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商对扬州藏书文化的贡献

马　亮

【摘要】明清时期，徽商达到了鼎盛。徽商贾而好儒的新兴文化对扬州本土文化发生了冲击，二者逐渐融合，孕育出了风格独特的扬州文化。扬州徽商的刻书藏书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明清　扬州　徽商　藏书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徽州是一个峰峦重叠、烟云缭绕的山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顶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落，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钻天洞庭(商)遍地徽”之谚和“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商与扬州的联系尤为密切。

一、扬州是徽商殖民地

扬州位于大运河与长江汇合处的北侧，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筑邗城，即今扬州，迄今已有2463年的历史。西汉到三国时称为广陵，隋称江都，隋炀帝开达运河，江都更趋繁荣，以致这位迷恋奢华糜烂生活的暴君，竟三次南游江都，每一次都是“春风举国裁宫锦，丰为障泥半作帆”，极尽铺张挥霍之能事，最后引起农民大起义，他也被杀于江都。唐初称维扬，后改称扬州。古时候陆地远不及水运便捷，一条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在当时几乎就是中国的一条航运生命线。地处大运河畔的扬州，是南北运输之要冲，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它自古就是我国江南的粮食、丝绸、食盐等重要必需物资的中转站。又是木材、茶叶、药材、生漆等土特产，金银首饰、古玩玉器等工艺晶以及日用百货、麻棉、纺织等诸多产品的集散地。

“扬州是徽商殖民地”出自民国陈去病的《五石脂》一文:“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明清时期，扬州由盐业而盛，扬州是两淮盐业营运中心，是扬州最为繁华的时期。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两淮盐商以徽商为主体。依据《扬州画舫录》一书的记载，徽州人在扬州经商的就有马、鲍、郑、巴、江、黄、吴、徐、程9个家族、81人，且都是著名的商人。

另据嘉庆《两淮盐法志》，从明洪武后期至清嘉庆前期，两淮共有陕西、山西、徽州籍科举职官403人，其中陕西96人、山西21人，徽州286人，占71%。徽商称雄扬州，不仅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资本雄厚，不少人在两淮被称为首商或总商，财力之丰，连乾隆皇帝也自叹不如。

徽州盐商手中的大量资金，相当一部分用在了扬州，为扬州的城市建设和文化事业立下大功。明末清初，扬州曾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徽商以其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治坏道”、“葺废桥”、“治街肆”、“修马头”，如歙县鲍志道，嘉庆时为两淮总商。当时扬州至康山以西，至钞关北抵小东门，地势洼下，街衢容易积水，鲍志道便出资将街面砖改为石板路，抬高地面，使积水得以清除，这是促使扬州繁荣所必需的城市建设工程。尤其在文化建设上，徽商在扬州办教育、建书院、筑林园、兴诗社、蓄戏班、演戏剧、印图书，藏古籍、研经史、行医术，大兴文化教育事业，使扬州不仅成为当时我国东南地区商业大都市，而且成为东南文化基地之一，对扬州的文化繁荣有着重大贡献。扬州学派同徽派朴学关系密切，“扬州八怪”中有两位(王士慎、罗聘)是徽州人，扬州的著名园林几乎都是徽商所有，徽派篆刻“歙四家”中的程邃、巴慰祖长期寓居扬州，“四大徽班”也是从扬州进京的。

可以说，没有徽商的参与，明清扬州城市的繁华，文化事业的发达都是不可能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陈去病才说“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

二、扬州徽商的刻书与藏书

明清时期，扬州徽商对刻书藏书十分感兴趣，刮起了一股藏书风。扬州刻书藏书的盛行一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徽商在扬州经商的需要;其二，早在唐宋时期，徽州就以盛产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而闻名全国。这些东西既为官僚贵族所欣赏喜爱，又是文人学士必需之用品;其三，徽州林木繁茂，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雕版印刷原材料可以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扬州;其四，扬州自古文风盛行，学风浓烈，为了提高文化、陶冶性情，客观上要求有书可读，有书可藏，为了更好地读书必须藏书;其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扬州徽商的财力。这是因为:第一，经营图书投资大，从投资刻书到卖书赚钱周期长，只有财力丰厚的商人才能问津。第二，无论为藏书而刻书，还是买书藏书，都必须是殷实之家，非温饱水平所能为。扬州殷实阶层主要是徽商。第三，扬州徽商还资助有名望的穷学者刻书。第四，扬州徽商重视教育，大力投资教育，把扬州自汉唐以来的崇文之风推向了新的高度，提高了扬州人整体文化素质，扩大了读者队伍和读书层次。

由于徽商的独特文化素养，加上其雄厚的资财，他们收藏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同时也刻印了大量经典名著。马曰琯、鲍志道和黄氏兄弟(履晟、履暹、履昊、履昂)“四大元宝”等人的出版业，皆名炳当世。他们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歙人黄履暹在扬州开设青芝堂药铺，他不惜重金延请吴县名医叶天士于其家，并帮助他刻印了《圣济总录》和《叶氏指南》等医学名籍。在扬州的歙县鲍氏家族中，鲍志道、弟鲍方陶、长子鲍淑芳、次子勋茂，均收藏金石书画甚多，且从事刊刻。其中以鲍淑芳所刻《安素轩帖》最著名。此外，还刻有《论语》、《孟子》、《说文》、《灵枢经》等。喜爱藏书的徽商就更多了，尤其是许多大盐商，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上他们本身就“好儒”，有的则是为了附庸风雅，所以舍得在这方面投资。如徽州巨贾程晋芳就嗜书如命，凡好书不论价钱多少，一律购入，藏书达五万卷，成为扬州一大藏书家。歙人程梦星在扬州的筱园，收集图集书画甚多，曾延芜湖韦谦恒为其校书五年。歙人吴伯举贾于扬州，购商周鼎彝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不恤千金。扬州郑休园的丛桂堂藏书也颇多，其时名人文震孟、徐元文、董香光等往来其家，为其题跋图书，整理图书。著名学者黄宗羲就曾向郑侠如借抄罕见图书。

徽商除自刻或为文人刻书之外，还资助官府刻书。康熙、乾隆年间，清政府共组织编纂了90多种大型图书，其中很多都在扬州仪征付梓印制。如1705年康熙命令编修的《全唐诗》九百卷，l777年编校的l1l3种戏曲曲目《曲海提要》，还有嘉庆年间编纂的《全唐文》等，编修费用多由徽商承担。两淮盐政机关的刻书经费也大半由盐商支付。是徽商对政府文化活动的大力支持，使得这些传世之作得以完成。

徽商刻书藏书，对进一步繁荣扬州文化教育，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徽商雕版刻书又为扬州版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吸引读者，增加读者的兴趣，帮助读者理解图书中的内容，徽州刻书常带有插图。读者对图文并茂书籍的喜爱，进一步推动了雕版插图的发展。久而久之，雕版技艺不断提高，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扬派版画便在徽州雕版刻书插图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不断发展，成为版画中的一派。

三、“扬州二马”

“扬州二马”指马曰琯、马曰璐兄弟。马曰琯(1711-1779)，字秋玉，号嶰谷。其弟马曰璐(生卒年未详)，字佩兮，号半槎，又号南斋。

(一)风雅艺文，礼贤下士

马氏兄弟原籍徽州祁门，为当地望族。马氏兄弟自其祖父马承运开始在扬州经商从事盐业，家居扬州东关街薛家巷西尹氏宅总门内。马曰琯由附监生援例候选主事，钦授道衔。与其弟相互师友，俱以诗名，时人誉之为“扬州二马”，分别有《沙河逸老小稿》(六卷)和《南斋集》(六卷)行世。二书皆为乾隆间刊本，今已罕传。不仅如此，马曰琯还与当时同在扬州的著名徽商汪懋麟(蛟门)、江春(广元)并称为“盐商三通人”，影响很大。乾隆元年(1736)，马氏兄弟同举博学鸿词科，皆不赴。

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地缘性商贾群体有所不同的是，徽州六郡自魏晋以来就是一个文风极盛的地区，徽州商人具有“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戴震说:“(徽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所以，囊丰箧盈的徽州商人是极乐意将资财与文化联系起来，他们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用在招徕天下学者文士结社吟诗、品诗论画等各个方面。作为扬州著名徽商，马氏兄弟自然亦不例外，他们喜弄风雅，酷嗜艺文，并礼海内贤士，慷慨好义侠，名闻四方。沈德潜在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序》中曾说:“(马曰琯)以朋友为性命，四方人士，闻名造庐，适馆授餐，经年无倦色，与乡之诗人，结为吟社，唱和切，有急难者，倾身赴之，人比之郑庄杨政，渡江来吴。”

(二)为清政府编纂《四库全书》积极献书

除了喜好结交文人学士之外，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还酷嗜文献典籍、金石字画的收藏。众所周知，徽州商人多喜爱收藏，他们认为:“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因此，无论是在徽州故乡，还是在徽商云集的扬州、苏州及杭州等地，徽商大贾们修造的私人园林里，大多建有专门的读书房、藏书楼，像扬州程梦星之“筱园”、江春之“康山草堂”等都设有宽敞精美、藏书丰富的藏书楼。“扬州二马”自然亦不例外，在其街南书屋分别有小玲珑山馆及丛书楼以藏书，曾以重金收藏到徐氏传是楼、朱氏曝书亭等江南多位著名藏书家散出之藏书。因此，“马氏小玲珑山馆，储书之富，著于东南。”当时苏州的著名藏书家吴翌凤也说:“秋玉(曰琯)尤富藏书，有稀见者不惜千金购之。玲珑山馆中四部略备，与天一阁、传是楼相埒。”马氏藏书达十余万卷，且其书“皆精装，聘善手数人写书脑，终岁不得辍。”马氏藏书有专门的《丛书楼书目》，全祖望为之序并撰有《丛书楼记》，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考察马氏当年藏书的重要资料。遗憾的是，马氏藏书存世时间并不长，早在马氏兄弟暮年时，藏书已开始陆续散出。

值得一提的是，与一般重藏轻用的藏书家不同，马氏兄弟对自己所藏典籍颇为豁达，许多珍本善册也并非秘不示人，为自己所专有。因此，那些往来于小玲珑山馆的文人学士多得以尽读其藏书，有的还利用其藏书编纂著述。其中，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在马氏小玲珑山馆借马家丰富藏书，从宋人文学、诗话、笔记以及山经、地志等各种珍秘典籍中辑撰出《宋诗纪事》一百卷。又如，全祖望(1705-1755，字绍农，号榭山)与马氏兄弟更是交谊深厚。他曾自谓:“予南北往还，道出其间苟有留宿，未尝不借其书。”当全氏晚年临终之际，还特嘱托友人将其多年所写文稿交马氏兄弟保藏。

当然，在马氏兄弟的藏书经历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其为清政府编纂《四库全书》而积极献书一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高宗为编纂《四库全书》特开四库馆，广征天下藏书，马曰琯遂检家藏珍籍776种，以其子马裕(字元益，又字话山)之名，分三次进呈，列当时各地私人献书最多的一家。后来《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家藏本373种，5529卷。其中经部57种、670卷;史部123种、1658卷;子部43种、731卷;集部150种、2470卷。为此，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高宗谕曰:“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弃藏，于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马家因此获高宗钦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并赐予《平定伊犁图》、《平定金川得胜诗图》等，乾隆帝另于马氏所尤喜之书《冠子》(三卷)旨首题诗，士林咸以为荣。马氏特将《古今图书集成》分装520匣，藏之十柜，供于丛书楼正厅。

(三)校书刻书称“马版”

和中国藏书史上许多著名藏书家一样，马氏兄弟不仅热衷藏书，而且还认真读书、勤奋校书刻书。全祖望在其《丛书楼记》仔对此曾写道:“聚书之难，莫如雠校。嶰谷(曰琯)于楼上两头各置一案，以丹铅为商榷中宵风雨，互相引申，真如邢子才思误书为适者。珠帘十里，萧鼓不至，夜分不息，而双灯炯炯，时闻雒诵，楼下过者多笑之。以故其书精核，更无伪本。而架阁之沉沉者，遂尽收之腹中矣。”由于马氏兄弟精深的版本校雠水平，当厉鄂在小玲珑山馆中编纂《宋诗纪事》时，每遇到有关作品及版本出处方面的疑难问题时，多赖于马氏兄弟的考订相助。后来，厉鹗在其《宋诗纪事·序》中对此写道:“幸马君嶰谷、半槎兄弟，相与商榷，以为宋人考本朝尚有未当:如胡元任不知郑文宝仲贤为一人;注苏诗者不知欧阳非文忠之族;方万里不知薛道祖非昂之子……”乾隆十二年(1747)，当《宋诗纪事》(一百卷)刊行时，厉鹗也题作马曰琯同辑。马氏兄弟在校雠考订文献典籍上的功力自然可见一斑。除了勤于校雠典籍文献，马氏兄弟还刊刻了许多精美的图书。清乾嘉时期，扬州的官私刻书都十分普遍。扬州诗局、两淮盐政司都刊印过许多篇帙浩繁的典籍;私刻中如藏书家卢见曾、秦恩复、阮元等人，所刻既多且精，有的刻书都在千卷以上。风气所及，马氏兄弟恃财广延天下学者文士为其校书，并请良工为其刻书，凡遇“世人所愿见者，不惜千金付梓，”并“出高价以购人间未见书，而梓行巨著如朱彝尊《经义考》之类以饷学者。”不仅如此，马氏刊刻的典籍还有许氏《说文》以及《玉篇》、《困学纪闻》、《广韵鉴》、《字鉴》等。由于马氏刻书不计工费，刊印精绝，时人誉之为“马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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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tp://www.urbanhistory.net/article.php/1010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