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半世谊

资中筠

想写这篇文章已有十多年，但沉吟至今，皆因俗念未消：宗璞是著名作家，我怕有附骥之嫌——“我的朋友×××”之类；如实写知交之由又怕落互相标榜之讥。现在彼此都已步入晚年，她以病弱之躯，还在如蚕吐丝，勉力完成她的宏篇巨作。近见茅盾奖榜上有名，还有不少评论文章，说明曲高和未必寡，欣喜之余又勾起我心中酝酿已久的话，有不得不吐者。

我一直连名带姓唤她本名“冯钟璞”，不过现在她以“宗璞”闻于世，我写文章时也只得效冯老先生，“吾从众”了。我们相识是在1948年，我转学入清华外文系二年级，与她同班。那时女同学都住在惟一的女生宿舍“静斋”。我刚好与梅贻琦校长的女儿梅祖芬分在同房间。宗璞与她不但是世交，而且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所以经常来我们宿舍找她。记不起何月何日宗璞来宿舍，只有我一个人在，我们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来，大半都是谈读过的书，古今中外，各抒己见：从中国古典诗文、小说到外国文学，把自以为独特的感受和见解都尽情倾吐。如今所谈的内容已经模糊，只记得古人中她最喜欢苏东坡，达到神交的地步，诗则欣赏李义山，认为有“空灵之美”，这些都深得我心。我则向往魏晋名士风流，《世说新语》都是我们所爱。外国文学谈到了《战争与和平》、勃朗特姐妹、哈代，等等。她独喜哈代，为那种苍凉、宿命的悲剧意境低回赞叹。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红楼梦》，我们都不喜欢林黛玉，不约而同地喜欢探春。她说父亲(冯友兰先生)一贯教育他们，不但要能作文，还要能做事，探春既有文才又有干才，不但有才，还有识。我则受母亲影响，喜欢性格干脆，不喜欢哭哭啼啼、唉声叹气的人。记得我还说过，我认为《红楼梦》中真正第一薄命人是薛宝钗，因为黛玉至少得到了真爱情，而宝钗费尽心机，最后还得顶黛玉之名嫁给已经失魂的宝玉，情何以堪？至于贾宝玉就更加不可爱了，那么多女子为他痴情真不值。那种议论纯粹是凭直觉，不会去考虑什么社会背景、微言大义、心理分析，乃至阶级感情之类。只是想象如果在我们身旁出现那些人，我们会喜欢谁。应该说，我们两个的家庭背景都是和谐而开明，少年不识愁滋味，还体会不到那种压抑无告的感情和大家庭的钩心斗角。后来年事渐长，阅世、读书渐多，对《红楼梦》自然另有理解，此是后话。

总之我们越谈越投机，相知恨晚，那年我十八岁，她二十岁，是为订交之始。

到大二下学期，1949年初，北平解放，大批同学南下参加工作。我们班由几十人剩下了十二三人，而且女同学占压倒多数。宿舍又基本上是按系级分的，所以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游乐，女同学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也很融洽。宗璞为“联系群众”也搬到宿舍来住，不过与别系同学同房间。我与她似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互相已经形成习惯，凡是读到什么好书，有什么心得，或者“忽发奇想”，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对方。记得我向她介绍过雨果的《笑面人》，那是我刚好在假期中以我的初级法文程度抱着词典“硬读”的第一本法文小说，由于情节动人，人物鲜明，竟然从头到尾读完了，一开学就急着讲给她听。

冯家住在“乙所”，与静斋隔着一片草地和一条小溪，旁边还有一片树林，称“阿木林”。每当春来，草地上开遍二月兰，宗璞对这种野花情有独钟，不止一次写入她的作品。多少次，我从静斋门前的土坡跑下去，穿过小径，快到那所平房时就开始喊“冯钟璞”，她会出现在门口，然后或者让我进去，或者出来一同到阿木林或工字厅后的荷塘边散步。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眼光总是投向无边的苍穹。夏夜常常一同仰望星空，诉说各种遐想。她说她经常想象自己站在水上，随波而去(那是一种飘飘欲仙乘风归去的感觉，不同于“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豪言壮语)。我在中学时曾填过一首《鹧鸪天》，其他都忘了，惟中间一联自己很得意，说给她听：“云开我欲攀新月，雨雾谁曾跨彩虹？”她说她有两句同样意境的诗：“有朝直上古峰顶(借唐人句)，双手劈云星满襟。”好一个“双手劈云星满襟”！与“攀新月”、“跨彩虹”高下立见。从此于文事一道我在她面前总是自惭形秽。她在中学就已经发表过文章，这在我当时看来是遥不可及之事。记得她给我看过一篇她在联大附中时的作文，是写雪的，有李广田老师的批语，极尽赞赏，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可以写诗了。”她的散文的确有诗意，晶莹、清丽。即使老师的命题作文也总能写出新意，有自己的风格。她以写作为乐，文思敏捷，令我望尘莫及。与她相比我总是觉得自己笔头涩滞，文字芜杂，一旦开头又往往不知所止，泛滥无所归，不像她那样洁净、简练、含蓄。但是宗璞却许我以“汪洋恣肆”，以此鼓励和安慰我。

不过我也有令她“佩服”的地方，我外文，特别是口语比她强些。她也学钢琴，但我程度高些，高中毕业时还开过钢琴独奏会。我在中学时对数学特别感兴趣，曾经想以数学为专业，并且先考入燕京大学数学系，后来遵母命转的系。那时离中学时代不远，数学还没有忘光，我与她大谈我对解析几何坐标、曲线的体会。宗璞为人厚道，我这一通海吹，使她对我油然产生敬意，竟脱口而出说，“你是静斋第一人！”其实，那时清华女生中文理兼备，多才多艺的也不少。我第一年考清华就没敢考理科，因为除数学外，我理、化都平平，而那点数学在全国高手如云中也没有什么特殊优势，只有拿来唬唬好友了。但是文科也还是没有考上，才上的燕京。发愤一年，第二年转学上清华二年级。(顺便提一下，抗战胜利，西南联大三校各自复归原校后，仍联合考试招生，一下子，全国考生都慕名而来，而名额并未扩大，所以录取比例极小，比现在的重点大学录取百分比要低得多。而通过联大的分数线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分数线又不一样。宗璞因分数不够清华，先分到南开上了两年，后来转清华，因体弱不能太紧张，重上了二年级，所以与我同班。梅祖芬也因分数差一点，上了一年清华先修班，才入本科。一个是文学院长之女，一个是校长之女，分数差一点都不通融，足见那时名校的风气之正。)我选了邓以蛰先生的西洋哲学史。每学期只需要交一篇对一位自选哲学家的心得。我写的是对柏格森“直觉主义”的体会。现在早已忘记胡乱写了些什么。只记得拿给宗璞看，又得她赞赏，大概那是第一次获“汪洋恣肆”的评语。

我还有一位中学同学徐谦，一同考入燕京，又一同转到清华。她上的是化工系，后来自愿到新疆最艰苦的地方开发油田，为我国石油工业作出杰出贡献，改革开放后历任全国有名的大油田和炼油厂的总工程师，并当选过人大代表。她年轻时爱好古典文学，能诗能文，通过我认识了宗璞。有一次我们三人效古人夜游，买了海淀莲花白，淡粉色的，在生物馆前夜饮。此事后来宗璞写入了散文《方便面和酒》。读过此文的人误以为我能喝酒，实际我完全无酒量，只不过少年狂、好奇兼附庸风雅而已。

大学的最后两年是校园中热火朝天的年代。我们稚嫩之心所感受的是新中国如朝阳升起，百年屈辱一扫而光。莘莘学子都摩拳擦掌准备为建设祖国大干一场。1950年秋，我们进入毕业班，大家都在图书馆埋头于毕业论文。外文系可以选择以足够字数的翻译代论文。绝大多数同学都做翻译，只有我和宗璞做论文。我受钱钟书先生影响，选了关于中西小说比较的题目，宗璞写关于哈代的诗。可能还有一位女同学写关于勃朗宁的诗，记不清了。此时忽然发生了抗美援朝，校园里又“放不下一张书桌”了。我的毕业论文开头架子搭得很大，后来草草收场，虎头蛇尾。学校进行反帝爱国教育，动员参军，每天大会小会热闹非凡。除了组织动员、各系级表态的大会外，还有围绕着这一题材的各种文艺活动，有歌剧、音乐会、漫画、壁报等等，好像一下子，大学生里蕴藏着的才华都迸发出来了，工学院也是藏龙卧虎，有那么多文艺天才。同学们都各自克服各种障碍(有自己思想上的，更多是家庭的)报名参军。最后据说全校报名参军率达到90%。最后，清华三四年级学生被批准参军的很少，上面说是已经培养的专业人才“国家建设需要”，这又令我们自豪一阵子。

1950年寒假，清华学生会利用农闲时节，组织同学下乡宣传抗美援朝，都是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敲锣打鼓动员老乡来看演出。起初我和宗璞分在创作组。我们住在老乡家，天气的寒冷与我们的热情成对比。宗璞当仁不让是创作组的主力。一般是晚上创作，第二天清早赶着排练，白天演出。她有过敏性鼻炎，披着一件粗蓝布棉列宁装，以她的深度近视眼，在如豆的油灯下，一面不断打着喷嚏，一面奋笔疾书，一晚上可以赶出一个活报剧来。有人物、有情节，切合主题，就是类似抗战时《放下你的鞭子》那种短剧。而我憋了半天，也就能弄出几段快板来，还有给《小放牛》改词之类(即用《小放牛》的问答形式唱抗美援朝的意义)。今天如果再看那些内容一定十分可笑，宗璞这位大才女也真是大材小用。但那个晚上我又对她的才思敏捷着实钦羡了一番。不久我就被调到说唱组去打凤阳花鼓了(当然花鼓词也改成了抗美援朝内容)。

转眼到了毕业。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是首次全国统一分配，不能自选职业。各大专院校集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服从祖国需要”的学习。在我发起下，我们班全体女同学在一个清早，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之时，爬到楼顶，在五星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誓词就是宗璞和我两人起草的。记得我特意在“把一切……”之后加上“智慧”二字，说明当时初生牛犊的心态，真的自以为祖国需要我们的智慧！我还代表外文系毕业班在大礼堂全校大会上上台表态，坚决服从分配。那时我们觉得自己的前途与祖国同样灿烂辉煌。我们班自己开毕业联欢会，自编自演节目。记得我演了一个英文剧的片段，并且扮男角。压台节目还是宗璞为此专门编的短剧，内容大概是个性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方式各述己志，只记得最后大家排着队唱着“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歌下场。

作为毕业纪念，我母亲送给我俩各一对象牙名章，篆刻非常精致。难得的是，历尽劫波，这两枚图章我们各自竟然还保留着。宗璞说她那枚还在用。

宣读毕业分配名单时，我刚好与宗璞分在同一单位：对外文化联络局，但是到它的上级单位文教委员会报到时，又一同被扣下，留在了文委直属的“宗教事务处”，原因是那里有一批外文报纸没有人看。文联局对此有意见，我们也更愿去那里，但是文委是领导机关，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无可奈何。事实上，那批外文报纸摘译完后，就再没有外文的材料。我们是“见习员”，做一些抄抄写写，会议记录以及其他打杂之事，与原来志愿相去甚远，都不太安心。不过服从分配是天经地义，有任何想法都是“个人主义”，也不敢多讲。好在两人在一起，同办公，同宿舍，就更加形影不离了。文委机关新分配的大学生较少，我们两人成了文娱活动的骨干。刚到不久，参与组织了国庆节晚会的一台节目。现在的熟人大约很难想象那

我们这种关系自然在单位中显得很特殊，被批评为“搞小圈子”。不过时间不长，半年以后，她和我先后分别“借调”到不同的单位，后来又正式调离原单位，结束了朝夕相处的岁月。她到文化部门，我到外事部门，工作性质渐行渐远，来往日疏。我曾奉调出国三年，那时私信也不能邮寄，要通过信使，所以与她书信来往也不多。不过互相总是惦记着。她曾托人带给我一部《宋六十名家词选》，是线装小开本，版本很精致，有十几本。可惜我有一次临时被召回国，除随身衣物外都留在那里，后来国际形势变化，不再回去，东西遗失不少，那部书便是其中之一，不知落入何人之手。番。这大约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次。以后就人事全非了。

我们这一代人不论涉及公事、私谊，都不可能绕过政治运动。在清华园里的思想改造等各种运动姑且不论。涉及我们二人关系的第一个运动是“三反”、“五反”。我们参加工作不到半年，我因父亲在运动中受冲击而突然成为本单位重点“帮助”对象(这一情节在另文中已谈及，不再详述)。宗璞与我不但同一办公室，而且同一个团小组，关系又如此密切，不可能逃过“表态”。首先她本人被告诫必须站稳立场，在感情上克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关系亲近的人之间必须过的关。宗璞一向温厚，从无疾言厉色，也不大习惯于用流行的政治术语批判人。说实在的，我几乎想不起来她在“帮助”我的小组会上是如何发言的。我惟一记得的是她说我们(包括她自己)都是家庭观念太重，应该改一改。大概这是她对“与家庭划清界限”的一种表达方式。私下，我们当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形影不离，都自觉地拉开了距离，而且在那种时候，单独相处时实在不知说什么好。不过无言中的关切，我还是感受得到的。在那次运动中她的处境比我好，因为我属于“剥削阶级”家庭，而她的出身还是“高级知识分子”，还不需要划清界限。

“文革”初起，她就受到冲击，冯老先生和她本人都一度被列入“牛鬼蛇神”，我听说她曾站到台上挨批斗。而我虽然也被打入另册，但是既非“当权派”，也未“成名成家”，仍忝列“革命群众”，不是揪斗对象。这回我的处境比她好一些。尽管我们已多年疏于过从，但是对她“审查”的外调必然不会漏掉我。于是我就面临对她的“态度”问题。我没有直接见过她的外调人员，却收到过运动领导小组转给我的，要求揭发冯钟璞的函件。应该承认，以我那时的思想状态，从未想过可以拒绝，还是认认真真地回想她与我的谈话中有什么可以成为问题的。我能想起来的是：她欣赏李商隐；还有在“文革”前一年我生病住了较长时间的医院，她来看我时带给我两本书，一本是讲赛金花的《孽海花》、一本是卡夫卡的小说。这些都代表“封、资、修”，当然说明她“感情不健康”，就成为我“揭发”的内容。这些有没有成为“炮弹”，增加对她的伤害，我不得而知。“文革”后期，我虽非揪斗对象，但属于改造重点，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斗私批修”“狠触灵魂”才能过关。我最后过关的稿子中有一段就是检讨与宗璞的关系，用的语录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明我与她的关系是“臭味相投”，感情基础就是封资修(大意)。这些，宗璞当时当然不会知晓，多年以后我们再恢复交往，已是时过境迁，没有再提起。

宗璞于1957年发表了《红豆》，不久即被列入“毒草”，受到批判，当时我在国外工作，后来才听说。这篇小说是写解放前后大变局中一对大学生恋人，男的在解放以后随家庭出国，要女方与她同行，而女方坚决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小说的开头是多年后女主人公翻出当年那位男生送给她的红豆，引起一段回忆，特别是艰难分手的情景，以宗璞特有的笔调写得情真意切，美丽动人。这篇小说被批判的理由是说那男生仇视革命、背离祖国，应予唾弃，而小说中却以温情感伤的笔调描述这段往事，说明作者立场没有转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气势汹汹地问道：“作者的血管里究竟流的是哪个阶级的血？”我回国后见到她时，宗璞专门指给我看这句话，苦笑着说：“你看，他竟这么说……”她告诉我那个笔名就是曾经受过毛主席亲自表扬的、当红青年文艺评论家。最后还是作协一位领导说了几句话，给她做的结论是：思想前进而感情还没有跟上，属于需要继续学习、改造的问题，于是幸免于戴“右派”帽子。

进入新时期之后，有一批曾被打成毒草的作品集结出版，题为《重放的鲜花》，《红豆》也在其中。这本选集影响很大。宗璞收到许多读者来信。那时正兴起出国潮，与三十年前的批判相反，许多读者不理解那女生为什么不同她的恋人一起出国，说她太傻者有之，为之惋惜者有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于这一时代的讽刺，宗璞还是只好苦笑。大约是回应这类意见，她写了《热土》，写对祖国的深深的眷恋——热土难离啊！

冯家是一个极为和睦、温馨的家庭。冯师母(我一直称她为冯伯母)是清华园几位有名的贤惠、能干而热心助人的教授夫人之一。冯家的饭菜也略有名气，尤其是面食，连煮饺子点水都有特殊的讲究，美味无比，我都有幸尝过。我在宿舍生病时，享受过她家给我送的“病号饭”。宗璞兄弟姐妹四人，在我们上大学时哥哥已出国，姐姐已出嫁，家中只有小弟冯钟越，那时还是中学生，后来成为杰出的航空工程师。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不幸英年早逝。宗璞为之写下《哭小弟》，令我想起袁枚的《祭妹文》。我读到《人民日报》载《哭小弟》时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访问学者，在自己的单人办公室内，独自一人读得涕泗滂沱，读到“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句，竟然痛哭失声。这可能是我成年以后惟一的一次这样大哭。当然冯小弟是我所熟悉的，我为他早逝而痛惜。但这篇文章不仅是因哭小弟一人而打动我。它勾起我感时伤世，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压抑和坎坷涌上心头。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几乎麻木了的心灵开始苏醒，也许因此而特别脆弱敏感。那时开始提倡重视知识分子，报刊宣传的模范知识分子如蒋筑英等都是历尽坎坷，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强度都达到生理极限，积劳成疾，不去就医，直至不治而死。然后师友惋惜，领导表扬，宣传机器树为典范。还在世的，如陈景润，健康也已备受摧残。我想起了我的小妹资民筠，当时正动了腰椎结核的手术，穿着铁背心躺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年)。她学的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文革”前被认为是文理兼长的“业务尖子”。她结婚后长年住筒子楼十平米的小屋，许多计算、论文就是坐在小板凳上以床为桌写出来的。好容易到改革开放，她有机会应邀到德国著名的马克斯一普朗克研究所做研究，颇得国外同行好评。一年后发现腰椎结核，从德国的医院抬上飞机，到北京后从机场直接送医院，立即动手术，幸免于瘫痪。究其病因，大约是在“文革”中下放到潮湿的江西鲤鱼洲“战天斗地”，常与男同事一道扛一二百斤的大包，使腰椎受了损伤。她经常腰痛，不认真就医也是那时的风气，因而酿成重病。幸亏德国医生认真，强制住院检查确诊，为不幸中之大幸。“迟开而早谢”，多么精辟的概括！我被这句话触动而为中国知识分子一大恸，尽情释放了一次。

十年浩劫中我们完全断了来往，音讯隔绝。我全家下放干校。宗璞在此期间大病一场，动大手术，后来结婚，我都是后来才听说的。我在干校时与自己的父母都没有联系。宗璞结婚这样的大事我还是在恢复探望父母后首先从母亲那里得知的。母亲说，有一天宗璞忽然来访，向她报告这一喜讯。我记不清劫后第一次与宗璞重逢是何情景。好像也没有特别激动，非常自然地续上了过去的交往，相隔十年，宛如昨日。她也没有多谈“文革”中的苦难，只告诉我生病的经过：那时当然谈不到定期体检，等她自己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已需要立刻住院动手术。但是她的存款都被冻结，只发少量生活费。她孑然一身，为交住院押金，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已被造反派控制的财务科跑了多次，遭到各种冷遇和推诿，拖延时日，最后她“气得忍不住骂人了”。我想不出来宗璞骂人怎么骂法，就好奇地问她。她说：“我说你们简直是草菅人命！”我不禁哑然，他们听得懂吗？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动这样大的手术，肉体和精神要经受怎样的痛楚！宗璞在温雅的表面下有着顽强的意志，有非凡的抗病痛能力。从我认识她起，她就多病。一般人动一次手术就算是大事，而她从十几岁起就不断动手术，从五官到内脏，大大小小手术，依我的估算不下十来次，医院也不知跑了多少，也曾在病床拥挤时，躺在走廊里。我们后来在电话中的问候语常是：“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我有时怨恨外科大夫，好端端的人，动不动这里切开、那里摘除，破坏了浑然天体；但又要感激他们，全赖这手术刀，保全和延续了生命和智慧。宗璞就在这手术刀之间顽强地生活、写作。如今目力不济，已经“告别阅读”(她的一篇文章名)，依靠“听读”，笔耕换成口授，仍然创作不辍。

她只长我两岁，在同班同学中并不是年龄最大的。但是从学生时代起，她就比较稳重，有长姐之风。她的家教是不在背后议论人是非，所以那时女同学之间唧唧喳喳的闲话她基本不参与，一些同学间的小龃龉、小矛盾也很少有她的份。她对人一般采取隐恶扬善，但是实际上好恶还是很分明，有自己的标准，还很执著，只是对不喜欢的人敬而远之罢了。她成名后在文艺圈内也是比较超脱于各种人事矛盾，在她的“风庐”中做着自己的事。

近见一篇文章称，如果选当代第一大孝女，应属宗璞，我十分赞成。宗璞在母亲去世，自己也进入老年之后，有限的时间精力主要奉献给了老父。里里外外一手打理，照顾得无微不至。冯先生不是一般的老人，她那个家也不是一般的小家庭，我过去就知道宗璞比我对柴米之事懂得多些，但是在冯伯母去世后她理家举重若轻的本领还是出我意外。当然夫君蔡仲德的半子之劳也功不可没。套用一句李密的《陈情表》，可以说冯先生无宗璞无以终余年，更无以完成那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为此，她牺牲了自己的创作，从《南渡记》到《东藏记》用了十五年，与此有关。冯先生对此也有所感，所以送给她的对联中称她为“守护神”，并提醒：“莫将新编代双城”(她正在写的《野葫芦引》原名《双城鸿雪记》)。但是冯先生的事业并不会及身而终。人去后，宗璞还忙着料理他的出版、纪念、塑像、接待有关的采访等等事宜，总也完不了。她还为冯先生作为教育家，多年掌清华文学院的功绩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而不平。现在提到老清华的文科就只提国学研究所，而清华文学院存在时间要长得多，文科学科的建树也要大得多，延聘了众多名教授，而且经历了抗战、迁校、复校的艰难历程，冯先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现在知者甚少。在这点上，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我只是觉得她所剩无多的精力时间应该集中在写完后两卷《野葫芦引》，容不得再浪费了。几年前蔡仲德还健在时，我曾要他也帮我一起劝她：“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抗战时期中国高等院校的艰苦历程、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所经历的炼狱的考验、所体现的民族魂和难以再现的独特的风骨，本身就是一部史诗。能有这样的亲历、这样的视角，还有这样的妙笔，以小说表现出来，方今健在者中不作第二人想，她无论如何应该放下一切来完成它。而且，我觉得，她的写作也有发展过程，写到这部书时更加成熟，达到新的境界，更应该完成。不幸，小她九岁、比她健壮并对她照顾有加的仲德竟患绝症，终于不治。她又有两年在希望与绝望交替中拖着自己的病体，为他求医问药而奔忙。仲德本人是很有思想的学者，过早去世是士林一大损失。宗璞更是再次以坚强的意志面对这人生至痛。所幸冯家是保留着传统亲情的大家庭，不乏亲戚照顾。读者的承认和奖励也给了她不少鼓舞。她终于从悲痛中走出来，决定恢复口授早已构思好的《西征记》了。我衷心祈祷她能完成这部巨作。

近二十年，我与宗璞虽然又“接上了关系”，但是各自属于不同的“界”，工作上从无交汇的机会，连在社科院大楼里都从未巧遇过。她住城之西，我住城之东，共居北京城，难得一聚首。后来宗璞体力日衰，互访就成单向访问了。不过音讯与精神总是相通的。现在主要靠电话交谈。自从1952年各奔东西以来，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真正促膝谈心，可能一年平均不到一次，而且很少物质上的相互馈赠，我到医院去探病常是空手去的。可以称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在有一点上我们之间是不平等的：她的作品我几乎都看，而且常发表意见；我的主要专业著作她基本不看。在我较多地写随笔文章时，她目力已不济，先少量浏览，后靠听读，就更难多读了。读了也不大发表意见，只是加以抽象的鼓励，还说“你本事比我大”。这是我引以为憾的。

回首在神州大陆上所发生的风云、劫难，自己在其中经历的精神迷失和扭曲，见证了多少亲人、朋友的误解和反目，我庆幸没有和宗璞共同在一个单位经历这一切，得以保持这淡如水——而且是未经污染的清水——之交，留下的只有高山流水的回响。

原载《钟山》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