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对编纂《四库全书》所作出的贡献

顾志兴

【摘要】浙江学者、藏书家在《四库全书》编纂中，在创意、献书、具体编校、书楼建筑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贡献尤巨。

【关键词】浙江学者　藏书家　编纂　四库全书　贡献

清乾隆帝耗十年之力，动用国库帑银数百万两[1]编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册，字数达九亿九千七百万的《四库全书》，称得上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一件浩大的文化工程。这部《四库全书》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卷帙最大的丛书，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四库全书》之本身价值，民国17年(1928)由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广东藏书家伦明起草，以张学良、翟文选、杨宇霆名义通电全国并用英、德文对外通告的拟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预告，说得颇为扼要:

论此书之完备，则自中国始有文字以后，至清乾隆四十七年以前，中凡包括五千余年所有之历史、民族、社会、政治、制度、宗教、天象、地舆、物产、文艺、哲学、美术、医、算、农、工、商、矿，及百家杂学等，应有尽有，内容丰备，无可比拟。当乾隆时，国运方盛，乃出其全力征搜公私藏书，又慎选朝野名流学士开馆纂修。凡书中有伪作者、空疏者，皆加条辨。每成一书，辄冠提要，呈经卸览审定，其精密为何如?当时所收之书，大部系相传孤本，未曾刊行者，又或虽印而已成难遘之孤本者。故全书十之八九，外间无由得见，获一二册已足珍贵，况其全乎!……

鉴于其时各国学者，热心研究东方文化，该预告又指出:

近今世界学者所热心研究之东方文化问题，其主要不外参考群籍，以资发明。此书一出，可无憾矣。且此书之特色在有系统、有条理，有极富之资料，有极富之组织……分之为无数之各种颛书，合之为一部绝大之中国文明史。[2]

这部被张学良等誉为“绝大之中国文明史”的《四库全书》，从创意到藏书的征集以及整个编纂过程和后来文渊等阁的建造，浙江籍的学者、藏书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有功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

一、朱筠、章学诚的倡议，对《四库全书》的编纂起了重要作用

现有编纂《四库全书》档案证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乾隆皇帝所下的《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的这道上谕，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广征遗书，充实皇家秘府藏书。这在上谕中是说得清楚明白的:“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3]此时乾隆帝并无编纂《四库全书》的设想。对中国藏书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除了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的酷政以外，凡稍有作为的历代帝王都重视皇家内府典籍的收藏，以资治理国家，这可说是史不绝书。如汉之武帝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使上至先秦六艺，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嗣后经汉成帝续事搜求，“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宫廷藏书充盈。此后之隋、唐、宋、元各朝都可以举出大量类似例子。距清朝最近的明朝亦是如此。明太祖朱元璋本人文化不高，有人贬之为“不学无术”，然克定元都后即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又下诏求四方遗书。明成祖于永乐四年(1406)御殿阅书，当他听说文渊阁藏书“尚多缺略”，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购书，“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及至仁、宣之朝，国家藏书进一步增加，至宣宗时秘阁藏书约二万余部，百万卷，且多珍贵的宋元旧刻。关于皇家内府藏书，历代史书中的《艺文志》都有详细的记载。

乾隆帝热爱汉文化，且本人的汉文化修养极高，对中国文化的代表典籍是十分熟悉的。鉴于清王朝建立以后，顺治朝虽有征书之举，但影响不大，效果不显。康、雍二朝又无暇及此，及至乾隆帝即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他又是一位有雄心大志，欲在文治武功上有所作为的皇帝，故广征天下遗书，以丰富国家和宫廷藏书，亦在他的考虑之中。即位之初的六年(1741)正月初四日就曾下过征书上谕，所以三十七年(1772)的广征天下遗书的上谕，实际上是重申三十一年前的前议而已。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的征书上谕，到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中间有个过程，起重要作用的是安徽学政朱筠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了一道《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在折子中朱筠认为:对于国家和宫廷所藏“中秘书籍”，应标举目录，征书则重在“以补其余”而不需重复征集。他以《永乐大典》为例，若组织人员加以采辑，则许多已失传的古籍、世所罕见的书，往往从《大典》中可辑补成书。故而朱筠建议，请皇帝下敕令“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以备著录”，这样“书亡复存，艺林幸甚”。再是，朱筠以为著录与校勘应该并重，故请皇帝下诏儒臣，分任校书，“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朱筠的这个建议，受到乾隆帝的重视，在原件上批示“原议大臣议奏”。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六日大学士刘统勋等奏复:经实地对中宫所藏《大典》抽样查看，发现内中确有“现在流传已少，不恒见之书”拟“摘出书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伏请训示遵行”。又据朱筠所议，提出“俟各省所采书籍全行进呈时，请敕令廷臣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昭策府大成，自轶唐宋而更上矣”。乾隆帝遂于是日发出上谕，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校核《永乐大典》，五天后又下谕，添办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紧接着又在二月二十一日在刘统勋等的奏折上下达圣旨“是。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从以上简述中可以看出，从三十七年(1772)一般意义上的征集天下遗书到三十八年(1773)二月二十一日编书，乾隆帝亲自定名《四库全书》，其间经历了一年多时间，而朱筠的建议，实对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筠折子的产生和浙江史学家章学诚关系甚为密切。朱筠(1729—1781)，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其先为浙江萧山(今杭州萧山区)籍，后入籍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次年联捷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三十六年(1771)任安徽学政。朱与章学诚交谊很深。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道墟(今属浙江上虞)人。朱、章有同乡之谊(萧山清时属会稽)。学诚为乾嘉时著名史学家、藏书家，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诚居大兴时生活贫甚，居无门扉，惟张芦箔一片以代，严冬冻醒，身没雪中。日午以麦饼两枚充饥，而仍苦读不已。朱筠见而异之，遂邀学诚馆其家，学诚得通读其藏书。二人处师友之间，相交甚欢。三十六年(1771)朱筠官安徽学政，延学诚为幕宾随任。次年乾隆帝下上谕征书，学诚素知朱筠平生以整理古文献自任，遂向朱献策。据《碑传集补》卷四七沈元素《章学诚传》称:

因请搜访遗书，仿刘向《七略》条辨群书，各疏原委，学士遂有征书之奏，而四库全书之馆，自此开矣。[4]

据此，朱筠所奏，实启自学诚。至少二人达成共识，遂上奏折。故《四库全书》而后之编纂，朱筠与学诚皆有创议之功。

二、浙籍学者陆、王、邵为《四库全书》编纂之功臣

纂修《四库全书》是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在四库馆任职的官员学者有三百六十人之多，浙籍人士占相当大的比例。例如正总裁中有杭州王际华，副总裁中有绍兴梁国治、嘉兴钱汝诚、富阳董浩、平湖沈初等。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历来公认陆费墀、王际华、邵晋涵等为四库功臣。此外杭州朱文藻、湖州丁杰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陆费墀在四库馆事迹简介

陆费墀(1731—1790)，原姓费，祖上承继陆姓，遂以陆费为姓。字丹叔，号颐斋，浙江桐乡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翰林院编修升任武英殿提调官。四库馆开，任总校官兼武英殿提调。三十九年(1774)承办《四库全书荟要》，因工作勤勉升任侍读学士、擢少詹事。四十一年(1776)《四库全书》第一份告成，贮文渊阁，任文渊阁直阁事。次年赴奉天(今沈阳)负责库书入贮文溯阁。四十九年(1784)兼任四库馆副总裁。次年赴热河(今承德)负责文津阁库书入贮，又办理江浙“南三阁”事宜。五十二年(1787)因乾隆帝抽查库书中有应毁未毁及校对讹误而革职留任，赔办江浙三份库书全部装潢、制匣费用。后又因底本未移交明白而落职。次年，寓西湖校文澜阁已到库书。又因查出内廷四阁库书装函排架有错误之帙而罚赔缴经费银。迭经打击，忧愤交加，于五十五年(1790)抑郁而终，卒后被籍没家产。

陆费墀获罪之由，按有关档案所示，乾隆帝偶阅文津阁本库书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内有引用李清、钱谦益诸家之说，未经删削;另外《黄庭坚集》注中有“连篇累页空白未填”。按之常理，《尚书古文疏证》未加删削，责在总纂官纪昀、陆锡熊身上，然二人处分仅是罚赔换写篇页及装订挖改工价了事。而责任相对较轻的陆费墀却处分甚严，且没完没了，按乾隆帝的说法是陆费墀“受恩尤重，较之纪均、陆锡熊，其咎亦更重”，这在逻辑上实难说得通。且四库馆总校官仅一人，校对未精，又岂能责怪陆费墀一人?故一般以为，陆费墀获罪的真实原因是因为未能查出库书的“违碍”之处，所以成为禁书政策的牺牲品，此尚可解释其处分之重。

陆费墀终其后半生，几与《四库全书》相始终。在办理库书过程中，综核稽查，勤心尽力。十七年中，早到晚退，南来北往，寒暑未尝稍懈，实为一大功臣，这是历史的结论。

(二)王际华在四库馆事迹简介

王际华(约1716—1776)，字秋瑞，号白斋，卒谥文庄，钱塘(今杭州)人。曾官礼部、户部尚书。四库馆开，被任为正总裁兼武英殿事，不久又兼《四库全书荟要》总裁。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考虑《四库全书》的编成约需时十年。于是决定同步编辑一部撷四库之精华的《四库全书荟要》，这样既可求精，又可求速。为此在是年五月初一日颁发上谕命“总裁于敏中、王际华专司其事”，后实际由王际华总其事。王际华处事勤勉，在《荟要》编纂过程中确是“覃精殚思，晓夜研勘”，对此乾隆帝称赞有加。四十一年(1776)王际华因病卒于任所。三月二十日乾隆帝特下上谕予以表彰，称其“迩年承办《四库全书》及《荟要》事，尤为殚心竭力……遽尔溘逝，深为痛惜”，追赠王为太子太保，赐溢文庄，“并派散秩大臣一员、侍卫十员，前往奠西叕”，以表彰王之贡献。

(三)邵晋涵在四库馆事迹简介

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号二云，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会试第一。三十八年(1773)四库馆开，经大学士、四库馆总裁刘统勋保举“徒步入翰林”，充任纂修官。邵氏史学成就特高，被总裁视为左右手，四库馆言史学必推晋涵。邵氏尝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失之《旧五代史》，荟粹编次，再校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长编》等古籍，补其所缺，使该书部帙如旧。书成奏上，深得乾隆帝嘉许，并令以《旧唐书》之例，列为二十四史之一，颁行天下学宫。邵辑《旧五代史》，使亡佚百年之书，得到复现，亦得同时之学者交口赞许。

在《四库全书》编纂的同时，由纪昀为主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书为中国目录学史上承先启发之名著。其史部提要多出晋涵之手，所撰《四库提要分纂稿》载史部及其他各部书提要三十七篇，为世所重。

(四)余集、朱文藻、丁杰在四库馆事迹简介

余集(1738—1823)，字蓉裳，号秋室，仁和(今杭州)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授候选知县。四库馆开，经总裁裘曰修保举，亦“徒步入翰林”，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尝撰《诗经》各书提要七篇。

朱文藻(1735—1806)，字日暎漘，号朗斋，仁和(今杭州)人。尝在杭州汪氏振绮堂藏书楼校勘群书多年。四库馆开，经浙江学政王杰延访至京师佐校库书，经其考异订伪，多成善本，后复奉敕在南书房校书。

丁杰(1738—1807)，原名锦鸿，字升衢，号小匹，归安(今湖州)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官宁波府学校授，精经史、说文、音韵之学。此先入都，适四库馆开，应任事者之邀，入四库馆佐校小学，与朱筠、戴震相讲习，为以私人身份参与库书纂修之名士。

三、浙江藏书名楼、浙籍馆臣竞献珍籍，为库书提供佳本名椠

乾隆三十七年(1772)发布购访遗书上谕后，其初各省行动并不迅速。及至次年决定编纂《四库全书》后，于三月二十八日谕内阁传令各省督抚限半年内迅购访遗书。乾隆帝素知江浙两省素多藏书旧家，故于次日又以四百里急传上谕，命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加紧购访遗书。浙江巡抚三宝得旨后即加紧搜访，是年闰三月二十六日奏报已派员访求嘉兴项氏天籁阁、朱氏曝书亭、杭州赵氏小山堂、宁波万(范)氏天一阁、慈溪二老阁藏书情况，并报杭州鲍士恭、吴玉墀、汪启淑、孙仰曾、汪汝瑮五家藏书甚富愿献。四月二十八日三宝又奏报宁波范氏天一阁与卢氏抱经楼、慈溪二老阁藏书楼皆有大批典籍呈献。据三宝于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一日奏折，浙江征集书籍已达四千三百一十八种，次年又有所获。浙江遂成为全国献书最多的省份。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乾隆帝颁发上谕，对献书五六七百种以上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赐以内府所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全国共四家，浙江即占三家，于此可见一斑。现将浙江藏书名楼献书情况简述于次。

(一)鲍士恭知不足斋献书　鲍士恭，字志祖，又字青溪，仁和(今杭州)人。知不足斋创始人为其父鲍延博(1728—1814)，所藏多宋元旧本。乾隆帝诏征遗书，延博命子士恭集其家藏书六百二十六种呈四库馆。《四库全书》成，著录二百六十五种、三千四百一十二卷。后受朝廷颁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发还之《唐阙史》、《武经备要》卷端乾隆帝亲笔题诗赐之。

(二)汪启淑开万楼献书　汪启淑(1727—1799)原籍安徽，侨居杭州小粉场。曾官兵部职方郎中等。家有开万楼“藏书百橱”，十万卷，飞鸿堂藏“古印万纽”。汪氏献书五百二十四种(一说六百余种)，著录二百六十五种、三千四百一十二卷。后受朝廷颁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建御书楼贮之。发还之《钱塘遗事》、《建康实录》卷端乾隆帝亲笔题诗赐之。

(三)吴玉墀瓶花斋献书　吴玉墀，字兰陵，号小谷，钱塘(今杭州)人。曾官太平教谕。与兄吴城为瓶花斋第二代传人。所藏既富且精。乾隆帝征集遗书时，父兄皆已殁，玉墀进呈藏书三百零五种，著录一百五十二种。以进书在一百种以上，朝廷赐内府初印本《佩文韵府》一部。发还之《说文篆韵谱》、《历代制度详说》二书，乾隆帝均亲笔题诗卷端赐之。

(四)孙仰曾寿松堂献书　孙仰曾，字虚白，号景高，仁和(今杭州)人。曾官候选盐运使运同，为寿松堂藏书楼第二代传人。孙仰曾进书二百三十一种，著录一百三十四种、二千四百八十一卷。朝廷颁赐内府初印本《佩文韵府》一部。发还之宋本《乾道临安志》，乾隆帝于卷端亲笔题诗赐之。寿松堂藏书在太平军咸丰间入杭遭兵燹。后裔孙峻于清末搜访家藏遗书，得旧藏宋本《名臣碑传琬琰集》，此为当年四库馆发还之书。此书现藏浙江图书馆。

(五)汪汝瑮振绮堂献书　汪汝瑮，字坤伯，号涤源，钱塘(今杭州)人。为振绮堂藏书楼第二代传人，曾官大理寺丞。汝瑮进振绮堂秘籍三百余种，著录一百五十余种、一千八百九十四卷。后得赐内府初印本《佩文韵府》一部，发还之《曲洧旧闻》与《书苑菁华》，乾隆帝亲笔题诗卷端赐之。

(七)范懋柱天一阁献书　范懋柱(1721—1780)，字汉衡，诸生。为天一阁创始人范钦八世孙。乾隆帝虽在宫禁，亦闻宁波天一阁富藏书，曾点名向宁波万氏天一阁搜访遗书，惟上谕误“范”作“万”。时懋柱主家政，献天一阁藏书六百余种。据浙江巡抚三宝三十八年(1773)四月二十八日折子奏报:“据天一阁后人范懋柱等呈请，愿将祖遗天一阁原贮各书恭进，用伸芹曝，……臣查范氏书籍，据开不下数千种，第历年久远，不无残缺，更有与臣前奏单内各书重复者颇多，除检去外，现实有书六百零二种。”(一说实进呈六百三十八种)，其中著录的有九十五种。后得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后又得赐《平定回部得胜图》十六幅、《平定两金川战图》十二幅。发还之《周易要义》、《意林》二书，乾隆题诗卷端赐之。

(八)卢址抱经楼献书　卢址(1725—1794)，字青崖，鄞县(今宁波)人。诸生。抱经楼藏书极富，藏书楼建筑、规制多仿天一阁。卢址献书二十余种。后见天一阁以献书多而得朝廷颁赐《古今图书集成》，深以为羡，遂倾囊遣人至京师购得《古今图书集成》底本以藏，书到之日，衣冠迎于门。当日甬城有《古今图书集成》两部，一为赐书，一为底本，甬人引为艺林佳话。

(九)郑大节二老阁献书　郑大节(1705—?)字临之，庠生，浙江慈溪人。二老阁在慈溪，为大节父郑性所创，所藏多黄宗羲遗著及有关文献。据浙江巡抚三宝于三十八年(1773)四月二十八日折子奏报:“又慈溪郑大节家藏书，虽远逊范氏之多，其中亦有未习见之书可备采择者，亦复抒诚愿献，现查有书八十二种”。

(十)朱彝尊后人曝书亭献书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曾官翰林院检讨，入值南书房，有潜采堂、曝书亭等藏书处，所藏极富。乾隆帝曾指名搜访。惟其时彝尊及子昆田、孙稻孙皆卒，书已散出。后浙江巡抚三宝通过彝尊族孙搜访到藏书三十余种进献。

除上述浙江藏书名楼竞献珍籍外，浙江籍在四库馆任职的馆臣朝绅，献书亦多。据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上谕，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亦因献书多而赏内府之初印本《佩文韵府》一部。钩稽史料，今知浙籍馆臣朝绅献书的有:汪如藻，为桐乡藏书名楼裘杼楼第四代传人，曾献家藏图籍二百七十一种，著录一百五十二种，得赐《佩文韵府》一部;王际华，所献书颇多，著录的有三十七种、一百七十四卷;陆费墀，献书若干种，著录九种、一百一十一卷。又有海宁祝德麟献书若干种;绍兴吴寿昌时任纂修官兼分校官，献书若干种;杭州金甡，曾官礼部左侍郎，献书两种。

四、文渊等“内廷四阁”及杭州文澜阁皆仿宁波天一阁规制而建

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当《四库全书》紧锣密鼓编纂之时，乾隆帝已在考虑书编成后的贮藏处所。这时浙江宁波天一阁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一是天一阁献书多达六百余种;二是听说天一阁乃前明所建，历时已二百多年，藏书楼的建造与书籍保管都有特色。为此于是年六月二十五日特传谕杭州织造寅著:闻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故命寅著前往实地考察“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呈览”。为防范氏见寅著前来产生无端惊疑，命即“告以奉旨，因闻其家藏书房屋造作极佳，留传经久，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

寅著奉旨实地考察后，于同年八月十日、十五日两次奏报详情，天一阁除“砖甃为垣”外，藏书处“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书橱十只，“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取其透风”，而橱下则用英石以收潮湿。寅著还报告，天一阁前凿有水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数目尺寸，俱合六数”(见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卷七九)。寅著又专门绘成图样进呈。

乾隆帝得寅著奏报，阅天一阁图样后，见其规制“间数及梁柱宽长皆有精义”，遂下旨仿天一阁建筑规制，建造文渊等“内廷四阁”，以贮藏《四库全书》。乾隆帝在三十九年(1774)所作《文渊阁记》称“阁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阁”，同年所撰之《文源阁记》则言之更明:

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阁式，以构庋贮之所。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是就御园中隙地，一仿其制为之。

至于杭州文澜阁亦是乾隆帝亲自命名并指定地点，阁之图样，乾隆帝于四十七年(1782)九月初二日颁发上谕明确指出:“现在盛住奏请陛见，且俟伊到京后询该处情况，将文渊阁式样带去，再行办理。”现存文渊阁系咸丰兵燹后光绪间按原样修复，其前为园林，后为书阁，整体布局与天一阁相同。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四库全书》之编纂，从创意到具体编纂以至贮书之阁，与浙江关系至为密切。前人论《四库全书》之编纂，多言浙江藏书之被征集，因此各藏书名楼藏书受到损失，这原本不错。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浙江藏书家以献书多而受颁赐《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发还之部分藏书，乾隆还题御制诗于简端，加之以天一阁规制为典范，建阁贮书。为此圣旨迭颁，天下皆晓，乡里荣之。这对浙江藏书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亦不能低估。

注释:

[1]关于《四库全书》编纂、缮录过程中所耗财力，未见明确记载。惟乾隆于四十九年(1784)第六次南巡浙江时，曾至刚建成的西湖文澜阁巡视，作有《文澜阁》、《趣亭》、《月台》三诗。其中《文澜阁》诗“卢经彼殊众力扛”句有自注云:“是以后次续缮三分，颁发内帑银百余万两，觅书手予值缮写”云云。据此，约可推算库书在十年编纂及缮录内廷四份及编纂缮录《四库全书荟要》等所耗财力约在数百万两。乾隆诗见《文澜阁志》卷上。

[2]伦明.辛亥以末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版。附录三:伦明《拟印四库全书之管见》有云:“其通电全国，及用英德文对外通告(系用张学良、翟文选、杨宇霆名)，即余所拟稿也。”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页。以下凡引该书史料，概不出注，但书明年月日，在该书中均可查到。

[4]清代碑传全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影印本。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