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襄樊沦陷以后元宋间的攻防准备
元军占领襄樊以后，统治集团内部对于如何灭亡南宋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大多数人主张立即挥师南下，直捣临安府。如世祖驿召谋臣姚枢、许衡、徒单公履等问计，他们一致认为:“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83];少数人则取持重态度，主张稍事休整以后再南下。他们的理由是攻占襄樊用了五六年时间，每年在那里消耗的军费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若再大举进兵，“府库民力恐不得任”[84]。元世祖吸取早年鄂州之战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南宋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对付的敌人，迅速南下尚存在着一定困难，因而综合以上两种意见，一方面暂时放慢了南下的步伐，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加紧进行“南伐”准备，并组建“南伐”机构和指挥人员。
首先，积极扩军备战，尤其是增加水军和武器装备。至元十年(1273，南宋咸淳九年)三月，元世祖应刘整奏请，教练水军五六万，并在兴元府(陕西汉中)、金州(陕西安康)、洋州(陕西洋县)和汴梁(河南开封)等处造船二千艘。六月，又命襄阳造战船千艘。闰六月，再命诸道造甲一万、弓五千给淮西军队。九月，敕河南宣慰司运米三十万石，给淮西合答军。翌年正月，敕荆湖行院以军三万、水弩炮手五千隶淮西行院，同时签兵十万，以补充士兵之不足。二月，再造战船八百艘于汴梁。[85]
其次，确定指挥“南伐”的军事机构和指挥人选。至元十一年正月，元世祖急召史天泽讨论军事，史天泽告诉他:“此国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将者，犹足为之。”[86]于是元世祖擢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有“机沉而识远，量重而器宏”[87]之称的同知枢密院事伯颜为中书省左丞相，总兵攻宋。三月，改荆湖、淮西二行枢密院为二行中书省:以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荆湖;以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淮西。二路并为中军，以突破南宋荆湖、淮西防线。七月，改淮西行中书省为行枢密院，由荆湖行中书省统一指挥攻宋，最终确立了以荆湖为重点突破，以淮西进行策应的灭宋方针。时史天泽已病，他要求元世祖“专任伯颜”，“乃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属并听节制”[88]。因此，这次元军南下灭宋的最高统帅实为伯颜一人。
七月，伯颜陛辞，元世祖对他说:“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89]曹彬乃北宋太祖朝大将，以奉公守法、“清介廉谨”著称。开宝七年(974)九月，曹彬奉命征伐江南国，临行前，太祖告之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90]次年十一月，宋军进围江南国都城金陵(江苏南京)，城将破，曹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曹彬曰:“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应承，“共焚香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91]。元世祖要伯颜学习北宋的曹彬，可谓懂得了“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为本”的真谛，因而后来元军攻克南宋都城临安时的情况，很像曹彬破金陵时的翻版。
此外，元世祖又命四川、淮东元军，相机配合进攻，以牵制南宋军队对中路的增援。
面对元朝军队即将到来的大举南下，南宋在军事上也作了一系列紧急部署。咸淳九年(1273)四月，起用汪立信为权兵部尚书、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夔路策应使、湖广总领，以缗钱二百万给他开设制置司和犒师之用。以赵溍为淮西总领兼沿江制置使、建康留守，以缗钱六十万作为江防之用。以高达为宁江军节度使、湖北安抚使、知峡州(湖北宜昌)。以夏贵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同时追究襄樊之战失败的责任，范文虎因得到贾似道的庇护，只降一官，知安庆府，李庭芝及其部将苏刘义等皆遭贬黜。吕氏军事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如吕文焕之侄吕师夔、从弟吕文福等人，纷纷向朝廷提出辞呈，宋廷从安抚的目的出发，都下诏表示不允。
度宗为抗击元军的需要，还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广泛收罗抗元人才，下诏谓:“小大臣僚，有材识超卓、明控御之宜、怀攻守之略者，密具以闻，如端拱二年制书，朕当虚心以听。”一是广泛吸取臣民关于抗击元军进攻的建议和策略，下诏谓:“诸人上书凡言请以丞相似道督视者不允，余付机速房。”[92]
闰六月，贾似道以殿前都指挥使陈奕统率水军，负责鄂州至黄州一带的长江防线。由于元军逼境，一些胆小怕事和年迈的官员纷纷提出辞呈，江万里因与贾似道政见不合早已被罢去左相，叶梦鼎、马廷鸾也相继以年老辞去右丞相兼枢密使。九月，宋廷以章鉴为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同签书枢密院事，洪焘为浙东安抚使、黄万石为湖南安抚使。十月，两淮制置使印应雷因年老致仕，李庭芝再度被起用为两淮安抚制置使，并赐缗钱二百万，以供犒赏备御之用。宋廷根据李庭芝的建议，在两淮分建淮东、淮西两个制置司，以李庭芝为淮东安抚制置使兼淮西策应使，以夏贵为淮西安抚制置使兼知庐州，赐缗钱百万以供犒赏备御之用。
针对元军的侵略意图，南宋重点加强了对长江中下游的防御。咸淳十年(1274)正月，在鄂州对面修筑了汉口堡(在湖北汉口)，它与鄂州隔江相望，起到了控制长江水道的作用。在黄万石调任江西安抚制置使以后，以留梦炎出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六月，以银二万两命寿春府(安徽寿县)措置边防，这是度宗在世时最后一笔巨大的军费支出。此外，又以赵顺孙为福建安抚使，高世杰为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这时，各地的制置使几乎都带上了安抚使的头衔，目的是加强他们的权力，以便有效地组织防御。
但是，南宋的防御并不理想，这不仅表现在如何对付“回回炮”的轰击始终缺乏办法，更表现在对军队只着重于金钱刺激，没有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也没有采取措施以防止刘整、吕文焕叛变事件的再现。咸淳十年(1274)三月，贾似道母亲去世，七月，度宗又病死，从而严重地影响到防御元兵南下具体措施和战略部署的落实，据史载: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贾似道母秦、齐两国贤寿夫人胡氏薨，特辍视朝五日……特起复，仍旧职，任仰执政、侍从诣府劝勉，就图葬于湖山。且令帅、漕、州司相视，展拓集芳园、仁寿寺基，营建治葬……似道皆辞之。执政、侍从、两省台谏，皆乞勉留元臣。遂降诏贾似道起复太傅，平章军国重事。似道八疏控辞，皆不允。又令两司建造赐第于城中。初择六月初九日安厝，以急于入觐，遂令趱前于五月九日安厝。又令有司于出殡日，特依一品例给卤簿、鼓吹，仍屡差都司刘黻、李珏、梅应发致祭，并趣赴阙。于出殡日，特辍视朝一日，又差枢密章鉴、察官陈过前往勉谕回朝。又命浙漕及绍兴府守臣办集船只，只备师相回阙。又命有司照礼例候师相回朝日，百官合郊迎……又命福王谕旨趣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始过江还湖曲私第。至六月尽百日之制，复以疾作，给朝参等假十日，展转迟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违和，求草泽、赦死罪，初九日宣遗诏……来年正月二十三日起攒，二月初三日发引。三月十三日掩攒。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军透渡，遂改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攒，二十八日发引……
以上可知，自贾母死后，贾似道就持丧不理朝政，他先往绍兴府归葬其母，经度宗一再遣人催促，才于五月二十二日回到葛岭府邸。六月底，贾似道守丧虽尽百日，不料又患病告假十日。待他重新上朝，度宗已不存于人世。“如此三阅月，内外不安，而国事边事皆置不问”[93]。接着，又行度宗之丧。这一系列折腾，对于南宋的抗元战争真可谓是雪上加霜。
二、度宗之死和鄂州沦陷
咸淳十年(1274)七月初九日，度宗病死，享年三十五岁。翌年正月，安葬于绍兴府会稽县，陵墓称“永绍陵”，这是南宋六陵中的最后一座陵墓。
度宗生有七子，其中四个儿子早已夭亡，存下淑妃杨氏所生的赵昰(音夏xià)、皇后全氏所生的赵(音显xiǎn)、修容俞氏所生的赵昺(音丙bǐng)，年龄分别为六岁、四岁和三岁。
度宗生前没有对皇位继承人作出安排，部分朝臣主张“立长”，以赵昰继位，贾似道主张“立嫡”，以赵继位。后宫拥有实权的谢太后支持贾似道的主张，这样赵被拥立为皇帝，是为恭帝，由谢太后“临朝称诏”。兄赵昰被封为吉王，弟赵昺被封为信王，尊谢太后为太皇太后，全皇后为皇太后。贾似道起复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后，又依文彦博故事，“独班起居”[94]，继续操纵朝廷大权。同时任命王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章鉴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将次年改元为德祐元年。
元朝在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调兵遣将、积极备战以后，决定为灭亡南宋发起最后的总攻。至元十一年(1274，南宋咸淳十年)六月，就在度宗去世前一个月，元世祖下诏“问罪”，宣布进行“南伐”。他为表明自己的师出有名，同时为博得南宋士大夫的支持，诏书声称:元军所以南下，是因为贾似道拘留郝经所致，“皆彼宋自祸其民”。诏书命令“将士勿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戮何疑”[95]。度宗死后，元世祖又袭用隋之声讨陈后主(叔宝)、唐之声讨隋炀帝(广)、北宋之声讨李后主(煜)的故伎，竭尽夸大之能事，声讨贾似道“无君之罪”，说他:“贪湖山之乐，聚宝玉之珍。弗顾母死，夺制以贪荣;乃乘君宠，立幼而固位。以己峻功硕德而自比于周公，欺人寡妇孤儿反不如石勒。”并对江南地主、官僚再次大加笼络，宣布:“恩宽幼主以下，罪止元恶之身。自今檄到，应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犒赏外，仍其官职。”[96]对以前亲口夸奖贾似道的话，已忘得一干二净。
南宋六陵示意图
七月，元军兵分两路发动大规模南侵:左路军由中书右丞博罗欢为统帅，从枣阳西侵两淮，参知政事董文炳从正阳随行，以降将左丞刘整率步骑为前导，目的是为了牵制南宋的兵力;右路军由集结于襄阳的主力二十万人组成，由左丞相伯颜、史天泽为统帅，降将参知政事吕文焕率水军也在军中，从襄樊沿汉水而下，水陆并进。宋廷得报，一面加强汉水中游郢州(湖北钟祥)一带的防线，一面急调汪立信出任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讨使，组织长江下游防御。同时任命朱禩孙为京湖、四川宣抚使，驻兵江陵，命年已七十九岁的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淮西水军在庐州待命。
九月，伯颜、史天泽统率大军至郢州，史天泽因病北还，由平章政事阿术代替。在郢州，南宋军队已经组成了第一道防线严阵以待，十余万士兵分守水陆要冲，列战船千艘于江上，并用铁索连住大船数十条，以封锁江面。元军不能渡，便绕过郢州南下，攻下黄家湾堡(在湖北钟祥南)，吕文焕看到附近有一条溪，可通汉水，遂凿坝挽船入溪，用人力牵引，重新进入汉水，顺流而下。南宋沙洋、新城(在湖北潜江北)守军没有料到敌人战船会越过郢州江面登陆而来，仓促应战，吕文焕骑马至城下招降，被城上宋军如雨一般的矢射回。最后，守将边居谊所部三千人皆壮烈战死，无一人投降[97]。十月底，元军攻占复州(湖北沔阳)。元军兵临长江边上的鄂州(湖北武昌)。
鄂州一直是南宋在长江中游的重要军事基地，“岁备武不懈”[98]。元军南下，南宋政府急调夏贵率淮西水军及战船万艘增援，扼守鄂州附近长江要隘;命都统制王达率兵八千，守卫位于鄂州东北约五十余里的要隘阳逻堡(在湖北新洲西南长江北岸的阳逻镇)，以阻止元军东下;命朱禩孙率战船由江陵援鄂，游弋于长江江面以行策应;命王仪权知汉阳军，阻止元军由汉水入长江。
十二月，元军首先进围汉阳军，企图从这里渡江，但遭到夏贵军队的阻击。这时，张世杰正奉命率五千宋军守卫鄂州，他用铁链封锁长江，“夹以炮弩，其要津皆施杙(音亦yì，小木桩)，设攻具”[99]，不管元军如何猛攻，总是不能前进，伯颜派人前往招降，遭到张世杰的坚决拒绝。于是元军集中兵力攻打阳逻堡，以便从那里渡江。阳逻堡乃“江鄂屏蔽”，“欲守此江，必守此堡。此堡既失，则鄂危矣”[100]。阿里海牙和前锋张弘範攻打阳逻堡，阿术等领兵用声东击西的方法，从上流沙芜口(在汉口武湖入江处)抢渡大江。宋、元军队在阳逻堡激战多日，南宋守军都统王达与所部兵八千人死战，王达阵亡。十二月十四日，元军攻占阳逻堡。夏贵见元军渡过大江，乃领战船三百艘先遁，沿江东下，纵兵大掠，逃归庐州。朱禩孙所率援军也连夜沿江奔还江陵。如此“一上一下，中流荡然，全无备御”[101]。十二月十六日，权知汉阳军王仪以城降。元军突破南宋长江防线以后，便从阳逻堡大举渡江，“凡三昼夜而毕”[102]。十二月十八日，鄂州守将程鹏飞、张晏然以城降。幕僚张山翁不屈，元将欲杀之，伯颜曰:“义士也。”释之。[103]伯颜占领鄂州后，即和阿术亲率主力，以吕文焕为前导，顺江东下以直取临安。
三、丁家洲溃师
鄂州沦陷，元军长驱直入。宋廷命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以步军指挥使孙虎臣总统诸军，并下诏“天下勤王”[104]。又以高达代替朱禩孙为湖北制置使兼安抚使知江陵府。但是这一切已经阻挡不了元兵进军的步伐，“沿江诸将，多吕氏部曲，望风降附”[105]，故在吕文焕的招抚下，从咸淳十年(1274)年底到次年正月仅一个月时间，沿江制置使、知黄州陈奕、知蕲州管景模和副将吕师道、知江州钱真孙和守将吕师夔、知安庆府范文虎等皆以城降。伯颜任范文虎为两浙大都督，由他为向导，以攻取临安。
在淮西的刘整，急欲抢功渡江，但受到统帅伯颜和博罗欢的阻止。刘整无法，只得率骑兵攻打无为军(安徽无为)，但久攻不克。不久，听说吕文焕的军队已经攻占鄂州，眼见自己的战功竟不及他，遂发愤得病，于至元十二年(1275，南宋德祐元年)正月初六日死于无为军(安徽无为)城下。贾似道听说刘整已死，即于当月十五日上出师表，决意出师，表中自言:
……自襄有患，五六年间，行边之请不知几疏，先帝一不之许。襄陷郢单，臣忧心孔疚请行，又不知其几疏，先帝复不之许。顷罹孔棘(按:指贾母去世)，诏既夺情，臣辞亦不知几，迨不获命。窃自附于金革，无避之义。陛下践阼以来，边剧日骇，臣请悉力，政以江流数千里，江面数十屯，而脉络不贯，非臣督视随机上下，是必有不遏其渡江者。今不幸臣言中矣。向使先帝以及两宫，下至公卿大夫士，早以臣言为信，听臣之出，当不使如此。往者不可谏，及今汲汲图之恨其晚，尚可强臣之留耶?臣留不过使都民苟安旦暮，而非所以为京社大计也。陛下惟命臣以王导故事，都督中外诸军。然兵入吾境，亦既兼旬，臣苦心处置，忘寝废食，未能少强人意。诚以注的之矢难留，在目之机易见，与其坐待其来，于事无补，孰若使臣决于一行，以求必胜，事理较著，有不难知者……臣羸弱之躯，非不知自爱……孤忠自恃，终始以之。臣有三子、三孙，留之京师，日依帝所，以示臣无复以家为意，否则苟免而已，宁不愧死于斯言哉。[106]。
从这个“出师表”中可以知道，即使到了如此危急的时刻，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氏，仍要他以东晋建立之初时的王导故事，坐镇都城指挥战事。不过，这次贾似道决心不顾一切阻拦，赶赴前方，以作最后的抵抗。
次日，贾似道亲率精兵十三万、战船二千五百艘出发，同时带去大批金银、关子以供犒赏。
二月初二日，伯颜率元军主力进驻安庆，进而攻打池州(今属安徽)，通判、摄州事赵卯发与妻子雍氏在城陷时，皆自缢身亡。卯发临死前，于几上书字曰:“国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妇同死，节义成双。”伯颜入城，问知州何在?得知卯发夫妇壮烈殉国，“见而义之，命以礼葬于永明寺之侧”。[107]
不久，贾似道以孙虎臣为前锋，率步骑七万进至丁家洲(在安徽铜陵东北二十余里的长江中)，以夏贵为水军统帅，领战船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自己率后军屯驻于丁家洲下流不足一百公里的鲁港(在安徽芜湖南三十余里)，以阻止元军南下。但贾似道仍想避免与元军决战，幻想重演鄂州议和的历史，通过谈判以达到使元军退师的目的。二月初九日，他派宋京到元朝军营求和，“请称臣、奉岁币”[108]，但遭到伯颜的拒绝，他要贾似道亲至军前“面议”。贾似道的求和活动，严重挫伤了南宋士气，元军却利用这个时机，水陆并进也到达丁家洲，元军步骑选择有利地形，夹江列阵，并在两岸树起“回回炮”。十九日，宋、元双方在丁家洲展开决战，元军在两岸用火炮轰击南宋水军中坚，同时在江上出动战船冲击。南宋水军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但他们三面受敌，又缺乏陆上军队的掩护，因此死伤惨重[109]。夏贵先遁，孙虎臣也率领残余水军顺流而下，逃到鲁港，声称追兵将至。屯驻鲁港的数万宋军，军心大为动摇，他们拒不听命抵抗南下之敌。贾似道仓皇失措，鸣锣退兵，企图先入扬州，招集溃兵，以图再战。不料元军乘势冲杀，宋军大败，溃不成军。元军大获全胜，俘获宋军将领三十余人，士兵五千余人，战船一千余艘。
自从丁家洲之战以后，南宋主力大部被歼，士气也丧失殆尽，沿江州郡“大小文武将吏，降走恐后”[110]。当月，元军攻饶州(江西波阳)，知州唐震竭力守御，城破，被元兵所害，寄居于饶州的故相江万里投水自尽，其弟江万顷也不屈而死，通判万道同以城降。接着，沿江制置大使赵溍、知镇江府洪起畏、知宁国府赵可与、知隆兴府洪益皆弃城逃跑，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也从隆兴府逃往抚州(江西抚州)。知和州王喜、建康都统翁福皆以城降。江淮招讨使汪立信知事不济，自杀殉国。只有因事贬官居家的谢枋得，一贯“以忠义自任”，自以为与吕师夔关系甚好，应诏上书“以一族保师夔可信”，“且愿身至江州见文焕与议”[111]，于是宋廷以谢枋得为江西提刑、知信州。吕师夔听说谢枋得来，不仅拒绝接见，反而指挥元军直接向他发动进攻，飞箭如蝗一直射到谢枋得的马前。谢枋得慌忙逃往安仁(江西余江)，吕师夔率军随即攻占安仁;谢枋得逃入信州(在江西上饶西北)，吕师夔的军队又攻入信州。这样，元军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实现了对两浙地区的战略包围。
【注释】
[1]《宋史》卷四一四《叶梦鼎传》，第12434页。
[2]《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贾似道传》，第13783页。按本传言吕文德的军情报告是贾似道指使所为，然贾似道出任理宗攒宫总护使在三月十三日，依旧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魏国公在四月十五日，前后不过三十二天，恐怕不存在“指使”的可能。
[3]《咸淳遗事》卷上。
[4]《宋季三朝政要》卷四，第172页。
[5]《南宋杂事诗》卷六注引《通鉴辑略》。
[6]《随隐漫录》卷二，第175页。
[7]《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九五，高斯得、赵景纬奏议，第2554页。
[8]《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897至900页。
[9]《癸辛杂识》续集下《道学》，第88页。
[10]《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904页。
[11]《咸淳遗事》卷下。
[12]《黄氏日抄》卷七三《申京尹洪尚书覆帖》。
[13]方回:《桐江集》卷六《乙亥上书本末》，《宛委别藏》本。
[14]《咸淳遗事》卷下。
[15]《耻堂存稿》卷五《书咸淳五年事》。
[16]《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贾似道传》，第13783页。
[17]《耻堂存稿》卷五《书咸淳五年事》。
[18]《宋史》卷四二四《李伯玉传》，第12666页。
[19]《宋史》卷四一六《马光祖传》，第12487页。
[20]《宋史》卷四一六《汪立信传》，第12475页。
[21]《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陈文龙传》，第13278页。
[22]《宋史》卷四一四《叶梦鼎传》，第12435页。
[23]《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贾似道传》，第13783页。
[24]《宋史》卷四一八《江万里传》，第12524页。
[25]《咸淳遗事》卷下。按:《宋史·贾似道传》、《齐东野语》卷一九《明堂不乘辂》记载，胡显祖为贵妃之父，未知孰是?
[26]《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贾似道传》，第13783至13784页。
[27]《钱塘遗事》卷五《似道专政》，第115页。
[28]《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贾似道传》，第13784页。
[29]《西湖游览志》卷八《北山胜迹》，第103页。
[30]《钱塘遗事》卷五《贾相之虐》，第118页。
[31]《钱塘遗事》卷六《贾相讳言》，第128页。
[32]《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方回》，第251页。
[33]《四库全书总目·桐江续集》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一，高斯得奏议，第3178页。
[35]《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第51页。
[36]《咸淳遗事》卷下。
[37]程珌:《洛水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元史》卷一六一《刘整传》，第3786页。
[39]姚燧:《牧庵文集》卷一三《湖广行省左丞相(阿里海牙)神道碑》。
[40]《癸辛杂识》别集卷下《襄阳始末》，第308页。
[41]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楚国武定公(阿里海牙)神道碑》附《刘武敏(整)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元史》卷一九九《隐逸·杜瑛传》，第4474页。
[43]《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五，郭侃奏议，第3101页。
[44]《元史》卷七《世祖四》，第135页。
[45]《元史》卷六《世祖三》，第106页、111页。
[46]《元史》卷六《世祖三》，第106页;《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第3670页。
[47]《元史》卷六《世祖三》，第117页。
[48]《元史》卷七《世祖三》，第128页;《元史》卷一六一《刘整传》，第3787页。
[49]淳祐六年(1246)闰四月，淮东制置使李曾伯在落职予祠之际，给理宗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谓:“舟师本我长技，敌乃习而用之，由诸隘出淮，皆顺流建瓴之势。”(《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八，李曾伯奏议，第4385页。)从中可以知道蒙古至少到淳祐前期，已经开始模仿南宋，重视水军建设。
[50]《癸辛杂识》别集卷下《襄阳始末》，第305页。
[51]《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八，李曾伯奏议，第4383页。
[52]《宋史》卷四○五《李宗勉传》，第12235页。
[53]《癸辛杂识》别集卷下《襄阳始末》，第305至307页。
[54]《钱塘遗事》卷四《刘整北叛》，第91至92页、卷六《襄阳受围》，第124页、《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899页。
[55]《元史》卷一二九《唆都传》，第3151页;《宋季三朝政要》卷四，第329页。
[56]《元名人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天泽)》。
[57]《元史》卷一五六《张弘範传》，第3680页。
[58]《癸辛杂识》别集卷下《襄阳始末》，第306至308页。
[59]《咸淳遗事》卷下。
[60]《癸辛杂识》别集卷下《襄阳始末》，第308页。
[61]《宋史》卷四二一《李庭芝传》，第12601页。
[62]《癸辛杂识》别集卷下《襄阳始末》，第308页。
[63]《元史》卷七《世祖四》，第138页。
[64]《元史》卷一二八《阿里海牙传》，第3124页。
[65]《齐东野语》卷一八《二张援襄》，第341至342页。
[66]《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910页。
[67]《癸辛杂识》别集卷下《襄阳始末》，第310页。
[68]《元史》卷七《世祖四》，第144页。
[69]《癸辛杂识》别集卷下《襄阳始末》，第310页、《宋季三朝政要》卷四，第354页。
[70]《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914页。
[71]《元史》卷一二八《阿里海牙》，第3125页。
[72]《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912页。
[73]《癸辛杂识》别集卷下《襄阳始末》，第311页。
[74]《癸辛杂识》别集卷下《机速房》，第313页
[75]《宋季三朝政要》卷四，第354页。
[76]《西湖游览志余》卷一三《才情雅致》，第256页。
[77]《钱塘遗事》卷六《贾相出督》，第125页。
[78]《元史》卷一二八《阿里海牙》，第3125页。
[79]《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贾似道传》，第13785页。
[80]《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第3064页。
[81]《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张珏传》，第13281页。
[82]《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第3670页。
[83]《元史》卷八《世祖五》，第149页。
[84]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一二《寄张平章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元史》卷八《世祖五》，第148至154页。
[86]《元史》卷八《世祖五》，第148至153页。
[87]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七《太傅右丞相伯颜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推诚翊运功臣淮阳郡王谥忠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8]《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第3100页。
[89]《元史》卷八《世祖五》，第156页。
[90]《宋史》卷三《太祖三》，第42页。
[91]《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第8980页。
[92]《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913至914页。按端拱二年制书内容无考。
[93]《癸辛杂识》前集《贾母饰终》，第48至49页。
[94]《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21页。
[95]《元史》卷八《世祖五》，第155至156页。
[96]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檄》，《四部丛刊》三编本。
[97]《钱塘遗事》卷六《下郢复州》，第137页。
[98]《清容居士集》卷三二《赵公行状》。
[99]《宋史》卷四五一《忠义六·张世杰传》，第13272页。
[100]《钱塘遗事》卷六《下阳逻堡》，第138页。
[101]《钱塘遗事》卷六《下鄂州》，第139页。
[102]阎复:《静轩集》卷五《万户宁公神道碑》，《藕香零拾》本。
[103]《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24页。
[104]同上。
[105]《钱塘遗事》卷七《下蕲黄州》，第141页。
[106]《钱塘遗事》卷七《贾相出师》，第144至145页。
[107]吴师道:《礼部集》卷一三《忠节祠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8]《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第925页。
[109]按:淳祐六年(1246)闰四月，淮东制置使李曾伯在给理宗的一道奏疏中说:“舟师本我长技，敌乃习而用之……此敌又于南北两岸夹以马步，翼以炮弩，每每我以一面而受敌三面之锋，而又众寡相绝，势所难御，非我师之不尽用命也。”(《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八，李曾伯奏议，第4385页。)这成了后来元军攻打宋军的一贯作战方式，且颇有成效。
[110]宋本:《湖南安抚使李公祠堂记》，收入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三一《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1]《宋史》卷四二五《谢枋得传》，第12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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