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起来就是宋江了

谢鲁渤

温暖的九姑

巴金早年主编文学丛刊的时候，辑录过一本题名《信》的散文集，作者是方令孺，虽然对作品的印象说不上深刻，但也知道她是“新月派”仅有的两位女诗人之一，另一位是林徽因。后来两人在重庆北碚靳以的家中相识，方令孺已是复旦大学教授了。

杭州现在的武林路，过去叫西大街，“文革”初期，临街的群众艺术馆是张贴文艺界大字报的主要场所，我对浙江文学最初的一知半解，可以说大多也是来自那些特殊的文字。但真正在那里与前辈的不期而遇，却仅有一次。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在一片悬似挽幛的大字报背后，传出温文尔雅的低语声，转身看去是两个衣着朴素、气质雍容的女人，年轻点的挽着年长者的胳膊，倘佯其间，两人在看大字报时的平和神态令我惊讶。事后我才知道，她们是当时的浙江省文联主席方令孺和《东海》主编朱明溪。

方令孺1958年从上海来杭州任职。据说一开始“她自己下不了决心”，离沪前还对人说，“换一个新环境她有些害怕”。害怕什么呢？她是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之后，留美学者，专攻西洋戏剧，回国后在青岛、重庆和上海出任教授，创作上则以诗歌散文见长，无论家学和资历，都并非等闲之人，即使浙江有着中国现代文学半壁江山的底子，又汇聚了一批出自延安、上海、重庆和桂林的文化界名流，想必也不至于令她感到惶恐吧？况且杭州对她来说虽是新环境，但山明水秀之地浓郁的文化氛围，应当为其所喜爱。

事实上，所谓的害怕在方令孺身上并没有显现，她只是忧郁而已。来杭州工作的次年，巴金就感觉到了她内心的这种忧郁，相聚时，见“她老了些，身体不大好”，“几次讲到她的寂寞”；随后的几年，每每去方令孺灵隐白乐桥的寓所叙谈，分手时总见她“频频挥手，那么善良的笑脸，多么真诚，又多么孤寂”。给人一种落落寡合的感觉。

不久前我和人谈到方令孺先生时，很少见有谁提到她在省文联主席的任上有过什么了不起的举措，说的依然是她孤独、清高，喜欢穿一身黑衣服，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然就孤单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这与她早先在群众艺术馆留给我的印象并不吻合，却也给了我另一种感觉。

方令儒家中排行第九，侄辈们均称其九姑。后来文艺界的朋友和熟人，大多也都这样称呼她。现在想来，是因为她总是与人坦诚相待，任世事变幻不改正直善良之心，表面的孤寂和柔弱，只是非常岁月的一道微痕，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喧嚣中保持其一贯的宁静，让颠簸的文化扁舟能见到港湾。

所以那个时期，几乎每年清明前后，巴金都会来杭州，否则“总感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巴金说，“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我们只是为了报答一位朋友的友情”。这个朋友便是方令孺：“一连几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车站迎接我们，过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台上挥手送我们回上海”。他甚至从九姑那里学会了一道杭州名菜“三杯鸡”：一杯香油，一杯老酒，一杯酱油，不加水，将鸡砍烂干蒸即成。

对当时的方令孺来说，记住自己文艺界领导的身份也许并不重要，她只是朋友们的九姑而已。九姑给人的是温暖，巴金说，就像是“冬天早晨晒太阳，心里暖和”。这样的温暖似乎已经久违了。

合起来就是宋江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应中共领导人的邀请，20多位知识名人自香港乘华中轮北上赴京，为即将成立的新政府出谋献策，时任香港文化供应社总编辑的宋云彬先生亦在其间。

宋先生抵达北京后的主要工作，是作为国文组的召集人，参与国家“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事务。宋云彬是文史学家、编辑家，早在20多年前，就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的编纂股长，后为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开明书店的编辑，抗战前后转辗于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亦均操此业，对一向讲究学问的宋云彬先生来说，这项工作应是很适合的。

但是这一次在北京，宋云彬却只呆了两年多，1949年3月抵京，1951年就调回了故乡浙江，出任省文联主席兼文史馆馆长。北上不久即南返，可见书生意气的宋云彬对环境并不是太适应，他在日记中写道：“迩来情绪不佳，一念在港之妻女，一憎友朋多无聊……令人闷闷也。”他只是和同船北上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相投，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无话不谈，积闷尽抒”。

从宋先生的日记来看，他所以郁闷，多半在于当时的北京主要是一个政治中心，千篇一律的座谈会、晚会、学习会，几乎天天不断。一个座谈会，“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更有一种被他称为‘人民八股”的习气时时弥散在人们的行文言谈中，“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即便宋先生自己，也感觉难以超脱，自嘲应约给《人民日报》“五四特刊”写的文章，“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

散发山林和晋身庙堂的矛盾，始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袢。既然被新政权请到北京，当做文化栋梁礼以上宾，宋先生当然也是识大体的，会场上坐不住了，他会中途离席，和叶圣陶去听戏：“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的想法，他会与人坦诚言说，但“牢骚太盛”的柳亚子“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规，而二三无聊之徒复围集其周遭，图有所凭借”时，他即怀挚友之情写了一封长信，“恳切规劝之”，后来送儿子宋剑行去东北，也再三嘱咐其“今后当多看新出版书报，庶几思想日有进步，认识不致错误”。这段不长的“北游”经历，似乎预示了宋云彬的未来。

宋云彬的杂文大多作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据说现在会写字的人都写散文，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似乎也都写杂文，勤思索、少顾忌、直言不讳者，文章尤其写得漂亮。宋先生的杂文拿到今天来再读，也许有些隔膜了，但从其成集的书名来看，自有一种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且力求破除清规戒律的精神面貌。没有精神面貌的文章，是谈不上境界的。

宋先生在任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是江华，宋说，一个宋，一个江，合起来就是宋江了。这话在今天听来无非玩笑，那时候这样口无遮拦却很糟糕，1957年后他被免了职，调到中华书局，干他的编辑本行去了。

将情诗进行到底

杭州湖畔诗社1922年成立时的四个成员，固然如朱自清所言，都是“专心致志做情诗”的，在一起的时间倒并不长，其中三人不久即投身革命，做了共产党员，应修人和潘漠华在斗争中牺牲了生命，冯雪峰参加长征，为新文化摇旗呐喊，后为党的文艺领导，始终只是一名诗人的，唯有汪静之，尽管他也在北伐军政治部做过一段时间的编纂。

江静之少年成名，创作作品时还是中学生，不到20岁，已和俞平伯、朱自清等前辈大家一起，在《新青年》、《新潮》这些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诗作，其最著名的诗集《蕙的风》完稿于湖畔诗社成立前，并大胆寄给了胡适先生，后来也是经胡适阅改，作了序，介绍给亚东书局出版。

朱自清说湖畔四诗人中，“漠华君最是稳练、缜密”，对汪静之，他只说《蕙的风》是“向旧社会道德投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汪静之，应是最年轻、最无所顾忌、也最具诗人气质的一个了。

汪静之和他的三个同伴，可以一起在湖畔写情诗，却没有走上同一条路，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想做个纯粹的诗人吧，毕竟《蕙的风》的出版，使汪静之声誉鹊起，少年诗人觉得没有什么能比写情诗更令他魂牵梦萦了，他要将情诗创作进行到底。

和许多文化名人一样，汪静之也是先在北京，后返故里。在北京做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1956年回杭州，专事诗歌创作。其时，越剧里叫着“西湖山水还依旧”，但汪先生似已难觅湖畔情诗旧踪了。那个时候提倡群众写诗，铺天盖地的都是“红旗歌谣”，专业诗人汪静之做不了那样的诗，就有些落寞，作品不多了，两年后匆匆结集出版的，仅21首，干脆就以《诗二十一首》作了集子的书名，与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爱情诗集的《蕙的风》相比，到底差强人意，少年诗人年华老去了。

除以情诗著称之外，汪静之先生也写过小说，出版过诗歌研究论著，但自出版《诗二十一首》后，他的身影更多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页里了。然而近乎尘封的岁月，改变不了汪先生的个性，骨子里的诗人气质，依旧倘佯在他心目中的湖畔。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省作家协会在莫干山举办诗歌笔会，众多与会者皆对其时兴起的朦胧诗推崇备至，唯汪先生大光其火，拍案抨击，言辞之激烈，令人瞠目。在汪先生看来，将情诗进行到底是朦胧不得的。

我也是在那次笔会上，初见汪静之先生的，感觉80岁的人尚能如此，少年成名时的汪先生，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汪先生是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就读其间，被胡适发现并赏识的。汪给胡写了信，“向来承先生培植，感激莫名！”感激之余，便是向胡适借钱，“在欠债里生活的我，现在又过不去了，所以又无路可归地找到你了，请快快寄30元来借我罢！”哪怕诗集《蕙的风》出版得了“稿费一笔大款150元”，也还是要借，而且要求“请快快寄下，切勿久延”。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收录的12封汪静之写给胡适的信函，有三分之一谈及借钱。

或许在胡适看来，无所顾忌的汪先生多少有些孩子气罢了，且不忍诗人当衣借债度日，从来不拒绝他的要求，前后借给汪静之的钱，与《蕙的风》的稿费几近相当。看来将情诗进行到底，也是需要钱的。

花前月下是无须用钱买的

先是来了不到一年，就迎接了杭州的解放。在1949年 5月3日那个初夏的午后，他和方然站在中山中路方正大茶庄的门口，与市民们一起，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仓皇溃逃，翘首以待解放大军的到来，深切地感受着“伟大时代的伟大开始”，“心里荡漾着喜悦感、幸福感”。

冀先生沉浮于50年代浙江文坛之际，我尚未上小学；30年后，底气不足地试图跻身其间时，初见这位传奇前辈，方知文人之重，乃在其风骨；再后来读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写下了一段文字：

新中国早期批判斗争“胡风集团”的暴风骤雨伴随了整个一代人的成长，而这一代人的目光曾为风雨所蔽，也许最难穿越历史的迷离云烟，对数十年来颠簸在旋涡中心的胡风及其友人究竟是些怎样的人，这些人都说过什么、写过什么、做过什么，他们的所知其实不仅很有限，而且还有误。然而时过境迁，不再关注被雨雪慢慢养出的青苔封遮的史实，当然也并不影响既得的闲适，但想必终究还是有人如我这般，目光躲不开书脊上那老是触目惊心的一行文字，试图借此穿越历史。

原载《美文》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