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弟 王宇英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大分裂，社会大动荡，各种矛盾交汇在了一起。封建统治者迫于战争需要和权利争夺，加之世家大族的牵制，无暇顾及思想界的统一，传统主流意识——儒家学说遭到削弱和挑战，多元理念得到张扬，士人自觉意识空前强烈，玄风劲吹，道教炽烈，佛学日盛。一批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乃至高僧、道士、隐逸之人纷纷著书立说，或阐述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或扬榷古往今来历史发展的脉络，或抨击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苦难，或讴歌祖国壮丽河山的景色，或传授揆天治病的技艺，从而治世、弘道、医人的佳作迭出，十分繁富。这些书籍经过书佣们传抄生产，官府、私人和寺观收藏保护，遂传承下来。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佣书业;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大分裂，社会大动荡，各种矛盾交汇在了一起。在意识形态领域，传统主流意识——儒家学说遭到削弱和挑战，多元理念得到张扬，士人自觉意识空前强烈，玄风劲吹，道教炽烈，佛学日盛。一批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乃至高僧、道士、隐逸之人纷纷著书立说，阐述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从而佳作迭出，十分繁富，这一点在《隋书·经籍志》中颇有反映。[1]从汉末黄巾大起义(184)至隋朝统一天下(589)，400年间(除西晋取得短暂统一外)，战争频繁，人们颠沛流离，生命朝不保夕，而此时在图书文化上却取得如此成就，很值得研究。本文拟就此问题及当时图书传承方式略作探讨，以就教方家。
一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多事之秋，当时的政治生态是国家大分裂，社会大动荡，战争频繁，政权迭更，社会上存在着许多问题，各种矛盾交织在了一起。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2]那确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烽火连绵，[3]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那确是一个最混乱的时代，龙争虎斗，割据称雄，四方扰攘;那确是一个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玄风劲吹，道教炽烈，佛学日盛;那也确是一个最富智慧和热情的时代，奇谋妙计，名篇佳作，频出屡见。那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英杰俊彦，各展风采:有谋略的，鞠躬尽瘁，投死为国;有思想的，奋笔疾书，鞭弊伐腐;有技艺(此处之“技艺”，指书法、绘画、音乐、医药、天文、科技等等)的，尽献才华，传艺弘道，正是风云际会，群雄辐辏。
魏晋南北朝持续的战乱，削弱了中央集权，封建统治者迫于战争和权利争夺，加上世家大族的牵制，无暇顾及思想界的统一，秦汉以来封建政权对于学术文化的控制有所放松。又由于当时民族的冲突，阶级的交锋，国家的前途，百姓的境遇，佛、道理念和传统文化的碰撞等等，这些现实问题使众多仁人志士在宽松的环境中独立思考，以寻求解决方案。尤其广大士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把参与国家政治视为天职，当社会、民族、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语)，他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此时，他们的自觉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他们中一批有责任感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乃至高僧、道士各骋胸臆，纷纷著书立说，针对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阐述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即使避世隐士，也著书授徒，传播着各种学说和技艺)。激烈的论争，深入的探讨，相互的吸纳，勤奋的笔耕，使各种学科蓬勃发展，硕果累累。当时的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思想的自由和解放带来了著述的丰富，而著述的丰富是图书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
封建政府为借鉴资治，巩固政权，宣扬自己以文德化天下，组织人员编写图书，并奖励优秀作品，这种政策导向，也刺激了士人的写作欲望。
随着社会各方面对书籍的需求，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和文字载体的革命，生产书籍的佣书业十分兴隆，逐渐形成产业化规模。它迅速生产出大量书籍，快速传播了社会精英们的思想和学术成果。佣书业在这场社会巨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书籍文献全靠手抄生产传播。所谓佣书业，是指图书文献再生产和出版的行业，它是以社会上一个贫穷的、有文化的群体为主力军，受雇为政府、私人、书商、寺观等抄书，以此获取报酬的一种行业。它肇始于汉代，[4]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逐渐衰落。佣书业对于泽惠世人，传播中国典籍与文化的功德是无量的，毫不夸张地说，此前的一切文明(除口耳相传外)，皆靠它才得以传播，佣书业和雕版印刷业是对中华文明先后做出巨大贡献的两大行业。
汉代的长期安定，使政府积蓄了大量典籍。在简帛为文字载体的写本时代，初编典籍难以大量生产。为了不同需要和防止散佚，于是政府出资，将其重要部分雇人抄写复制，分藏各处，这就是佣书业的开始。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5]这个“写书官”就是负责佣书的官员。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后，将上万卷简帛书籍命人逐一缮写，那些缮写之人就是佣书人。东汉官修《东观汉记·班超传》载:班超家贫，“恒为官佣写书以供养。”(范晔著《后汉书》据此改写为“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关于佣书的首次纪录。又《太平御览》卷四二六引东汉侯瑾《汉皇德传》亦载:盖晋敦煌人(今甘肃敦煌)，“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不取其余。”遍阅现存汉代典籍，偶尔见到此类记述。从记录内容上看，早期佣书仅局限于封建政府中，未见社会其他层面有此现象，这说明当时佣书尚未形成市场机制。
到了魏晋南北朝，佣书在社会上全方位展开。《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载: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等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人抄写。而阚泽是“为人佣书”，私人付钱，雇人抄书。可见从这时起，佣书已从政府扩展到有钱人家，这是一个进步，它说明佣书已走向市场，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随着纸写书的普及，佣书业越来越红火，佣书人也大量产生。《南史·张缵传》载:张缵晚年，“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这个数目，他个人难以完成，肯定是雇人所抄。如果说这里间接反映了佣书群体存在的话，那么，《北齐书·祖珽传》中则有直接的证明，该传称:“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由此可知，当时社会上佣书人众多，极易招雇。《华林遍略》是萧梁编辑的一部700卷的类书，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籍一昼夜抄毕，是需要很多佣书人的。由此可见，此时佣书业已很有市场。
为了需要，当时政府设有负责抄书的胥吏。如《魏书·蒋少游传》载:少游因佣书而知名，“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张景仁传》载:景仁因“工草隶，选补内书生”。有时，政府临时召集一些学者和抄书人，抄撰急需书籍。如北魏孝文、宣武时，瘟疫频发，人多疾病，孝文帝“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6]宣武帝也“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7]另外，一些高官和贵族也雇养着抄书人。《北齐书·赵彦深传》载: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时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显然，此时佣书人也备受青睐。
随着社会各方面对书籍的需求，佣书业遍布大江南北。梁释慧皎《高僧传·释慧果传》载:刘宋时，京师瓦官寺僧释慧果，“得钱三千文，为造《法华》一部。”由是而知，当时雇人抄一部《法华》佛经需花三千文。同书《释慧进传》云:慧进发愿，“造《法华》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钱一千六百，时有劫来，问进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经钱在佛处’。群劫闻之，赧然而去，于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经，满足百部”。《魏书·刘芳传》又载:“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刘芳因书法佳而获高酬，且为寺院抄书“数十年”。道籍《云笈七签》卷一○七《纪传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亦载:刘宋陶贞宝，秣陵(今南京附近)人，“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又《陈书·徐孝克传》载:“后主敕以石头津税给之，孝克悉用设斋写经，随得随尽。”可见，当时雇人抄写佛、道经书极其普遍，且出资巨大。刘宋的余齐民，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少有孝行，佣书以养”。[8]《南齐书·周山图传》载:山图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少贫微，佣书自业”。《梁书·王僧孺传》载:僧孺东海郯地(今山东、江苏交界处)人，少时“家贫，常佣书以养母”。同书《沈崇傃传》载:崇傃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人，“及长，佣书以养母焉”。又《南史·朱异传》载:朱异吴郡钱塘(今浙江钱塘)人，“居贫，以佣书自业”。同书《庾震传》载:庾震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双亲病故，无钱安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这里的“赁书”就是佣书。
在北方，佣书业也很盛行。《魏书·崔光传》载: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同书《崔亮传》载:亮徙于桑乾(今山西山阴东)，“居家贫，佣书自业”。又《刘芳传》载:刘芳因战乱流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处穷窘之中……昼则佣书以自资给”。《蒋少游传》亦载:少游“见俘入于平城……以佣写书为业”。《北史·房景伯传》载:景伯生于桑乾，“家贫，佣书自给，养母甚谨”。
西部长安，也现佣书业。《高僧传·僧肇传》载:东晋张肇，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年少家贫，“以佣书为业”。至隋初，长安佣书业依然兴隆。《隋书·沈光传》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同书《虞世基传》载:“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
不仅如此，此时的文学作品中对佣书也有描述。东晋王嘉小说集《拾遗记》卷六载: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这是晋人王嘉借王溥事迹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情况。佣书业在此时已完全市场化，形成一种传播书籍与文化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产业。
提到佣书业，我们不能不讲它的主力军——佣书人。在我国古籍中，佣书人有不同称谓，或称“书人”，或谓“书手”，或云“书工”。他们都是贫民，因被雇抄书，故统称书佣。这些人有文化，书法佳，凭此一技之长养家糊口，可以说，他们是我国最早的出版工作者。从文献记载看，当时书佣较易寻到雇主，且收入不菲。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书佣们将最新信息，以最快速度进行传播。如《晋书·左思传》称:左思《三都赋》写就，“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梁书·刘孝绰传》载: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同书《萧秀传》载:刘孝标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陈书·徐陵传》亦载:“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在此过程中，书佣们既获得了报酬，亦嘉惠了世人。同时，一些好学者，在佣书中也饱览了各种书籍，增长了知识，日积月累，满腹经纶，日后成为名儒硕学。如梁朝王僧孺，“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9]后为著名学者;北魏刘芳、蒋少游，早年贫困卑微，佣书自修，他年终于“博通洽识，为世儒宗”;[10]东晋张肇，少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11]嗣后成为高僧，他们皆有著作流行于世。
此时，书佣们所以能够抄书迅速，除时代需要和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书写材料的革命。东汉以降，随着造纸技术的革新和原料的扩大，纸张得到丰产。由于纸易得易写，有诸多方便，所以纸写书在此时逐渐代替了简帛书。纸的广泛使用，使记录知识、传播信息非常便利，它对于佣书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书写材料的革命，成就了书佣的历史使命。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佣们传播书籍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自抄自卖。如《北史·阳俊之传》载:“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有些书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二是书商雇其抄写，自己出售。当时在洛阳、西安、大同、南京等大城市，经商的人很多，尤其江南，商业十分兴隆。《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在这些商业交换中，自然也有售书者。书商或设肆出售，或沿街贩卖。《晋书·葛洪传》载:洪“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又《魏书·崔玄伯传》载:“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同书《崔亮传》亦载:“自可观书于市。”《南史·萧锋传》又载:“(齐)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梁书·傅昭传》还载:傅昭年“十一，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前面提过的州客卖《华林遍略》，显然那是一个沿街叫卖的书商。三是书佣们被官府、私人、寺观雇养起来，专职抄写各类书籍，以为庋藏、使用和流传，如前述蒋少游、张景仁、赵彦深、吴喜、刘芳等人一度的抄书活动，属于此类。
在当时战乱状态下，这些贫穷书佣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大多是由私学培养出来的。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因战乱时兴时废，不绝若线，而私学却昌盛发达。在记录魏晋南北朝史事的史传中，文人、隐士、高僧开门授徒，屡见不鲜，且规模不逊官学。《晋书·刘兆传》载:兆“博学洽闻，从受业者数千人”;同书《杜夷传》载:夷“闭门教授，生徒千人”。又《魏书·高允传》载:允“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北齐书·张买奴传》载:买奴“经义该博，门徒千余人”。《梁书·太史叔明传》载:叔明精三玄，“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高僧传·释道融传》亦载:道融“常讲说相续，问道至者千有余人，依随门徒数盈三百”。以上数例，足见其盛况。另外，史传中也频繁出现一些人“负笈从师”、“负笈游学”的记载，可见当时私学繁荣发达的景象。此时的私学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在种类上、传授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私学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中，既有从政者，也有治学者。正如罗佐才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安，但私学一直存在。尤其南北朝时期，不仅有儒家的私学，还出现了佛家私学、道家私学和儒、佛、道、玄各家兼综的私学。私学的昌盛，繁荣了学术思想，推动了儒、佛、道、玄各家思想的合流，扩大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汉族文化的传播，加速了少数民族汉化和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名流学者和从政人员。”[12]社会问题的产生，为精英们阐发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们抒怀命笔，撰成著作，书佣、书商们进而传抄售卖，最后由官府、私人和寺观承担了庋藏和传承这些精神产品的任务。
三
我国古籍是靠古代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这四大系统传承的，其中官藏和私藏居主流地位，传承着中华文明。我国有悠久的藏书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官、私藏书，至魏晋南北朝，官、私藏书不仅有了飞速的发展，而且又出现了寺院和道观藏书。是时，封建政府、私人和寺观都十分积极地搜聚图书，精心储藏，用来借鉴资治、弘宣教道、学术研究和传经布道。政府方面，如曹魏代汉，建立秘书制度，“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西晋建立后，创置秘书省，全面负责官藏事务，“晋氏承之，文集尤广”(《隋书》卷四九《牛弘传》);东晋大将刘裕平定姚秦，“收其图籍，五经子史”，共四千卷(同前);南朝梁武帝践祚后，立即诏求亡佚，迄武帝末，其官藏达8万余卷，[13]“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梁元帝紧追其后，在江陵聚书14万卷;[14]陈文帝和后主“又更鸠集”，[15]使其秘藏逐年增加。前秦苻坚，也曾劝学聚书，“比年缀撰，正经粗集”;[16]北凉沮渠蒙逊灭掉西凉后，从西凉宰臣宋繇处获书“数千卷”，[17]并求书于宋，“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18]北魏道武帝在汉人李先启发下，布告天下，大索书籍，旋即“经籍稍集”;[19]太武帝承继其业，继续征书，并奖赏献书多者[20];孝文帝“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21]迁都洛阳后又“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宣武帝即位不久，就“诏重求遗书于天下”;[22]西魏文帝庶事草创，即命人“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23]北齐高氏，“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北周武帝平齐之后，“先封书府”(同前)。魏晋南北朝政府在图书搜集、典藏、整理、编目、利用、流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4]广聚了书籍，完善了贮藏制度，发展了校雠学，创立了图书四分法，组织编纂了新型图籍，如类书、总集，等等。尽管当时官藏在朝代更替时，屡从兵火，损失严重，但它仍然传承了中华典籍。
此时还出现了专藏某一类书籍的藏书家。如《魏书·江式传》载:江式六世家传书法、文字之学，故其家多藏“古篆八体之法”。《南齐书·贾渊传》载:“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其家专藏谱系之书。又《陈书·徐伯阳传》载:“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只有在图书极其繁富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藏书家们为保存和繁衍图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不仅藏书，而且随时进行整理，以除去谬误。写本书籍，一经抄录，极易出现鲁鱼虚虎之误，这就需要不断校勘。藏书家们不畏艰辛，乐此不疲地躬行其事。《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载:向朗“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魏书·李谧传》载:李谧羸弱多病，犹“鸠集诸经，广校同异”，终致英年早逝。又《宋书·刘穆之传》载: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还有刘宋的傅隆，萧梁的孔休源、萧静，元魏的张兖等人都曾整理过自己的藏书。
他们利用所藏进行著述和讲学，充分发挥藏书的功能。他们学术成果卓著，桃李满天下，这些成果或阐述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或总结、发展某一学科，如王弼的《周易注》、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葛洪的《抱朴子》和《金匮药方》、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萧子良的《四部要略》、陆澄的《地理书》、崔慰祖的《海岱志》、王俭的《百家集谱》、萧秀的《寿光类苑》、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任昉的《地记》、王僧孺的《百家谱》、萧统的《文选》、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徐勉的《流别起居注》、阮孝绪的《七录》和《高隐传》、明山宾的《吉礼仪注》、元晖的《科录》、元延明的《器准》、阳尼的《字释》、李谧的《春秋丛林》等等，这些新著在当时和后世都极具影响。他们还编了许多个人文集(见《隋志·集部》别集类)，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产品。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了藏书质量，推动了学术发展，传播了典籍文化。
许多藏书家将己所藏对外借阅，愿为人用。在史书中，此期私藏外借的例子不胜枚举，前面提过的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又《北史·元晏传》载称:元晏好集图籍，“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魏书·李彪传》亦载:“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李彪后来成为藏书家，也借书与人。《南史·张率传》又载:“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北齐书·裴诹之传》亦载称:“尝从常景借书百卷，十许日便返。”有的藏书家十分关爱读者，不仅热情出借，而且还为贫者提供住宿，筹办衣食。《晋书·范平传附范蔚传》载:范蔚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北史·刘昼传》载:刘昼“知邺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昼夜不息。”又《南齐书·崔慰祖传》载: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向朗、范蔚、元晏、宋世良、崔慰祖等人以己所藏嘉惠他人之义举，也起到了传播典籍与文化的作用。当时，许多人是靠阅读私家藏书而成为文彦俊才的。
更有藏书家将自己多年心血未狭隘地传与子孙，而传给了可传之人，使书逢其人，免遭散佚，充分发挥作用，如徐勉将自己上万卷藏书赠与蔡大保(《周书》卷四八《蔡大宝传》)，沈约、刘显也将自己所藏分别赠与王筠和孔奂(《梁书》卷三三《王筠传》和《陈书》卷二一《孔奂传》)，萧纶将二万卷藏书赠与马枢(《陈书》卷一九《马枢传》)等等，许多图书赖此得以流传下来。
我国古籍生生不息，代代传承，最根本的原因是私藏与官藏的互补互动。魏晋南北朝时期兵燹屡现，每及于此，官藏首遭厄运。如西晋末期，五胡乱华，“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东晋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齐末兵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梁书》卷二一《王泰传》);梁朝侯景之乱，梁室藏书，多从兵火;北周攻破江陵，元帝尽焚其书;元魏尔朱氏作乱，秘阁所藏，“并皆散亡”(《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官藏的散出，有些被毁，有些则流入私藏家之手。官藏流入私家的另一种方式，是皇帝赐书[27]，每次赏赐数千卷，不仅成为私家藏书的来源之一，而且分流了官藏，使之免遭覆灭之灾。另外，官藏目录在社会上广为流行，[28]这为私家聚书提供了参考信息，大有裨益，这是官藏对私藏的补充。而私藏回补官藏，则往往是在朝代更替、新朝甫立之时。一般规律，新政权建立后，总要搜求遗书，所得书籍，基本上来自私藏。如《魏书·江式传》载:江式祖父江强“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有时政府还派人到私藏家中或借用，或强取，以补充官藏。《晋书·张华传》载:张华“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檀道鸾《续晋阳秋》载:“王谧为秘书丞，乃表前尚书殷允、中书郎张敞、太子后率郗检之、故太常桓石秀是多书之家，请秘书郎分局采借。”[29]《梁书·任昉传》亦载: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另外，政府组织人员整理官藏时，也常向藏书家借书，以作参考。《北齐书·樊逊传》载:樊逊整理官藏时，曾建议秘书省“即欲刊定，必借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结果，“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官、私藏书的互补互动，是中华典籍绵延不绝、流传至今的根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主流意识——儒家学说遭到削弱和挑战，佛教、道教借人们迫切需要精神支柱和心灵慰藉之际，乘机快速发展。为得到官方承认和支持，为争取更多的信徒，传教者们一方面拉拢统治者，一方面广译佛经，大造道籍。他们不惜重金，雇人缮写，四处流播。在统治者(尤其梁武帝)支持下，佛、道二教及其典籍如洪水泛滥。时人僧祐说:“经藏浩瀚，记传纷纶。”[30]据《魏书·释老志》载:当时全国“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保守估计，道士亦有百万，宫观林立。北齐文宣帝谓:今“馆舍盈于山薮，伽蓝遍于州郡”。[31]这些寺观都设藏经阁，以藏佛经、道籍及其他图书，供僧人、道士及他人诵读。(《梁书·刘勰传》载:勰“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寺观有经济来源，故可雇人抄经。前云刘芳“为诸僧备写经论……卷直以一缣”，陶贞宝以写经(指道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便是例证。有些贵族，信教虔诚，自出家财，雇人写经。《魏书·冯熙传》载:熙“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僧尼、道士平日也有抄经教规，他们的这项宗教活动，也传承了宗教典籍。
魏晋南北朝之所以产生如此丰富的图书文献并流传下来，是因为有当时时代的需要，有传统理念(立德著书，可以不朽)的影响，有私学教育的因素，有方便的信息载体，有繁荣发达的佣书业，有众多的书佣，有官府、私人和寺观不断的收藏、整理和繁衍，这些因素，熔铸了它辉煌的成就。
参考文献:
[1]《隋志》著录三代至唐前见存著作共6520部56881卷，其中约有4/5为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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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略统计，此时期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约500余次。见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4]按:应该说，自简帛图书产生之后，就有抄书者，但出资雇人抄书或以盈利为目的的为人抄书，此前不见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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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书(卷八)[C]世宗宣武帝纪[A]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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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梁)释慧皎.高僧传[C].中华书局，1992.249.
[12]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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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五)[C]梁纪二一[A].中华书局，1956.5121.
[15]同[1].
[1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六)[C]韦逞母宋氏传[A].中华书局，1974.(下引此书版本皆同).2522.
[17]魏书(卷五二)[C].宋繇传[A].1153.
[18](梁)沈约.宋书(卷九八)[C].氐胡传[A].中华书局，1974.2415.
[19]魏书(卷三三)[C]李先传[A].789.
[20]《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序》称:“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又《魏书》卷九一《江式传》载:祖江强“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
[21]魏书(卷七下)[C]高祖孝文帝纪[A].178.
[22]魏书(卷八)[C].世宗宣武帝纪[A].204.
[23](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七)[C]寇俊传[A].中华书局，1971.659.
[24]陈德弟.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事业述略[A].中国中古史论集[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84-210.
[25](清)汤球黄奭辑.众家编年体晋史[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下引此书版本皆同)263、291;(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八)[C]刘善明传[A].中华书局，1972.527.
[26]众家编年体晋史[C].276;(唐)李百药.北齐书(卷四五)[C]樊逊传[A].614.
[27]《宋书》卷一○○《自序》载:沈家有“赐书二千卷”。《梁书·王暕传》载:“居无尘杂，家有赐书。”又《陈书》卷二七《江总传》载:“家传赐书数千卷。”
[28]《宋书》卷五九《殷淳传》载:“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又《梁书》卷五○《臧严传》:“王尝自执四部书目以试之，严自甲至丁卷中，各对一事，并作者姓名，遂无遗失，其博洽如此。”
[29]众家编年体晋史[C].276.
[3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4)[C].中华书局1958年版(下引此书版本皆同)3385.
[31]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4)[C].3828.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古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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