰县)叛变，历时达十年之久，使金朝“师旅大丧”[39]。十三世纪初年，金朝北边又岷起了强大的蒙古族，蒙古骑兵多次南下，每次都将金兵打得大败，对金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金朝的衰落，给南宋恢复中原故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为了进行北伐，韩侂胄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在军事上，南宋朝廷多次下诏要求宰执、诸路帅臣等推荐可为将帅的人才，并加紧对各地军队和民兵“万弩手”的操练。在四川、两淮、荆襄等地增招士兵，屯驻军队，造战车、战船，市军马。开禧元年(1205)正月，宁宗拿出封桩库金一万两以待赏功。六月，诏令各路军队秘密作行军准备。在舆论上，大力表彰抗战派，贬斥投降派，在镇江府为韩世忠立庙，追封岳飞为鄂王。同时，削去了秦桧的王爵，把他的谥号改为“谬丑”，以此来激发人们的抗战热情，鼓舞抗战士气。为了试探金人的反应，南宋军队还不时地在边界制造摩擦。
金人对于南宋长时期的军事动向，早已有所察觉。泰和三年(1203，南宋嘉泰三年)十月，完颜阿鲁带出使南宋回国，向金章宗报告说:“宋权臣韩侂胄市马厉兵，将谋北侵。”[40]泰和五年三月，金人得到来自南宋的情报，言“韩侂胄屯兵鄂、岳，将谋北侵”[41]。为此，金朝一方面向南宋政府提出外交抗议，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嘉泰三年冬，金人开始在沿边聚粮增戍，并关闭设在襄阳的榷场[42]。开禧元年五月，又派平章政事、仆散忠义之子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驻开封，调集各路军队，以对付南宋方面可能发动的进攻。宋、金关系日趋紧张。
尽管此时的金朝已经完全丧失了昔日咄咄逼人的势头，但仍然没有将南宋放在眼里。金朝每次派往南宋的使节，都蛮横无理，要南宋君臣坚持以前一套仪式行事。宁宗对于自己的屈辱地位深感不满，所以也支持韩侂胄对金人采取强硬的态度。
为了摸清金人的情况，韩侂胄于嘉泰四年(1204)九月，遣侍御史邓友龙为贺金正旦使出使金朝。某日晚上，有人到邓友龙住处求见，向他详细地诉说了金为蒙古所困，国内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的情况，以为只要南宋一出兵，就会形成“势如拉朽”的局面。邓友龙回国后，向韩侂胄作了报告，“且上倡兵之书”[43]。开禧元年(1205)，礼部侍郎李壁出使金朝归来，也力言金朝是“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且有内变”[44]。与此同时，新除知绍兴府辛弃疾入见，以为金人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45]。当时也有人反对举行北伐，如武学生华岳上书，“谏朝廷不宜用兵，恐启边衅”[46]，但由此忤韩侂胄，被送建宁府编管。执政张孝伯、费士寅“心知其难而未敢显谏”[47]，先后被出知地方。于是朝廷上下形成了进行北伐的一边倒舆论。是年殿试，奏名进士毛自知在对策中，积极主张对金用兵，结果被擢为第一名。正当韩侂胄跃跃欲试，从政治上、军事上、社会舆论上积极地进行北伐准备之际，他的政敌却藏在暗处观变，等待着他的失败，以便给韩侂胄以致命的打击。
二、开禧北伐
开禧二年(1206)正月，南宋以吏部侍郎薛叔似为京西湖北宣谕使。三月，以四川制置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宣抚副使。给事中邓友龙为两淮宣谕使。四月，再以薛叔似为兵部尚书、湖北京西宣抚使，以邓友龙为御史中丞、两淮宣抚使。再以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江陵副都统兼知襄阳府皇甫斌为副使。又“调三衙兵增戍淮东”[48]。从而做好了从两淮、京西、川陕三路对金朝发动全面进攻的准备。
当年四月，郭倪派部将毕再遇(岳飞部将毕进之子)和镇江都统陈孝庆进兵，攻打泗州(在江苏盱眙以北，淮河西岸，清时州城陷入洪泽湖中)。泗州有东西两城，毕再遇率八十七名敢死之士为前锋，假装要进攻西城，亲率士兵杀入东城，歼敌数百人，金兵溃逃。金兵尚坚守西城，毕再遇树起大将旗帜，大声喊话:“大宋毕将军在此，尔等中原遗民可速降!”西城随之投降。郭倪来劳军，授毕再遇刺史官衔，毕再遇说:“国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两城即得一刺史，继此何以赏之?”[49]不肯接受。其他宋军此时也相继得手:江州统制许进收复了新息县(今属河南)，光州忠义人孙成收复了褒信县(河南息县包信镇)，五月，陈孝庆又收复了虹县(安徽泗县)。
在对金不宣而战取得一些胜利的有利形势下，五月初六日，宁宗内批:“北虏世仇，久稽报复，爰遵先志，决策讨除，宜颁诏音，明示海内。”[50]翌日，宋廷即下诏伐金，“开禧北伐”正式开始。
金朝对于南宋的进攻早有准备，采取的是“设备养恶”[51]和后发制人的策略。战争爆发后，金廷应河南统军司奏，“乃聚郑、汝、阳翟之兵于昌武，以南京副留守兼兵马副都总管纥石烈毅统之，聚亳、陈、襄邑兵于归德，以河南路副统军徒单铎统之”。统军使纥石烈子仁“自以所部兵驻汴”，居中指挥，以抵御南宋军队自两淮的进攻。又以“山东东、西路军七千付统军纥石烈执中驻大名，河北东、西路军万七千屯河南，皆给以马，有老弱者易其人”。以此作为左右两线的策应。接着，金廷又以完颜充为陕西五路兵马都统使，全权指挥陕西金军作战，抵御南宋军队自川陕的进攻。并“诏仆散揆领行省于汴，许以便宜从事”。金章宗考虑到“宋兵方炽，东北新调之兵未集，河南之众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天山之兵万五千屯真定、河间、清、献等以为应”[52]，作为抵御南宋军队进攻的第二道防线，兼以进援河南金军。
但是，南宋由于军政腐败，将帅乏人，大多数统军将领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们平时只知行贿权要，求得升迁，掊克士兵，中饱私囊，而从不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因而军队的总体战斗力极差。五月初六日，奉命进攻蔡州(河南汝南)的江州都统王大节，被金人打得大败，士兵全部逃散。接着，皇甫斌进攻唐州(河南唐河县)，建康都统李爽进攻寿州(安徽寿县)都先后失败。
宁宗伐金诏书下达后，南宋东路主帅郭倪一面遣毕再遇带领四百八十名骑兵为先锋，取徐州(今属江苏)，以牵制金人在两淮的兵力，一面遣其弟池州副都统郭倬、主管军马行司公事李汝翼和军马司统制田俊迈部分三路渡淮，会兵攻打宿州(安徽宿县)。正当进攻宿州城的忠义民兵抢先登上城头之际，南宋官军“反妒其功。自下射之”，使民兵攻城陷于失败。本欲投降的城内金兵，看到这一情况，认为:“(他们)是一家人犹尔，我辈何以脱于戮。”遂坚守不降。此时宋军粮道已被一股失散在宿州城外的金兵焚毁，可是郭倬、李汝翼、田俊迈三将竟毫无察觉，“但怪粮不时至”。数日后，宋军粮尽。又值“暑雨大作”，兵营被淹，郭、李、田三军无法支持，遂向蕲县方向(在安徽宿县南)逃跑。刚入县城，即遭金兵围堵，郭倬竟将田俊迈捆绑交给金人，以求得自己逃命。金军“既得俊迈，折箭为誓，启门以出二将，犹剿其后骑，免者不能半焉”。[53]
毕再遇率领的军队不顾金兵反扑，加速向徐州推进。当毕军抵达灵壁(今属安徽)时，金军五千人已经迎头赶来，郭倪命令退兵，毕军勇敢战斗，以少胜多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逐北三十里后，才全师还泗州，从而成为南宋东路军惟一不败的军队。
毕再遇还师后，以战功第一，自武节郎(从七品武官)超授武功大夫(正七品武官)，除左骁卫将军。稍后，宋廷命毕再遇出知盱眙军。
在四川方面，吴曦为配合南宋在两淮的军事行动，从开禧二年正月起，就频频发动对金人的骚扰。先是“诱募边民为盗，遣谍以利饵凤翔卒温昌，结三虞候军为内应”[54]，不料温昌告变，金人预为防备，吴曦计划不行。接着，吴曦遣兵围抹熟龙堡，很快被金将蒲鲜长安击败。四月，攻来远镇(在甘肃武山县西南)之兰家岭，仍未得手。待宋廷正式下诏北伐后，程松即命军队从左、中、右三路向金人发动进攻:右路由兴元都统秦世辅率领，向凤翔(今属陕西)方向进攻;左路由吴曦军向秦州(甘肃天水)方向进攻;程松自己率兵数万，自中路分道袭陕西宝鸡西南之和尚原、西山寨、龙门关。但秦世辅军行至城固县(今属陕西)，尚未与金人交手，军就大乱，右路进攻彻底失败。左路吴曦军于六月底进攻巩州(甘肃陇西)西南之盐川寨，被金将完颜王喜(善?)击败。七月，吴曦兵五万进攻秦州，金西路都统副使完颜承裕、秦州防御使完颜璘等以骑兵千余人迎战，“追奔四十里，凡六战，宋兵大败，斩首四千余级”。九月下旬，吴曦派部将冯兴、杨雄、李珪等率步骑八千再次进攻秦州，完颜承裕与河州防御使富察秉铉等大举反击，杀死宋军官兵三千余人，“斩杨雄、李珪于阵，冯兴仅以身免”[55]，金兵乘胜攻占成州(甘肃成县)。在中路，程松于七月遣别将曲昌世袭取方山原(在陕西陇县西南)，以吸引金兵主力，自己则率宋军乘着大雾和暴雨，在当地义兵配合下，一举攻占了和尚原、西山寨和龙门关。但是，完颜纲的金军迅速开展反击，于九月将和尚原、方山原等地全部夺回。程松败退，逃回兴元。
南宋在两淮和川蜀的进攻接连遭到挫败后，韩侂胄感到形势不妙，对东线将领作了调整，对败将作了惩处:命丘崈代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前往扬州部署诸将，招收溃卒。丘崈为集中兵力守卫两淮，让军队放弃泗州，退守盱眙(今属江苏)。韩侂胄又以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调集三衙及长江沿岸军队十六万人，分守江、淮要害。韩侂胄还接受丘崈、李壁等人的建议，劾罢苏师旦的官职，接着，又将他除名，韶州安置，以其家产充犒军费。八月，斩郭倬于京口(江苏镇江)，流李汝翼、王大节、李爽于岭南。
开禧北伐略图
开禧二年(1206)十月，金人集中兵力开始反攻，对各路军队重新作了部署:由平章政事仆散揆全面指挥诸路军队的进攻，仆散揆亲率行省兵三万出颍(安徽阜阳)、寿(安徽寿县)，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以兵三万出涡口(在安徽怀远东北，涡水入淮处)，右副元帅完颜匡以兵二万五千出唐、邓，左监军纥石烈执中以山东兵二万出清河口(在江苏清江西南)，右监军完颜充以关中兵一万出陈仓(在陕西宝鸡东)右都监蒲察贞以岐、陇兵一万出成纪(在甘肃静宁县西南)，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以汉、蕃步骑一万出临潭(在甘肃卓尼西)，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温以陇右兵五千出盐川(在甘肃陇西西南)，陇州防御使完颜璘以本部兵五千出来远(在甘肃武山西南)[56]。稍后，金朝又集河南壮丁十七万人入淮，十万人入荆襄，以补充金军。
自清河口渡淮的金兵，在打败宋将郭超部以后，进围楚州(江苏淮安)。宣抚司命毕再遇前往救援，以段政等代守盱眙。毕军刚离开，金兵乘机攻占盱眙。毕再遇闻讯回军，在收复盱眙后，再出发救援楚州。这时金兵有七万人集中在楚州城下，另以三千人守淮阴(今属江苏)粮草。毕再遇令统制官许俊带少量军队，从小道疾驰淮阴，烧掉了金军的粮草，金兵溃散，有力地支援了楚州宋军的固守。
十一月，丘崈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韩侂胄献出家财二十万缗以助军，太皇太后也拿出一百万缗作为犒军钱。丘崈虽表示要坚守庐州(安徽合肥)，与淮南共存亡，但对北伐胜利已经完全丧失信心，着手与金人秘密议和。他在获得金方的书信后，向朝廷作了报告，“遂遣王文采持书币以行。文采还，金帅答书辞顺，崈复以闻”。[57]
入冬，金人一面以议和款南宋，一面加紧向南宋发动进攻。仆散揆和纥石烈子仁率领的金兵，分路渡过淮水南下，宋军望风而逃，金兵相继攻占安丰军(安徽寿县西南)、濠州(安徽凤阳)、滁州(今属安徽)、和州(安徽和县)、真州(江苏仪征)等地，进围庐州，前锋直达长江北岸，江南大震。与此同时，完颜匡率领的金兵，陷光化(在湖北光化北)、枣阳(今属湖北)、江陵(今属湖北)，破信阳军(河南信阳)、随州(湖北随县)，进围德安府(湖北安陆)和襄阳，陕西金兵也先后攻占西和州(在甘肃西和西)、阶州(在甘肃武都东)，陷大散关。
当毕再遇得知金人主力已抵达长江北岸时，以为楚州暂时无虑，而六合(今属江苏)最是要害之地，遂主动率领军队前往支持。果然，金朝正集中十余万兵力来攻六合，金军先与郭倪所率的宋军遭遇，宋军大败，郭倪惊慌失措，竟弃守扬州，顾自向瓜洲(在江苏扬州南)逃跑。金兵抵达六合城下，遭到毕再遇军队的顽强抵抗。守城宋军乏箭，毕再遇派人张青盖往来城上，金人以为是宋军主将，争先恐后地向青盖射箭，由此得箭二十余万枚。金兵围城，四周营帐长达三十余里，毕再遇不断出动军队袭击，使金兵昼夜不得休息，最后不得不从六合退走。毕再遇乘机追击，缴获大批敌人的马匹和军用物资。
毕再遇是南宋继岳飞以后又一位智勇双全且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杰出将领。时诸将用兵皆败，惟毕再遇数建奇功。这次战争，由于金人常以水柜败南宋军，毕再遇便在与金兵战斗前的夜晚，命部下扎稻草人数千，“衣以甲胄，持旗帜戈矛，俨立成行”。待次日清晨鸣金佯攻，金兵见到如此众多的南宋“士兵”，急放水柜，“后知其非兵也，甚沮”，毕再遇乃出兵攻之，大败金军。又曾与金兵战，佯为败走，待日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金人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于是毕军乘机反攻，“金人马死者不可胜计”。又曾与金兵对垒，度金兵众多，难与争锋，一夕拔营而去。毕再遇担心金人来追，“乃留旗帜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58]。数日后，金人发觉欲追，毕军则早已去远。
金军攻入淮南三个月后，因为受到毕再遇所率宋军的一再打击，加上叶适主持下的长江防线已相当巩固，见无隙可乘，才被迫解除了对楚州的包围，撤出淮南。毕再遇由于战功卓著，被升任知扬州、淮东安抚使。
三、吴曦之叛及其失败
吴曦(1162—1207)为德顺军(甘肃静宁)陇干人，是抗金名将吴璘之孙、吴挺之子。绍兴九年(1139)，吴璘在吴玠死后，成为南宋在川陕地区的主将，多次打败金军的进攻。绍兴三十一年，金完颜亮南侵，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直到去世。吴璘终身守蜀，在四川的威名仅次于其兄玠;吴挺继承父业守蜀，出任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的时间长达十九年，绍熙五年(1194)夏病卒。吴曦以荫入仕后，到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累迁为太尉。因为吴氏一家在川蜀有很大的影响和社会基础，朝廷为防止变故，所以当吴挺死后，就将吴曦召回临安供职，不让他再回四川。
韩侂胄为进行北伐，物色四川守臣，吴曦趁机要求还西蜀，阴谋实现其割据称王的野心，但遭到何澹等官员的反对。吴曦通过厚赂陈自强，让他在韩侂胄面前为自己说话，嘉泰元年(1201)七月，被任命为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官职与其父挺相同。吴曦回到兴州(陕西略阳)，“三军之士望之如慈父母焉”，足见吴氏一家在西蜀威望之高。但吴曦到达军中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吴璘建庙，仅一个大殿就费钱十万缗，“他不计也”。又每天役使士兵数千人建造陵园，广达数里，“士始失望”[59]。接着，他捏造罪名，借机罢去了副都统制王大节的官职，从而独揽了兵权。开禧二年(1206)三月，宋廷拟北伐，任命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听便宜行事”[60]。程松驻兴元(陕西汉中)，统兵三万，吴曦屯河池(甘肃徽县)，统兵六万，并握有调动军队、节制财赋的全权。稍后，宋廷又让吴曦兼任陕西、河东路招抚使，其实际权力已在程松之上。
吴曦入蜀后，对金人几次用兵，皆以损兵折将告终。他所面对的是由金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所率金兵，战斗力极为强盛，南宋军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韩侂胄对败将的严厉处置，使吴曦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担忧，即使没有受到惩处，将他调离川蜀是早晚的事，这样就会使自己割据四川的企图完全落空。因此，至迟到开禧二年八月，吴曦就在考虑叛降金人之事，只是为了不使宋廷发觉，恐怕也有与金人讨价还价的目的，所以仍在九月发动了对秦州的进攻。金人完全洞察吴曦的处境和心理，认为“可以间诱致之”，于是便进一步加强了对他的诱降活动。完颜纲通过吴曦族人吴端，秘密与吴曦取得联系。十一月，金章宗亲自出马诱降，“封蜀国王，铸印赐诏”。诏书言:
……卿家专制蜀汉，积有岁年，猜嫌既萌，进退维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义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叶不可以复合，骑虎之势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传，稔于朕听，每一思之未尝不当馈叹息，而卿犹偃然自安……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封册，一依皇统册构故事。更能顺流东下，助为犄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宝一钮，至可领也。
这一诏书，极尽挑拨离间、威胁利诱之能事，具有很大的蛊惑性，“曦得诏意动”。程松兵败后，吴曦叛降的胆子更大，乃遣掌管机宜文字姚圆与吴端一起“奉表送款”。完颜纲遣前京兆府录事张仔会吴曦于兴州罝口。吴曦表示愿投降金朝，“张仔请以告身为报，曦尽出以付之，仍献阶州”[61]。十二月，曦遣果州团练使郭澄、仙人关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图志、吴氏谱牒上于金朝。二十七日，吴曦在兴州(陕西略阳)正式叛宋，自称蜀王，建造行宫，并命人往成都治宫殿，准备日后迁都。吴曦以曾经得到吴挺提携、与吴家关系甚深的随军转运使安丙为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同时命徐景望为四川转运使，褚青为左右军统制，趋利州夺总领所仓库。吴曦叛变的消息传到临安，已是翌年正月(丁卯年)，时人又称吴曦之叛为“丁卯之变”。因为兴州古称武兴，故也称“武兴之叛”。
关于吴曦叛降金人的时间，《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和《宋史》皆记为开禧二年四月，谓:“(四月)二十六日丁丑，吴曦遣其客姚淮源献关外四州于金，求封蜀王。”[62]然而核之《金史》所载，出入颇大，对此今人虽多有驳正，但具体时间，各家所说仍有出入[63]，似以《金史》所载为得实。南宋人将早期金人对吴曦的诱降，作为吴曦求封蜀王的时间，且将后来“吴曦遣其客姚淮源献关外四州于金”之事提前，记载显然失实。
程松原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官僚，依靠媚事韩侂胄，仅四年时间就从知钱塘县升为执政，在四川他虽然身任宣抚使这一最高军政长官，却被副使吴曦玩于股掌之上，甚至用以自卫的一千五百士兵大部被吴曦抽走，他也毫无察觉，这便使吴曦搞阴谋活动变得更为容易。后来有人告诉他吴曦叛变的消息，程松“哂其狂”，根本不信。及金人取成州，守将弃关逃遁，吴曦焚河池(甘肃徽县银杏镇)，返回兴州时，程松还写信向吴曦求援兵。直到吴曦称蜀王后，要程松立即离开四川，他才惊惶失措，由于害怕遭到追杀，日夜兼程从兴元入蜀口，然后逃离四川。出三峡后，程松西向哭着说:“吾今获保头颅矣。”[64]可谓是一个十足的脓包。
吴曦迅速地控制了整个四川，遣人引导金军进入凤州(在陕西凤县东北)，于是大散关(在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关外四州——凤州、西和州(在甘肃西和西)、阶州(在甘肃武都东)、成州(甘肃成县)皆落入金人之手。金为使吴曦免遭宋军攻击，命右副元帅完颜匡率军进围襄阳城，以牵制长江中游的南宋军队。
吴曦占领全蜀，拥兵十万，扬言要与金兵合攻襄阳，气焰十分嚣张。但是他的叛变投敌和割据活动不得人心，所以不仅迅速被四川军民所唾弃，而且也遭到四川地区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安丙既不肯丧失名节，投靠吴曦，又怕被杀，遂“阳与而阴图之”。兴元府通判杨震仲，拒绝接受伪命，服毒药自杀。许多官员纷纷弃官而去。监兴州合江仓官杨巨源联络忠义志士三百余人，并结约吴曦部将张林、朱邦宁等，决心杀死吴曦，并派人将计划告诉安丙，得到安丙的支持。与此同时，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亦联络李贵、杨君玉、李坤及吴曦的亲卫军黄术、赵亮、吴政等数十人准备行动。杨巨源和李好义两股力量结合起来，约日共同起事。
二月三十日早晨天尚未明，李好义率志士八十余人直接冲入伪王宫，李贵等杀掉吴曦，杨巨源手持假造的诏书同时赶到，原来准备反抗的吴曦卫兵，听说有诛吴诏书，就纷纷逃散。吴曦称王割据，前后只有四十一日便彻底失败，军民闻讯，奔走相告，“欢声动天地”。
杨巨源、李好义等人担心自己职卑言轻，无力控制局势，所以在杀死吴曦以后，请安丙出来主持四川军政。安丙上奏朝廷，窃取了平定吴曦叛乱的功劳，被任命为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恩数视执政”，真正立了大功的杨巨源、李好义两人，只分别得到通判和副都统制的官职。
吴曦被杀，大出金人意料，杨巨源、李好义等请乘金人不备，收复关外四州，安丙以乏粮推托，杨巨源提出由他负责措置军粮，安丙才勉强同意。在各地忠义民兵的配合下，李好义率军收复西和州，张成、李简率军收复成州，刘昌国率军收复阶州，忠义统领张翼收复凤州。孙忠鋭率军收复散关。不过，大散关收复不久，又被金人攻占，安丙以为“忠鋭贪功吝财，赏罚迷缪，大失军心”[65]，故造成了大散关的得而复失，因而命杨巨源诛杀了孙忠锐。直到后来宋金达成和议，金人才归还大散关。
面对抗金战争的大好形势，李好义又提出乘胜攻打秦(甘肃天水)、陇(陕西陇县)，以牵制两淮金兵，但安丙却要宋军“谨守故疆，不得侵越”，从而使“士气皆沮”。[66]
安丙不仅胆小怯懦，而且妒贤忌能，他知道杨巨源、李好义因功大赏薄，心中不服，万一诛杀吴曦、消极抗金的实情为朝廷所知，于己不利，故蓄意加以谋害。正好吴曦旧将王喜为替吴曦报仇，千方百计想杀李好义，安丙不仅不予制止，反而继续加以重用，以便宜封他为节度使知兴州。六月，王喜故意派死党刘国昌听从李好义节制，让他寻找机会毒死了李好义。与此同时，安丙又诬陷杨巨源与其同伙谋乱，命王喜鞫治，并将杨巨源从抗金前线调回，捏造罪名，秘密将他杀害，而以自尽上报朝廷。“巨源死，忠义之士为之扼腕，闻者流涕”[67]。安丙的倒行迸施，使民心尽失，不仅严重地摧残了四川地区的抗金力量，也破坏了南宋的整个抗金事业。
关于安丙在此次平定吴曦之叛中的表现和功过，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著名史学家李心传为代表，他说:“武兴之变，立功者，安观文为之主，杨巨源、李好义倡率忠义次之，李贵手斩逆贼又次之……”[68]很明显，他将安丙视为平定吴曦之叛的第一功臣，元人修《宋史·安丙传》，也有类似说法。另一种看法是以理宗朝学者俞文豹为代表，他不同意李心传的看法，认为:“李秀岩心传作《朝野(佥载)[杂记]》，述诛曦始末，而次第其功，以安丙为之主，巨源次之。且谓丙居不疑之地，操可致之资，诛曦之势顺。秀岩蜀士也，固欲为鲁讳。”清代四库馆臣为《两朝纲目备要》所作注文中，也持此观点，以为:“曦之诛，杨、李二人之功也。安丙本曦党，其奏功抑二人，而反以曦党王喜鸩好义，诬巨源以谋乱。”[69]
分析以上两种看法，并结合对吴曦被杀过程的考察，似以俞文豹之言更加符合事实。《宋史·安丙传》所以作如此记载，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本传》来自于家传系统，必然会将诛曦首功加到安丙头上，甚至不惜借助“神灵”之口，言“安子文有才，足能办此”[70]云云，可谓煞费苦心。二是南宋重文轻武，明明是武臣之功，却往往加到主管文臣的头上，宋廷对诛曦首功归之于安丙，也是这个原因。李心传根据《国史》列传所载，又从同乡情谊出发，言安丙是诛曦第一功臣，也不足怪。虽然安丙与吴曦一家过从甚密，在吴曦被杀后，他曾多次上奏朝廷为吴氏家属某些人开脱罪名或请求从轻发落，但若以为“安丙本曦党”，他的谋害李好义和杨巨源，是为吴曦报仇，却言之过重，尚缺乏确凿的证据。
四、韩侂胄遇害和“嘉定和议”的签订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使韩侂胄陷于孤立的境地。为了扭转对金战争的被动局面，开禧三年(1207)一月，韩侂胄罢丘崈，以知枢密院事张岩督视江、淮军马，转而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在朝廷里要求停止北伐和与金人妥协的巨大压力下，韩侂胄只得派出使节前往金朝进行谈判。
自当年春天起，随着天气转热，金军对旷日持久的战斗已变得不相适应，战斗力有所下降。吴曦的被杀和部分宋军的有力反击，使宋、金双方的战斗态势，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在西线，宋军收复了为吴曦所献的关外四州之后，金章宗命宣抚副使完颜纲赶赴凤翔传达诏令，“撤五州之兵，分保要害”，完颜纲奉诏“召诸军还”[71]。南宋川蜀地区的形势趋向稳定。在中路，南宋知襄阳府赵淳率领军民顽强奋战，出奇制胜，多次挫败二十万金兵对襄阳府的围攻，久攻襄阳不能下的金军，“士卒疲疫”[72]，被迫于开禧三年二月撤围而去。东线金军主力在毕再遇等宋军的打击下，损失严重，进攻庐州(安徽合肥)的金兵也被宋将田琳击退，无力渡江。金军统帅平章政事仆散揆、左丞相宗浩相继病死，又代之以完颜匡，“三易主帅，兵家所忌”[73]，说明金军的反攻已力不从心。在这之前，金骁将中军副统抹然史乞搭已在和州(安徽和县)被宋军打死，对金军士气也是一个沉重打击。总之，从宋、金双方的军事力量来看，此时已进入相持阶段。
但朝廷里的形势对韩侂胄变得越来越不利，一方面，由于太皇太后吴氏和皇后韩氏相继在庆元三年(1197)十一月和六年十一月去世，使韩侂胄失去了后宫强有力的支持。不仅如此，当嘉泰二年(1202)立贵妃杨氏为皇后时，韩侂胄曾持异议，所以杨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恨，总想寻找机会加以报复。另一方面，韩侂胄用非其人，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他周围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较少腐朽性的核心。反之，由于韩侂胄很快停止了对政敌的打击，使他们中的某些人不久又慢慢地爬上了高位，伺机进行反扑，对金战争的挫折，更为他们找到了攻击韩侂胄的口实。这样，韩侂胄在朝廷里实际上已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
金人完全掌握南宋内部的政治气候，为了孤立和打击韩侂胄，他们拒绝以韩侂胄为谈判对象。开禧三年(1207)八月，三次出使金朝的方信孺带回完颜浩给张岩的复信，提出了割让两淮，增岁币五万两，犒军银一千万两，归还陷没人和归正人，斩元谋奸人(指韩侂胄)并函首以献等挑衅性的五项议和条件。韩侂胄大怒，再度加强战备，在全国招募新兵，任命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让他代替已被贬黜的苏师旦来指挥军事，要他立即赶赴行在奏事。六十八岁的辛弃疾这时正居家养病，尚未来得及上任就去世了。韩侂胄又罢去张岩的督视江、淮军马，以赵淳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兼江、淮制置使，以加强长江一线的防卫。
就在韩侂胄准备再战的时候，宫廷内外的政敌正秘密策划对他进行谋害。礼部侍郎史弥远是反对进行北伐的主要代表，此人素与韩侂胄不和，他曾经做过荣王赵曮的翊善，所以先由他唆使赵曮出面向宁宗告讦:“侂胄再起兵端，将不利于社稷。”但宁宗不予理睬。接着，杨后出面进行挑动，宁宗仍不肯表态。杨后恐怕走漏消息，要岳阳军节度使、太尉杨次山(按:杨次山为杨后所认之“兄长”)通知朝廷中意气相投、对韩侂胄有过节的官员，共同商量将他杀害。除史弥远外，时任参知政事的钱象祖曾因谏用兵而被贬官信州(在江西上饶西北)，对韩也大为不满，杨次山就先与这两个人勾结起来，再联合御史中丞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镃等人，策划对韩侂胄下毒手。开禧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史弥远等伪造密旨，指使权主管殿前司公事、中军统制夏震带领禁军埋伏于路旁，待韩侂胄上早朝来到六部桥附近时，突然发动袭击，将他截至玉津园夹墙内槌死。事后，史弥远、钱象祖等再将杀死韩侂胄的事上奏宁宗。宁宗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发生，三日后，他仍以为韩侂胄没有死，“盖是谋悉出中宫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74]
在史弥远、杨后的操纵下，朝廷对韩侂胄的亲信，进行了严厉惩办:罢去陈自强的右丞相，永州(湖南零陵)安置;责授苏师旦武泰军节度副使，韶州安置(广东韶关)，接着，又将他斩首;夺邓友龙五官，南雄州(广东南雄)安置。对以前支持过韩侂胄北伐的郭倪、张岩、叶适、薛叔似、皇甫斌等官员也都加以贬黜。李壁虽参与了谋害韩侂胄的活动，因为曾经起草过开禧北伐的诏书，被贬官三秩，谪居抚州(今属江西)。考取开禧元年(1205)榜进士第一人的毛自知，因在殿试策中赞成对金用兵，也被夺去第一人的恩例并降为第五甲。又命史官“改绍熙以来韩侂胄事迹”[75]，从中不难想象，此后南宋国史、实录中有关韩侂胄的记载，必然有被严重歪曲处。与此同时，却为秦桧恢复了王爵、谥号，从中反映出史弥远等人与秦桧一样，坚持对金人屈辱妥协的立场。
史弥远一伙弹冠相庆，人人加官晋爵。开禧三年十一月，荣王赵曮被立为皇太子，改名懤。以史弥远为礼部尚书，以钱象祖兼知枢密院事，以卫泾为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以夏震为福州观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次山加开府仪同三司。十二月，主和的丘崈升任为江淮制置大使，又进为同知枢密院事，但还未上任就病死。再擢钱象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弥远为同知枢密院事。嘉定元年(1208)十月，拜钱象祖为左丞相、史弥远为右丞相。一个月后，史弥远以丁母忧去位，钱象祖也于十二月被弹劾罢相，出判福州，一时相位空缺。次年五月，史弥远起复拜右相，在杨后的全力支持下，开始上台执政，从而完全控制了朝政。
史弥远不顾已经显著好转的抗金形势，撤销了各地的招抚使，还把杀害韩侂胄的事告诉了金方，以表示彻底求和之意。但在函送韩侂胄之首的问题上，不得不征求其他官员的意见。嘉定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宁宗下诏，“命廷臣集议”。权兵部尚书兼侍读倪思以为“有伤国体”[76]。吏部尚书楼钥则认为:“和好待此而决，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恤。”[77]两种意见争论不下。最后，宁宗、史弥远采纳楼钥等人的建议，命临安府官员打开韩侂胄的棺材，将其头颅割下，连同苏师旦的头颅一起，派使臣王柟(王伦之孙)送往金朝，以换取淮、陕侵地。九月，南宋与金朝正式签订了又一个屈辱性的和议——“嘉定和议”。有关这次和议的具体内容，不是很明确，综合各种记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宋由“隆兴和议”的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第二，宋、金疆界与“绍兴和议”时同，仍以淮水中流至大散关为界，金放弃新占领的淮南及川陕部分地区。第三，南宋每年向金缴纳银绢增加至各三十万匹两。另给犒军银三百万两。第四，双方遣还俘获之人。第五，惩办战争首谋的官员韩侂胄、苏师旦等人。[78]
开禧北伐的失利，有着各种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来说，当时宋、金双方的军事力量尚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金朝同样做好了战备的情况下，南宋还没有力量将其打败。从主观上来说，南宋军队的腐败是主要原因，当然与韩侂胄用人不当、冒险轻敌也有很大关系。但是，在要求收复北方失地这一点上，韩侂胄与早先的张浚并无两样，而在对战争的指挥上却没有张浚那样专横，其造成的后果也没有张浚那么严重。可是，前者因为是著名理学家张栻之父，后者却是反道学之人，所以在由理学史臣编纂的《宋史》中，对张浚大加表彰，对韩侂胄却大加鞭笞，将他与秦桧一起打入《奸臣传》，这并不公正。南宋末年学者周密说:
余按绍兴秦桧主和，王伦出使。胡忠简(铨)抗疏，请斩桧以谢天下，时皆伟之。开禧侂胄主战，伦之子柟复出使，竟函韩首以请和，是和者当斩，而战者亦不免于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
周密的话，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史弥远等人杀害韩侂胄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对理学史臣以人划线，评价人物和事件丧失公正立场的感慨。
作为外戚加权臣的韩侂胄，他妻妾成群，居第豪华，生活奢侈当然可以想见，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拍马逢承、趋炎附势之徒也是事实，但情况并不像后来理学家蓄意攻击的那样严重，正如南宋末年学者周密所指出的，加在韩侂胄及其亲信头上的某些丑闻和罪状，“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史弥远等人为屈辱求和，杀害韩侂胄，卑劣地将他的头颅献给金人的举动，更引起了南宋广大军民的强烈不满，认为:“当时金虏实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吴乞买之比……倘能稍自坚忍，不患不和，且礼秩岁币，皆可以杀。”[79]抗金名将毕再遇在“嘉定和议”签订后的当年，就多次上疏请求解甲归田，以示抗议。忠义军统制罗日愿为替韩侂胄报仇，联络了殿前军官兵、内侍、士人等数十人，密谋“尽杀宰执、侍从、台谏诸人”[80]，事情败露后，罗日愿等十余人惨遭杀害。
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八十六岁的陆游在重病垂危之际，写下了一首《示儿》的名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81]表明了他对北伐事业的强烈支持和与史弥远一伙投降派截然不同的立场。前面提到的武学生华岳，虽因反对北伐遭到韩侂胄编管，但对“函首请成之议”也表示反对，为此做诗道:“纳币求成事已非，可堪函首献戎墀。一天共戴心非石，九地皆涂血尚泥。反汉须知为鼌错，成秦恐不在于期。和戎自有和戎策，却恐诸公未必知。”[82]另有一位太学生做诗道:“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岁币顿增三百万，和戎又送一于期。无人说与王柟道，莫遣当年寇准知。”将韩侂胄比作为汉景帝冤杀的晁错和荆轲刺秦王中壮烈献身的樊于期，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们对韩侂胄被杀的同情。甚至金人也说韩侂胄是“忠于为国，缪于为身”[83]，这些看法和评价，都与后来的理学史臣迥异。可是，直到今天，一些学者由于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仍然将一些道学之徒“撰造丑诋”的记载，作为评价韩侂胄的依据，对他全盘加以否定，这就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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