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刻书事业的繁荣

黄建国

【摘要】本文从官刻、私刻、坊刻、活字印刷及版刻特征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宋代刻书业。

【关键词】宋代　刻书　版刻特征

典籍是记载古代人类知识经验最重要的工具。宋代开国皇帝对图书文献非常重视。太祖、太宗认为读书是了解“为治之道”[1]的途径，将书籍看作是“教化之本，治乱之源”[2]，其目的是要记取“前代兴废以为鉴戒”[3]，以便决策时，避免“全倚于人”[4]。因此，宋代立国伊始，朝野上下，就把搜集、保管前代图书当作一件大事，采取了很多措施，从而为以后整个宋代典籍校刻与收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科技“四大发明”之一。而宋代是我国雕版印书的黄金时代，我国活字印刷也于此时在世界上首次出现。

一、刻书简况

我国雕版印书的出现，据现存实物证明，不会晚于唐代，至少不会晚于中唐时期。开始之时，只限于民间印书，主要印刷一些老百姓所必需的生活用书和佛教经律。至五代，刻书才逐渐进入上层统治阶级的视线。根据宰相冯道建议，后唐国子监于长兴三年(932)开始校刊《九经》，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开雕，也是官方印书之始。宋代初期，刻书还是不多。洪迈曾说过:“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版至少。”并提及韩琦“少年时家贫，学书无纸，时版印书绝少，文字皆是手写”。[5]至真宗、仁宗时，刻书就大大兴盛起来。景德二年(1005)五月，真宗亲往国子监检阅库书，向祭酒邢昺问及出版数字。邢回答说:“国初印版止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6]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书版比宋初就增加了25倍之多。刻书最多的是仁宗朝，许多大部头书，如《七史》和医药书，都是仁宗在位时完成刻印的。神宗解除不准擅刻书籍的禁令以后，各种印本更盛。南宋自高宗末年至宁宗时期，刻书最为繁荣。当时魏了翁曾说过:“自唐末五季以来始为印书，极于近世，而闽、浙、蜀之锓梓遍天下。”[7]纵观宋代印书，其刻书范围，包括儒、佛、道的经典，历史、诗、文、词集，天文，地理，农工，医学，小说及民间必用书籍，几乎涉及各个领域。刻书机构有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遍及全国各地，盛况空前。

(一)官刻本

凡中央和地方官府用公款所刻的书，如监本、德寿殿本、崇文院本、左廊司局本、庾本、提刑司本、仓台本、计台本、漕台本、漕廨本、漕院本、学宫本、学舍本等等，均属官刻本。宋初，刻书事业为政府所垄断。北宋建国时，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太祖建隆四年(963)，赵匡胤同意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的请求，派窦与权大理少卿苏晓、正奚屿，丞张希逊及大理寺法直官陈光义、冯叔向等共同编修《法典》30卷，连同《编敕》4卷，“诏刊版模印颁天下”[8]，这是我国第一部刻印的刑事法典。大规模的官府刻书，应该说是以宋太祖开宝四年(971)的《开宝藏》为最早。

在朝野崇佛的同时，自太宗开始，宋统治者也提倡道教。徽宗更是有名的道君皇帝，他命道士刘元道校定真宗时汇编的《宝文统录》，使该书由原来的4359卷，扩编为5387卷，送往福州闽县万寿观，令福州知州黄裳鸠工镂版，进于京师，称为《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刻印的道书总集。

宋代中央官府刻书单位很多，有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和校正医书局等。其中以国子监所刻的“监本”为最多，最有名。国子监始设于隋，为教育机构，五代始兼有国家出版社性质。宋代国子监印书，由所辖的印书钱物所负责，“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9];太宗淳化五年(994)，判国子监李至感到名称俗气，经皇帝同意，改名为国子监书库官，其收入与支出亦有明确的规定。英宗治平三年(1066)六月，皇帝下诏:“今后本监卖书钱，尽纳左藏库，所合支用钱，并令三司勘书给历子，下左藏库支。”[10]国子监除了翻刻五代监本十二经外，又遍刻九经的唐人旧疏和宋人新疏。此外，还刻了许多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及文选等。可以这样说:宋代朝廷组织编校的各种书籍，大部分是由国子监刻印。

靖康之变后，南宋王朝因旧存国子监书版全遭毁弃，新建的国子监又无力重雕，只好依靠地方力量雕印书籍。因此，宋代官刻书籍，北宋以中央为主，南宋则以地方为主。南宋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朱熹、张栻等人在各地做官，都刻过书。南宋地方刻书，有各路盐茶司、漕司、安抚使司、转运司、计台司、提刑司等等。各州学、军学、郡学、县学和书院也都有刻书。用地方公库钱刻印的书，总称为“公使库本”。宋于各州军县都设立公使库，供给往京官吏的食宿。公使库因有所谓公使钱、公使库醋钱等名目，除作为免费招待官员外，又有余款可以刻书，从而成为重要的刻书机构。各州(府、军)县学校的刻书条件较好，既有学田提供经费，又有师生负责校勘，所以地方刻书中，以学校所刻的为较多，是刻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家刻本

凡由私人出资，不以营利为目的刻印的书，通称家刻本，又称为家塾本或宅塾本。宋代科举制度吸引人们努力向学，而且宋代官吏待遇优厚，既有薪金，又有实物供给，很多士大夫之家有条件独立从事刻书，因而宋代私家刻书甚盛。据叶德辉所记，就有四十多家。[11]其中北宋时期今可考者:仁宗宝元二年(1039)杭州进士孟琪所刻姚铉《唐文粹》，庆历六年(1046)京台岳氏《新雕诗品》，嘉祐二年(1057)建邑王氏世翰堂刻《史记索隐》，英宗治平三年(1066)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堂刻邵玄《击壤集》，徽宗宣和元年(1118)寇宅(寇约)刻寇宗奭《本草衍义》。

南宋时期私家刻书更为普遍。最为有名的是:岳珂相台家塾所刻《九经三传》，廖莹中世彩堂所刻《五经》与《韩柳集》，以及建安黄善夫家所刻《史记正义》与《汉书》。其他如蜀广都费氏进修堂刊刻《资治通鉴》，建安蔡梦弼刻《史记》，建安魏仲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等，都是比较好的家刻本。

宋代私家所刻，主要集中于经史、诸子、文集，极少有医书与科技方面的著作。由于私人毕竟财力有限，除岳珂《九经三传》是个例外，较少刻印大部头书。一般都是校刻先人、地方名人、老师以及作者自己的著作。所以，可以说宋代私家刻书是官府刻书的一个补充。

宋代家刻本另一个特点是校勘精细，刻印均佳，且印数不多，历来为藏书家重视。岳珂刻书，收集众多版本，请专门名家校勘，再请技术好的刻工雕版，所刻之书尚被视为善本，历来翻刻者很多。廖莹中世彩堂所刻，书法在褚遂良、柳公权之间，写刻精美，秀雅绝伦，且纸润墨香，在宋版书中被推为无上神品。

(三)书坊刻本

书坊刻本亦称坊刻本或书棚本，是指民间书商所刻的书。书坊古称书肆，后来称书林、书堂、书棚、书铺或者书籍铺、经籍铺，是古代卖书兼刻书的店铺，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业。

刻书印卖，有利可图，故宋代书坊刻书特别盛行，几乎遍及全国。北宋有多少刻书处，无从精确计算，而有史可稽的南宋刻书地点有一百七十多处。尤其是开封、杭州、婺州、衢州、建宁、漳州、长沙、成都、眉山等地，书坊林立，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12]仅南宋临安一地，有铺名可考的就有二十家，有的还是从抃京迁来的。最为著名的是福建建安余氏勤有堂和浙江临安陈宅书籍铺。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特地下令调查余氏刻书历史。地方官钟音奏复调查结果:“余氏后人余廷勷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版极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印有“勤有”二字，纸版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时，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亦系旧有堂名为名。今余见行绍庆堂书集，据称即勤有堂故址，其年已不可考云云。[13]可见，余氏自北宋起，即以刻书为业，子孙相承，至元代仍有印本传世;据考证，刻于南宋的书多称万卷堂，刻于元代者多称勤有堂。

临安陈宅书籍铺也是很有名的书坊。其书坊名为“芸居楼”，地址在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主人为陈起、陈续芸父子。陈起字宗之，又字彦才，号芸居，自称陈道人，又称武林陈学士，宁宗时乡贡第一，时人称之为陈解元。他既是出版商，又是诗人，有正义感，对怀才不遇的江湖诗人深表同情，编刊有《江湖小集、后集》等书，赢得“文士独知音”的美名。他出版的书定价低，可借人看，卖书又可赊账，比较开明难得。其子续芸，有书将他与陈思混同一人，亦有书说他曾中解元，现经张秀民先生考证，俱误。陈续芸虽能继承父业，但只是普通书商而已，并非解元，至于陈思则为另一书坊老板，非同一人。

宋代其他有名书坊，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考录，浙江有杭州大隐坊等五家，福建有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等七家，江西有临江府新喻吾氏一家，四川有西蜀崔氏书肆等两家;余为陕西、山西各一家;不知其地者，有菉斐轩、葛氏传梫书堂两家;又宋时书坊至元代时犹存者，为闽山阮仲猷种德堂。

(四)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在印刷史上是继雕版印刷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就是宋朝平民毕昇。时在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9)，比欧洲最先用活字印《圣经》的谷腾堡约早四百年。

布衣毕昇名不见经传，生平事迹不可考。其籍贯，有的以为杭州，有的以为益州，有的以为湖北，至今仍为一个谜。唯一可确信无疑的，是科学家、杭州人沈括的记载。[14]沈括所记毕昇活字印刷比之今天的印刷术，自然要原始得多。但其基本原理以及造字、排版、印刷三个工序，和现代活字印刷术则基本相同。

可惜，毕昇新的印刷方法当时并未得到推广，毕昇用这种方法所印之书，也无从查考。毕昇之后，在宋时曾用活字印过什么书，亦缺乏记载。虽然清以来的各种藏书目录，曾著录有七八种宋活字本，但均不可信。最为可靠的是:光宗绍熙四年(1193)，周必大在潭州(今长沙)曾用沈括所记的方法，以胶泥铜板印了自著的《玉堂杂记》。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在周必大文集中，发现周氏在给程元成写信时言及:“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慁台览。尚有十数事，俟追记补缀续纳，窃计过目念旧，未免太息岁月之沄沄也。”[15]这可说是印刷史上的新发现。由此可见，毕昇的方法还是流传下来，并在以后得到改进和发展。

二、版刻特征

版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不同时代的刻本，都能透露不同时代的经济状况、文化风尚、印刷特点。掌握一个时期的刻书特征，对于考定版刻年代、研究版本，至为重要。宋代刻书，秉承唐五代而来，但又有所创新，无论在版式风格上，字体特点上，乃至装帧形式上，都深深带有这个时期不可磨灭的烙印。现从下列方面叙述宋代刻书的主要特征。

(一)纸张与装帧形式

造纸术亦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历代刻书用纸各不相同。后人曾从颜色判断，认为宋代印书多用黄麻纸、白麻纸。近年据专家多次取样分析鉴定，确认这只是形似而已。其实，进入宋代以后，南方已多不采用昂贵的麻作为造纸原料;大多就地取材，用桑树皮、楮树皮、竹子造纸。宋版书用纸，就其质料来说，多数是皮纸和竹纸。仔细观察纸张背面，有的可以依稀看到未捣碎的树皮或竹筋粘附。就地区而言，两浙与四川，桑树、楮树生长普遍，故浙本、蜀本多用皮纸;福建盛产竹子，故闽本多用竹纸。宋代纸张的显著特点是:质地坚韧，经久耐用，不易受潮变质，为宋版书的长期保存提供了根本保证。

书籍的装帧与材料、制作技术有密切的关系。用竹、木简和缣帛制作的书，只能用卷轴的装帧。采用纸张写书以后，卷轴式就逐渐经旋风装向经折装等册叶形式过渡。宋代版印书籍大兴，书的形式也不再是手写时那样，毫无间隔地一行行写下去，而是一版一版地间隔开来。原来的卷轴式、旋风装、经折装已不尽适用，于是出现了蝴蝶装。这种装帧方法是:将印好的每张书叶，以印字一面为准，面对面地相对折齐，形成版心在里，四周朝外的形式;翻开书后，书叶朝两面分，状似蝴蝶展翅，故以此为称。这种装帧的优点是:“装用倒折，四周朝外，虫鼠不能损。”[16]天头地脚和左边外露部分，均为框外无字的余幅，若遭磨损，却无伤正文。

但是，蝴蝶装的书叶均是单层，每翻一页，首先看到的是背面空白，而不是文字;而且书脊处只用糨糊粘联，易脱落。所以到了宋朝后期，又出现了包背装。这种装帧的特点是将书叶无字的一面，面对面地折叠，版心向外，书叶左右两边版框外的余幅向着书背;装订时在余幅的适当位置打上眼，用纸捻订起，然后再用一张较厚的纸对折，用糨糊粘于书背。装订好后，书一打开，是合页的正面文字，而不是两个单页像蝶翅一样展开。当然，我们今天已很难看到宋版书装帧的原貌，所能看到的多数已由后人改装成为线装形式，但我们了解宋版书装帧的原有特点，仍然可以启发我们从版口、书耳、余幅上找出当时装帧上的一些痕迹，从而进行版本的辨识和考定。

(二)刻书的板式

刻本每一版，在文字四周都有一个版框。版框或称边栏，有单边，有双边。一版中心称书口，作印张对折时的依据。为使对折时不致歪斜，除在版心上雕有鱼尾状外，有时还刻有一条黑线。有黑线的，叫黑口;无黑线的，叫白口。宋代刻书，继承了古代卷轴装的形式，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书之首行，小题(篇名)在上，大题(书名)在下，序文、目录和正文不分开，互相连属。发展至后期，虽然亦多白口，但多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少数四周双边。

由于版印书籍受一块一块书版的制约，同时考虑到装订形式和使用方便，于是在一版中间的书口上，饰以鱼尾。在鱼尾上方镌刻大小字数，上下鱼尾之间镌刻书名、卷次、页码，下鱼尾下方镌刻刻工姓名或斋、堂、室名。官刻书多在卷末刻有校勘人衔名，家刻、坊刻本多在卷末刻有刻书题记或牌记。为了帮助读者翻阅方便，在版框左上角刻有篇名，有的在篇名四周加上一小长方框，形如耳朵，称为书耳。书耳多见于建本;发展至包背装，书耳便自然消失。

版框内有一条条直行细黑线条，宋人称之为界行，后又称为行格。行格的疏密，反映了刻书单位或个人的财力和崇尚。如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多是行宽字大，原因是财力充裕。但有些家刻、坊刻行狭字密，是因为财力不敷。至于度宗咸淳元年(1265)吴革刻印朱熹《周易本义》，却每版只有六行，是因为出于对朱熹理学的崇信。

(三)刻书的字体

宋代刻书兴起之时，苏、黄、米、蔡四大家的书法尚未形成。刻书字体需要凝重端庄的楷字，因此，唐代诸大家的字也就作为模仿对象而应用于刻书。明代张应文谈及宋刻字体时说:“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笔法。”谢肇淛亦说:“凡宋刻有肥瘦两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一般来说，北宋早期多用欧阳询字体，欧体字瘦劲秀丽，字形略长，转折笔画轻细有角;以后流行颜真卿字体，颜字体雄伟朴厚，字形肥胖，间架开阔，有骨有肉。进入南宋后，多用柳公权字体，柳字体笔画挺拔有劲，横轻竖重，起落顿笔，过笔略细。从地区上看，各地所宗书字亦有不同。四川宗颜，福建学柳，抃梁、两浙崇欧，而江西则兼有之。

(四)避讳

所谓避讳，是指在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今皇帝的御名及皇帝祖上的名字。避讳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制度，始于周、秦，盛行于唐。发展至宋代，避讳就更加谨严。宋程大昌说:“时君之名则命为御史，若先朝帝名，即改名为讳，是为庙讳。”[19]宋本《律》上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20]可见相当严厉。不只避皇帝本名，而且名字的同音字以及别名，都要照避不误。宋以轩辕黄帝为远祖，同时还须避轩辕二字，称为暗讳。绍熙重修文书令中规定:“诸文书中不得指斥援引黄帝名，经史旧文书则不避。”[21]有时还要避外戚家的讳，如仁宗皇太后刘氏家的父、祖名，哲宗高太后的父名，也要避。

宋代避讳习俗，反映在刻书上，就出现了很多讳字。通常的避讳方法是:凡遇当今御名，多以镌刻小字“今上御名”的方式回避;遇到庙讳，多以缺笔方式回避;个别时候也有以“改字”、“空阙”、“删字”、“去偏旁”等方式回避。宋本书中避讳最多的是仁宗的“祯”字和钦宗的“桓”字，第二是孝宗的“慎”字和英宗的“曙”字，第三是高宗的“构”字和太祖的“匡胤”二字，第四是光宗的“悙”字、神宗的“顼”字，第五是宁宗的“扩”字和太宗的“炅”字。至于哲宗“煦”、徽宗“佶”、理宗“昀”等字，则较为罕见。此外，避赵氏祖先最多的是太祖之祖“敬”字，其次是太祖之父“弘殷”、圣祖“玄朗”等字。一般来说，官府所刻，避讳显得非常严格，基本做到“字字照办”;而家刻、坊刻，就比较轻松，甚至混乱，尤其是所刻的佛经，宋讳有的避，有的不避，但却保存了唐讳。

不仅避皇帝的讳，宋代士大夫为了表示对祖先的尊敬，在刻书时也避自己的家讳。如钱端礼在南宋乾道年间于绍兴府刻自著《诸史提要》，就对五代三个吴越王的名字:“镠”、“佐”、“俶”加以回避。

宋代盛行避讳，给当时书写者、刻工带来不少麻烦，稍一粗心，便有犯讳之罪。但给后代审定版本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只要以科学态度利用避讳，综合考察宋代刻本诸方面的特征，我们就能较为正确判地断宋版书的刻印年代。

注释:

[1]《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二月壬寅条，点校本(二)第62页。

[2]《太宗皇帝实录》(影宋残本)卷二十八。

[3]《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4]李攸《宋朝事实》卷三。

[5]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四

[6]《宋会要》职官二十八之一。

[7]魏了翁《鹤山先生全集》卷四

[8]《宋会要》刑法一之一。

[9]《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点校本(十二)第3916页。

[10]《宋会要》职官二十八之五。

[11]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宋私宅家塾刻书》。

[1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57页

[13]参见《中国印刷史》第71-73页、91页。

[14]详见《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

[15]周必大《周益文忠公集》卷一九八。

[16]见《明史·艺文志》。

[17]张应文《清秘藏》。

[18]谢肇淛《五杂俎》。

[19]程大昌《演繁露》。

[20]据宋板《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卷首。

[21]参见《中国印刷史》第163-164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西溪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