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及其贡献

陈德弟

【摘要】中国藏书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它传承了华夏文明。本文详述了后唐君臣的藏书思想和活动及其对图书文化的贡献，通过他们的努力，不仅传承了中国典籍与文化，而且还提高了社会文明的程度。

【关键词】后唐　藏书思想　藏书活动　雕印九经

一

我国五代时期，历经五十余年，政权林立，战争频繁，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动荡不止。

后唐是五代时期第二个王朝，共统治了13年。后唐统治者沿袭中国的传统文教，在战争岁月，依然十分重视国家的藏书建设，其在图书搜聚、庋藏、校雠、雕印、传播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君臣的远见卓识和身体力行，推动着藏书事业的发展。

后唐庄宗、明宗、末帝三朝，多次颁诏求书、编书、刻书，我们从他们的这些相关诏令中，可以窥见其藏书思想。弘扬文教、借鉴资治是其聚书、刻书的主要指导思想。他们和以往的帝王一样，认为书籍可以知往鉴今，是治世的良方。庄宗认为，国家藏书之府，应当充盈，他说:“三馆兰台，藏书之府，动盈万卷，详列九流。”[1]这是立国的根本，必须要重视，所以他非常赞同朝臣购求书籍的建议，在《授献书人官敕》中，他表示:“史馆提举赦书节文，购求经史，颇为允当，宜许施行。”[2]明宗在《令道路置碑晓谕路人敕》中更加明确地阐释了书籍的作用，他说:“朕闻教化之本，礼让为先，欲设规程，在循典故。”[3]如何循典故呢?他又说:“教导之本，经籍为宗。”[4]只有书籍能够启迪人的智慧，使人遵循规程，所以他明确支持冯道等人的建议，校勘开成石经，大刻书籍，以使“经书广布，儒教大行”[5]。末帝统治时期，政权已岌岌可危，但他仍然坚守着这样的理念，继续从事明宗未竟的事业。

不仅如此，他们还非常重视史书的编纂，屡下诏令，支持史官编纂不同类型的史籍。他们懂得，身为帝王，必须读史，因为史籍中有治乱成败的经验，可以用来借鉴。为了编好史书，他们不仅令史官随时记录发生的事情，而且对地方上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他们也要求及时报送史馆，作为史料进行储存，以备编写史籍之用[6]。据统计，后唐先后14次[7]令宰相监修国史，这样的频率在五代时期是首屈一指的，由此可见其对编修国史的重视程度。

在求书问题上，郭崇韬是一个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不仅注意从战败者手中收集书籍，而且多次向庄宗建议搜求图书，他认为这样可以使“乡校庠塾之业，渐阐皇风;金石丝竹之音，无虞坠典”[8]。冯道同样认为，图书能带来极大的益处，小则可以提高国人的素质，大则可以稳定社会。他自己是藏书家，积极主张国家大量刻书藏书，并推出公开买卖的措施，以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亦“深益于文教”[9]，获取一举两得之功效。在专制社会里，任何一项政策、措施的实行，都必须经过皇帝的首肯，后唐也不例外，郭崇韬、冯道等人的建言，均得到了庄宗、明宗的支持，他们君臣对藏书有同样的观点，所以才使其官藏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正如明宗在《答史馆奏事敕》中所云:“史馆奏陈事件，皆叶规程，显验公勤，并宜依允。”[10]

正是在他们君臣藏书思想的支配下，尽管时局扰攘，后唐政府一直从事着图书文献的传承活动。

二

后唐政府藏书来源主要有四。其一，继承后梁藏书。后梁官藏二万余卷[11]，后唐灭之以后，直接接管了其官藏。

其二，从全国各地搜征。《旧五代史·唐书·郭崇韬传》载:唐天祐十九年(即后梁末帝龙德二年，公元922年)，部将“李存审收镇州，遣崇韬阅其府库，或以珍货赂遗，一无所取，但市书籍而已”。翌年，庄宗灭后梁。他登基伊始，连下诏书，征求亡佚。据《册府元龟》卷50《帝王部·崇儒术二》载:庄宗同光二年(924)二月，下诏求书曰:“三馆、兰台，藏书之府，动盈万卷，详列九流。爰自乱离，悉多遗逸，须行搜访，以备讨寻，应天下有人能以经史及百家进纳者，所司立等第酬奖。”决定以奖励形式酬劳献书者。同年四月，庄宗又采纳郭崇韬的建议，再下诏求书。同书本卷记道:“枢密使郭崇韬又奏曰:‘伏以史馆司四库藏书，旧日数目至多，自广明年后流散他方，宜示奖酬，俾申搜访。伏乞委中书门下再行敕命，遍下诸道，或有人家藏能以经史百家之书进献，数及四百卷以上者，请委馆司点勘，无脱漏于卷轴，无重叠于篇题，比外写札精详，装饰周备，当据部帙闻奏，请量等级除官，仍仰长吏明悬榜示。”庄宗欣然接受，颁诏曰:“史馆提举赦书节文，购求经史，颇为允当，宜许施行。今宜添进，纳四百卷已下、三百卷已上，皆成部帙，不是重叠及纸墨书写精细，已在选门未合格人，一百卷与减一选;无选减数者，注官日优与处分。无官者纳书及三百卷，特授试官。”此次加大了力度，以官爵的具体等级奖励献书人，可见其求书之切。时值战乱时期，庄宗能拨冗搜聚图书，从事官藏事业之建设，确有远见。

而后的明宗，更是一位官藏事业的热心者，他颁有大量的关于图书文化的敕令，于官藏事业多有建树。《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三》载:天成元年(926)九月，“以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三川乃前蜀政权辖区，时前蜀甫亡，前蜀曾集四部书以充其宫[12]，庾传美乃前蜀之旧僚，自报前往搜书。此一倡言，正合明宗之意。次年十二月，“传美使回，所得才九朝实录及残缺杂书而已”。《册府元龟》卷五十《帝王部·崇儒术二》载庾传美此次访书获千余卷，“并付史馆”。二年七月，刑部郎中王骞又“奏请采访图籍”[13]，明宗从之。长兴二年(931)五月，“都官郎中、知制诰崔梲上言，请搜访宣宗已来野史，以备编修。从之”[14]。由于战乱，各地郡邑时有变化。为了及时、准确了解到地方情况，明宗采纳尚书吏部侍郎王权的建议，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各进图经一本。《五代会要》卷十五《职方》载:长兴三年(932)五月，“尚书吏部侍郎王权奏:‘伏见诸道州府，每遇闰年，准例送尚书省职方地图者，顷因多事之后，诸道州府，旧本虽存，其间郡邑或迁，馆递曾改，添增镇戍，创造城池，窃恐尚以旧规，录为正本，未专详勘，必有差殊。伏请颁下诸州，其所送职方地图，各令按目下郡县、镇戍、城池、水陆、道路，或经新旧移易者，并须载之于图，其有山岭溪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须备载。’奉敕:‘宜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先各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所有装写工价，并以州县杂罚钱充，不得配率人户，其间或有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地土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漏略，限至年终进纳。’”十一月，史馆为修唐宣宗至哀帝四朝实录，又请购募史籍。《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九》载:“史馆奏:‘宣宗已下四朝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购募野史及除目报状。’从之。”此事《旧五代史》记载简略，《五代会要》卷十八《史馆杂录》记录颇详，道:十一月四日，“史馆奏:‘当馆昨为大中已来，迄于天祐，四朝实录，尚未纂修，寻具奏闻，谨行购募。敕命虽颁于数月，图书未贡于一编。盖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灭绝，难可访求。窃恐岁月渐深，耳目不接，长为阙典，过在攸司。伏念江表列藩，湘南奥壤，至于闽、越，方属勋贤。戈铤自扰于中原，屏翰悉全于外府，固多群士，富有奇书。其两浙、福建、湖广，伏乞特降诏旨，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除自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具有者抄录进上。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请议爵赏。’从之”。这次求书，超出了后唐统治的区域，延伸到了南方。明帝之后的闵帝，在位仅4个月，还诏进书官刘尝为郑州荥阳令、单骧为唐州司法参军，“今后三馆所阙书并访本添写，其进书官权停”[15]。由此可知，后唐还设有专职的进书官，随时搜书报进。末帝时，虽无求书记载，但编辑了许多书籍，充实了史馆。

其三，来自对诏书、中央和地方的奏对等档案、公文的保存。《五代会要》卷十八《诸司送史馆事例》记录了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四月，史馆奏请诸司送史馆事例上报，以备修史。奏疏中详列了哪一类档案文献，由哪个主管机关负责征集、“报馆”，并有不同要求。这些材料范围有以下19项之多:

(1)时政记——中书门下录送。

(2)起居注——左右起居郎录送。

(3)两省转对入阁待制刑曹法官文武两班上封章者——各录一本送馆。

(4)天文祥变、占候征验——司天台逐月录报，并每月供送历日一本;祥瑞礼节，逐季录报，并诸道合画图申报。

(5)蕃客朝贡使者——鸿胪寺勘风俗衣服、贡献物色、道理远近，并具本国王名录报。

(6)四夷人役来降——表状中书录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并主将姓名，具攻陷虏杀级数，并所因由录报。

(7)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录所因并乐词牒报。

(8)法令变革，断狱新议，赦书德音——刑部逐季具有无牒报。

(9)详断刑狱，昭雪冤滥——大理寺逐季牒报。

(10)州县废置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旌表门闾者——户部录报。

(11)有水、旱、蝗虫、雷风、霜雹——户部录报。

(12)封建天下祠庙、叙封进封邑号祠——司封录报。

(13)京百司长官刺史以上除授——文官吏部录报，武官兵部录报。

(14)诸色宣敕——门下中书两省逐月录报。

(15)公王百官定谥——考功录行状并谥议，逐月具有无牒报。

(16)宗室任官课绩，并公主出降仪制——宗正寺录报。

(17)刺史、县令有灼然政绩者——本州官录申奏，仍具牒报。

(18)应硕德殊能，高人逸士久在山野著述文章者——本州县不以官秩勘问依实申奏，仍具录报。

(19)应中外官薨已请谥者——许本家各录行状一本申送。

庄宗“宣下有司，条件施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史馆收藏。后来，这一制度在明宗时期又得到了加强。如长兴三年二月，司天台奏:“奉中书门下牒，令逐年申送史馆十一曜细行历并周天行度、祥变等。当司旧例，只申星曜事件，不载占言。”敕:“宜令司天台除密奏留中外，其余凡奏历象、云物、水旱等事，及诸州府或奏灾祥，一一并申送史馆。”[16]天成二年(927年)八月，经史馆奏请，诏枢密院学士录公文送史馆。《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四》载:“史馆修撰赵熙上言:‘应内中公事及诏书奏对，应不到中书者，伏乞委内臣一人旋具抄录，月终关送史馆。’诏差枢密直学士录送。”末帝一登基，就注重贮存史料。末帝雅好儒士，为政之暇，邀儒学大师讲经禁中。清泰元年(934年)四月，他令近臣录史料送史馆。《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上》载:“史馆奏:‘凡书诏及处分公事、臣下奏议，望令近臣录付当馆。’诏端明殿学士猾昭裔、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录送。”

其四，来自对朝臣优秀著作的保管。如赵凤于明宗天成四年十一月，上新修懿祖、献祖、太祖《纪年录》共20卷、《庄宗实录》30卷，诏付史馆，赵凤及其他纂修人员得到奖赏[17]。又如末帝清泰元年七月，史官所修历朝实录及大臣列传，诏所修列传付史馆[18]。三年(936年)二月，监修国史姚顗编成《明宗实录》30卷，奏上，末帝“诏奖饰，其书付史馆”[19]。这既增添了后唐的官藏，又使优秀著作不致流失。

后唐藏书之府沿袭唐制，辟三馆进行庋藏。所谓三馆，即弘文馆、集贤院(集贤殿书院简称)和史馆。三馆之制，始建于唐，负责藏书、校书、修史等事务。后梁时期，仿唐制重建三馆。唐时三馆分立，且富丽堂皇，规制相当可观。后梁三馆，不仅合而为一，且简陋不堪，已无往日之辉煌。宋初人孙逢吉于《职官分纪》卷十五《集贤院》记道:“梁迁都于抃，旧制未备。至贞明中始于今右长庆门东北小屋十数间为三馆，即后废西馆是也。湫隘卑庳，仅庇风雨;周庐缴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朝夕喧杂。每受诏有所撰述，即遗迁他所以成之。”后唐定都洛阳，沿用唐制，再建三馆，职能依旧。三馆之中，史馆最为重要。自古以来，史官就有掌管史料、记载史事、撰写史书的职能。北齐创立史馆后，因修史需要，其藏书种类便与他处有异，许多史籍、重要档案贮存其中，后唐亦然。这一点，我们从上述三馆藏书来源中便可知晓。后唐三馆建制情况，史书缺载，不得而知。三馆职官有弘文馆大学士、学士、直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学士、集贤校理、史馆修撰等。

后唐管理官藏的机构是秘书省，其最高长官为秘书监，后唐的李专美、马缟、卢文纪、杨凝式、韩彦恽、刘岳等人，先后任过此职。副官有秘书丞、秘书少监，工作人员有校书郎数员。

三

后唐对其藏书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并卓有成就。经过庄、明两代的聚书活动，使后唐官藏较为丰富，于是整理工作便开展起来。据《册府元龟》卷六○八《学校部·刊校》载:“杨凝式，明宗天成初为给事中，凝式精选通儒校定三馆图书。”由此可知，此次整理三馆藏书，是在政府组织下进行的，整理者为时之“通儒”，杨凝式为总司官。杨凝式字景度，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五代时期著名学者。唐末进士，历仕五朝，先后担任集贤殿直学士、史馆修撰、秘书监等职，名重一时，新、旧《五代史》有传。此次整理官藏，可惜未见有编制目录的记载。末帝清泰二年(935年)，再诏学者张昭“加判史馆，兼点阅三馆书籍，校正添补”[20]。就是说，这次整理官藏，任务是校正三馆图籍，期间，如发现缺漏图书，即刻添补，领导者为张昭。张昭字潜夫，本名昭远，青年时期即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明宗朝，他任史馆修撰，因撰成《纪年录》二十卷和《庄宗实录》三十卷有功，“优诏褒美，迁都官员外郎”[21]。他后又撰成《武皇以来功臣列传》三十卷，在完成这次对三馆藏书的“校正添补”后，又预修了《明宗实录》，撰写过大量著作。《宋史》本传说他“博通学艺，书无不览，兼善天文、风角、太一、卜相、兵法、释老之说，藏书数万卷，尤好纂述，自唐、晋至宋，专笔削典章之任”。张昭领导校书时，后唐政权已将倾覆，但此项事业却未停辍。

后唐时期，官藏事业最值得一书的，是对儒家经书的校勘、雕印和贩卖。据《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九》记载:长兴三年(932年)二月，宰相冯道、李愚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同书《冯道传》又载:“时以诸经舛缪，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后唐政府决定将儒家经书雕印贩卖，这在我国历史上是首次，也是封建政府第一次大规模雕印图籍。此事出现于后唐，绝非偶然，它是雕版印刷逐渐成熟并由民间步入官府的结果。雕版印刷始于何时，学术界聚讼纷纭，我们认为它诞生于唐朝前期，至此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起初，这一新生事物，并未引起政府重视，文人、学者对之也不屑一顾，依然固守着传统的笔墨写书方式。它最初流行于民间，以后愈加盛行，大量的民间用书和部分佛经，在民间雕印贩卖，雕印技术日臻成熟。《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九》注引《柳氏家训》序云:唐僖宗“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而当时书摊上并不见有印本儒家经书出售。所以，冯道说:“常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22]方厚枢同志在《中国出版史话》中分析原因说，经书篇幅多，雕印费工时，耗资巨大，要求质量高，对于急于谋利的书坊是不敢问津的;另外，也与士大夫和统治阶级重视漂亮写本、轻视粗糙印本有关。随着文教事业的发展，科举制的继续实行，士人用书需求的增长，以及手写本经书的不标准、不完善、成书慢等因素，使统治者开始注意到雕版印刷的先进，加上后唐政府对文教事业、尤其是对图书事业的重视等等，所有这些，促成了后唐政府首施整理和雕印《九经》的活动。

据史载，此次雕印《九经》经过是这样的:政府召集当时的名儒硕学，供其食宿，资其纸墨，以开成石经为底本，用纸录下，然后与流行写本相校。确立定本后，将经文与注文(开成石经有经无注，此次整理后，随经文加了注文。)由书手录于板上，之后由工匠雕印。《五代会要》卷八《经籍》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版，广颁天下”。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顒、路船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人选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因这项工程始终在国子监主持下进行，所以后世称这次刊本为“监本”。

此项工程浩大，没有完工后唐便灭亡了。后又经后晋、后汉、后周三朝继续雕刻，终于在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告竣。据王国维考证，后唐最初计划只刻《九经》，至竣工，实刻十二经，有《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尔雅》，另附《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二书。实际上，五代监本，共刻了十四种[23]。

四

监本《九经》的刊印，目的是统一经注文字，确立国家标准本，以利于文教事业的开展。正如明宗下令雕印《九经》时所说，“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便杂本交错”[24]。《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九》道:“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板为正。”这就更加巩固了监本《九经》的标准本地位。监本《九经》刊出后，备受世人欢迎。《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后周纪二》广顺三年(953年)六月记道:“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由于这项工程一开始就蕴涵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其“传布甚广”、“后进赖之”等记录，恐非妄言。

在谈及此项工程时，不能不提冯道、李愚和田敏三人。冯道、李愚是此事的首倡者，田敏是具体负责者，并始终其事。《旧五代史·周书·冯道传》载:冯道字可道，“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他既是政治家，又是藏书家，也是一位学者，他首倡雕印《九经》之功不可没。李愚字子晦，家世为儒，晚唐进士。《旧五代史·唐书》本传说他于后梁官任崇政院直学士，后唐庄宗时任翰林学士，明宗朝为相，兼集贤殿大学士，末帝时任弘文馆大学士，卒于位。田敏乃一代儒宗，《宋史·田敏传》载他是淄州邹平(今山东邹平西北)人，家富藏书，历仕五朝。在刊刻《九经》中，他出力最多，“孜孜刊正，援引证据，联为篇卷，先经奏定，而后雕刻”[25]。《九经》全部雕成后，他在给周太祖的《进书表》中说:“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藐，传写纰缪，渐失根源。臣守官胶庠，职司校定，旁求援据，上备雕镌，幸遇圣朝，克终盛事，播文德于有载，传世教于无穷。谨具陈进。”[26]王国维于《五代监本考》一文中评论说:“自开成石经出，而经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监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虽文字不无差讹，然比之民间俗本，固有优无绌。田敏等校订之勤，与整齐划一之功，究未可尽非。”王氏对田敏及其工作给予应有的肯定。

监本《九经》的雕印，开创了官刻图书的局面。这项由政府出资，组织人力校勘、雕印、贩卖经籍的工程，最终使官刻成为我国古代三大刻书系统之一。它大量出版图书，供世人阅读，其对学子的思想，对当时的教育、出版、校勘等都有巨大的影响，由此而带来的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量的。

注释:

[1](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十《帝王部·崇儒术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564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

[2]同上。

[3](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一一○《令道路置碑晓谕路人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1131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

[4]《全唐文》卷一一一《诏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敕》，第1134页。

[5]《全唐文》卷一一一《诏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敕》，第1134页。

[6](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十八《史馆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34-235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

[7]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第七章《史馆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5-327页。

[8]《册府元龟》卷五十《帝王部·崇儒术二》，第564页。

[9]《册府元龟》卷六○八《学校部·刊校》，第7304-7305页。

[10]《全唐文拾遗》卷九《答史馆奏事敕》，第10464页。

[11]《旧唐书·经籍志序》云:唐末，僖宗出逃京师，秘阁“尚存一万八千卷”书籍，昭宗迁都洛阳时，秘阁之书“又丧其半”。后朱温败赵匡凝，得书“数千卷”，又降杀王师范，得书万卷，是知后梁官藏二万余卷。见欧阳修《新五代史》赵匡凝和王师范本传。

[12](清)吴任臣著:《十国春秋》卷41《前蜀七·王锴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05页。

[13]《册府元龟》卷六○四《学校部·奏议三》，第7257页。

[14](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42《唐书·明宗纪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78页。

[15]《册府元龟》卷五十《帝王部·崇儒术二》，第565页。

[16]《五代会要》卷十八《诸司送史馆事例》，第228页。

[17]《五代会要》卷十八《修国史》，第231页。

[18]《册府元龟》卷五五七《国史部·采撰三》，第6692页。

[19]同上，第6693页。

[20](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三《张昭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090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

[21]同上，第9087页。

[22]《册府元龟》卷六○八《学校部·刊校》，第7304-7305页。

[23]王国维:《五代监本考》，载《国学季刊》1卷1期。

[24]《五代会要》卷八《经籍》，第96页。

[25]《册府元龟》卷六○八《学校部·刊校》，第7305页。

[26]同上，第7304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古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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