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藏书之思想与实践

刘云

【提要】本文从五个方面详细探讨了宋代士大夫的藏书实践和藏书思想，并探讨了蕴藏在其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以及其士大夫藏书文化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宋代　士大夫　藏书思想　藏书实践

士大夫藏书是中国私人藏书的一个主流，宋代的士大夫藏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而独特的，不仅表现为藏书家数量的猛增，贮书规模的宏大，更表现为他们那有丰富文化蕴藉和时代内涵的藏书实践活动及藏书思想。下文便对宋代士大夫藏书家的具体实践活动以及蕴藏于这些藏书实践中的藏书思想作一些探讨，以期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宋代士大夫的藏书文化。

1.图籍的来源与搜求方面。

宋代士大夫由于其独特的身份地位，其藏书的来源相对广泛，主要有家传、国赐、俸买、手抄。

家传的多为世代文献故家，几世积累，家藏甚富，如:眉山孙氏(抃)、新喻刘氏(式)、巨野晁氏(说之、公武)、阆中蒲氏、宋城王氏(洙、钦臣)、安陆郑氏、筠州庐山刘氏(羲仲)、汝阳王氏(莘、铚，廉清、明清)、山阴陆氏(宰、游、子过)、明州史氏(弥大、守之)、湖州周氏(密)等[1]。

国赐历朝有之，宋代皇家赐书尤盛，以此来标榜其崇文之德。据载，“太祖平吴、蜀，所获文史副本分赐大臣。漙好聚书，至万余卷”[2]。司马光曾得神宗赐书，刘筠也曾“构阁藏前后所赐书”[3]。

以俸买书或录书是宋代士大夫藏书家藏书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有“小万卷”之称的京兆人朱昂“所得俸禄，以三分之一购奇书，以诵为业”;哲宗朝时的尚书右丞吕大防“既拜相，常分其俸之半以录书”;河南洛阳人赵安仁“嗜读书，所得俸禄多以购书，三馆旧缺虞世南北堂书抄，惟安仁家有本”[4];眉州孙道夫“仕宦三十年，奉给多置书籍”[5]。此等记载多得不可枚举。总体说来士大夫由于官俸的来源相对稳定，买书相对宽绰，故有普州刘仪凤“俸入半以储书，凡万余卷”[6];眉州人杜莘老“好学，虽老不厌，俸禄悉以买书，所蓄几万卷”[7];甚至有莆田人方略“宦达后，所至专访文籍，民间有奇书必捐金帛求之，家藏书至一千二百笥，作万卷楼储之”[8]，其同乡方阜鸣曾留钱十万于刘克庄买书。但由于宋代一般士大夫的俸禄并不多，故也有赵明诚“竭其俸入，以事铅椠”[9]，孔延之“家食不足，而俸钱常以聚书”[10]这样的以衣食之俸购群书的藏书家。

此外，手自抄写藏书颇富的士大夫藏书家也很多，如:有“南楼北史”之称的楼钥藏书万卷，而抄本居半;王应麟常常“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典籍异文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11];王应麟子王世昌所蓄之书毁于火，乃“露抄雪撰，至忘寝食”;袁韶贫时“手自抄书，贵时，对于不能得到之书，则自中秘及故家传录”;开封人郭逢原“藏书数万卷，得一书不计字多寡，必亲录而手校之，心记其统类”[12];王萃之子王铚“南渡后所至穷力抄录，积书至万卷”;孙光宪“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此外，王钦臣、李常、高邮、许棐、江正、钱著名、王正功、苏耆、杨纮、杨景略、李诫、李仲偃、李行简、宋珰、陈长方、罗良弼、钱昭序等士大夫藏书家也都有抄书的经历。抄书在宋代的盛行除了无钱买和无所买的原因外，尚有藏书家为学问精进而乐于抄书的原因，从而有赵德进携饼以录书的佳谈。还有的甚至让家人或吏者抄写，如:尤袤“其子弟及诸女，亦抄书”，陆游“让吏役抄写，所录失误颇多”。更有利用职权，强迫吏员抄写的，曾有庐州藏书家姚铉“课吏写书，采唐世文章，分门类编，尝谪居连州，写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于县建楼贮之，官属多遣吏写录，吏以为苦，以盐水之，冀其速坏，后以火焚其楼”。

当然四种来源并非彼此孤立存在，有的藏书家既世守家藏，又以俸买书，兼及手抄，也有少数受别人赠送图书的，不再赘举。

在藏书的搜求方面，很多士大夫藏书家已走出了盲目搜求的误区，有些藏书家有自己严格的搜书标准，在藏书的内容或版本方面有所别择和精审。

在版本方面，宋代士大夫藏书家也多有精选。北宋著名藏书家宋敏求为避免漏收版本不同而内容又各异的同种书，注意抄缮各种版本的书籍。南宋藏书家尤袤在书的版本方面更为注意，“他所收的旧监本、旧杭本、旧本、秘阁本、京本、杭本、严州本、越本、越州本、川本、高丽本等25种版本都是较好的版本。……在尤氏所著录的版本书籍中，旧监本、杭本和川本占总数的一半……对质量最下的建本则未予收录”[22]。此外，还有王正功“多录未见之书，唐诸帝实录、略录写本及版行者各万余卷”[23]，钱惟治“家藏书帖图书甚众，聚图书万余卷，多异本。”[24]

2.图书的整理入藏方面。

宋代士大夫藏书家校雠之风大盛，藏而不校，藏而不读多为真正的学人所不齿。宋文献中多有“手自校雠”、“丹铅手勘”的记载，其中叶梦得谓宋宣献“择之甚精，止二万卷，而校雠精审胜诸家”[25]，而宋宣献的“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26]的著名言论也可谓校书的经验之谈也。宋代士大夫藏书家精于校雠的习惯使宋代的私人藏书和文献整理很好的结合起来，从而也造就了宋代文献整理和学术发达的盛况。司马光也精于校勘，有《资治通鉴考异》传世;以理学而名高的旷代巨儒朱熹亦精于校雠，仅就整理文学古籍而言，就有《诗集传》、《韩文考异》、《楚辞集注》传世，同时还有《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阴符经考异》一卷等。而其他藏书家勒成专书的校雠学著作亦很多，郑樵有《书辨讹》，钱佃有《荀子考异》，黄伯思有《校订楚辞》、《校订杜工部集》，以及方崧卿的《韩集举正》、《外集举正》等等，不一而足，如仔细搜索起来，也可谓蔚为大观。由此也可知宋人并非后人所诟病的那样只会空谈义理，其为学求笃实的态度值得关注，其在校勘学上也有着独特的地位。宋代校勘学和程朱义理之学互为补充，考据与义理兼备，成为宋代学术的两个方面，并且于后世而言则是清代校勘学一支的先声。同时藏书家精于校雠也使宋代的士大夫私人藏书的质量相对较高。

宋代学人喜校勘之风兴起并非空穴来风，有深刻的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宋代由于藏书之风盛起，一部分附庸风雅的士大夫刻书多不加校雠，陆游在《跋历代陵名》中对其曾痛加诟病:“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有校雠，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愈也，可以一叹。”王明清《挥麈录》亦有云:“承平时士大夫家如南阳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然多少于校雠也。”此外其他学人也多有指责，洪迈说:“今代所传文书，笔吏不谨，至于成行脱漏。予在三馆假庚自直《类文》，先以正本点校，中有数卷皆以后板为前，予令书库整顿，然后录之。”[27]另有人言:“近时闽中书肆刊书，往往擅加改易，其类甚多，不能悉纪，今姑取一二言之。将来谬乱书传，贻误后学，皆由此也。”[28]另一方面，宋代盗版之风盛行，连朱熹也曾有追版的笑谈[29]。盗版书大多为牟利而兴，中间错讹脱漏便不可避免，这也是士大夫买书后多加校雠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宋代庆历前后的疑古思潮对整个社会文化学术风气和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陆游有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正《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30]朱熹亦有云:“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刘敞)、孙明复诸人，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31]疑古惑经尚不在话下，更何况对当世之书的怀疑呢?故疑古思潮影响下的思想解放也浸润于这些士大夫藏书家的头脑中，挑战权威，怀疑文本，发现问题，勤于校雠的思潮兴起。朱熹在《韩文考异》序中说:“……则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而悉从之也，至于秘阁官书，则亦民间所献，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时馆职所校耳。其所传者，岂真作者之手稿，而是正之者，岂尽刘向扬雄之伦哉?读者正当择其文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不当但以地望形势为轻重也。”[32]王应麟也说“监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时人对文本的怀疑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还有一客观原因就是宋代版本已经很多，真宗时已呈“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中秘所藏，莫不家藏而人有”的局面。景德二年(1005)，国子祭酒邢昺指出:“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33]东坡先生亦有言:“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34]其实这也可从尤袤编《遂初堂书目》开始著录版本略见一斑。

3.藏书的分类贮藏与编目方面。

宋代士大夫藏书家鉴于藏书多而避免在使用与查找方面引起的不便，便出现了分类贮之的思想与方法。如:朝议大夫谢晔“好蓄书，率自校正，以二十橱贮之，取杜诗一首二十字，橱刻一字，以别书部”[35];性嗜书、聚至八万卷的庄肃，“其目以甲乙分十门”[36];赵明诚夫妇“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37];开封刘有方亦“牙签玉轴，率有次第”[38]。分类贮藏促进了宋代私人书目的兴起。宋代的私人藏书家大多自编书目，不必说吉州人刘弇“裒书万卷，悉自经目”[39]，阆中人陈汉卿“尤好古书奇画，每倾资购之，尝自为录藏于家”[40]此类模糊的记载很多;更有一些专门成书的书目，如:江正《江氏书目》、叶梦得《石林书目》、赵彦若家《澄心堂书目》、田镐《田氏书目》、吴良嗣《嬴金堂书目》、吴与《吴氏书目》董逌《广川藏书志》、沈立《沈谏议书目》，更有一人两目者或多目者，如周密同时兼有《书种堂书目》和《志雅堂书目》两种书目，李淑有《邯郸图书志》十卷，著录藏书23186卷，此外还有艺术志、道书志、书画志共八目。可惜的是其编目大多不存，不过从所存且对后世影响巨大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便可想见宋人在目录学上的辉煌成就了。此外，郑樵在《校雠略》中从理论方面作了探讨与总结，“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由此可见宋代藏书家已经注意探求治书之“术”了。当然这与此时藏书数量的增多不无关系。

4.藏书的庋藏保管方面。

文人爱书惜书，对书的庋藏与保管便分外用心。藏书家不仅为其建阁筑楼，命名赋义，如尤袤的遂初堂、刘式的墨庄、田伟的博古堂、徐鹿卿的味书阁、周密的志雅堂、卫湜的栎斋、钱龢的杰阁、徐梦莘的万书阁等，还创制了完备的保管制度。其具体表现就是多置副本。一为借书于人时，为防止书的遗失，于是便多抄本子，以备出入，如宋敏求、王钦臣皆有此举。二为书的保存与流传，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阙，本不伪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有趣的是这种多抄几本的做法有时还真发挥关键作用。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专以传书的刘韶美“书必三本，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出局则杜门校雠，不与客接。既归蜀，亦分作三船以备失坏。已而行至秭归新滩，一舟为滩石所败，余二舟无他，遂以归普慈，筑阁贮之”[41]。同时也正是为了防止这种不虞之灾，宋人高似孙也提出了“书本岂可无副”的详论。[42]可见在这方面，宋代士人基本取得某种共识，至于嫌麻烦而不为则另当别论了。

此外，宋代士大夫藏书家还对藏书多加措置和装帧保护。刘义仲为其藏书“黄绢为衣，精心包装”[43]。赵元考发明书之不蠹法，尝说“用寒食面，腊月雪水为粘，则不蠹”[44]。王钦臣“每得一书，必以废草纸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为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45]。赵明诚“每获一书，即与其妻李清照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陆游亦多次提到“再装辑之”，“子聿手自装褫藏之”等字句。司马光对书籍更可谓珍护，尝建读书堂，“储文史万余卷，而晨夕所尝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尝谓其公子休曰:“贾竖藏货币，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及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岁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板而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及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捻而挟过，不为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一指爪撮起，甚非吾意。念佛屠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汝当志之。”[46]拳拳之教足见其惜书护书之情。更有藏书情结浓厚者为书设祭，钱塘人周原“家有藏书，清晨必焚香发其覆拜之。有笑者，辄曰:圣贤之道，尽在是，敢不拜耶?”[47]还有陆游去世时尚萦怀于书，写有“放翁家训”以嘱子孙建阁藏书，更体现了宋人对书的浓郁感情。

宋代藏书家在书的庋藏保护之余对藏书也多加赏鉴，他们把文人骚客书画用印或题跋的风气用于藏书，纸白墨润印丹，再加上意趣盎然的题跋，使藏书有了更多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且开后世藏书用印和题跋的盛风。

对于宋代藏书印，刘尚恒先生《古代私家藏书的种类和印鉴》一文中多有表述，有以“文天祥印”、“四明楼钥”为代表的姓名章，赵孟坚的“子固”印、杨绍的“文溪居士藏书图记”为代表的字号章，和“李安诗伯克斋藏书”为代表的堂室斋馆章等在内的名章，以及江正的表功名官爵的“越州观察使印”和周密的表愿望祈求的“嘉遁吉贞”为代表的闲章。清代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在《藏书十约·印记》中说“余见宋元人收藏书籍、碑帖、字画，多止钤用姓名或二字别号，三字斋名，此正法也”，由此可见宋代藏书家用印的特点，也可见其对后世藏书家的一些影响。

对于题跋，赵明诚“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跋题一卷，此两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48]。而把藏书题跋用到极至的是陆游，他的《渭南川集》258篇题跋中，近四分之一为藏书题跋，或记得书经过，辨书籍真伪，评版本优劣，论校勘水平，谈装帧好坏，或记收藏和鉴别图书的过程、结果与感受，妙趣横生，且从中反映了陆游一代藏书家完整的藏书体系[49]。

5.藏书的传承与流布方面。

宋代士大夫在这方面表现了相当开明的态度，文献中多有“喜借于人”的记载，且有的留下了佳话。如:宋敏求家藏书皆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值常高一倍”[50]。他知亳州时，刘恕枉道就借观之，敏求待以主人礼，每日为具馔。王钦臣则以蒲圻县纸专抄别本以借人;汝阴王萃藏书万卷，皆手自校雠贮之藏于乡里，汝阴士大夫多从而借传。李公择少读书庐山白石庵僧舍，既擢第，留所抄书九千卷，名曰李氏藏书山房，真乃谓苏东坡所赞“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51]其实这只是众多宋代士大夫藏书家中的代表，当然也正是这些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独知之不如众知之的有识之士，使宋代传抄、借读蔚然成风，很多有成就的人皆有借书缮写的经历。郑樵曾往方渐家读之;而郑樵之子、之孙藏书又多为陈振孙录之;苏颂之书又许叶梦得假借传抄。当然也有小气吝惜之人如尤袤“重之不以借人，新若未尝触手”[52]，但这在宋代私人藏书家中只是少数。同时宋人藏书流通使用上的实践也给后世承学之士以启发和借鉴，如王钦臣与宋次道相约传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所缺则写寄，后来晚清藏书家曹溶提出《流通古书约》很可能是受此启发。

宋代学者藏书更注重传和用，这来自其生于动荡和战乱之中，对书之散亡不可卜知的命运有着更多深切的体验与理解。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不无悲痛地哀叹:“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王明清见江正书的命运亦自言:“然余则固能保有之，于其后则非余所知也。然物亦有数，或存或亡，安知异日终不亡哉!”[54]所言何其相似，都充满了对书的散亡无能为力的无奈。故他们的眼光能超越一家一私的占有与私藏，而关注对书籍散亡与流传问题的思考，关注整个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周密对宋代藏书的散亡作过一些总结。郑樵撰《校雠略》也是基于书的不亡与流传的考虑。他主张编次必谨类例，是为了“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他主张编次必列亡书也是基于为使古书好求，今代宪章传诸后人的想法。此外，他突破四部分类法，而创十二类分法，即经类、礼类、乐类、小学类、史类、诸子类、星数类、五行类、艺术类、医方类、类书类、文类，后世虽以其繁未采用，但这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郑樵在战乱中希望藏书能世守的思想。他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而他之所以从四部中析出十二类，为很多学问立专类，是为了使很多书能够因为是专门之学而流传下去，使中国文化的命脉延续不息，即他说的“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这也是他鉴于“观汉之易书甚多，今不传，惟卜筮之易传;法家之书亦多，今不传，惟释老之书传。彼异端之学，能全其书者，专之谓矣”的经验总结。

总之，宋代士大夫藏书呈现空前之盛，其藏书思想和实践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传承意义，虽然此时还未出现专门的藏书实践和思想的理论总结，但在很多方面开启了后世藏书文化的先河，在中国古代藏书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在图书的搜求方面，郑樵首次从求书的途径方面作了理论总结，他的“求书八法”即“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对后世藏书家和学问家在搜求群书和搜集资料方面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直到今天仍闪耀着智慧之光。在图书的整理入藏方面，分类贮藏的思想与实践的广泛出现，直接促进了宋代私人藏书书目编制的兴盛及其目录学理论的发展。在图书的庋藏保护鉴赏方面，宋代士大夫藏书家也为古代的藏书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在图书的传承和流布方面，宋代士大夫藏书家身上体现的强烈的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以及在书的流布上所表现的开明态度都堪称后世藏书家的楷模和师范，而他们在藏书实践中开创的有效的流通手段以及防备措施也多为后世藏书家所借鉴。并且由于宋代士大夫藏书家多为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和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因而其藏书的意旨也不同于皇门贵胄子弟的娱情嗜好，而有更多的文化内涵。或为自家学问，宋代有很多藏书家本身就是大学问家，如司马光、刘恕、郑樵、晁公武、陈振孙、陆游、晏殊、朱熹、王应麟等等，而更多的不为我们所熟知的亦有文集，故宋代刻印家集的很多。或为传承先人遗志，有的甚至不惜以生命护之，如王性之之子王廉清便是一例。时王性之“既卒，秦熹方恃其父气焰熏灼，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子。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之，皆不听”[55]。更有远识者甚至突破一己一家之私好，而把眼光放在真正的文化传承上，如有的人购书为乡里宗族，或遗书给好学之士。不管怎样，宋代士大夫藏书家为宋代文化与学术的繁荣与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1]《中国藏书通史》上对此有详细考证。

[2]《宋史》卷二四九《列传》八。

[3]《宋史》卷三○五《刘筠传》。

[4]《宋史》卷二八七《赵安仁传》。

[5]《宋史》卷三八二《孙道夫传》。

[6]《老学庵笔记》卷二。

[7]《琬琰集删存》卷二《杜御使莘老行状》。

[8]《莆田比事》卷三、卷六。

[9]《金石录后序》。

[10]《曾巩集》卷四二《孔君墓志铭》。

[11]孔齐《至正直记》。

[12]《演山集》卷三三《朝散郭公墓志铭》。

[13]《史略》页一八四引《上海县志》卷一八。

[14]《漫塘文集》卷三五《孔公行述》。

[15]《漫塘文集》卷三三《杨提举行述》。

[16]《史略》页四三引《温州府志》卷二十。

[17]《宋史》卷三○一《郭稹传》。

[18]《方舟集》卷十六《穆承奉墓志铭》。

[19]《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四《朱公神道碑》。

[20]《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陈君汉卿墓志》。

[21]《宋史》卷二九九《李仕衡传》。

[22]张家璠阎崇东主编《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

[23]《攻媿集》卷一○○《王君墓志铭》。

[24]《宋史》卷四八《世家》三。

[25]《过庭录》。

[26]《梦溪笔谈》卷二五。

[27]《容斋四笔》卷二。

[28]《云谷杂记》卷四。

[29]见祝尚书《论宋代图书盗版与版权保护》;方彦寿《朱熹学派刻书与版权观念的形成》，均载于《文献》2000年1期;徐枫《宋代版权意识的形成及特征》，载于《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3期。

[30]《困学纪闻》卷八《经说》。

[31]《朱子语类》卷八。

[32]《朱子语类》卷八四。

[33]《宋史·邢昺传》。

[34]《李氏山房藏书记》。

[35]《渑水燕谈录》卷六。

[36]《史略》页184引《上海县志》卷一八。

[37]《金石录后序》。

[38]《宣和画谱》卷一二。

[39]《龙云集·附录》《刘伟明墓志铭》。

[40]《欧阳文宗公集》卷三十《陈君汉卿墓志铭》。

[41]《老学庵笔记》卷二。

[42]见《纬略》卷七101。

[43]洪迈《容斋续笔》卷一五。

[44]《后山谈丛》卷二。

[45]《却扫篇》卷下。

[46]《梁谷漫志》卷三。

[47]《净德集》卷二六《周居士墓志铭》。

[48]《金石录后序》。

[49]徐昕:《试论陆游的藏书题跋》，见《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3期。

[50]《曲洧旧闻》卷四。

[51]《李氏山房藏书记》。

[52]《遂初堂书目序》。

[53]《郡斋读书志自序》。

[54]《挥麈录》。

[55]《老学庵笔记》。

(作者单位:天一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