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天一阁的历史地位

来新夏

【摘要】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天一阁的历史地位以及在现代社会的走向与定位。

【关键词】天一阁;历史地位;走向;定位

在以宁波为中心的近万平方公里繁荣地域内，有事迹可考的私家藏书楼就有154家，但只有天一阁，自明嘉靖创始以来，历经440年，巍然至今，被称为“天下藏书只一家”。历来若干文人学士对其历史地位多有论列，今人著述亦时有涉及，各有评说。我亦曾撰有数文，略有评论。兹综括诸说，撮其指要，撰文以论天一阁之地位。

一、天一阁是我国现存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

明嘉靖时所建天一阁，是中国传统藏书楼中现存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是世界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建阁主人范钦(1506-1585)，字尧卿，一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明嘉靖四十年(1561)，他在家乡月湖之西芙蓉洲建造天一阁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是浙东藏书最多的一家。建阁的头20年，阁主人范钦还健在，无疑不会有太大的损伤。范钦卒后的80余年，到明清之际，虽有所破损，但一些学者如黄宗羲、全祖望等著名学者，尚能登楼阅书、抄书。其后100余年，虽已有文记其受损情况者，但至乾隆帝兴建南北七阁时，诏谕中仍能赞许有加，取用建阁工程蓝本，而修《四库全书》时，尚能从阁中征调600余种藏书。以此推想，阁书应不至有大损伤。近代以来，屡遭内忧外患，明抢暗夺，鼠窃狗盗，破坏在所难免，加以缺少维护，遂日渐衰败。直至清末，学者缪荃孙登阁开橱时，已是“书帙乱叠，水湿破烂，零篇散佚，鼠啮虫穿”(《天一阁始末记》)。

随着范氏宗族的衰败，阁楼园林日渐荒落。当地人士不忍目见，遂于1933年集资维修，并将文庙尊经阁和有关明州(今宁波)的一批宋以来的碑版移建园中，环镶于尊经阁前墙垣，世称“明州碑林”，是有关宋元以来明州的历史资料。可惜有的由于风雨侵蚀而字迹漫漶，有的甚至整篇剥蚀，了无字迹，亟待保护和抢修。藏书亦时有流失，学者张元济为免善本佳刻流落海外，斥资收购，贮之涵芬楼，不意竟被日寇丧心病狂地施以炮火轰炸，扼腕腐心，莫此为甚!以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园林一片荒草污水，精刻善本，水渍蠹蛀，零零落落，仅剩原藏书书量之五分之一，有人估约为1.3万余卷。政府多次拨款维修恢复，乃使这座古藏书楼及其藏书得以复苏。其后虽经“文革”劫难，然终胜海源、皕宋之不幸遭遇。据约略考察，现已扩建新建阁庭院多处，藏书亦已搜求回归达30余万卷，较创建时增大四五倍。其中精本善刻已有近十万卷之多，已不负“明州天一富藏书”的美誉了。天一阁这颗历经沧桑的明珠，重又闪耀着固有的光辉。中华大地拥有这座历经440年的古代书府，不止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即使之于世界文化史史册，亦决无愧色。

天一阁之所以能数百年传世，确为私家藏书楼所罕见。历来学者于此亦多有探讨。其较完备者为阮元之三点论:第一，“不使持烟火者上楼”;第二，管理的禁令甚严;第三，子孙以天一藏书为荣，官方亦多加鼓励。有此三点故能久而不衰(参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目序》)。但我以为，从私家藏书史考察，经久甚难。而近50年之所以能弘扬发展，则在化私为公。有政府拨款，有社会支持，有学人关注，则天一阁传之久远必可期矣!

二、传统藏书楼建筑的典范

天一阁约建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间，在古代藏书楼中是独具特色的。建阁主人范钦以其丰富的阅历和见识，首先抓住藏书楼致命的关键。书的最大灾难是火，而火的最大克星是水。天一阁在初建时，先在楼前的位置，凿一池储水，周围绕以竹木。但当时他尚未想到如何破火的楼名，后来见到《龙虎山天一池记》引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语，于是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而阁前所凿之池即称“天一池”。天一阁的架构亦即按这一意图修建，整个楼区占地840平方米，藏书楼本身占地281平方米，楼上不分间以体现“天一生水”之说，楼下分六间，以应“地六成之”之义，甚至如书橱的制作，也使之在尺寸上合六一之数。这种引据，虽几近迷信，但足以表明阁主人在建阁之初即对藏书与水与火的连环关系具有明确意识——他希望以水制火来保护图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天一阁的建造设计，颇具匠心。主体建筑“宝书楼”有二层，楼下用书橱隔成六间，楼上为统间，悬有明人王原相所书“宝书楼”匾额。楼前有作为防火设置的蓄水池即天一池。清康熙四年(1665)范钦的曾孙范光文又在阁楼前后利用山石的奇形怪状堆砌成“九狮一象”等生动形态，并植竹养鱼，使藏书楼周围，增添了江南园林的美色。正由于天一阁结构建筑合理而且创造性地将幽雅的藏书与清丽的环境自然结合的模式，不仅成为传统藏书楼建筑中的典范，甚至引起清代乾隆帝的重视。乾隆帝是珍惜文物并能从众多文物中择善而取的帝王，所以当他为典藏《四库全书》而谋兴建南北七阁的时候，就从遍及全国的藏书楼建筑中选取了天一阁的建筑为唯一的典范，并谕令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调查:“(天一阁)自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之久远”(《东华续录》乾隆七九)。寅著绘呈天一阁图，后即据此为蓝图以建文渊诸阁，乾隆帝还多次以其事入诗。这更足以证明天一阁藏书楼建筑的价值和特色，不愧为传统藏书楼建筑的典范。

三、天一阁藏书独具特色

范钦在修建天一阁之前，就已开始求书、抄书、藏书等活动，所得即贮之于东明草堂。《鄞县志》曾记其初期收书范围，说他“善收说经诸书，及先辈诗文集未传世者。”(卷三十六)后又得同邑丰坊万卷楼幸存之余及各家散出之藏，并陆续从王世贞等藏家抄录，加以范钦历官各地，曾在江西、广西、福建、陕西、河南数省，搜访、购买、传抄古籍。特别是在浙江，几乎访遍藏家与坊肆。晚年所藏日富，东明草堂已难敷用，遂建天一阁以扩大藏书量。在“书多设架，架多收书”的规律推动下，天一阁的藏书量无疑增长较快，至清初当已颇具规模。所以当著名学者全祖望观其藏书后，便在所撰《天一阁藏书记》中，给以相当高的评价:“虽未曾复丰氏之旧，然亦雄视浙东焉。”(《鲒埼亭集》卷十七)丰氏与范钦约在同时代——正德嘉靖时期，大约大范钦十余岁，是当时鄞县地区藏书约五万卷的大藏书家。如据全祖望所记，则范氏藏书至清初，虽尚不及丰氏旧藏，但已逾万卷数。清人陆以湉曾记称:“范氏天一阁藏书五万三千余卷。”(《冷庐杂志·天一阁》)似已与丰氏书比肩矣。

范钦不仅丰于典藏，还能精细治学治书，悉心研究藏书，为藏书增加生命力。所藏各书多“手自题笺，精细详审，并记其所得之岁月”，所以人皆称范钦所藏刻各书，有“清鉴而无妄作”(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提高了藏书质量。范钦亦成为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学者型藏书家。

范钦在晚年建天一阁以扩藏图籍，其所庋藏，以宋元以来刊本、钞本与稿本为多，而明刻尤为突出。范钦藏书与一般只注重版本的藏书家不同，他比较重视明代人著述和明代新刊古籍的收藏。其中明代方志、政书、实录、邸钞、揭帖、供状、名人传记及诗文集等当代文献尤多。而明代方志原藏435种，超出《明史·艺文志》的著录，现存271种，有65%是海内孤本，近年已陆续印行应世。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有387种，也大部分是仅见之本，阁主人范钦的三代简历即赫然具在登科录中，是一种很有用的工具书。所有这些藏书，都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科技、人物的珍贵资料，也是天一阁不同于其他藏书楼的极大特色，并表明范钦的藏书思想已超越同时代藏书家的认识水平。

四、天一阁为学人注目的所在

是否为著名学人关注，也是论定藏书楼地位的一种重要标志。天一阁自明清以来即为众多学者所关注，他们或登楼看书，或手编目录，或感叹沧桑，或凭吊故物，无不给以极大怀念与恰当的评说。现任天一阁博物馆馆长虞浩旭曾搜求资料撰著《历代名人与天一阁》一书，收录自明丰坊至近代郭沫若共39人。此书资料详备，记述完整，本已足见其概要，而无容赘言，但为说明学者对天一阁之重视，略择数例，以明其事。

丰坊是范钦同时代的前辈，天一阁有丰氏万卷楼若干散失藏书之说，虽尚有异议(有人认为范氏无收藏丰氏藏书之事;有人认为有丰氏散失之藏书，后又从天一阁散失)，但天一阁藏有万卷楼旧藏遗物和丰坊相关的帖书和手迹，确有其事。丰坊还曾手记:“碧沚园，丰氏宅，售与范氏郎为业。南禺(丰坊自号曰南禺外史)笔。”而天一阁筹建时丰坊尚在世，以丰、范之亲密交谊，可以推测丰氏于建阁之事或有议及。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大学者，是有文献可据的第一位登楼的外姓人。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在范钦曾孙范光燮力排家族异议的情况下，成为首登天一阁的外姓人。这不仅是黄宗羲的荣耀、天一阁的光彩，更是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由以藏为主走向藏用结合过渡的里程碑。随之而求登楼者比比，如万斯同、全祖望、朱彝尊、袁枚、钱大昕、阮元、姚元之、薛福成、刘喜海、麟庆、冯登府、钱维乔等清代著名学者相继登阁，或传抄藏书，或为之编目。这种适度开放和运作大大地提高了天一阁的知名度。

黄宗羲也无负于此行，为天一阁编制了以稀有的宋元人文集为主的精品书目。在黄编以前，范钦父子曾有自编书目三种，而黄编为外姓学者所专著。黄编流传之后，天一阁之秘藏开始为世所知，而文人学者尤多注目。康熙十八年(1679)，光燮之子范左垣拒黄编增订，令成一目，并请黄宗羲为撰《天一阁藏书记》以代序。后范目已佚，而黄记犹存，为天一阁清初状况下重要藏书资料。自黄编以后有清学者分起效尤，其主要书目有:阮元的《天一阁书目》、刘喜海的《天一阁现存书目》、宗源瀚与薛福成编制的同名书目，均借以显示不同时代馆藏的散佚变化状况。

20世纪以来，学者关注天一阁之热依然，著名学者多以一登天一阁为荣，但所见已为衰败现象。缪荃荪于清末民初曾二登天一阁，但所见已是子孙不识藏书，禁令形存实亡，藏书受损严重，甚至大量被窃而不知。缪氏愤而为编《天一阁失窃书目》，虽不甚准确，但亦可见阁藏之岌岌可危。惟若干近代名人仍怀仰慕之情，纷至沓来，如赵万里、郑振铎、陈乃乾、谢国桢、陈训慈等，皆来登阁阅书。当代名流显要如郭沫若也曾来阁题字赠联。众多学人为藏书编目者，有林集虚的《目睹天一阁书录》，杨铁夫的《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冯孟颛的《天一阁方志目》、《天一阁藏明代试士录目》和《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而自全祖望开始研究天一阁后，学人多有散篇论述，而今人陈登原所撰《天一阁藏书考》，更为系统完备之专著。虞浩旭曾评其书为:体例完备，论述全面;资料富赡，论之有据;津逮后学，影响深远;检核原著，洵非虚誉。类此均可见天一阁在文人学士心目中的地位。上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更力加赞助，有裨于修建收藏。近年又屡有学术集会，全国学人时来以文会友，对恢复振兴天一阁旧貌有推动之功。天一阁也无论外形内藏均日显新颖，而驰名于海内外。

五、天一阁的走向与定位

历经440年的天一阁虽然主观上尽力维护其传统性和完整性，但事物的变化往往不取决于主观愿望。天一阁无力抵御外来的强力，如乾隆帝开四库馆，天一阁即被勒取图籍638种珍籍。鸦片战争时，盗匪蜂起，明抢暗盗，而子孙家人亦无力维护，天一阁日益走向衰败残破。幸有上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两次较大维修，天一阁方能渐渐走向恢复，中复经抗战及“文革”劫难，明显地遭到一定的破坏，幸而很快地修治创伤，走向扩展，大改旧观。尤其是近年来，天一阁高举藏书文化旗帜，团结各方有识之士，群策群力，藏书日增，园址日扩，变化日新。但其变化并未依照古越藏书楼那样由旧式藏书楼走向近代图书馆，也不像嘉业堂那样，归属于地方公共图书馆。那么天一阁的定位走向究竟在哪里?有人主张走向图书馆，有人主张走向博物馆，结果是定向于博物馆。我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图书馆不仅藏书，而且还要具有流通的功能，是普及文化的公益机构，而博物馆的功能在于收藏、维护、展示文化精品，是供人参观的景点。天一阁之所以定位于博物馆，还因为它不仅有享誉学林的藏书，还收藏有一定价值的藏物。比如它藏版千余块，可见明代雕版艺术的水平。另有以保藏晋砖居多而得名的“千晋斋”，所存自汉至清的千余块刻砖和另室所藏的唐宋元明石碑30余块，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移植园中的“明州碑林”虽多有剥落，但仍具有研究宁波地区地方文献的重要资料价值，所以同时具有保存文物的功能。因此天一阁势必定位于博物馆。

这座定位于博物馆的天一阁，在近20余年的过程中，发展走向已经不局限于藏书楼一隅，也不限于范氏一族所在，而是逐渐走向一座占地2.5万平方米、建筑达8400平方米的园林景点。它划分为三大区，即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和陈列展览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兴建以来，除了恢复维修藏书文化区外，还着重兴建园林休闲区和陈列展览区。其中园林休闲区包括东园和南园，东园在藏书楼的东南，占地6000平方米，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开始种植竹木、移迁旧物，历时20余年初具规模，其中由祖关山移来之明嘉靖墓前祭亭——百鹅亭，结构精巧，形态凝重，令人赞叹，于1986年开放。南园在藏书楼南面，占地约3400平方米，是以水石相结合结构的新造园林，一泓池水，池畔奇石层叠。临水有水北阁，由园外移来，为鸦片战争时爱国诗人徐时栋的藏书楼，于1997年建成开放，身入其中，颇感疏朗清新。

南园之南即为陈列展览区，其中芙蓉洲为宋代月湖十洲之一，多为宋明权要府邸，如今物人俱非，徒增感慨。稍前，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民国古建筑——秦氏支祠，金碧辉煌，流光溢彩，实为移存所少见。

经过20余年的拓展经营，天一阁定位于博物馆，当能得世人认同，而其必将沿着较快速度发展的道路，增厚文化积淀，美化休闲游憩的氛围，弘扬传统文化精品的展示，建成一个为国际所瞩目的以藏书文化为中心的园林景区。海内外人士于此寄予厚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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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