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迁都计划的破产和贾似道被贬死
贾似道在出师前夕，已经意识到此次前往迎战，恐怕凶多吉少，因此与殿前都指挥使韩震和知临安府曾渊子约定:“或江上之师设有蹉跌，即邀车驾航海至庆元，吾当帅师至海上迎驾，庶异时可以入关以图兴复。”[1]又命两个儿子住在韩震家，以便危急时可以随驾避难海上。同时复信文天祥，“勉以宗忠愍(泽)功名”[2]。丁家洲溃师后，贾似道正式上书请求迁都，用蜡书告诉韩震，要他马上保护皇帝迁避，信中说:“但得赵家一点血，即有兴复之望。”[3]表现了他对赵宋王朝的一片忠心。
众所周知，南宋君臣鉴于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北去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以高宗赵构为起始，每当大敌压境之际，总要考虑浮海避敌的问题。如开庆元年(1259)秋，当忽必烈的军队渡过长江进围鄂州时，当时出任左丞相的吴潜就曾经向理宗提出过“当迁幸”[4]的建议。而此时元军入临安已经迫在眉睫，形势比那时何啻严重十倍，因此及时让年龄不过四五岁的恭帝和毫不知兵的三宫迁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以避免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实为有远见之举。
南宋军队在丁家洲战败以后，贾似道一面派门客翁应龙将都督府印送往京城临安，一面传檄各个州郡前往海上迎驾。可是前线的战败加上对贾似道的存亡未卜，使临安府城内讹言四起，那里的政治局势立即发生剧变:以前对贾似道擅权深为不满和受他压制的官员，趁机掀起了反对贾似道及其亲信的浪潮。一直以贾似道马首是瞻的无耻之徒，也纷纷以反贾似道的面貌出现，以表明与他彻底划清界限。外戚、宗室势力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太皇太后谢氏的两个侄子谢堂被除为两浙镇抚使、谢至被除为保宁军节度使，全永坚、谢垕并检校少保，福王赵与芮则以武康、江宁节度使判绍兴府。
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陈宜中一贯擅长政治投机，他本是贾似道的党羽之一，现在立即摇身一变，反对贾似道最为起劲，于是被除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知道贾似道大势已去，立即上疏太皇太后谢氏，“乞诛(贾)似道”[5]。可是太皇太后谢氏以为贾似道“勤劳三朝”，“当曲示保全”[6]，只罢去了他的平章军国重事、都督，从扬州召回，让他回绍兴府守母丧。不久，宋廷先后废除了贾似道力主推行的公田、推排等法，处死了翁应龙，贾似道的另外两个心腹门客廖莹中、王庭都被迫自杀，贾似道的亲信官员刘良贵、曾渊子等人也先后遭罢黜。
韩震坚持要执行贾似道关于迁都的安排，拿了贾似道的蜡书向中书和御史台报告，请求迁都庆元府(浙江宁波)。此时，右相章鉴已逃离临安，实际掌握朝政的是陈宜中，他立即将此事向太皇太后奏上，“宫中为之震动。时都民、戚里、官寺，往往皆欲苟安，疑惑撼摇”，反而认为这是韩震“阴怀异志”。德祐元年(1275)三月初一日，陈宜中在太皇太后的默许下，借口召韩震议事，于府中布置伏兵，用铁椎将他击杀，“揭其首于朝天门”，以此表示自己“不党于似道”[7]。贾似道的迁都计划至此彻底破产。虽然，恭帝和三宫即使听从贾似道之言浮海逃跑，也不一定能挽救南宋彻底灭亡的命运，但这毕竟尚能聚集人气，存在着一线复国的希望，现在他们却只能成为元军的瓮中之鳖，故从客观上来说，陈宜中等人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此时，朝廷上下要求惩治贾似道的呼声越来越高，贾似道自己也上表自劾，乞求保全余生。德祐元年五月，贾似道被发配到绍兴府，福王、知绍兴府赵与芮素恨贾似道对他的压制，因此闭门不纳。又诏居婺州(浙江金华)、建宁(福建建瓯)，皆因当地官员反对而作罢。七月，贾似道被贬为高州团练副使，循州(广东龙川)安置。赵与芮趁机物色了一个与贾似道有冤仇的山阴县尉郑虎臣为押送官，押送贾似道赴贬所。九月，贾似道来到漳州(今属福建)木绵庵，在那里被郑虎臣拉杀。[8]
历仕理、度、恭三朝丞相、擅权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的贾似道死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很不一致。多数人不仅对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且还有妖魔化的倾向。要正确评价贾似道，必须将他置于南宋末年的历史大环境中进行考察，了解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个人恩怨，搞清有关记载的来龙去脉，这样才能摆脱某些史料的偏见，不受民间传说的影响。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贾似道是一个有功有过、功过参半的历史人物，决不能用“一言以蔽之”这种简单化的方式进行评价。
首先，贾似道并非许多人所说的只知游西湖、斗蟋蟀的玩家，也不是只顾贪恋权位却毫无作为的奸臣。贾似道前期在地方为政，对防御蒙古入侵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元初学者盛如梓在说到贾似道开阃二淮建城筑堡的表现，对他称赞有加，认为贾似道“亦当时之豪杰也。随行银数十万两，黄金数万两，皆其所蓄。沿淮巡警，犒赏过半。如城海州，城通州，城宝应，朝廷科降不足，皆捐助之”[9]。时人对贾似道在鄂州保卫战中的表现也颇多赞许。如宝祐元年(1253)进士第一人、以“切直”著称的官员姚勉，在景定元年(1260)五月十六日所作的《贺丞相贾秋壑启》中，称赞贾似道有“经文纬武之略，出将入相之才。身佩安危，力侔造化。”[10]刘克庄说贾似道在国家危急之际，“身先群帅，投袂疾趋……亲擐甲胄，犯矢石，与虏大酋对垒。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11]。南宋灭亡以后，被囚于大都(今北京)狱中的文天祥，当他回忆昔日鄂州之战的历史时，对贾似道在这次战役中的勇敢表现也作了很高的评价[12]。甚至忽必烈对贾似道的才干也表示过钦佩，他曾责备蒙军将领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同时深为感叹地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13]
贾似道主政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颇有可观。他的抑制外戚、宗室和宦官，推行公田法、推排法、反腐连坐法、打算法、增修吏部七司法，又置士籍以纠科场之弊等，尽管中间掺杂着个人目的，但仍有值得肯定之处。贾似道组织文士，整理和刊印古籍;资助学者从事史学研究[14]，对古代文化的传承也起到有益的作用。贾似道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得罪了许多既得利益者，当他一旦失势，有些人就会对贾似道作全面的否定。人们常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树倒众人推。这些现象，在贾似道身上也反映得淋漓尽致。
近有学者提到:“(刘子健)先生自号‘半宾居士’，曾谓:‘多读多写还多忘，半山半闲枉半宾。’半山是王安石，半闲是贾似道，二人毁誉不一。但安石推行新政，似道实施公田，都是有作有为，这是先生难以忘怀的。”[15]如果说，公田法真是祸国殃民，贾似道真是如此面目狰狞，一生从事宋史研究的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先生，还会自号“半宾居士”吗?
其次，贾似道的罪行也确实十分严重，上文提到的盛如梓，对他同时有着十分深刻的揭露，其谓:“惜乎拜相之后，恃功固位，怙宠专权。度宗待以师相，言听计从，凡勋名相轧者，皆忌害之，子孙至于流离丐贷。不能防满，不知归老，以致亡国杀身。”[16]
总之，贾似道的独揽朝政，排斥异己，妒贤忌能，奢侈腐化，拘留郝经等都给南宋末年的政治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因而言其是一个“奸臣”，并不为过。在其位者谋其政，任其事者担其职，故无论从哪一方面论，他都要为南宋的衰败和灭亡承担主要责任，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二、焦山之战的失败与临安沦陷前夕的南宋政局
南宋朝廷下诏全国勤王以后，各地官员大多畏葸不前，只有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江西提刑文天祥、湖南提刑李芾、郢州都统制张世杰等少数文武官员起兵响应。李庭芝奉命守扬州，李芾奉命守潭州(湖南长沙)，文天祥、张世杰则奉命将兵入卫。文天祥至临安后，先被任命为浙西江东提刑使，后又改任都督府参赞官。张世杰出任总都督府诸军，奉命守卫江东，后改任沿江制置使，兼知江阴军。
德祐元年三月，知常州赵与鉴、知平江府潜说友先后弃城逃遁，常州、平江府失守。知广德军令狐概则以城降，“由是淮西、江南、滁州、宁国等大小数十余城传檄款附”[17]。捷报传至大都，元世祖“大悦”，他一面命伯颜加强对已下州郡的镇守，另一方面考虑到天气渐热，又因兵力分散，军力一时不济，故暂时延缓对南宋的进攻，“候秋再举”[18]。张世杰趁机调遣军队展开反攻，收复了平江、安吉、广德、溧阳等浙西州郡，并联合戍守平江府的刘师勇部一举收复了常州。
镇江府位于建康府东面，是在长江边上拱卫行在临安的最后一道门户，也是扼守长江的要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元军在攻降镇江后不久，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右丞阿塔海、参知政事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派平章政事阿术攻扬州。四月，受命进围扬州的阿术军于瓜洲扎营，阿塔海和董文炳的战船则驻守于大江南岸，双方南北呼应，以扼守长江江面。
七月，张世杰与沿江制置使赵溍、知泰州孙虎臣等相联合，出战船一万艘，阵于镇江焦山(在江苏镇江东北)南北，约殿前都指挥使张彦领兵自常州至镇江，扬州李庭芝领兵至瓜洲(在江苏扬州南)，“三路交进，同日用事”[19]，以夺回镇江，重新控制长江通道，并围歼驻扎在这一带的元军。不料扬州兵失期，常州兵竟不出，致使张世杰、孙虎臣所率水军孤军作战。南宋水军都以十船为一舫，联以铁锁，“非有号令，毋发碇”[20]，以作殊死战斗。元将阿术登石公山望之，看出南宋水军的破绽，决定使用火攻。他们选出了善射者一千人，分载于两艘大的战船，然后分两翼夹射火箭，燃烧宋军蓬樯，阿术再率军居中攻击。宋军战船一时烈焰冲天，“既碇舟死战，至是欲走不能，前军争赴水死，后军散走”，士兵死者万余人。元军追击，获宋大型战船八十余艘，小型战船七百余艘，其余全部溃散，刘师勇退还常州，孙虎臣还真州(江苏仪征)，张世杰退守临安。
宋、元焦山之战，是临安陷落前最重要的一次战争，他直接关系到南宋政权的生死存亡。焦山之战的失败，使南宋水师几乎丧失殆尽，故史言“自是宋人不复能军矣”。[21]
八月，知赣州文天祥也从江西起兵入卫。但是陈宜中等朝中大臣对张世杰和文天祥都不信任，张世杰的亲兵一进入临安府就被撤换，文天祥则被出知平江府。太皇太后谢氏又亲笔召夏贵等兵，“贵等亦罕有至者”。[22]
德祐元年(1275)三月初四日，太皇太后以王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次日，又以陈宜中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王爚不顾大敌当前的形势，力主严惩过去追随过贾似道的官员，陈宜中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反对严惩，他认为:“簿录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尝轻用之。”[23]对于潜说友的遁逃，王爚赞成“籍其家”，而陈宜中以为不可;张世杰等诸将出师，王爚主张由陈宜中行边，陈宜中则迟迟不肯答应。尽管当时形势万分危急，王爚与陈宜中却“不能划一策，而日坐朝堂争私意”[24]。七月，王爚之子煽动临安府学学生刘九皋等伏阙上书言事，说“宜中擅权，党似道，芘赵溍、潜说友，使门客子弟交通关节，其误国将甚于似道”[25]。于是陈宜中赌气离开相位，王爚也要求罢政，太皇太后不得不命临安府逮捕刘九皋等人入狱，罢去王爚的左丞相，但陈宜中还是不肯回到朝廷。九月，陈宜中罢相。十月，太皇太后任命留梦炎为左丞相，陈宜中再次出任右丞相，共同都督诸路军马。
临安城内的官员看到形势危急，争相避匿逃遁，其中有左司谏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同知枢密知临安府曾渊子、两浙转运副使许自、签书枢密院文及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等数十人相继遁去，朝中为之一空。太皇太后命人揭榜朝堂，提出警告，榜文云: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为)[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可令尚书省别具见在朝臣，在京文武并予特转二官;其负国弃予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26]
这个榜文对制止官员的逃跑虽毫无作用，但对那些借尊奉理学以欺世盗名的众多官员来说，却是一个无情的揭露和讽刺。
正当南宋统治集团内部争吵得不可开交、文武百官纷纷作鸟兽散之时，由丞相伯颜率领的元朝大军，正势如破竹地向临安逼近。
三、元军入临安
至元十二年(1275，南宋德祐元年)五月十七日，伯颜奉诏“赴阙计事”，向元世祖“陈平宋筹划”，元世祖“悉皆嘉纳”。七月，伯颜以战功进右丞相，阿术拜左丞相。八月，伯颜离开上都开平(在内蒙古正蓝旗东)取道益都(今属山东)，返回前线，并带来了“军兵万众，附江而进”，使下江南的总兵力达到二十余万。九月初一日，伯颜在淮安城下阅兵，向诸将指授灭亡南宋的计划。稍后，元军先后对宝应军(江苏宝应)、淮安(今属江苏)、高邮(今属江苏)等州县发动进攻，但一时都不能得逞。江北重镇扬州，虽然此时被阿术率领的元军紧紧包围，已经成为一座孤城，但在李庭芝、姜才的顽强守御下，仍久攻不下。十月二十五日，伯颜渡江至镇江，宣读元世祖诏令，兵分三路南下:右路军以参知政事阿剌罕为主将、四万户总管奥鲁赤为副，率蒙汉步骑十余万，自建康起兵，出四安镇(在浙江长兴西南四安山下，其地以保障吴兴、宜兴、广德、安吉四地得名)，经广德，趋独松关(在浙江安吉南独松岭上，接余杭县界);左路军以参知政事董文炳为主将、万户张弘範等为副，率水陆军十余万，出江入海，取道江阴军(江苏江阴)，进趋上海、华亭(上海松江)，至澉浦(在浙江海盐西南);伯颜自己率中路军，副以阿塔海，有蒙汉军十万众，水陆并进，攻打常州。然后三军“会于临安”。[27]
阿剌罕等率领的右路元军，于十一月初进攻溧阳(今属江苏)，在打败南宋军队的抵抗后，由溧阳乘胜追击，进入建平(安徽郎溪)。十三日，攻占四安镇。十九日，攻占广德，进迫独松关。独松关地势险要，是建康府经广德通往临安府的咽喉要地。南宋守将张濡向朝廷告急，负责守卫平江府(江苏苏州)的文天祥奉命前往支援。二十二日，张濡率军北上，在上柏镇(在浙江安吉东南)与元军展开激战，文天祥的军队尚未赶到，宋军已被战败，张濡逃邻州。次日，元军占领独松关。临安府的门户被打开。
董文炳等率领的左路元军，首先以水军进攻江阴军，十月底，江阴军降元，元军顺江而下，由海道经华亭至澉浦，从东北面逼近临安府。
伯颜亲率的中路元军，自镇江经丹阳(今属江苏)，于十一月十六日包围常州城，并连日遣人招降，但皆被拒绝。常州军民在知州姚訔、通判陈照、统制刘师勇、王安节的领导下，与优势元军在常州东南郊外的五牧(一作五木)展开血战。十八日，终因粮尽援绝，城被攻破，刘师勇突围而出，姚訔、陈照壮烈牺牲，王安节被俘，不屈而死，剩下的常州军民全遭元军屠杀。二十四日，南宋平江府守将王邦杰遣人向伯颜乞降。十二月初五日，伯颜入无锡。十一日，入平江城。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德祐二年)正月初三日，嘉兴府降元，伯颜分兵攻打安吉州(浙江湖州)和嘉兴府，迅速由浙北向临安府推进。
当元军步步紧逼临安府之际，陈宜中惊慌失措，征发京城百姓为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为笑”[28]。太皇太后谢氏急召文天祥守余杭(今属浙江)，旋除知临安府。独松关失守后，张世杰改任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此时，文天祥尚有兵三万，张世杰尚有兵五万，包括各地陆续到来的勤王之师，临安城内外尚有数十余万宋军。文天祥与张世杰商量说:“今两淮坚壁，闽广全城，王师且众，何不与之血战?万一得捷，则罄两淮之兵以截其后，国事犹可为也。”张世杰也以为然，可是左丞相留梦炎却于此时逃遁，第二年在衢州投降了元朝。右丞相陈宜中则一心想与元军议和，拒绝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太皇太后也降诏“以王师务宜持重为说”[29]加以制止。
德祐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宋廷遣太府卿柳岳赴伯颜军前求元军退兵，表示愿“年年进奉，岁岁修好”。伯颜在历述了南宋的种种“失信”事件后，要求南宋“学钱王纳土、李王(按:指南唐国主李煜)出降”，彻底向元朝投降，并说:“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亦失于小儿之手，其道如此，卿何多言?”[30]柳岳返临安后三日，太皇太后继遣礼部侍郎陆秀夫等往元军前求和，愿称侄、称侄孙和缴纳岁币[31]，又遭伯颜拒绝。太皇太后不死心，于德祐二年(1276)正月初一日再遣人用臣礼求和，仍被伯颜拒绝。初五日，太皇太后第四次遣监察御史刘岊赴伯颜处求和，愿向元朝称臣，“岁奉银绢二十五万，乞存境土以奉蒸尝”[32]，依旧为伯颜所拒绝。
伯颜眼见临安府攻占在即，于至元十二年(1275，南宋德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次宣布军纪:“不许抄掠生口，侵夺人财，焚烧民屋。如有犯者，即以军令从之。”“诸将士为之屏气，无敢妄动者”[33]。稍后，伯颜率元军经嘉兴府、崇德镇(浙江桐乡崇福镇)继续南下，翌年正月上旬，与右路军和左路军会师于长安镇(在浙江海宁境内)。正月十八日，元军进驻临平镇皋亭山(在浙江余杭境内)。
张世杰提议移三宫入海，与文天祥合兵背城一战，时陈宜中正遣人向元军议和，再次拒绝张世杰的建议，“白太皇太后止之”。[34]
未几，和议不成。陈宜中眼见欲战不能，求和又不得，就一改以前反对迁都的态度，率领群臣入宫请求迁都，经过再三恳求，太皇太后谢氏勉强表示同意，当晚即准备出发。可是陈宜中所定出发时间是次日，匆忙间没有陈奏清楚。至暮，太皇太后见陈宜中没有入宫，以为是欺骗于她，大怒，遂闭门不出[35]，迁都终于不成。
出任知临安府不久的文天祥向朝廷建议，请以吉王赵昰、信王赵昺镇闽、广，太皇太后起初不同意，经宗亲再次陈请，才将吉王改封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信王改封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司，以驸马都尉杨镇、杨淑妃弟亮节、俞修容弟如珪提举二王府事。这实际上已为在闽、广等地重建南宋政权作准备。
太皇太后谢氏知道大势已去，于当日派监察御史杨应奎赴伯颜军前，送上传国玺和降表投降，降表说:
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两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36]
从降表中可以看出，谢氏仍幻想元朝会发“善心”，履行元世祖早先的承诺，允许保存一个南宋社稷，真可谓糊涂透顶。是夜，陈宜中逃跑，张世杰提兵走庆元(浙江宁波)，陆秀夫、刘师勇等率军向东南沿海转移。恭帝赵的两个兄弟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在外戚杨镇、杨亮节等人的保护下，出嘉会门，渡钱塘江，经婺州(浙江金华)往温州逃去，途中被陆秀夫、苏刘义的军队追及，遂同往温州。伯颜闻讯，一面在钱塘江边驻守军队以行拦截，一面命范文虎率五千元兵过江追赶，“不及而还”。十九日，太皇太后早晨除文天祥为枢密使，中午再拜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文天祥坚辞，乃拜贾余庆为右丞相。赐家铉翁进士出身、签书枢密院事，贾余庆同签书枢密院事、知临安府。二十一日，太皇太后遣左丞相吴坚、资政殿学士文天祥、两浙镇抚大使谢堂、右丞相贾余庆等去皋亭山见伯颜，伯颜虽“以温慰之”，却无丝毫结果。由于文天祥严辞斥责伯颜“失信”，并与之“抗论”，伯颜以为“文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37]，遂将他扣留不放。
二月初三日，伯颜命吕文焕、阿剌罕、董文炳等入宫见太皇太后，“宣布主上宽仁大度”，以进一步削弱她的对抗心理。同时，要太皇太后下诏通告尚未投降的南宋各州郡，迅速“归附”元朝。初七日，太皇太后再遣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岊为祈请使，赴大都直接向元世祖求封为小国，文天祥也随他们一起被押解北行。二十九日，一行人来到镇江府，文天祥趁机逃脱，走温州、福建等地继续进行抗元斗争，那是后话。谢堂在赴大都途中也曾一度逃脱而返回临安。
元军攻占临安府略图
南宋朝廷虽然正式表示投降，但伯颜深知历三百余年统治的宋政权民心并未尽失，因而对如何进入临安城作了周密部署，不敢有丝毫怠慢。他一面命阿剌罕和董文炳等人分率右军和左军“据钱塘，不令宋人往来”，一面命宣抚程鹏飞等人入临安皇宫，“谕太皇太后”，以观察三宫动静，并罢去文天祥所招义兵二万余众。
二月二十三日，伯颜由皋亭山移驻临安湖州市(在浙江杭州拱墅区湖墅，当时是临安城郊的一个集市)，距钱塘县只有五里路光景。次日，伯颜入临安城，观浙江潮，又登临西湖北狮子峰，“俯观临安形势”，“遣诸将以各部兵众分守城面”，“暮还湖州市”[38]。临安府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市，伯颜以为元军一旦入城，将会给整个城市带来巨大的破坏，从而不利于稳定统治秩序和收买江南民心。为此他下令:禁军士入城，违者以军法从事。同时遣吕文焕持黄榜安抚临安府内外军民。
四、三宫北迁
伯颜在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后，开始着手接管临安府的南宋政权。二月初五日，他遣董文炳、张弘範等人入城，“取会军民钱粮之数，及拘收宋朝百官诰命、敕札、符印，悉罢宋氏官府人，散罢侍卫禁军”，同时派出元军保护宫室。在解除了临安城内的所有南宋武装后，伯颜命诸将分屯钱塘门、仁和门、盐官、德清、湖州市等地，完全断绝了临安城与外界的联系。三月初二日，伯颜再次入城，馆于万松岭卢源宅，大宴诸将。南宋废帝要求会见伯颜，伯颜以“未入朝，无相见之礼”[39]为由予以拒绝。初十日，伯颜回湖州市，与部将讨论“宋幼主及其僚属北行事”。此时扬州尚在宋军手中，伯颜遂于十二日先行至瓜洲，布置废帝赵及三宫北迁的防卫事宜。十三日，阿塔海、阿剌罕、董文炳等入南宋皇宫，宣读元世祖诏书，“迁太后、幼主及宫人出宫”，“免牵羊系颈之礼”[40]，并随同伯颜一起由燕京往上都。
由于太皇太后谢氏患病，暂留临安，其余包括赵、全太后及后宫百余人奉命北遣，福王赵与芮、两浙镇抚大使谢堂、驸马都尉杨镇、知临安府翁仲德等以下数千人及三学生员百余人皆从行[41]。与此同时，伯颜派人收取南宋的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物后，又收取南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曁郊天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南宋至此基本灭亡。
伯颜在建康时，曾作有一诗，其末二句云:“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42]还朝，果一无所取，“归装惟衣被而已”[43]。当时有人提议烧毁南宋的图书典籍，但被董文炳阻止，他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44]由此，南宋史馆所收藏的起居注、时政记、实录、国史、会要等五千余册典籍运往燕京，得以保存。
闰三月初十日，废帝赵、全太后一行到达大都，在会同馆住下，与先前到达的祈请使吴坚、贾余庆、家铉翁、刘岊等会合。四天后，贾余庆病死。四月十五日，赵、全太后一行以及祈请使并属官奉命离开大都前往上都入觐元世祖。五月初二日，元世祖接见赵等一行人，降封赵为开府仪同三司、瀛国公[45]。十二日，安康朱夫人、安定陈才人及两个侍儿在沐浴更衣、焚香于地后，皆自缢而死，人们在朱夫人衣袋中发现绝命诗一首，诗云:“不免辱国，幸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亲。艺祖受命，立国以仁。中兴南渡，计三百春。身受宋禄，羞为北臣。大难既至，劫数回轮。妾辈之死，守于一贞。焚香设誓，代书诸绅。忠臣义士，期以自新。”他们的不屈精神远胜于南宋的许多文武大臣。元世祖得悉后大为恼怒，下令斩下四人之头，悬挂在全后寓所，“以戒其余”[46]。八月，太皇太后谢氏也被迫抱病北迁，降封为寿春郡夫人。
起初，赵与三宫、宗室都住在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元朝政府鉴于全国此起彼伏的抗元斗争，害怕让他们住在那里于自己的统治不利，又将赵及南宋宗室迁往上都居住。后来，全氏携赵出家为尼，终老正智寺。原太皇太后谢道清于至元二十年病死。不久，元世祖命赵出家为僧，学佛法于吐蕃，又命三宫之人“皆祝发为尼”，借此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四月，赵被赐死于河西。[47]
五、各地军民的抗元斗争
元军攻入临安前后，以大兵压境之势，通过屠城和招降这两种手法，使从京湖、两淮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宋守臣、文武百官或逃或降，很少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德祐元年(1275)四月，京湖宣抚使朱禩孙、湖北制置副使高达以江陵降，京湖地区全为元军所占领。十一月，元军占领隆兴府(江西南昌)、抚州(今属江西)，江西制置使黄万石逃遁，稍后即投降元朝。后来黄万石还积极为元军做说客，一次他对被俘的帐前都统制米立劝降说:“吾官阶一个牙牌写不尽，今亦降矣。”米立挖苦道:“侍郎国家大臣，立一小卒尔，何足道。但三世食赵氏禄，赵亡，何以生为?立乃生擒之人，与投拜者不同。”[48]黄万石再三劝降，米立始终不屈，遂遇害。翌年正月，叛将吕师夔与武万户所率元军攻占信州(在江西上饶西北)，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谢枋得乃变换姓名逃往建宁(福建建瓯)山区。当月，太皇太后谢氏奉伯颜之命颁布诏令，要各地未下州郡归附元朝，并放散从各地来临安的勤王兵。于是知建德军方回、知婺州刘怡、知处州梁椅、知台州杨必大皆降。三月，两淮制置大使夏贵在庐州降，淮西也落入元军之手。当年秋天，元军一方面继续向浙东南和闽北推进，一方面从福建、江西进入两广。
对于南宋降将之多，元世祖也感到吃惊，在灭亡南宋以后，一次他在大都召见诸降将时，问大家为什么如此容易投降?降将们回答道:因为贾似道重文轻武，“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元世祖说:如果贾似道真的轻视你们，那也只是他一人的过错，宋主有何亏待你们呢?“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49]说得降将们个个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由此可见，历史上一切有作为的君主，对叛降之人可以利用于一时，但归根到底对他们还是十分鄙视。
不过，与部分南宋地方守臣望风而降或狼狈逃窜的情况相反，也有不少地方守臣和将领在元军的进攻面前誓死不屈，英勇战斗，可歌可泣，表现了中华民族敢于反抗强暴、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其中，尤以李芾的守潭州、李庭芝和姜才的守扬州、马塈的守静江府(广西桂林)、张珏的守重庆府表现得最为壮烈不屈，深受后人称颂。
(一)李芾和潭州保卫战
李芾(?—1276)，字章叔，先世居广平(河北永年)，后为衡州(今属湖南)人。初以父荫补南安司户参军，屡迁知德清县、知永州、浙东提刑知温州等。他历官有声，执法严谨，咸淳元年(1265)知临安府，因得罪贾似道，被劾罢。元军攻占鄂州后，方被起用为湖南提刑。勤王诏下，李芾立即选拔民兵三千人，以土豪尹奋忠率领赶赴临安，自己再招集民兵为衡州守备。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后，宋廷又任命他为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
德祐元年(1285)七月，李芾到潭州(湖南长沙)，这时潭州守军已全部调往他处，而元军占领湖北全境后，游骑已进入湖南湘阴(今属湖南)、益阳(今属湖南)各县，形势非常危急。李芾仓促之间招募民兵近三千人，并团结溪峒蛮以为声援，命刘孝忠统诸军，以李庭芝部将、知衡州尹谷为参谋。这时，吴继明从湖北率兵至，陈义、陈元率兵从四川归，李芾奏请朝廷，都留作潭州守备。
阿里海牙既下江陵，即分军驻常德以遏制来自湖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援兵，而以主力进攻潭州。李芾先派部将于兴到湘阴抵御，于兴战死。九月，再派吴继明出战，军队尚未出城，元军已经包围了潭州。李芾亲自登城，与诸将分地而守，城内百姓不论老弱，都自动结成保伍，协力守御。元军用隍水灌城，用火炮轰城，李芾“冒矢石以督之”。潭州军民在武器给养极端缺乏的情况下，顽强奋战，“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元军派人来招降，都被李芾“杀之以徇”。[50]
十二月，城围更紧，刘孝忠中炮受重伤，李芾继续拼死指挥战斗。阿里海牙亲临城下督战，城上矢如雨下，阿里海牙流矢中胸，“疮甚，督战益急”[51]。潭州外城被攻破后，李芾又筑月城拒守。潭州军民经过七十余天艰苦卓绝的防御，大小数十战，终究势孤力单，不能支持。当月除夕，元军攻城，“蚁附而登”，尹谷及其家人自焚而死。李芾见事已急，召帐下亲随沈忠，给他金银，再三嘱咐道:“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而后杀我。”次日，李芾与全家人皆壮烈殉国，沈忠在奉命杀死李芾及其一家后，四面放火，还家杀妻子，也剖腹自杀。潭州百姓听到这一消息，“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52]。最后吴继明、刘孝忠以城降。
元军入潭州，诸将忿其久攻不下，要屠城，阿里海牙劝阻道:“是州生齿数百万口，若悉杀之，非上谕伯颜以曹彬不杀意也，其屈法生之。”[53]又开仓赈饥。于是，郴(湖南郴县)、全(今属广西)、道(湖南道县)、桂阳(今属湖南)、永(湖南零陵)、衡(湖南衡州)、武冈(湖南武冈)、宝庆(湖南邵阳)、袁(江西宜春)、韶(广东韶关)、南雄(今属广东)诸州相继投降，元军迅速占领湖南全境，并向广南推进。
(二)李庭芝、姜才和扬州保卫战
李庭芝(?—1276)，字祥甫，其先世为开封人，后徙随州(湖北随县)。金亡，李庭芝投奔孟珙军中，不久考取进士，并再入孟珙幕中出任主管机宜文字。孟珙去世后，又成为京湖制置使贾似道的部将，历官权知扬州、主管两淮制置使事、两淮制置安抚大使兼知扬州、京湖制置大使等。襄樊失守后，宋廷再度起用李庭芝为淮东制置使。
姜才(?—1276)，濠州(安徽凤阳)人。少年时被金人掠入河北，稍长逃归，从军淮南，“以善战闻”。因为南宋对从北方归来的人一律不予信任，所以尽管战功很多，只做到通州副都统。贾似道出师时，姜才为孙虎臣部下的先锋。丁家洲兵败以后，姜才收兵入扬州，元军乘胜追击。姜才设三阵迎战于三里沟(在扬州西南)，打败元军。接着，又与阿术率领的元军战于扬子桥(在扬州东面)，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傍晚，姜才身先士卒，奋勇杀敌，虽被流矢贯穿肩部，仍“拔矢挥刀而前，所向辟易”。阿术无法攻破扬州，就以“大军筑长围”，“务欲以久困之”。从此，姜才与李庭芝一起担负起保卫扬州的重任。
德祐元年十月，伯颜率主力长驱临安府，以阿术统偏师加紧包围扬州。这时，镇江、滁州等地已相继沦陷，扬州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到了冬天，“城中食尽，死者满道”，但扬州军民依然顽强坚守。二年二月，太皇太后和恭帝相继派人持诏书来“谕降”，李庭芝登城告使者:“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同时命姜才等人以箭将使者射退。不久，元兵数千护送后宫及赵
北上途经瓜洲，李庭芝和姜才率兵四万连夜袭击瓜洲(在扬州南面)，企图将赵一行夺回，结果没有成功。阿术几次派人持元世祖劝降诏书入扬州，向李庭芝、姜才劝降，两人焚其诏书，杀掉来劝降之人。夏贵以淮西投降后，淮安(今属江苏)、盱眙(今属江苏)、泗州(在江苏盱眙西北)等淮东州郡也相继降元，扬州更加孤立，姜才仍率兵不断攻打湾头(在扬州东北，运河分流处)，以图打破元军包围。五月，扬州食尽，“兵有烹子而食者，犹日出苦战”，姜才往真州(江苏仪征)、高邮(今属江苏)觅粮。六月，姜才护送粮饷回扬州，行至马家渡，受到元将史弼所率军队的袭击，宋军通宵达旦与之奋战，将史弼打成重伤，阿术的援兵赶到后，宋军才撤回扬州。
七月，益王赵昰自福州派人召李庭芝、姜才南下。李庭芝以淮东制置副使朱焕守扬州，自己与姜才率兵七千人，东向经泰州入海道赴召。李庭芝等人一离开扬州，朱焕就开城投降元军。扬州既降，阿术驱兵追及，包围泰州，同时将李庭芝、姜才部下的妻子押解到泰州城下劝降。泰州守将孙贵、胡惟孝等开城门向元军投降。元兵入城，姜才因疽发于背，力不能战，李庭芝跳莲池自杀不成，两人一起为叛军所执。面对阿术的威胁利诱，李庭芝、姜才誓死不屈，最后都惨遭杀害。临刑前，适夏贵在旁，姜才切齿痛恨地对他说:“若见我，宁不愧死邪?”[54]。至此，元军完全占领了淮东。
(三)马暨与静江府保卫战
马塈(?-1276)，宕昌(今属甘肃)人，一家父兄皆以忠勇为名将，而马塈与其兄马方的表现尤为突出。咸淳中，马塈先后出知钦(广西钦州)、邕(广西南宁)二州。邕州地近少数民族，又与大理国为邻，马塈统治有条理，“边陲晏然”。宋廷因马塈治边有功，以左武卫将军召入朝，但他尚未来得及动身而临安已沦陷，因此以广西经略留守静江府。
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景炎元年)夏，阿里海牙入朝贺平定南宋回，着手对广西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此时，马塈集中所部及峒兵守静江府，而自率三千士兵北上守严关(在广西兴安县西南)，以阻止元军深入。元军久攻严关不下，派总管俞全等入关招降，被马塈杀死。又派僧宗勉携带太皇太后和恭帝的降诏入城，又被马塈处死。阿里海牙再写信给马塈，只要他以城降，“许以广西大都督，反复千余言，终不听”。七月，元军以偏师入平乐(广西平乐)，迂回至临桂(广西桂林)，夹击宋军，破严关，马塈退守静江府(广西桂林)。
元军乘胜追击，进围静江府，阿里海牙再次派人招降，被马塈用箭弩射回。元军连续攻城三个月，马塈夜不解甲，率宋军前后百余战，“城中死伤相藉，讫无降意”。静江府四周有隍水包围，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元军筑堰以断绝上流来水，使隍水干涸，并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佯攻西门，以精兵偷袭城墙稍矮的东门，终于攻下外城，马塈立即闭内城坚守。至元十四年(1277，南宋景炎二年)正月，静江府内城被攻破，马塈率士兵巷战，受伤被俘，敌人砍去了他的头颅，“犹握拳奋起，立逾时始扑”[55]，充分显示了马塈宁死不屈、可歌可泣的大无畏战斗精神。
城中百姓看到城被攻破，有的焚烧居室，有的投水自尽，誓不与元兵两存。面对静江府军民的顽强抵抗，阿里海牙进行血腥报复，将全城军民“悉坑之”[56]，从而再次暴露了蒙古贵族野蛮残暴的本性。三月初，广西全境二十四个州郡全为元军所占领。
(四)四川军民的抗元斗争
四川是蒙古军队最早大规模入侵的地区，却是被元朝最后占领的地区，由此可以想见四川军民抗击蒙古入侵者的斗争激烈的程度。
德祐元年(1275)四月，京湖、四川宣抚使朱禩孙降元后，宋廷在次月即以知合州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命他派军队入卫。可是，此时从四川通往江南的水、陆交通早为元军所截断，加之四川抗战也处于困难境地，故蜀兵不能成行。六月，成都安抚使昝万寿以嘉定(四川乐山)及三龟(在乐山东北)、九顶(在乐山东)、紫云城(在四川犍为县东南)降元，沪、叙(四川宜宾)、开(重庆市开县)、达(四川达县)、巴(四川巴中)、渠(四川渠县)等州郡，也在一月内相继沦陷，元军实现了对重庆府的包围。
重庆府被包围半年后，援尽粮绝，形势十分危险。十二月，张珏率领的军队经过与元军的多次血战，终于进入重庆府，并攻克了元军所设重庆周围的一些据点，迫使包围重庆府的元军撤退。蜀地形势稍有好转后，张珏就派士兵数百前往广东寻找流亡在那里的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并在钓鱼城营建宫殿，准备迎接两王的到来，以重建南宋政权。
景炎二年(1277)，元军加强了对四川残存州县的进攻，涪州、梁山军(重庆市梁平)、万州(重庆市万县)、沪州、咸淳府(重庆市忠县)相继被攻破或投降。元军再度包围了重庆府，多次派人向张珏招降，都被张珏拒绝。三年二月，张珏终因寡不敌众，被元兵攻入城内。张珏率兵巷战，战败，以小船载妻子东走涪州，中途投水欲自杀不成，遂为元兵俘获，最后壮烈牺牲。[57]
张珏入重庆府后，钓鱼城由统制王立继守。起初，王立尚能严加守备，以“兵民相为腹心”，同时不断攻打合州周围为元军占领的州县，收复了果州(在四川南充北)、青居城(顺庆府治)、遂州(四川遂宁)等地，与张珏在重庆府的抗战遥相呼应，互为犄角。二年，元军加强了对钓鱼城的进攻，尽管城中粮食极端缺乏，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景，但军民仍然顽强守御。三年二月，元军在攻下重庆府以后，便集中兵力围攻钓鱼城。此时钓鱼城已几年得不到外界消息，元兵向钓鱼城招降，宣称:张珏已降，南宋已亡，“尔既无主，为谁守呼”[58]?在这种形势下，抗元斗争除了显示民族气节以外，已经毫无出路。为了城中十余万军民的生命，迫使王立不得不考虑是否需要向元朝投降的问题。
但是，如果向元朝投降，尚有两大顾虑:一是钓鱼城军民顽强抗击蒙军入侵，特别是早年曾给予蒙哥汗以沉重的打击，“恐城降日悉见诛夷”[59];二是由于长期与川东蒙军作战，投降后可能会遭到他们的报复。王立就与原元将熊耳之妻、被俘后已成为他妻室的宗氏商量。宗氏是元安西王相李德辉的同母异父兄妹，她知道安西元军与川东元军有矛盾，所以力劝王立向安西王投降。祥兴元年(1278)三月，王立派人向安西王献城投降，从而结束了钓鱼城三十多年来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60]。当年，元朝完成了对四川全境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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