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文献之宗主

马　杰

【摘要】苏州大藏书家黄丕烈，是中国古代藏书家的杰出典范。他一生致力于古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在藏书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在版本学、目录学等学术领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乾嘉学者　黄丕烈　藏书家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或作绍甫，号荛圃，又号荛翁，自称书魔、求古居士、士礼居主人等，清代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嘉庆六年(1801)逢举人大挑，黄丕烈名列一等，本可到直隶去当知县，但他未赴任，遂捐资买了个分部主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候补官衔，并无实职可任，所以黄丕烈不久即返回故里苏州，闭门著书，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黄丕烈一生致力于古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在藏书、题跋、校书、抄书、刻书、编目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成为中国古代藏书家的杰出典范。其藏书颇多古本，尤其佞宋，收藏了二百多部宋版书和上千种元、明刻本以及大量的旧抄本、旧校本，收藏古籍善本书之多之精，古今无人能与之媲美。郑伟章在《文献家通考》中称其为“乾隆嘉庆间文献之宗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图书校勘和刻书方面所做的工作，在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今天要了解和研究中国图书出版的历史，黄丕烈是一位不可不提及的人物。

一、黄丕烈藏书的几个特点

一是好藏宋元旧刻。黄丕烈自称“佞宋主人”，他“第求精椠，独嗜宋刻”(洪亮吉《北江诗话》)，有专门收藏宋版书的“百宋一廛”，还有因藏有毛晋藏宋刻本《陶渊明诗集》与南宋刊本《汤注陶诗》而得名的“陶陶室”等，一生所收宋元旧刻堪与皕宋楼相媲美。顾广圻曾作《百宋一廛赋》赞之:“驰香严与芳淑，思计日而取俊。范屋室于卫荆，姑掩皕而一。”“香严”乃“藏书四友”之一周锡瓒的书屋名，“芳淑”乃藏书家严元照堂名，皆藏有宋椠本。此赋可见收藏宋元旧刻之盛。二是好收残本、重本、未见本。黄丕烈自号“抱残老人”，好收残本、重本、未见本，目的是为了从各方面保存、了解所藏书籍原貌。他曾说:“余喜蓄书，兼蓄重出之本，即破烂不全者亦复蓄之，重出者取为雠勘之具，不全者或待残缺之补也。”关于黄丕烈收残本之举，在历史上还流传着这样一段趣话。有一部书，他先从陈鳝处得半部从未见过的刻本，过了几年，他又从张绍仁家收得此书同样刻本的另外半部，将两个半部归为一处时发现竟能合而为一部完整的著述，这就是他所藏的《庆湖遗老诗集》。事后，他曾不无得意地说:“蓄重出之本与未见之本，此余一己之独见也。”此外，黄丕烈还好收未见本。他的藏书处之一“读未见书斋”就是依此意得名。未见书中有许多珍本，如地理类《舆地广记》、医学类《伤寒总病论》和《洪氏集验方》等，都是世所罕见的宋元旧刻，非常珍贵。黄丕烈好收未见本，一是因为他兴趣广泛，喜博采广收;另一方面，他深知未见本是藏珍贮宝之处，因而有意于对未见本的收集工作。正因为如此，他的藏书品种多样，有很多稀有而珍贵的版本。丰富而优质的藏书为黄丕烈日后的图书刊刻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黄丕烈精审校勘重刊刻

黄丕烈藏书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将珍本据为己有。他认为“秘本不敢自私，当公诸同好”，“意在流传旧本饷世”。他是个开明的藏书家，认为“古人藏书最重通假，非特利人，抑且利己”。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他选择了刻书来让那些珍稀古本流传于世。黄丕烈曾不无遗憾地说:“余喜藏书，而兼喜刻书。欲举所藏而次第刻之，力有所不能办。”所以，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藏书，进行图书刊刻工作，为我国图书出版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黄丕烈所刻之书广涉经学(《周礼》、《仪礼》等)、目录学(《汲古阁书目》等)、医学(《洪氏集验方》等)、文学(《宣和遗事》、《船山诗选》等)、史学(《国语》、《战国策》)、地理学(《舆地广记》)、佛学(《大悲经》)各方面，种类较为丰富。

黄丕烈所刻之书精品不少。有许多底本极为稀有，如宋严州本《仪礼郑注》、欧阳态的《舆地广记》、《伤寒总病论》、《洪氏集验方》等都是极为难得、少有流传的宋本;还有许多本子是黄丕烈从众多藏书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如剡州姚氏本《战国策》、宋天圣明道二年的《国语》皆是当时可收得的最古较善之本。

黄丕烈的藏书并不是为藏而藏，刻书也不是为刻而刻。黄丕烈是一位学者型的藏书家和刻书家，他对书籍的刻印有他自己独特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对图书校勘与版本的选择。

黄丕烈所刻之书版本都极为讲究，在刻书之前必先搜集诸多的相关版本，择书而刻。《士礼居丛书》中有许多极为珍贵难得的罕见宋本，如宋明道二年的《国语》是现存《国语》最古之本;剡州姚氏本《战国策》是此书传世最古之刻本;宋严州本《仪礼郑注》、欧阳态的《舆地广记》、《伤寒总病论》、《洪氏集验方》等都是极为难得、少有流传的宋本。宋本从内容到行款都比较谨严。这是黄丕烈的第一选择。

如有诸多版本可供选择的，黄丕烈会慎重选择最好的一个本子。《周礼》宋版有宋绍兴年间董氏集古堂本、岳本、蜀大字本，校余氏万卷堂本、小字本、互注本等，明版有嘉靖刻翻宋本等，还有元代余仁仲刻本等十一个本子。他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以明嘉靖本为底本刊刻。一方面由于它是翻宋本，“其出宋本无疑”;另一方面，此本字大悦目，颇为美观;再加上末有经注字数，胜于它本佳处甚多，故以此本为底本写刻上版。

黄丕烈作为一个藏书家，深知旧刻难得。很多古书就是在流传中钞鲁成鱼，刻鹄类鹜，所以他力主以旧刻旧，影刻存真。他说:“凡事必求其古。如书之原序，亦必照旧式。如序中抬头及序后结衔，皆古式也，后人重刊不可妄易旧观。”《士礼居丛书》中仅影刻本就有十种，写刻本十种，很好地保存了古书的原貌。《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文苑传》是这样描述的:“好刻古籍。每刻一本，行款点画，一仍旧本……”

无论是影刻还是写刻，黄丕烈都是延请名家，甚至亲自上阵，力求最佳。缪荃孙曾赞道:“摹刻惟肖，校勘尤精，缩宋元于今日，海内奉为瑰宝，至今论价，已与真宋元埒。”正是由于黄丕烈对版本的重视与讲究，使许多旧刊孤本能以原貌化万千之身，流传下去。余嘉锡非常赞同此法，认为是“宋元本留一种子，好学者得而读之，从而定其是与非焉。其有功古书，不亦多乎!”这也是黄氏刻书与其他私刻之书最大的不同。参校众本，精校精刊，这是黄丕烈刻书又一特点。黄丕烈在上版刊刻前会搜集许多有价值的本子。仅校《周礼》就用了十一个本子，计有明嘉靖刻翻宋本、校注郑注内附释文巾箱本、纂图互注本、五柳居所收小字宋刻本、毛刻注疏本、小字宋本、蜀本、岳版真本、元代余仁仲刻本、德舆董学士宅集古堂本、陈鳣旧藏纂图互注本。对作为底本的嘉靖本与其他众本的点滴不同都不放过，“集腋成裘，以期美备”，终成善本。

黄丕烈不改旧本不等于对所发现的错漏讹误置之不理，在保留原书风貌的前提下，黄丕烈将错误别为札记，附在书后，一举两得。如《国语札记》卷四“来伐鲁”条下云:“当依别本，去‘鲁’字。”又如《战国策札记》卷上“太原西止”条下云:“鲍改‘止’为‘土’。丕烈案:此有误，但所改未是。”这些例子在札记中俯拾皆是。黄氏作札记，少则一卷，多则三四卷不等，甚至还有在校录札记后又附续校。

正是因为这些突出的特点，黄丕烈的图书刊刻才能在图书出版事业兴盛的清代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清末张之洞曾劝人刻书说:“近人各自问德业学问无以逾人，莫如刻古人之书籍，如吴之黄(黄丕烈)、歙之鲍(鲍廷博)、南海之伍(伍崇曜)、金山之钱(钱熙祚、钱培名等钱氏一族)，其姓名于五百年内必不至于湮没无闻。”黄丕烈在刊刻图书的同时，还对图书发行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清代文人范锴的《华笑庼杂笔》(道光二十五年刻)卷三有这样一篇记载:“吴郡黄荛圃主政丕烈，藏书甚富，宋元板及影抄旧本，无不精善，尝出示《士礼居刊行书目》，其书价册数均著名某书之下，并记付梓之岁，录之以备后有观者……”

它记录了滂喜园书铺所卖的《士礼居丛书》的内容。该书铺位于苏州玄妙观西，是黄丕烈为其长孙黄美鎏习业所开，既售古书，也卖黄氏自己刊刻的书，如《士礼居丛书》。这篇记载中提到的《士礼居刊行书目》乃是按出版时间为序，著录内容有书名、册数、书价、刊年四项，堪称中国古代第一部相当于近代出版社编印的出版目录。此前，虽有明正德年间汪谅的金台书铺附在《文选注》后的目录，但不具有营业书目的功能。线装古籍的营业书目直到晚清，往往都是附刻在书上，没有单张或成册的营业书目。直到光绪三年(1877)申报馆的《申报馆书目》，隔两年的《续书目》，与同年《湖北官书处书目》等，以书册的形式出现，以及同一时期扫叶山房、同文书局与广智书局等，都印有单张的形式，才逐渐形成近代出版社编印的营业书目。所以，黄丕烈在古籍出版事业上有自己的独特贡献。黄丕烈将藏书资源与校勘功夫结合到古籍刻印出版事业上，为后人刊刻古籍作出了很好的典范，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图书出版史留下了珍贵的古籍资料。

四、黄丕烈的藏书印

黄丕烈的藏书印约有60多枚。认真研究黄丕烈的藏书印，对探考其藏书活动与藏书思想颇有益处。

(一)姓名印

姓名印仅书私人姓名、或仅刻名，再加“印”、“之印”、“印信”、“印章”、或“私印”等字样，而“氏”字与其他的闲字杂字都不用，表示对书的所有权或赠送别人时的郑重之意。黄丕烈以名入藏书印的有:“丕”、“烈”朱小方，“丕烈”朱小方、“丕烈之印”白方、“丕烈私印”朱小方、“黄丕烈”白方及白小方各一枚、“黄丕烈印”朱方一枚。“黄印丕烈”朱方一枚、白方四枚。黄丕烈的姓名印中有两类值得一提:其一是连珠印，黄丕烈有“丕”、“烈”朱小方，二小印一起用，称连珠印。其二是回文印，黄丕烈有“黄印丕烈”朱方一枚、白方四枚，是把“印”字放在“黄”字下，居右排，“丕烈”二字在左，回环读之，又可念作“黄丕烈印”，故称“回文印”。黄丕烈的诸多藏书印中仅这几枚姓名印是回文印，影钞宋本《铜壶漏箭制度》(一卷)、明活字本《小字录》(一卷)、旧钞本《藏春诗集》(六卷)即钤有此印。

(二)别名字号印

顾名思义，以藏书家的别名、字、号为印名的即为别名字号印。黄丕烈的一些字号均有其来历，如他曾在王洗马巷居处空地营造荛圃，故号“荛圃”、“荛夫”、“荛圃主人”，随着年岁的增长，号相应改称“老荛”、“荛翁”。黄丕烈藏书因喜宋刻本，故其友人顾千里《百宋一廛赋》中径称其为“佞宋主人”。又如，黄丕烈家中曾遭大火，然藏书独存，又因大病不死，故曾号“复翁”。其他别名字号尚有绍武、绍甫、复初氏、复见心翁、见复生、畏梧子、半恕道人、见独学人、员峤山人、癸未人、秋清逸士、黄氏仲子、知非子、抱守老人、六十老人、廿止醒人、宋廛一翁、求古居士、求古居主人、读未见书斋主人、陶陶轩主、学山海居主人、龟巢老人、小千顷堂主人、士礼居主人等。黄丕烈情趣之丰富，字号之繁富，由此可见一斑。他的别名字号印也因此而来。此类藏书印有“荛圃”朱小方一枚及朱方二枚、“荛翁”朱方、“荛翁”白方、“荛夫”朱小方二枚、“学圃荛夫”白方、“老荛”白方、“复翁”白方、“复旃”白方、“天居士”白方、“宋廛一翁”白方、“佞宋主人”、“廿止醒人”白文印、“秋清逸史(士)”、“复初氏”朱文方印等。宋刻本《唐求诗集》即钤有“荛夫”小朱方，宋刊本《三历撮要》(一卷)钤有“复翁”;元刊本《陈众仲文集》(十三卷)钤有“荛翁”。此外，黄丕烈还有一枚在姓名前冠以字号的藏书印，即“半恕道人黄丕烈”，这是姓名印与字号印的综合运用。

(三)堂室斋馆名印

黄丕烈的藏书斋室名极多，先是有学耕堂、小千顷堂、养恬轩(又名养恬书屋)，以后又陆续有士礼居、红椒山馆、百宋一廛、求古居、陶陶室、陶复斋、学山海居、读未见书斋、冬蕙山房、听松轩、太白楼、联吟西馆、见复居、县桥小隐、学圃堂、仪宋堂、小茭芦馆、龟巢等。黄丕烈一生两次搬家，前后有三个居所，但有些早期的斋馆名，他特别喜爱，搬家后仍然沿用;也有些室名只是一时的兴致所至，用过一次，再不用了;还有些室名乃虚拟，并无其实。黄丕烈以斋馆堂室入藏书印的有:“学耕堂印”，“读未见书斋”朱方，“士礼居”朱长方及朱方二枚、白方一枚。“县桥”朱长方、“百宋一廛”朱长方及白长方各一枚。

(四)校读题跋鉴赏印

藏书家常见的校读印有“××手校”、“××手识”、“××经眼”、“××读过”、“××阅过”、“××校读”等。黄丕烈的校读印有“荛圃过眼”白方、“荛翁藉读”白方、“荛圃手校”朱方、“荛夫手校”朱方、“士礼居精校书籍印记”、“黄荛圃手校善本”朱文方印、“士礼居黄氏审定”等7枚。黄丕烈曾说“余平生爱书如护头目，却不轻借人，非恐秘本流传之广也。人心难测，有借而不还者，有借去轻视之而或致损污遗失者，故不轻假也”。虽不轻借，但他还是经常与钱大昕、张金吾、周锡瓒、袁廷祷、顾之逵、钮树玉、吴翌凤、张绍仁、汪士钟、石韫玉等学者和藏书家互通有无，经常借读、借校。道光二年(1822)秋黄丕烈从张金吾爱日精庐处借得旧抄本《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也写下题跋，并在卷末钤“荛翁藉读”满白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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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