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与《四库全书》

崔富章

【摘要】本文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天一阁进呈《四库全书》本在文献学方面的价值。

【关键字】天一阁进呈本　四库全书　文献价值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清政府颁布征书令，在全国范围采集遗书，“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斥所属，加意购访”[1]，汇送北京翰林院，纂修《四库全书》，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传统文献典籍之整理与研究，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挑战。范氏后人，审时度势，突破家规，挑选善本，应诏进呈，深得乾隆皇帝赏识:“浙江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因加恩赏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2]宁波范氏天一阁，从此跨出江浙，迈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第一藏书楼。

(一)天一阁进呈之书，近六分之一全本抄入

《四库全书》，七分之五入选《四库全书总目》

天一阁进呈图书，总计640种[3]，比扬州马裕家略少，名列第二，但是论质量，天一阁进呈本绝对一流。我们且看一组简单的数据:在《四库全书》中，有96种是直接依据天一阁进呈本抄录的。其中，经部12种，史部28种，子部39种，集部17种。此96种底本中，不乏精本、善本。

例[2]:元明间梁寅撰《诗演义》十四[十五]卷，抄本，“此本至《小雅·苕之华》篇止，以下皆阙，而已有一十五卷，则八卷之说，殊为未确。盖彝尊未睹此本，但据传闻录之，卷数讹异，其亦有由矣。”《四库提要》正是依据天一阁的进呈本，订正《经义考》和《明史·艺文志》著录作“八卷”之误。

例[3]:史部政书类之《救荒活民书》三卷，宋从政郎董煟撰，《提要》谓“实足补《宋志》之阙”、“可为史氏拾遗”，“宋代名臣救荒善政，亦多堪与本传相参证。犹古书中之有裨实用者也”。天一阁同时进呈明朱熊撰《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四库入存目。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著录有朱熊《补遗》本，没有董煟原著三卷本。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救荒活民书》三卷《拾遗》一卷四册，明蓝格抄本，当与范氏进呈抄本同时，或即散出之四库底本欤?

例[4]:子部医家类之《普济方》168卷，明初宗室朱橚(周藩，居开封)取古今方剂，汇定成编。凡1，960论、2，175类、778法、61，793方、239图，“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无更赅备于是者”，文献价值极高，《四库全书》全本抄入，析为426卷。《提要》又称:“卷帙浩博，久无刊版。好事家转相传写，舛谬滋多。故行于世者颇罕，善本犹稀。”考该书有永乐周藩刻本，残存22卷;有明抄本，残存35卷，两者合计不到60卷。宁波范氏天一阁收藏抄写全本，《四库》得以缮录，“古之专门秘术，实借此以有传”，并据以纠正《明史·艺文志》著录“六十八卷”之误，天一阁进呈本之贡献大矣!

天一阁进呈的640种图书中，有473种入选《四库全书总目》。也就是说，在《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内，有473篇《提要》是根据天一阁藏本撰写的。如果说，纂修《四库全书》属于古籍整理范畴，那么，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则属于古籍研究范畴，是在全国性的规模空前的文献征集、整理基础上展开的高水平的研究工作。纂修《四库全书》旨在聚集典籍，传之久远;撰写《提要》，编撰《总目》，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阐明学术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是名副其实的研究专著。每部书写一篇《提要》，“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一万余篇《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由纪昀主持编撰的《总目》二百卷，力图对数千年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文脉、人脉作出实质性的描写，代表着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最高水平，是集大成之作。乾嘉以来的知名学者，无不资其津逮，誉之为“良师”。直到今天，从事古籍整理的，研究传统文化的，以及与古文献有关的其他分支学科的专家们，依然要阅读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总目》对中国学术史的总结，对各种典籍学术源流的描写，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天一阁进呈六百余种图书中，近五百种入选中国最高水平的目录学专著《四库全书总目》，为《总目》的编撰完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足以从一个侧面彰显范氏藏书的宝贵价值，在中国藏书文化史上，天一阁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二)个案分析:从《韩魏公别录》三卷刊本，看天一阁进呈本特殊文献价值

北宋名臣、名相韩琦(1008-1075)，安阳人，历事三朝(仁宗、英宗、神宗)，十年辅相，功在国史。封魏国公，谥忠献，赠魏王。琦卒后二十天，门人王岩叟“悉所闻见者，叙而次之，以为公《别录》”(《自序》)。《韩魏公别录》三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有著录。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得一卷，陈昌图撰《提要》云:“韩魏公别录。右宋书枢密院事大名王岩叟彦霖撰。晁公武谓所记岁月多与国史不符，则失之诬也。又李忠定有《别录补遗》一篇。”[4]这篇《提要》，无一语正面揭示图书内容，估计是辑录无多，难以按断，仅引晁公武两语搪塞。乾隆三十八年，宁波范懋柱家天一阁进呈图书送达翰林院，其中有“《韩魏公别录》三卷。宋观察推官王岩叟撰。刊本。是书叙录韩琦逸事”[5]。馆臣遂弃《大典》辑佚本，改用天一阁藏本存目，新撰《提要》云:

韩魏公别录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王岩叟撰。岩叟字彦霖，清平人，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调栾城簿，历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事迹具《宋史》本传。岩叟尝在韩琦幕府，每与琦语，辄退而书之。琦殁后，乃次为《别录》三篇。上篇皆琦奏对之语，中篇乃琦平日绪言，下篇则杂记其所闻见也。《读书志》称“以国史考之，岁月往往牴牾，盖失之诬”。其书，《读书志》作四卷。《书录解题》载有《语录》一卷，亦称“与《别录》小异而实同。《别录》分四卷，而此总为一篇[编]”，皆与此本三卷不合。其为何时所并，不可考矣。[6]

先列作者之爵里，次叙著作之背景，接着揭示《别录》三篇之要点，总叙崖略，内容翔实，早先那一篇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提要》之议论，及其对篇帙分合之订辨，似是而非，所当补正者有三:

(一)《提要》对《韩魏公别录》一书发表三字评论——“失之诬”，殊失偏颇。我们先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有关内容引录于下:“韩魏公家传二卷。右皇朝韩忠彦撰，录其父琦平生行事。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说以为异闻逸事。如李繁录其父泌、崔胤记其父慎由事，悉凿空妄言，前世谓此等无异庄周‘鲋鱼’之辞、贾生《鵩鸟》之对者也。而《唐书》皆取之，以乱正史。由是，近时多有‘家传’、‘语录’之类行于世。陈莹中所以发愤而著书，谓魏公名德，在人耳目如此，岂假门生子姪之间区区自列乎?持史笔宜慎焉。”“魏国忠献公别录三卷。右皇朝韩魏公琦相仁宗、英宗，其门人王嵓叟记其言论事实。然以国史考之，其岁月往往牴牾，盖失之诬也。”[7]很明显，晁公武对欧阳修《新唐书》取李繁、崔胤等书入正史，极为不满，迁怒于韩琦的儿子和门人。但他对《韩魏公家传》并未举出不实之证据，有情绪化倾向。说《韩魏公别录》三篇，“以国史考之，其岁月往往牴牾，盖失之诬也”，亦欠分明。首先，老臣韩琦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熙宁六年春至八年六月)，告老还乡，回忆平生，畅所欲言，即使“岁月”参差，亦不足遮蔽亲历者所述史迹的鲜活光辉，更何况《别录》中篇记“平日绪言”近二十则，下篇记门人所闻见事实，与《国史》不搭界，《提要》不置一词，单引“失之诬”云云，殊非公论。

(二)《提要》谓“《读书志》作四卷”，不对。如上所引，宋刊本晁公武《读书志》卷二下著录王嵓叟《别录》三卷，不是四卷。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儿需要简述《读书志》的版本源流。《郡斋读书志》四卷，完成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晁氏当时在三荣郡斋(荣州，今四川荣县)。四卷本《读书志》著录的是前四川转运使井度(南阳人)藏书，最初由晁氏门人杜鹏举校刊于四川，世称蜀本[8]。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宜春(袁州)郡守黎安朝据蜀刻四卷本翻刻，增《附志》一卷(赵希弁编赵氏三世藏书469种)，世称袁本。与袁本同一年，信安(衢州)郡守游钧(蜀人)据晁氏门人姚应绩增编蜀本翻刻，衍而为二十卷(实际增编之书仅435部，皆晁公武自藏之书)，世称衢本。第二年(1250)，衢本传到宜春，赵希弁摘取姚氏增入之目编为《后志》二卷，刊印附袁本之末。袁本为晁氏《读书志》传世之唯一宋本[9]。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馆臣未见宋本《郡斋读书志》，《提要》根据康熙六十一年海宁陈师曾刊本撰写，库书亦据以缮录。陈刊之底本为一旧抄本，号称出自袁本，然错乱严重，如把袁本卷三第15页至34页(天文历算、兵家、刑家、艺术、医家、神仙等六类)误抄或误装入《后志》释家类等。陈师曾等失于考订，馆臣盲从，乃至导引出系列谬误，《提要》愈说愈乱[10]。陈刊本传记类“韩国忠献公别录四卷”，“四”应是“三”之误[11]。《宋史》卷二○三《艺文志二》著录“韩琦别录三卷，王嵓叟撰”，正是晁氏《读书志》著录之版本。《艺文志二》又著录“王巖叟韩忠献公别录一卷”，“嵓”作“巖”，可能与晁氏著录非同一版本，但卷数相差过大，其中定有缘故。天一阁进呈《韩魏公别录》三卷刊本，不知飘落何所[12]，刊于何时，不得而知。从书题看，尚保存宋时原貌。清华大学池明崇祯元年(1628)大观堂刊《宋三大臣汇志》(明末郑鄤辑有关韩琦、李纲、文天祥论坐)，内有《宋忠献韩魏王君臣相遇别录》三篇，分别标明“别录上”、“别录中”、“别录下”，各自起讫(篇中遇“慎”字改作“孝宗庙讳”，“惇”字改作“光宗庙讳”，则书名虽异，内容当与宋本无殊)，晁氏《读书志》循例作三卷著录，副实得体。然三篇总计6000字，中篇仅550字，下篇稍长，4000余字，编目者总三篇作一卷计，亦无需苛求，然《宋史·艺文志》不应重复著录。

(三)《提要》又称“《书录解题》载有《语录》一卷，亦称‘与《别录》小异而实同。《别录》分四卷，而此总为一篇’，皆与此本三卷不合。其为何时所并，不可考矣”。这段夹叙夹议的文字，似是而非，讹误多多。为说清原委，我们先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有关著录引在下边:

韩忠献公遗事一卷。群牧判官钱塘强至几圣撰。至，魏公之客也。

魏公别录四卷。枢密大臣王巖叟彦霖撰。亦魏公客。

魏公语录一卷。与《别录》小异而实同。《别录》分四卷，此总为一编，先后次第亦不同。而末一则，《别录》所无。姑并存之。

辨欺录一卷。韩忠彦记其父嘉祐末命事与文、富诸公辨。[13]

陈振孙(?-1262)原名瑗，字伯玉，后以避理宗名讳，改名振孙，安吉州(南宋宝庆初改湖州为安吉州)吴兴苕溪人，祖籍永嘉[14]。晚年著《直斋书录解题》五十六卷，马端临《经籍考》引录极多。原本久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录，“惟当时编辑潦草，讹脱宏多，又卷帙割裂，全失其旧。谨详加校订，定为二十二卷”[15]。该书著录之“魏公别录四卷”，当是王岩叟《韩魏公别录》一书，惟不知何种版本，或传抄者析下篇为二卷，亦未可知，《别录》下篇字数为上、中篇之和的两倍，以叶数多少而不以篇分卷，古已有之，并不罕见[16]。“魏公语录一卷”，为晁公武所不取，“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说以为异闻逸事……由是，近时多有家传、语录之类行于世”，晁氏颇不以为然。且顾名思义，《语录》为时人抄撮《别录》上篇“奏对之语”、中篇“平日绪语”暨别的什么书(如《辨欺录》)而成[17]，下篇门人“杂记其所闻见”必不在《语录》之列，《书录解题》称“与《别录》小异而实同。《别录》分四卷，此总为一编”云云，已与事实不符。《提要》失于考订，竟以《书录解题》之误判为据，称“皆与此本[天一阁进呈本]三卷不合。其为何时所并，不可考矣”。如前所述，王岩叟《韩魏公别录》一书，依内容分上、中、下三篇，各自起讫，目录学惯例一般作三卷著录;三篇总计六千字，中篇才五百余字，有的目录总三篇作一卷著录(如《宋史·艺文志》即载《韩琦别录》三卷，又载《韩忠献公别录》一卷)。无论作“三卷”还是“一卷”，图书内容、结构层次，皆无改变，《别录》上、中、下三篇原样俱在焉。《语录》一卷则不同，它是抄撮韩琦语录，并非合《别录》三篇为“一编”，《提要》“其为何时所并，不可考矣”两语实属无的放矢，真可谓信所不当信、疑所不当疑者也。天一阁呈送三卷本，正是王岩叟著作原貌，《四库提要》据以揭示内容，简明扼要，又质疑卷数，杂引诸书而不能明辨，恍惚之间，便成疻痏。

(三)天一阁进呈图书以明人著述为主，其中有二百五十余种不见于《明史·艺文志》

天一阁进呈六百四十种图书中，有四百十三种为明人著述，占六七成。这是符合范氏藏书的基本特色的。“当年范东明选书的标准，与同时苏州派藏书家，完全采用两个不同的方式，他是‘取法乎下’的。明以前刊本书籍，很少受他收容……惟其如此，明人著述和明代所刊的明以前书籍，因他保存了不少。”[18]今人金涛先生亦认为:“范钦不像一些藏书家以搜求珍稀古本为己任，而主要致力于收集当代的著作和文献，从而形成了天一阁独具一格的藏书特色。”[19]

二十年前，姜亮夫先生在一个讨论会上提到，清末民初，有一位先生说:“读书有君子之学，有小人之学，有妾妇之学。”意思是说，有些学问惊天动地，是君子之学;有些学问听起来很好，实际无多大价值，是小人之学;还有一些学问，只供妇人小孩娱乐之用，所以说是妾妇之学。把学问分此三类，不是他的发明，韩昌黎、苏东坡都说过，只是他说得更具体一点。时下图书市场流通的当代著述，汗牛充栋，以短期应用者为主体，花色品种虽多，能传世者，数十年、上百年、上千年不可磨灭者绝少，这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淘汰之后才能论定。古今一理。当年范钦面对丰富多彩的图书市场，不可能兼收并蓄，他面临的第一道程序是鉴别，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学理上、文献上，识别其高下，以确认收藏对象。这等功夫，绝不比鉴别宋、元旧椠来得轻松。好在范钦常年当官理政，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又是读书做学问的人，这两方面的功力交融，便生发出眼光独到的、有别于一般藏书家的价值判断标准——关注国计民生，贴近现实，进而形成了自己的收藏重点，乃至藏书理念——制度约束，机制保障。天一阁藏书之特色，主要是由具传世价值的明代文献造就的。天一阁进呈的413种明人著述，有37种入选《四库全书》，313种入选《四库全书总目》[20]，以纪晓岚为首的专家组——四库全书纂修官们，给范氏打出的成绩是优秀，他是超一流的藏书家!

跟以纪晓岚为代表的四库馆臣们相比，《明史·艺文志》的编纂者对范氏天一阁藏书的价值则缺乏足够的认识。正史艺文志，人称史志目录，著录项目很简单，其价值在于规模包举一代，或包举一代之藏书，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或包举一代人之著述，如《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等。以其“包举一代，为考证所不可少”(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为学界所重视。但是，历代史志目录，大多为抄撮旧目而成，踵讹袭谬，遗漏缺失，不胜枚举。民国初年纂修的《清史稿·艺文志》，王绍曾教授作《拾遗》，数量近万，煞是惊人。《明史·艺文志》主要抄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而成，遗漏缺失，亦不可低估。仅以天一阁进呈四百十三种图书文献为例，《明史·艺文志》竟失载二百五十余种(经部8种，史部102种，子部86种，集部60种)，若不是过文英博士逐条核对，我真不敢相信会遗漏这么多!这二百五十余种明代典籍价值如何?让我们举例说明之。

第一组杂史类十二种:

1.《平蜀记》一卷记洪武四年平蜀之事。抄本。

2.《别本北平录》一卷记洪武间北征沙漠之事。抄本。

3.《高皇后传》一卷永乐间颁行之本。刊本。

4.《南征录》一卷明布政使张瑄撰，系天顺间征苗蛮时逐日笔记。抄本。

5.《平吴凯旋录》四卷明朱泽撰，记嘉靖间都指挥汤庆平定崇明海寇事。刊本。

6.《革除编年》一册分年编载建文朝事。抄本。

7.《土鲁番哈密事迹》一卷附赵全谳牍一卷记嘉靖间经略事迹。抄本。

8.《龙凭纪略》一卷明田汝成撰，记明粤西副使翁万达戢定土夷韦应、李寰、赵楷三人事迹。刊本。

9.《南恭纪略一册籐峡纪略》一册明尹庚撰，详载广西平瑶始末，各系论断。刊本。

10.《处苗近事》一卷明副使李愷编，记湖广、贵州诸省抚苗事宜。刊本。

11.《使琉球录》一册明正使陈侃撰，记程途风土及所行典礼。刊本。

12.《乙未私志》一卷明太常少卿余寅撰，记万历乙未年兵部大察事略。刊本。

以上12部图书，或记某一时段，某一区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事关国计民生，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献，足以传世，有9种入选《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今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1]，只存《使琉球录》一种，其余11部皆不见著录，不知飘零何所，殊为可惜!

第二组诏令奏议类三种:

1.《商文毅公疏稿略》一卷明商辂撰，商良年编。所载奏疏凡33篇。《四库全书》全本缮录。《提要》称“是集所载，乃其全文，尤足以补史阙也”。又云“此本为天一阁所抄，则刊版又佚矣，其偶传者幸也”。所幸此抄本自翰林院散出，为丁丙收得，入藏八千卷楼，今归南京图书馆。

2.《孙毅庵奏议》二卷明应天府尹孙懋(慈谿人)撰，刊本。《四库全书》全本缮录。《提要》称懋“亦可谓弹劾权贵，奋不顾身者矣。集中诸疏，史但摘其大端，不能备载。今备录之，以与本传相参考，犹可想见其遗直也”!

3.《两河经略》四卷明总理河漕潘季训(乌程人)、总督漕运江一麟撰，刊本。首冠以图说。《四库全书》全本缮录。《提要》称“季训先后总河务二十七年，晚辑《河防一览》，其大旨在以隄束水，以水刷沙，卒以此奏功。此集所载诸疏，并规度形势，利弊分明，足以见一时施工之次第，与所作《河防一览》，均为有裨实用之言，不但补史志之疏略，备舆图之考证已也”。

上述三种，或可补史志之阙略，或为“有裨实用之言”，事关国计民生，《明史·艺文志》均失载，真可谓“疏略”矣!

第三组史部地理类外纪七种:

1.《朝鲜赋》一卷明翰林侍讲董说撰。刊本。是书系弘治间董说与王敞奉使朝鲜时，记其山川、风俗、人物、土产，又用谢灵运《山居赋》例，自为之注。《四库全书》全本缮录。《提要》称:“所言与《明史·朝鲜传》相合，知其信而有征，非凿空也……说有《文僖集》四十二卷，今未见其本。又别有《使东日录》一卷，亦其往返所作诗文，不及此《赋》之典核，别本孤行，此一卷固已足矣!”钱圹丁氏八千卷楼藏有传抄天一阁本，今藏南京图书馆。明刊原本，不知飘落何所矣。

2.《朝鲜志》二卷明苏赞成(朝鲜人)撰[22]。写本。是书系嘉靖间侍读华察奉使朝鲜，其国送此册，备载其山川、古迹、土俗、民风。《四库全书》全本缮录。《提要》称:“遗闻琐事，为中国史书所未详者，往往而在，颇足以资考证，其叙述亦皆雅洁，较诸州郡舆图冗漫无绪者，转为胜之。宋王云尝撰《鸡林志》，其书不传，徐兢《高丽图经》于山川古迹亦略。此书出其国人所述，当不失其真。”

3.《朝鲜图》说一卷明郑若曾撰。是书先图后考，详纪其世纪、都邑、山川、风俗、土产、道里、贡式等。四库入存目，《提要》称“是时朝鲜亦被倭患，故因日本而及之”。

4.《日本考略》一卷明薛俊(定海人)撰。刊本。四库入存目。《提要》云:“嘉靖二年，日本国使宗设来贡，抵宁波。未几，宋素卿等亦至，互争真伪，自相残杀。所过州县，大肆焚掠。浙江濒海之地，人民苦之。俊因纂辑是书，大略言防御之事为多，而国土、风俗亦类入焉。”

5.《日本图纂》一卷明郑若曾撰。刊本。是书记日本山川、风俗、贡道、器械，各绘为图。后详防御之法。四库入存目。

6.《琉球图说》一卷明郑若曾撰。《存目提要》云:“体例与《朝鲜图说》相同。地里则但标其针路。末附宋《郑藻纪事》一篇。琉球奉明正朔，从无寇掠。殆以其国外偪于倭，内密迩于福建，而为预防之计欤?”

7.《安南图说》一卷明郑若曾撰。四库入存目，《提要》云:“体例亦与《朝鲜图说》同，但增疆域、伪制二门。疆域寥寥数语。其伪制则纪黎、莫二姓事也。末附郑竦《纪略》一篇。若曾时距莫登庸事未远，故筹划边防，并及安南。”

以上七种，皆涉及东亚诸国之历史文献，《四库全书总目》全部予以著录，前两种还入选《四库全书》，足见纪昀等文献学家的高度重视。除第二种外，《明史·艺文志》不应失载的。《朝鲜志》二卷，为朝鲜人著述，由朝鲜官员作为礼物赠送中国使者华察，更有特别价值，亦可见范钦天一阁采访图籍是何等用心!

上举22种图籍，《四库全书总目》著录19种，更有5种入选《四库全书》。《明史·艺文志》失载的天一阁进呈明人著作，绝大多数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需要强调的是，范氏收藏之明人著述总量不下三千种，天一阁进呈本仅是其全部藏书的八分之一，仅明代方志就有435种[23]，明代科举录有524种[24]，《明史·艺文志》的编纂者忽视宁波范氏天一阁的存在，实在是犯了严重的大错误!

公元1772-1795年(乾隆三十七年至六十年)，这20余年，是中国文化典籍整理研究史上大丰收的年代。清政府纂修近八万卷的《四库全书》，缮写七部，入藏七阁;从《永乐大典》辑得佚书126种，活字排印出版《武英殿聚珍版书》;编撰《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四库全书考证》100卷;这都是重量级的标志性成果，至今口碑载道，如影随形般影响着中国学术界。征书、修书工程是由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力量推动的，一开始就与政治结缘。政治与科技同样是双刃剑，它的副效应——禁毁图书运动，曾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过从全程观察，从总体来看，还是文化建设触及了政治，并非假借文化搞政治，20年能取得如此多的大成果，就是明证。可以肯定地说，成绩是主要的，煌煌巨帙，有目共睹。在这一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范氏天一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立大功的。虽然损失掉部分藏书，但趁此机遇，天一阁向世界展示其藏书的独特价值，传递出魅力无限的收藏理念，藏书文化，名扬海内外。藏书精神，乃藏书楼之灵魂。精神理念的固持与弘扬，为藏书楼生命力之源泉。天一阁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薪火相传，不绝如缕。如今的天一阁，不仅保有范氏旧藏21，245卷(含解放后访归的三千余卷)，而且海纳百川，众多藏书家自愿把辛勤积累的藏书汇入天一阁，“一九五七年，张季言先生家属赠送‘樵斋’藏书五万余卷。一九七九年，朱赞卿先生家属赠送‘别宥斋’藏书十余万卷，字画文物一千七百余件。同年，孙定观先生赠送‘蜗寄庐’藏书，杨容林先生家属赠送‘清防阁’藏书，均在万卷以上”[25]。1962年冯孟颛(贞群)先生家属遵其遗愿，将全部藏书十万九千余卷捐赠给国家，1983年3月，移藏天一阁[26]。目前，天一阁所藏古籍已达二十万卷，相当于范氏鼎盛期的三倍，“楼阁清癯类硕儒”的天一阁，迎来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在海内外学者的心目中，天一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天一阁是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

注释:

[1]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一页《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2]《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二一二页《谕著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宁波询查天一阁房间书架具样呈览》，版本同上。

[3]《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一○五、一○六页《浙江巡抚三宝奏呈续获天一阁等家遗书目并〈永乐大典·考工记〉六本摺》。

[4]陈昌图《南屏山房集》卷二十一，乾隆五十六年(1791)陈宝元刻本。

[5]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中华书局，1996年7月第1版，第200页。

[6]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九史部传记类存目一。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乾隆六十年浙江刻本。

[7]南宋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赵希弁校刊《郡斋读书志》卷二下。

[8]参阅晁公武《自序》、门人杜鹏举校刊《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序》。俱载涵芬楼影印袁本。

[9]参阅黎安朝淳祐九年翻刻序、淳祐十年跋，赵希弁淳祐十年编刻《后志》序，游钧淳祐九年翻刻序(衢本)。俱载涵芬楼影印袁本。

[10]南宋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赵希弁校刊《郡斋读书志》，刊版地点为宜春郡斋(袁州)，世称“袁本”。民国十四年(1925)，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藏书，发现内府有宋淳祐袁州刊《郡斋读书志》全本，入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涵芬楼据以影印，辑入《续古逸丛书》之三十五，末附张元济《跋》。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间，辑入《四部丛刊三编》中。

[11]游钧刻衢本失传。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汪士鐘据旧抄衢本翻刻，卷九传记类著录“韩国忠献公别录三卷”，与袁本一致。

[12]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桂芬进京，偶于街市以钱五百购得进呈本五种，其中“《遗忠录》、《礼贤录》、《忠献别录》、《龙川别录》等书，皆完善无缺，都为范懋柱家藏本，浙江巡抚所进者也”(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康熙抄本《周易阐理》四卷，卷尾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桂芬《跋》)。《忠献别录》，即天一阁进呈之《韩魏公别录》三卷。

[13]《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1987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第208页。

[14]参阅陈乐素先生《关于陈振孙之生平和著述》，原载1946年11月20日《大公报文史周刊》。

[15]《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史部目录类一《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乾隆六十年浙江刻本。

[16]卢文弨《新订直斋书录解题跋》:“陈氏未尝入馆阁，仅录其所有以为是书，故卷数或多或少，不必尽合于国史。”(1987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附录一之七)

[17]《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九史部传记类存目一《君臣相遇录》十卷提要称“《语录》即《别录》之文，而颠倒其先后，惟卷末多一条《辨欺录》，为忠彦记其父嘉祐末命事与文、富诸人辨”。附案:《提要》称《君臣相遇录》一书“晁、陈皆不著录，不知何人所作”云云，盖失之眉睫之间耳。《君臣相遇录》十卷，即《韩魏公家传》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有著录，或二卷，或十卷，或一卷，要为以韩忠彦为首的韩琦子孙所编著。馆臣所见者，系浙江汪启淑家进呈之明崇祯元年大观堂刊《宋三大臣彙志》[韩琦、李纲、文天祥]本，其韩琦部总目题“宋丞相韩忠献公家传目录:卷一之十君臣相遇传卷之十一别录卷一之十二遗事”，卷端题“宋忠献韩魏王君臣相遇传卷之一”，卷二题“宋忠献韩魏王君臣相遇家传卷之一”，卷三至卷十所题同卷二。“君臣相遇”四字为明人所增，“君臣相遇家传”固属不伦，“君臣相遇传”亦不类，《提要》改题“君臣相遇录”，书题可通，然与本书《韩魏公家传》为同书异名。徒事更张，陷读者于歧羊，乖目录之功用，殊为不妥。

[18]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一九三四年。原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一期。收入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第433页。

[19]《新编天一阁书目·序》，一九九五年二月。中华书局1996年7月第1版。

[20]参阅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1996年7月第1版。

[21]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1991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22]《四库采进书目·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著录“《朝鲜志》二卷一本，明苏赞成著”(1960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吴慰祖校订本)。《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著录“《朝鲜志》二卷，写本，明朝鲜苏赞成撰”(清乾隆间浙江刻本)。

[23]参阅骆兆平《天一阁丛谈》，中华书局1993年3月第1版第91页。

[24]现存三百七十种，1914年失窃一百四十六种。参阅骆兆平《天一阁丛谈》第8页、48页，中华书局1993年3月第1版。

[25]骆兆平《天一阁丛谈》，版本同上，第9页。

[26]骆兆平《书城琐记·伏跗室赠书目录前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233-238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