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三司马的别业及其结社活动

袁　慧

【摘要】本文以史实为基础，论述、考证明嘉靖年间甬上“东海三司马”的别业及其结社活动的政治倾向，并兼谈自宋迄清初甬城名人结社与营造别业的鼎盛之风。

【关键词】东海三司马;诗社;别业

一、东海三司马

明代嘉靖年间曾有三位叱咤一时的人物，他们同时、同籍、同里，均为浙江鄞县人;他们都是年青科场得意，担任过同样的官职，到了五十几岁，都遭弹劾罢官同样命运;他们三人是好友，有的还是姻亲。这就是人称“东海三司马”的范钦、屠大山和张时彻。

屠大山(1500—1579)，字国望，号竹墟。嘉靖二年登进士籍，累官至京兵部侍郎，有《竹墟集》、《司马集》等稿。

张时彻(1500—1577)，字维静，号东沙。嘉靖二年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和南京兵部尚书，著《芝园集》、《芝园定集》、《芝园外集》、《摄生众妙方》、《救急良方》等。

范钦(1506—1585)，字尧卿，又字安卿，号东明。嘉靖十一年进士，历官至兵部右侍郎，著有《天一阁集》、《奏议》等。

关于范钦及屠、张两公的事略，可参阅拙作《范钦评传》(宁波出版社.2003年月12月第1版)及《评传》中的《东海三司马》篇，此处不再赘述。

三司马回里后，虽然都自称优游林泉，饮酒赋诗，颐养天年，但谁都未敢忘记国是和乡梓公益。他们热心推举贤吏，表彰抗倭将领，关心地方教育和农田水利事业等等，实是身在野而心仍在朝。

从南宋以来，月湖一直是浙东学术人士的活动中心，也是明州文人墨客进行学术交流和应酬唱和之处。东海“三司马”也未能例外，常常在此会友应酬。又因张时彻有一别墅在东钱湖畔，名曰“茂屿山庄”，环境极佳，故诗社活动多移至山庄举办。

二、略谈甬城的诗社

唐宋以来，文人群体就有了结社吟咏之风气，最早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洛阳九老会”。文人诗友出于共同的爱好，互相唱和，既能表露心声，又可达到切磋琢磨、加深友情和扩大交往的目的，有时还将唱酬的诗篇，裒编成集，刻印成卷。然而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里，结社也可能包含着一定的政治目，例如明清鼎革之际，某些诗社就成了反清复明的活动场所和掩护形式之一。

诗人结社的风尚在甬上也很盛行。据全谢山先生及当今学者考证，光是从北宋中后期至清乾隆前期，七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甬上知名诗社就不下数十家，多数集中于月湖(又称“西湖”)及其四周，其次则集中于日湖(又称“南湖”)。月湖在鄞县的城里，虽然面积不大，但湖水轻漾，风光绚丽，布局精巧，有许多拱桥、楼阁、亭榭和岛屿——月湖十洲，藏书楼也不少，是历代名宦和学人理想的择居和游憩之地，月湖因此成了甬上人文荟萃之处。

粗略统计，月湖及月湖周围文人结成的诗社(不包括僧人诗社)就有:

北宋元祐绍圣间丰稷、周师厚、舒亶、陈瓘、晁说之等人组织的诗社。

南宋初，高宗建炎至绍兴年间顾文、王珩、蒋璿、薛朋龟、汪思温等组织的“五老会”，“以孝友倡乡里淳庞之俗，唱酬亦日出”。未几，王珩、薛朋龟逝世，由参政王次翁出面号召，另组“八老会”，即在顾文、蒋璿、汪思温之外，增加了王次翁、高闶、吴秉信、徐彦与陈先五人。

孝宗乾道至淳熙年间，魏杞、史浩、张武子等组织诗社，名为“尊老会”，以史浩为核心，唱和颇勤，所谓“绿野平原，篇什极盛”。

与之基本上同时的有“真率会”，盟主为楼钥的舅父、刑部侍郎汪大猷，参加者有魏杞、史浩等十余人。

宁宗庆元至嘉定年间，杨简、袁燮、楼钥、吕祖俭、史守之等以道学为诗，结成诗社。因以义理入诗，不免有牵强附会的地方，而楼钥却不是这样的作风。稍后继之者有高似孙、史弥宁的诗坛，从事苦吟。此外还有史宅之、史定之、赵汝楳发起的诗会。

咸淳以后，高衡孙、陆合、汪之林等四十余人也有集会，一月一集。

宋末元初，王应麟、陈允平、舒阆风、刘正仲、陈子翚、郑奕夫、徐本原、章垒等遗老，自相唱酬，虽未定名，性质类似“遗老雅集”。

元泰定年间，袁桷、袁裒、蒋远静等共组诗社。

明成化时，洪常、严端、宗祐、金湜、邹闓、周颂、倪光、章珍、李端、张憬、宋恢等人，志趣相投，布衣藜杖，携酒蔬散步林野，吟咏唱和。

明弘治年间，屠滽、李端、魏冉、金湜、倪光、杨守随等亦有诗社。

明嘉靖三十七年以后，张时彻、屠大山、范钦三司马先后遭劾归里，结成东山诗社，投闲咏诗，时暗寓报国未伸之志，以及遭谗被黜的郁郁难平之意。

与此基本同时，杨茂清、董埈、戴鲸等共同发起“耆英雅集”，其集句刻成《耆英大雅集》。

明万历年间，全天叙、吴礼嘉、周应宾、汪礼约、屠本畯等组成林泉雅集(亦称“林泉诗会”)，地点在木樨井全侍郎宅，推屠本畯(屠大山之子)为社长。

值得一提的，万历年间还有一位文学家兼戏剧作家屠隆，“在他的月湖之滨的家中，有一个别有情趣的家庭小诗社，他的夫人、女儿(屠瑶瑟，字湘灵)、儿媳(沈天孙，字七襄)均有诗才，常于家中举行诗会，彼唱此和，常常诗稿遍地，成为月湖诗坛的一段佳话。”(季学源、张如安《月湖的诗社》，载于2005.12.9海曙区政协《文史资料》)李邺嗣编撰的《甬上耆旧诗》中，收有这些才女们的诗，并有说明。

明末甲申后，有林荔堂、万泰、徐凤垣、李邺嗣、高斗枢、高斗魁、董守谕、沈士颖、梁以樟等结社，称为“九人之叙”。余生生、陆宇鼎、董剑锷、叶谦、陆昆、宗谊、范兆芝有“湖上七子”诗社。

此外，还有“南湖九子社”，参与者为“明州九子”，即徐振奇、王玉书、邱子章、林时跃、高斗权、钱光绣、高宇泰、徐凤垣、李邺嗣的九人诗社，郑梁、周斯盛、姜宸英、董道权、舒后村、胡鹿亭、张萼山等鹳浦诗社。

清乾隆十七年，全祖望、陈南皋、钱芍庭、李甘谷、胡君山、董钝轩、范缄翁、董逸田、李海若、张月性、徐宏度、董映泉、董梅圃、史雪汀竺共组□□诗社。

此外，较著称的有“西湖八子社”、“西湖七子社”、“南湖五子社”。“西湖八子社”以甬上望族砌街李氏“三李”之一的李文缵为主盟(“砌街三李”另二人为李文纯与李文胤)，成员有董德称、沈时颖等。“西湖七子社”以董剑锷为主盟，成员有宗谊、范兆芝、陆宇燝等，以陆宇燝的诗歌成就与著名度较高。“南湖五子社”有林时对、周元初、高斗权等。

还有全美闲创办的“弃襦社”，李文胤的“鉴湖社”，林时跃的“鹤山七子社”，全美楠的“五子集”等，不一一细述。这些诗社社员，往往可以交错重复，一人兼入数社也是常见的。

当时的月湖又称西湖。另有一日湖，在月湖南不足二里处，靠近昔日吕祖殿、延庆寺的地方，又称南湖。这两个湖成了当时诗人经常活动的场所，尤以月湖为甚。

三、甬城缙绅营造别业之风

历代为官之人，发迹后除了营建宅邸外，往往还在风光宜人的地方谋建“别业”(别墅)，尤其在致仕归里以后，这方面的愿望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在自己营造的小天地里，一边安享天年，一边用以读书、著述、藏书、宴会亲朋、交结同好、以文会友和吟咏唱酬，这些都属于文人雅事，是物质享受与精神生活的结合。至于别业的规模和设施，则量力而行，可俭可奢，不求一律。

宁波的官绅阶层，大都也有这种爱好，蔚成风气。自宋迄明，月湖及其周围，就有许多别业，举例如下:

宋舒亶“嬾堂”。《延祐四明志》载:“舒中丞亶有园在西湖，归里后与丰清敏、周四休(锷)倡酬，陈忠肃、晁景迂咸与焉，所谓‘嬾堂’者也。”

楼氏“锦照堂”。《宝庆四明志》称:“楼楚公异守乡郡，筑‘锦照堂’，刻御书‘锦照’于其上。”

史氏“真隐观”。宋丞相史忠定公(浩)读书处，实际上也是他的别业。乾道中，高宗御书“真隐”二字，遂以为观，其地在月湖竹洲，后又得御赐“四明洞天”四字，藏于宸奎阁，因此又改名为“四明洞天”。

楼氏“攻媿斋”。“在县南昼锦坊，楼宣献公(钥)所居。”(张时彻主纂《嘉靖宁波府志》)。别业内有“白醉阁”、“登封楼”、“仰嵩楼”，系宣献公读书和藏奇石(嵩山石)之处。

汪氏“友恭堂”。汪思温之子汪大猷所建之别业。

史氏“山石居”。史文卿别业，“史使君文卿自号‘石窗山樵’，好聚四方奇石，筑堂曰‘山石居’。”(《四明谈助》)

陈氏“南湖小筑”。南宋末年沿海制置使参议陈允平别业。

陈氏“遂初堂”。山西行太仆卿陈沂之别业，另有别业在大涵山，名“拘虚馆”。

王氏“竹林”。南宋末年王应麟之别业。全祖望《湖语》称:“深宁先生封鄞县伯，故所居亦别业称‘锦里’，竹林其别业。”

明丰氏别业。月湖畔虹桥巷有丰氏别第，丰清敏公(稷)置，后属别姓，至明嘉靖年间，丰学士熙买回，恢复故业，人称“丰榜眼宅”。

全宫詹别业。“宫詹公(全天叙，号元洲)归里，筑平淡斋于洲东(竹洲之东)，构菘窗于洲南，在月湖之滨。”(嘉靖《宁波府志》)

陆氏“拗花园”。在“竹屿西南，濒湖，面桃花堤。其初为孙秀才之业，后归孝廉陆起元。”(《四明谈助》)

施氏“清风阁”。施翰，明万历年间任云南神机营都督佥事。在月湖东岸菊花洲宝奎里，“种竹万竿，逍遥憩息。”(闻性道纂康熙《鄞县志》)

四、“东海三司马”的诗社与别业

屠大山、张时彻和范钦，他们三人也同样在家乡置有别业，并结成诗社。

“三司马”中以张时彻拥有别业最多，规格也较高。他的别墅有茂屿山庄、武陵庄、清溪别墅、燕翼堂、心远堂、望田楼、萧园、月湖精舍、宝纶堂等近十处。

由于茂屿山庄环境清幽，设施齐全，主人又好客，成为当时诗人墨客向往的佳处。“满浮春雨酒，高枕夜床书”;“不识尚书贵，山中幽事多”;“品山亭下品山人，日日山中不记春”。这些都是诗人们发自内心的赞美，难怪不少人要在此流连忘返了。

武陵庄。在甬城西，与茂屿山庄东西遥应。《四明谈助》称:“武陵庄在城西林村，亦东沙公别墅。”张时彻自撰《武陵庄记》云:“出郡城而西四十里，是为林村，其山则有武陵、圣公、庄溪、罂湖，大都川泽回互，冈岭盘旋，非渔师、野畯不习其处。余初得二庄，一曰‘花庄’，一曰‘小庄’。花庄以其华也而弃之，小庄以其陋也而弃之，不复止矣。近复得一庄，与前二庄鼎足而立，不华不陋，颇为雅饰。……余乃稍加修饰，题之曰‘武陵庄’，盖其地有武陵桥，则以之名庄固宜。……庄之左则小庄在焉，限以清溪渡二桥，乃至陋，因其旧而新建一轩，名曰‘清溪别墅’，亦以供游衍耳。”

武陵庄的幽美自然环境也是非常吸引人的。诚如李生容诗所称赞的:“入舟武陵曲，为访平泉庄。绿树临暗流，青莎绕路长。一花迎客棹，诸翠拥山房。咫尺名园在，应同泛碧觞。”从此，甬城的文人诗客又多了一处吟咏结社、休闲怡情的地方。

宝纶堂。在月湖内原湖心寺废址，东沙改建别墅，作为藏诰敕之所。这说明张时彻在月湖十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月湖精舍。《敬止录》称:“嘉靖三十二年，尚书张时彻改废湖心寺为己书院。”即月湖精舍。月湖精舍与宝纶堂可能是一处，宝纶堂是月湖精舍的一部分。

萧园。在日湖。《四明谈助》提到:“(萧园)在南湖滨，东沙公遗构，子台明加辟之。”屠本畯诗中有“见说南湖曲，张卿别馆齐”之句。

燕翼堂。在世卿坊内，亦称“新尚书房”，原为别墅，后成为东沙新宅。大门朝东向开，悬有一匾，曰“清朝宠命”。仪门向南，也悬有一匾，曰“永昌世祚”。正厅曰“含春堂”，东厅曰“停云”，西厅曰“游艺堂”。两边的楼房:左曰“燕翼左轩”、“宾暘”;右曰“望麓后堂”、“息游”。(据《张氏宗谱·第宅》)

望田楼。在燕翼堂之后。因旁连田陌，可以四时观稼，东沙自署曰“上农夫”，以志归田之乐。(据《张氏宗谱·第宅》)

“三司马”中，张时彻财大气粗，拥有别业最多，地位和文名也略高一些，因此无形中成了当时的文坛盟主。另外两位“司马”，别业为数不多。

屠大山别业名为二所，实际上只有一处，就是在其住宅内的遂初堂和霞爽阁。据董沛主纂的光绪《鄞县志·屠大山传》记载:归田之后，“大山居家二十年，清约如寒士，下键却扫不过他客。与里中父老会，辄曰‘老臣无状当死，赖主上恩以有今日，敢有他冀乎?’隆庆初复官，老而益壮。年八十卒。”

又据屠志恒等纂修《甬上屠氏宗谱》(民国既勤堂木活字本)载:“屠侍郎宅，县治西北百余步，鉴桥东，在元为方元帅(方国珍)第二府，入明为万指挥衙，(明初)信国公(汤和)尝驻节焉。旧有二柏，元方氏盆中物，公移植于庭，盘曲夭娇。乾隆甲子(1744)秋飓风，坏其一。”

“遂初堂，在鉴桥，侍郎屠大山建于第之西。”但实际上的建造者并非竹墟本人，而是其子本畯。故《宗谱`》又云:“嘉靖年间，辰州豳叟公(屠本畯)以司寇郎陈情归，建(遂初)堂于宅之东偏，以为父司马公娱老之所;后起一阁，名曰‘霞爽’，枕江而溪，制极宏敞。辰州读书其中，致足乐也。”

笔者为鉴桥袁氏，世居鉴桥，与屠尚书第毗邻。解放初期，尚书第仍在，门第古朴，置有高大石鼓一对，俗称“屠家花园”。常听家父说起，他幼时就读于屠氏义庄(后改竞进小学)，同班同学中有屠氏后裔，常去屠宅游玩，并邀至书房共读，园内景象，记忆犹新。他说，新中国成立前，苍水街半是河道，名曰“甘溪”，后因道路扩建，填河筑路。所谓“枕江而溪”，江即甬江，屠宅北首离甬江不过百公尺左右，登“霞爽阁”，如练甬江宛在目前;溪则甘溪是也。屠宅旧址就在今市府苍水街后门对面，屠园小区即是。

范钦的别业有两处或三处:一是“十洲阁”，系丰氏碧沚旧业，由丰坊出售给范司马。范钦将“十洲阁”一宅数用，濒湖之阁，用作燕会宾朋，吟咏唱酬;主屋则改作家祠，塑己像于其中。《四明谈助》里面记着:“少司马东明先生有别业在碧沚”。相传范司马美丰髯，塑像其中，神气如生。高宇泰《敬止录》亦有记述:“碧沚亭，皇明以来未考属谁，正德间为丰考功坊所有，后售与兵部侍郎范钦，塑己像其中。”另一处别业，在城西望春山麓的溪隐庄，又名“望春庄”，系利用旧时坟庄，因陋就简稍加修葺，既是坟庄，兼作别墅。但碧沚与十洲阁又可能为一处，故曰二处或三处。

范钦本人亦有《过碧沚》诗:“草阁悬湖上，春来一漫游。露华浮小径，兰气袭芳洲。笑我便鱼鸟，从人呼马牛。渔郎亦何意，欸乃下中流。”(《天一阁集》卷八)又《秋日集十洲阁泛湖次池南韵》:“仙侣相将孤岛中，恰逢秋色上帘栊。城开树影千峰出，天落湖波一镜空。洗爵故当龙女窟，乘槎疑触广寒宫。清谈细酌何辞晚，华月应开此夜濛。天青湖白总堪披，不藉冰轮一举卮。户外笙歌三岛路，水边鱼鸟隔年思。香生庭桂花齐发，晚入江云雁独知。莫讶幽襟持不得，满林风露夜阑滋。”(《天一阁集》卷十四)其他谈到“十洲阁”紧倚湖旁的诗还有几首。这些诗写得明明白白，“十洲阁”是挂靠于湖上，春来偶作漫游，与地处陆域的天一阁绝不是一处，不是已写得非常明确了吗?

其实“十洲阁”来历已久，原名“寿圣阁”，在归属丰氏之前，已经出名了。《四明谈助·南城诸迹二下·十洲阁》转引舒信道(亶)《西湖记》记云:“元祐八年，刘纯父(搉)守是邦，浚西湖，增卑培薄，环植松柳，复因其积土广为十洲，而敞寿圣之阁，以其名名之。”明沈嘉则《十洲阁》诗亦提到:“高阁俯平流，居然旧十洲”，可见“十洲阁”之由来。

关于“十洲阁”的记载，“三司马”的诗作中多次有出现，如范钦《夏日集“十洲阁”》:“坐里芳湖社，差池易隔年。凉飔催送酒，落日故停船。树影摇虚阁，渔歌杂采莲。时平捐物里，早已得真筌。”(《天一阁集》卷九)又《碧沚园屠、张二司马燕集用韵》中，亦有“草阁湖中央，依稀濠濮乡”之句(《天一阁集》卷八)《七月晦集诸彦于“十洲阁”》诗则曰:“此日暝全落，相看赏亦多。风砧停午籁，霜镜展秋波。不遣玄言尽，其如高会何?晚来暝色起，满地竹枝歌。”

“十洲阁”究竟在月湖的哪一洲?是否就在碧沚?从前的人已经不大搞得清楚，何况今人?笔者根据全祖望《鄞西湖十洲志》一文(载《鲒亭集·外编》卷四十九)做一些分析，原文较长，我只述其大意，并引用一些必要的语句。谢山先生说，关于月湖十洲的方位，由于宋代以来的方志舆图有缺失，致使后来的《鄞县志》(主要指闻性道编纂的康熙《鄞县志》)有讲得对的，也有不对的。他只能据“当日十洲之诗，参以志乘，尚可仿佛其大概云。”他得出的大致结论是:“月湖十洲”，“在湖中有四，两岸各分其三。”又说是“寿圣院为十洲首，即花屿也。前辈张瑶芝以为芙蓉洲，谬也。”对于碧沚的确切所在，舒亶《芳草洲》诗有“屿花汀柳自相依”之句，“明范侍郎指为碧沚，其说是也。盖碧沚最居北，柳汀在其南，花屿又其南，自史氏构别业后，始改名碧沚。”至于“十洲阁”，原在花屿寿圣院，不知何时废，谁也没有提起过，何时何地复建，具体资料也找不到。到了明代嘉隆年间，我们只知道范钦拥有“十洲阁”，这方面的诗很多，其中沈明臣《十洲阁》诗最堪玩味，有“高阁俯平流，居然旧十洲”句，使我们可以形象地领会到这个“十洲阁”面临月湖，可以俯瞰大部分月湖景色，又是胜过旧十洲。可见此时此阁乃是新阁，仍以“十洲”命名，或将原有楼阁改名“十洲”。我是既找到一定根据，又不能完全肯定，特提出此问题与有关研究者共同商榷。谢山先生说得很对:“陵谷尚有变迁，何况湖上之区之者。”因此，笔者仅提出自己的观点，范侍郎在月湖的别业可能是两处，也有可能这两处可以合二为一，原是一处。这个“十洲阁”是后来重建或后来命名的，犹如宋时的超然亭在柳汀南岸，今之超然亭(更名为超然阁)，已搬至偃月街、马街衙街口了，昔时尊经阁在府学(旧体育场)内，今日之尊经阁已迁至天一阁内一样。

范钦另一所别业叫溪隐庄(又称望春庄)，在城西望春山麓，与桃源乡相去不远，范侍郎的祖上有好几辈都葬在那里。因其地清雅，山秀水美，近处可停舟舸，故稍加修缮，兼为别墅。

范钦《溪隐庄》一诗，描绘庄园幽静脱俗环境:“深溪藏迹地，名胜是桃源。老桧遥盘径，青山直对门。春来花竞发，雨过水初浑。邻父能相访，幽期欲共论。”(《天一阁集》卷七)另一首诗《溪隐山庄》，则叙在此的旷达心情:“山居异人境，忽漫杖藜来。林鸟随时换，庭花作意开。流年双短鬓，清世一凡材。月出舒长啸，幽心亦畅哉。”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范司马的两处别业，均是一庄两用:“十洲阁”是家祠为主，兼顾别业;“溪隐庄”则是坟庄兼别墅。如果要与张时彻在东钱湖的茂屿山庄和在鄞西的武陵庄相比，差距是很明显的。

五、“三司马”东山诗社名称的由来及其特色

三司马相继被劾致仕之后，建立东山诗社，这在三司马的作品中可以得到证实。如张时彻《村居贻赠三友·范东明少司马》诗云:“投劾归来海上洲，初从羽客问丹邱。青春每著闲居赋，白发难忘漆室忧。清世定应收楚璧，壮怀时自拂吴钩。东山正系苍生望，未许逍遥范蠡舟。”(《芝园定集》卷之十六)范钦《屠司马——病中奉怀同社诸公》一诗中说道:“功成百战觅封侯，投劾归来半白头。触眼风波惊往事，放怀天地揽清游。赌棋晚结东山社，击剑时登沧海楼。只恐简书催物役，满林猿鹤不胜愁。”

“东山”是否实有其地，笔者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供商榷。我认为东山就是指茂屿山庄所在地，它既是泛指城东诸山，又是实地实称。所谓泛指，是综合东钱湖四周山峰的总称。湖开掘于唐天宝三年，号称三十六峰、七十二溪，山泉溪水汇注成湖，形成湖外有山，山外有湖，山重水复，气象万千。茂屿山庄一节中曾经提到过，它四周就有苍雪、飞凤、平麓、宝华、断峡、绣岭、横几、挂榜、席帽、鼓角、凌霄、绿城、虎啸、偃秀、翠屏诸山，故庄内山亭曰“品山”。所谓实指，据笔者所知，东钱湖东南，尚有一东山村，属管江乡，可见实有其地。不知此说是否能自圆其说，但我更倾向于泛指一说。

有学者说过，诗社的功能，不过是“游、宴、诗、酒”，从“三司马”的东山诗社来看，应当说还可加一个“议”字。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文人，而都是担任过朝廷要职的失落者，聚会时，免不了要“评议时政得失，月旦古今人物，抒发胸中郁结，忧心国是民情”，正应了《易·乾·人言》中的一句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类作品在他们三人的诗文集中俯拾即是。

如范钦诗作中为抗倭名将卢镗鸣不平的诗《送卢总戎解任》(《天一阁集》卷十二)，无限同情地说道:“提师东伐树勋名，解印南归谢宠荣;正拟盟书颁幕府，翻令谤箧溷承明。眠鸥待月移江槛，战马嘶风恋野营;借问当年横海士，许身谁更请长缨?”写得慷慨悲凉!又如，范司马与另一个忘年之交，比他小三十六岁的东山社友屠隆的交往。当时屠隆仕途并不得意，有一次出任为颖上县令时，范钦就写了《长卿令颍上》一诗，勉励他千万不要灰心，来日必有建树。诗曰:“看君初得意，莽荡出尘埃。有舃空中下，何花县里栽?饮冰存浚节，迎刃妙清裁。他日征奇绩，还应似汉才。”

屠、张、范三位司马，都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被某些御史以莫须有或捕风捉影的罪名弹劾下来的，他们回里以后，相濡以沫，互相同情、安慰、劝解，更加深了友谊。在“三司马”的集中，此类诗文以数十计，如范钦的《屠司马》诗，张时彻的《寿少司马东明范公七十叙》等均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被御史们根据个人喜怒好恶或宗派门户，“追求细故，罗织罪名”，直至假托民谣，以为佐证。三司马都遭同一命运被弹劾了下来。

明代的御史，真正“铁面无私”的寥若晨星，如海瑞、杨继盛、左光斗等，多数则揣摩君王旨意和好恶行事，有的干脆唯权相之命是从，故世人讥之为“劾鼠”。稍后，万历年间的名相张居正在死后还遭到他们的陷害。这三位司马最后还算幸运，固然在当时被参之后，立即停职待罪，并被贬回家，但经过多次讼冤以后，不实之词被相继推翻，获得不同程度的平反，准许冠带致仕，能享受到二品以上大臣致仕后的优厚待遇，并作为享有殊荣的荐绅，受地方官员和耆老们尊敬。

约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范钦得蒙昭雪。范钦在《春日述感》一诗中，流露着感恩和欣慰之情:“诏下中朝日，诬分南国年。臣心元似水，帝德自同天。卧觉沧洲稳，名看白首全。春风殊有意，频见好音传。”(《天一阁集》卷八)还有一首《诏许致仕》:“解佩归来岁荐更，何缘恩诏出承明?伏波薏苡心仍见，陶令田园意始成。满眼苍山堪载酒，几人清世获逃名?交亲意气胡为者，却向风前叹未平。”

对国家大事和枌社民情，他们亦十分关注，特别对倭情、边警，更是时刻萦怀。

由此可见，“三司马”的结社，比起一般文人诗友的诗社来，更具有政治倾向色彩，这恐怕也是他们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所赋予的必然性吧!

参考文献:

[1](明)张时彻等纂.嘉靖宁波府志[Z]，明嘉靖刻本，天一阁藏.

[2](明)范钦著.天一阁集[C]，明万历天一阁刻本，天一阁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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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闻性道等纂.鄞县志[Z]，清康熙刻本，天一阁藏.

[5](清)徐兆昺著.四明谈助[C]，清道光刻本，天一阁藏.

[6](清)董沛等纂.鄞县志[Z]，清光绪刻本，天一阁藏.

[7]屠氏族人修.甬上屠氏宗谱[Z]，民国8年(1919)木活字印本，天一阁藏.

[8]张氏族人修.槎湖张氏宗谱[Z]，民国木活字印本，天一阁藏.

[9]范氏族人修.鄞城西范氏宗谱[Z]，民国钞本，天一阁藏.

[10]马瀛等纂.鄞县通志[Z]，1927—1950铅字排印本.

[11]冯贞群编.鄞范钦氏天一阁书目内编[C]，1940年钧和印刷公司出版，天一阁藏.

[12](清)张廷玉等编纂.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俞福海等编.宁波市志[Z]，北京:中华书局，1995.

[14]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论丛[C]，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

[15]龚烈沸编著.宁波古今方志录要[C]，宁波出版社，2001.

[16]袁慧著.范钦评传[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

[17]季学源，张如安著.月湖的诗社[A]，宁波:宁波市海曙区政协，文史资料[C].2005.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天一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