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云
【摘要】本文对宋代寄身于野的藏书家进行了简单分类，并具体探讨了他们不同的藏书目的和思想诱因，并探讨了他们的藏书活动对宋代乡野社会的贡献。
【关键词】宋代;乡野;藏书;原因
藏书之风从一些公卿大夫扩展到市井乡野之民，是宋代私人藏书不同于前世的一个显著特点。市井乡野士民藏书家，主要指一些散布于城镇乡野没有官宦身份的普通藏书家。这是一个成分复杂的阶层，既有一些贫富不等的布衣平民百姓，还有一些历经宦海沉浮或不苟时政而归于乡野的隐者逸民类藏书家和科举落第的白衣卿士类藏书家。这三类藏书家的文化层次、家世出身虽有很大差别，但由于他们都寄身于野，故以市井乡野士民藏书家笼而统之。这个阶层接触民众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尤其对民间文化风尚的导向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遗憾的是却从未引起关注过，下面笔者拟从其藏书的规模、缘起，以及其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逐一探讨，以期更全面了解宋代私家藏书的概况。
市井乡野士民由于家资不等，故藏书多少不一。有的仅记为“构屋买书”、“忍饥寒以买书”或“聚书教子”;有的则记为“买书数千卷”;也有一些家资颇丰的则聚书上万卷，如少孤能自树立，喜读书属文，以资长雄其乡的婺源人胡霖“晚不乐试吏居家，筑亭馆溪山之间。藏书万卷，以课子弟”;[1]两经荐辟，以母老力辞，筑甬州书庄的张瑞“聚书万卷，与子孙耕习其中”;[2]布衣李畸实“购求群书，积万余卷”;崇宁间的陈恢“藏书万余卷”。[3]而以藏书巨丰见称于时人的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侥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其目皆多至四万许卷。
一、布衣平民藏书家
市井乡野士民由于成分复杂，藏书的目的功用有很大不同。就一般布衣平民来说，藏书有着更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内涵。
1.聚书为得到一些现成的实惠。北宋一百六十年间，屡下诏征求遗书，凡献书者，或支绢或给钱或补官莫不以利诱之，史载“国朝开献书之路，祥符中献书者十九人，赐出身，得书万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书二百二十三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遗，乞加褒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百，凡六百五十八部，四千二百一十七卷，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4]徐州张成象家多藏医书，太平兴国年间献书，补翰林医官;[5]布衣诸葛行仁于绍兴五年六月，进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赏以官实;[6]莆田方于宝“家有三余斋，聚书数万卷。绍兴十六年，应诏进《风骚大全集》一百卷，补迪功郎。”，[7]受此种政策的诱导，小民争相聚书是很正常的。
2.布衣藏书在宋代还有一个思想渊源是把藏书看成光宗耀祖、光大门楣的一个间接途径，也就是为了教育子孙，希望他们读书为官。善治家的李平“吾子苟力学，他日能大吾门，其得失岂润屋比耶?”[8]便一语道破人间事。更有一宋氏妇人，其夫好黄白术，伺其夫出，取其书并烧炼之具悉焚之。夫归，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学，日见君烧炼而效之，他日何以兴君之门?”夫感其言而止。于是宋氏市书至数千卷，亲教督二子使读书。[9]其他平民藏书家为子孙延师教子的也很多，大多为了以后读书做官的功名和荣耀。当时人称赞子孙好学能文都是最好的表扬，有的甚至以能与文士攀亲而自豪。
3.还有的布衣平民聚书则把书看成遗留后代的财富，书是财富的源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首次得到市井小民的广泛认可。从史料看，藏书被看成为子孙治良产的思想很盛行。试吏部不中，父亡，而尽舍其科举之学的济州钜野人张仲元“平生好聚书，不计所偿，掇拾数千卷。指以示诸子曰:吾为汝曹得良产”;[10]济州金乡人黄京“幼颇有意于读书，顾父老，劳于家事，以其身衣食百口，而买书数千卷藏之家，曰:吾以畀吾儿”。[11]这儿的良产还很难说是单纯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宋代重文，读书进官，有官便有财，“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黍，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想法是黔首小民的直接推理也未可知。故不能高估了他们为子孙追求的是简单的精神财富，但也不可就武断地把他们斥为庸俗的功利主义者，如布衣李畸实就说:“遗子孙黄金满箧，不如一经，我之富在此不在彼。”[12]傅思斋也说:“门无俗吏尽清阴，家有藏书抵万金。”[13]中国文化正如钱穆先生言:“每种生活都是具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同时也正由于追求物质生活的一面，使乡下士民藏书的内容更为丰富，颇具一些民间风味，除经、史外，也有一些方书、医书、道书等，为民间文化的保存作出贡献。如孙大成“少多病，病玷至三月不差，遇术士授以丹药，一服而愈，故好聚方书”。[14]金水人古世淳则家藏道书五千卷。[15]家世医的庞安时，藏书至万余卷，然皆以考医方之事。[16]
总之，宋代布衣小民的藏书虽有着功利主义的成分，但他们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雅文化和士大夫文化一枝独秀的面貌，中国的俗文化兴起使乡野民间不再是文化的沙漠，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文化平民化的更重要表现之一。钱穆先生以五代到宋为中国文化的分水岭，认为宋代中国的文化走向平民化、日常生活化。笔者认为这种平民化不仅仅表现为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小民百姓参与真正的文化生活与创造，同时宋代社会文化产品的丰饶，书价的相对低廉，也为广大的布衣阶层藏书提供了条件。此外，钱穆先生把宋代科举社会看成是一个平等化的社会，是以耕读传家、没有组织、平铺散漫的社会，笔者以为也正是这种平铺散漫为宋代知识相对下移和文化的相对普及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小民文化也只有在散漫中才能取得生存与发展，好比乱石丛中挤出的星星点点的闲花野草，在坚硬的石壁中，沉睡的种子是很难破岩而出的。
二、隐者逸民和白衣卿士类藏书家
在乡野士民中尚有一些特别的藏书家，他们的藏书则完全脱却了功利主义的内核。他们栖于田园，诗书自娱，有较多精神方面的内涵，根据其思想行迹、藏书目的的不同，又有隐者逸行和白衣卿士的区别。
隐者逸民类藏书家:指不慕科场，或厌倦官场，因而归隐林下，辞归田里，藏书耕读，娱情或教子以自遣。这类藏书家出现于宋代的竹帛上颇引人注目，虽然他们选择归隐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从这些片语零篇的记载中也可约略看出宋代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残鳞片甲，由此可更深入理解宋代私人藏书与社会背景的某种关系。
其一，有一部分藏书家本为朝中大臣，因不满官场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归隐或由于党争而被排挤在外。如以“南楼北史”著称的史守之藏书源于其“中年不满其叔史弥远所为，退居月湖，搜罗甚富”;[20]藏千卷书的师民瞻则由于“拂秦桧意，罢成都，奉余市书数千卷以归”;[21]少抱奇志的方审叔“慨然罢举”大约也并非没有原因;洪咨夔自考功郎言事罢归於潜，合新故书得万有三千卷，藏之于天目山下宝福僧寺，如李氏庐山故事;李光罢政归乡是因秦桧的擅权蛮横，宰相马廷鸾九度上表力辞求去亦是因为贾似道的专横跋扈。更有的人考取功名而不就更能说明问题，如黄晞、石待旦、李渎等藏书家，否则，在一个讲求“经世致用”的时代里，很难解释为何如此多的人寄身于野，不思报国。
其二，还有一些人归隐为不肯为新学，如藏书数万卷，朝夕校雠的庐陵人段冲因“不肯为新学，退筑云斋，自号潜叟，郡以遗逸八行荐，不就”。[22]彭城人魏衍也因不为王氏学，而不事举业。[23]从中可看出围绕王安石的科举变法在士人中所存在的一些不满情绪，值得深入研究。
此外，有宋一代，儒、释、道三教合流，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观已有二元倾向。特别是禅宗的创立，把佛教中国化，中国人把出世的思想溶化于日常生活中，再加上宋代纷乱的社会现实，“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思想更为流行，一些人不以仕进为念，安贫乐道，藏书自娱。
总之，宋代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些特别，使一部分士人倾向于在乡间读书自遣，客观上促进了宋代乡下士民藏书的盛行，兴盛的背后却有太多的萧索与无奈。然以上这些隐者逸夫或白衣卿士类藏书家大多是读书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布衣平民，即便是，也是乡绅之类的有钱人家。相对于一般小民而言，他们有着一种文化使命感，故他们虽隐居乡下，或聚书研习，或束脩自养，亦为乡间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作出贡献，使学问下及于山陬野隅，使宋代私学呈现空前之盛，打破长期以来官学独尊、私学黯然的局面，为宋代文化的繁荣作出贡献。如应举不第的孙复“于泰山之阳，起学舍讲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33]新昌人石待旦“天禧三年进士，隐居石溪，创堂贮书，号万卷堂。又为义学三区，号上、中、下书堂，使学者迭升之人从此勉励，成名者众。”[34]叶适《石庵藏书自序》说到的蔡瑞“念族人多贫，不尽能学，始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还有吉州人董亿“世儒家，即先庐竹林，辟观过斋，聚书万卷，日延师友讲贯道艺，创潜乐书院。”[35]东阳人郭钦止“绍兴中作书院于石洞之下，礼名士主其学，徙家之藏书以实之。储洞之田为书院之食，而斥洞之山为书院之山。”[36]他们使藏书的功用得以很好的发挥，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藏书家的此类事迹多有记载，除藏书家的自发行为外，也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宋太祖曾赐给宋初著名的族塾义学胡氏华林书院、陈氏东佳学堂等大量御书。江西藏书家温革，屡试不第，慨然自谓“不得诸外，盍求诸内，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孙”，遂立志办学。仁宗宝元年间，他赴京上书朝廷，崭捐家资以兴义学。朝廷准其所请。凡国子监所藏之书，市上有售者，革均购以还，并于山泉美好的柏林中兴建藏书楼及义馆数十楹，开办讲学堂。[37]这与宋代宗族主义的异峰突起有密切关系。自从范仲淹大兴义庄以来许多官僚士绅竞相效仿，置办义田，周济族人，成为当时令人夸赞的义举。笔者认为这是和宋代的儒学复兴运动互为表里的运动，其兴办义学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实践，是宋代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所生发的一种历史使命感的表现。同时，这种历史使命感在朝廷的支持鼓励下得到发扬光大，而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注释:
[1](宋)汪藻.浮溪集(卷二七)[C].主簿胡君墓志铭[A].乾隆四十六年刊，武英殿聚珍本.
[2](宋)高似孙.史略[C].67.引鄞县志(卷三一)[Z].张文英传[A].
[3]永乐大典(卷三一四七)[C]赤城续志[Z].中华书局，1986.
[4](宋)袁颐.枫窗小牍(卷下)[C].二，宝颜堂秘笈本.
[5]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C].
[6]嘉泰会稽志[C].
[7]莆阳比事(卷六)[C].
[8](宋)吕陶.净德集(卷二六)[C].陇西李君墓志铭[A].丛书集成本.
[9](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C].中华书局，1989.
[10]乐静集(卷二九)[C].张纯臣墓志铭[A].
[11]鸡肋集(卷六六)[C].黄君墓志铭[A].
[12](宋)邹浩.道乡集(卷三六)[C].李季侔墓志铭[A].道光十三年邹禾木刻本.
[13](宋)李昭.乐静集(卷二九)[C].傅主簿墓志铭[A].四库珍本.
[14]漫塘文集(卷三三)[C].孙府君行述[A].
[15](宋)吕陶.净德集(卷二六)[C].医博古府君墓志铭[A].丛书集成本.
[16]张右史文集(卷五七)[C].庞安常墓志[A].
[1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C].中华书局，1979.
[18](元)脱脱.宋史(卷一五五)[C].选举志(一)[A].中华书局标点本.
[19]转引自金步瀛，杨立诚编.中国藏书家考略[M].
[20]鄞县志(卷三十)[Z].
[21](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四九)[C].
[22](宋)廖行之.省斋集(卷三五)[C].段元恺墓志铭[A].四库全书本.
[23](宋)徐度.却扫篇[C].
[24](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八)[C].王南鹏墓志铭[A].
[25]平园续稿(卷三三)[C].率斋王居士墓志铭[A].
[26]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C].六二弟墓志铭(卷九六).刻楮集·序[A].
[27](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C].苏伯起振文墓志铭[A].四部丛刊本
[28](宋)李昭.乐静集(卷二九)[C].张纯臣墓志铭[A].四库珍本.
[29](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三)[C].胡宗元墓志铭[A].
[30](宋)楼钥.攻媿集(卷一○三)[C].高端叔墓志铭[A].四部丛刊.
[31](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四)[C].叔父和叔墓碣[A].
[32](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七)[C]蒋彦回传[A].
[33](清)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C].
[34]嘉泰会稽志(卷一八)[Z].
[35]平园续稿(卷三五)[C].董君墓志铭[A].
[36](宋)叶适.水心文集(卷九)[C].四部丛刊本.
[37](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卷三)[C].咸丰五年粤雅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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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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