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季节的文学故事

颜家文

早春。

南方已经很有些花红柳绿了，可是颐和园和陶然亭，湖边的柳枝还刚刚吐露出点点鹅黄，我们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门外的槐树也是一两个月以后才缀上串串清香和乳白。

偶尔卷起街面尘土的风还是冷冷的，女学员们上街都把纱巾严严地蒙住了头部。

我们是在这样的季节里来到北京的。

我们是来游历文学的大海的。所里安排了一大堆我们过去只在书本上接触过的老先生老太太，来为我们充任文学的导游。

从那个位于小溪源头的山寨出发，从那个边远的小城出发，命运逐渐把我拉近了文学。而且一下子，我们就要和那些著名作家、学者、文学的泰斗对话，和文学史对话，我心里常常涌起一阵阵敬仰和激动。

第一课，古代散文。讲台上早就坐了一个小老头。度数很深的眼镜架在一张圆脸上。他规规矩矩地坐着，慈祥又有些拘谨地望着我们。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周振甫先生讲课。”教务长古鉴兹每次主持会议或者作上课的开场白，都十分简捷。一句多话也不说。他是一位作家，十分珍惜自己的语言。

“我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周振甫先生也直接切入，“先讲先秦时期。”

跳过甲骨文、钟鼎文，老先生说：“爻辞，是早的散文。”他举了一段例子，“前面几句是比喻，主要是后面一句。通过比喻表达意思，这中间跳跃很大。中国最早的表现手法是否也有意……意识流。”他把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与本世纪80年代写作中最流行的术语串在一起了。

后来讲《尚书》，讲《战国策》，讲《水经注》……老先生学富五车，解析得十分具体形象，很难懂的古典文学，从他那个磨子磨出，加工制作成的食品，可口香酥，极易消化。

可惜，他说的是江浙话，且又结巴得厉害，我倒能听懂，但是33个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北方籍的同学都无法接受。本来，周先生还要讲唐宋散文、元明清散文的，无奈学友们怨声一片，所里只好割爱。

未能听完老先生的课，这成了我终身的一桩憾事。

听周汝昌讲“红楼”是一种享受。

讲红学，必讲到周汝昌，像讲古典文学必讲到《红楼梦》一样自然。

我凝神地望着这位权威。脸小而长，古稀之年了，牙齿都缺了，依然还很饱满，也许是因为小的缘故。一根乳白小电线从上衣口袋里牵出，爬进了耳朵里，联系了一个小耳塞。有根弯柄拐杖，放在身边。课间休息时，他也坐着，两手握住拐杖撑在胸前，支持着上身。

讲课，慢条斯理，一字一句，清清爽爽。记下来，不必修饰，就是一篇红学论文。也难怪，搞了一辈子，他的多少讲稿，都输入了他贮存的满脑子的红学软件中。

“曹雪芹是一个明星，一个时代的奇迹。这么多人物的布局、塑造，不知在他心中转了几百遍。”

“林黛玉刚入荣国府……”

说着说着，周先生竟然眼圈红了。周先生几天的红学课，比后来讲课的吴组缃和冯其庸的课都来得声情并茂。

一辈子委身红学，少不了与书里面的人物缠缠绵绵。

读“红楼”，对今天许多凡人来说，是得下决心的。我也是被逼着。因为开了课，耐着性子，读了一个月。读完后，却没懂，和讲义上规定的发生了异化现象：偏喜欢薛宝钗做妻子，不喜欢应该喜欢的林姑娘。

喜欢林妹妹的周先生与《红楼梦》也不是一见钟情。他说：“我母亲是个旧式妇女，没机会读书，小时听兄弟们唱唐诗，非常陶醉。我的‘红楼’开始是从母亲那里东一句西一句听来的。开始看《红楼梦》时，昏昏沉沉，看了七次，最后才硬着头皮读了下去。”

看来，红学家也是凡夫。

“‘二为’方向，‘二百’方针，大体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针、总政策。”

贺敬之不是作为诗人来上课的，他当时已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他是十八九岁就参与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而后以诗歌著名的。大约，他感到，责任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先谈诗。

他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他以历史为线索，讲述着“二为”的由来。

他又说，这几年文艺是空前的好，三十年来最好的。这点必须肯定。但大好形势下存在着危机和危险。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形势的估计：当前，在相当范围内，“左”的东西是我们克服的重点。“左”的干扰是严重的，不能轻视和低估。有“右”没有呢？肯定有。有的地方、地区，有时候是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还必须引起注意。

围绕恩格斯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问题，程代熙和上海的一位教授官司打得正火热的时候，程代熙给我们讲马列主义文艺课来了。方脸，高高的前额。看书和讲话，不时变换着两副眼镜。

有人提出，巴尔扎克、曹雪芹、托尔斯泰不懂马列主义，却创作了世界名著的问题，想难倒他。

他们不愧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专家。他说，曹雪芹是18世纪的人；巴尔扎克去世那年，《共产党宣言》才发表；托尔斯泰死于1910年，这时有了马克思主义，也有了列宁主义，但他不了解，并对唯物论反感。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前人先进思想的总结，他们的美学理论也是从前人的先进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作家是思想家，他们运用前人的某些先进思想，正确认识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并用小说的形式写了下来，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正确的。巴尔扎克说过，法国社会是历史学家，我是他的书记。

“马列主义是灵的，过去的宣传中，我们有成绩，也有教条主义……”

我们的船要驶入俄苏文学的水域了。

我们要倾听俄罗斯在蒙古帝国马蹄下三百年的痛苦呻吟，要观赏彼得大帝敞开窗户，让西风在伏尔加河两岸自由吹拂的风景，要穿过拿破仑侵略的炮火硝烟……

我们跟着普希金访问皇村和十二月党人；

我们跟着托尔斯泰的马车，进入贵族的舞厅和上流社会；

我们跟着陀斯妥耶夫斯基进到贫民窟里，那里确实没有风景；

我们跟着高尔基去作海燕的飞翔，也去革命大潮的岸边作矛盾和痛苦的思索。……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副所长陈冰夷是用自己的经历在讲苏联的现代文学。

秃顶，使他的脸向上延长了很长一段，这样，沉到下面的眼、鼻、嘴，就相对显得集中和拥挤了一些。

一个老人就是一部历史。人老就经历丰富，随便摊开一页都足够你读的。有一次上课，他谈到斯大林的文艺思想，——写真实有可能走向马克思主义，顺着这条思维的主干，他没有发展下去，却从旁伸出一枝，“胡风同志也是从那里拿了口号过来。”沿着这旁的一枝，他又生出一个细丫，“我和胡风关系很好，批判胡风受到牵连”，如何牵连，没有下文，他却又跳到1936年，“我和胡风同学……”

他带着我们从俄罗斯涅瓦大街出发，大踏步跳跃，直走进30年代中国上海的亭子间里。

蔡其矫来讲《被开垦的处女地》。

这有些新鲜，一个诗人也是俄苏文学专家？

油亮卷曲的头发，除稍高的前额外，其他该长的地方都长得非常茂密。看学员时，他喜欢把头一低，眼光从两个眼镜片上探出。

“对比是一切艺术的基本技巧……”

他还是从诗歌本行出发，十四行诗、交响曲、词，最后过渡到肖洛霍夫。

“罗希卡，达维多夫的情妇，放纵、轻浮，追求享乐；瓦莉亚，爱上了达维多夫，她真诚、纯洁、深沉，这是人物对比……”

停了一会儿，蔡先生从兜里拿出了香烟，匆忙间衔到了没有过滤嘴的一头，我们笑了，他点火时发现，很自然滑稽地一笑，可同时，脸也不由得红了一下——这也成为一种对比。

蔡先生用对比的刀，从人物的出场，主次要人物，场景和情节、笔调、细节、插话等方面细腻地解剖着作品，解剖着肖洛霍夫和达维多夫。

教授、专家们从文学史里为我们输送过营养来，养壮我们的身体。而作家则启动我们，让我们将营养转化。作家们更贴近了我们身边。

孟伟哉来了。

他刚从《昨天的战争》走出。当时，他做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

他没有讲稿，就那样很随意地坐在讲台前，挥着手，滔滔地讲。

那时候，新时期文学刚刚起步，旧的胎记还很明显。针对许多作品只从政治上、生产上、战斗中写人的片面，他提出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写人。

“许多作品的人物不吃饭，不睡觉，剩下的只是‘公共’的生活——工作、劳动、战斗，没有人间烟火。”

“中国人多年来不缺政治，在创作实践中，在思维过程中，道德被忽略了。夫妻打架，都是党员干部，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怎样评断是非？”

“文学不能画大线，简单分是非。文学要深入人心。我们可用两类矛盾观点看人，可用法律观念看人，也可用伦理道德观念来看人，对文学来说，这是重要的。政治是大框框。法律不管细小的东西。而从伦理道德看人，可看得细致一点，看得完全一点。”

他历数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道德，《复活》中的道德，《羊脂球》中的道德。由道德而及个性、性格。

在当时，他的话，仿佛给我们开了一扇窗子。

“文学现象比较复杂，好像一头大象，常常似瞎子摸象一样。一些非常相对的现象，都是各执一词。我也是一样，不知摸的哪一部分。”王蒙一上台不来一句客套。他口才极好，思路敏捷，妙语连珠。有些像说相声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流利，不会有间歇。

“一、小说首先是对生活的一种发现……”

“二、小说也是对生活的发展……”

“三、小说的难处……”

……

“六、小说的色调……”

他扳直着身子坐在那里，戴着金属框边的眼镜，双手放在桌子上。他的头发比许多来讲课的先生要明显的多很多。

忽然，他打住了：“刚才我讲到第几了？”

大概，他的思维偶然出现了断路。

“第六点。”有人答。

很快他又接上了：“现在讲第七点，小说的节奏……”

韦君宜，大名鼎鼎。看来却如同家庭妇女。

也许刚从锅台边走来，也许刚从菜市场走来。

风霜满脸，笑容满脸。微微突出的下唇动作很快。每句话都是急促的。每句话的结尾都提高了八度。显得干练、精明、风风火火。难怪共和国最权威的一个文学出版社要她来当总编辑。

她从编辑的角度，谈创作。真实、虚构、细节、波澜、美感。像邻居间的家常话。没有主题，散漫而坦诚。

萧军。

“我来先拜个早年，诸位新年好，诸位学习好。”还只是12月15日，他就先拜年了。

他讲课了，完全军人式的姿势坐着。他会武打。年少时，在学校和旧军队里干过很多次架，几次遭到开除。他曾受到政治上的高压，却不事趋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鲁迅曾称赞的《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我以为他是一个严厉的老头儿，没想到那样和蔼可亲。说起话，像慈祥的老人谆谆告诫晚辈一样。

已经是银丝满头了，却壮实，脸色红润。下身一件武术运动员的灯笼裤，依稀还透露出他还常习几手功夫。

然而，终究老了。他说，我现在不想写了。没有兴趣，封笔了。再好的戏，也不能演一辈子。到了时候就该退下去了。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的痕迹，明显是老咳嗽，每一次咳毕，跟在他身边的女儿，一个三十岁兼做秘书和护理工作的女人，立即嘁嘁嚓嚓从身边小袋里掏出纸巾递过去擦嘴。

他讲打架和挨打的故事。

也讲他于1930年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懦》：

号兵们课程完了，玩起足球来。“来，踢球！”一看，竟是一个人的脑袋，特别恶心人……去林子里看，坟被扒开，衣服被扒了出来，还有一个“下士班长”的证章。

“一次，我参加农村的选举，是丢豆子。来了个小媳妇，一屁股就坐在我的长板凳上。她边吃着萝卜，边问我：

‘你们选谁？’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看选孩子爹好。’

后来干部来了，我问这女人的丈夫怎么样，干部说，她丈夫不错，就怕不干。

就是这点东西，我发展成了《李双双》。”

“一个漆匠给我漆东西，白漆兑了半两黑漆。我不解，可他是御漆匠，在故宫里干过。问他，他才说，兑了黑漆，才不飘。纯白，就会飘起来。”

写小说也一样，人物里也要兑点黑漆，才不飘起来。

唐弢先生的保养功夫约莫都花到脸面上了。七十多岁，脸还滋润滋润的，只是头发全脱了。一顶干瘪的呢帽，戴在光秃的头上，像盘子搁在西瓜上。

他早年同鲁迅先生过从甚密，也受了鲁迅的感染，写过十七本杂文集。他却不谈杂文，先谈起了诗。

“我曾就教于一位诗人。他说，一个诗人一定要看到太阳怎样从云层中出来，花朵怎样带露慢慢开放，产妇怎样经过阵痛生下孩子，老年人怎样慢慢死去，只有经历了这些东西之后，才能写出三行、四行诗来。”

“现在的诗是宣传品。”

“天安门广场的诗，没有一首是我喜欢的，都是宣传品，不是艺术品。”

唐弢先生的喟叹，在当时，不能不使人肃然。

他谈到政治与文学。他说，三联书店要为他出杂文集子，从一百多万字中选出了五十万字。他把书都交上去，请三联选。三联的编辑说，你解放前的多保留一点，解放后的少保留一点。

这使他想到，为什么越写越差。

他说：“这个问题，我想了想，解放前，我是对一个问题有看法，有想法，全副精力扑上去，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解放后，编辑部来约稿，我当然也想了想，但想得浅，有时他们出的题目也不一定符合我的思想感情。”

“歌颂与批判是一个艺术金币的两面。”

这是当时文学界讨论得很热火的问题。

说这话的是骆宾基。骆宾基病重，下肢瘫痪，是抬到我们八楼的教室里来的。他的眼皮耷拉着，盖住了眼球，使眼睛骤然变小。他用手举着一本书，把微睁的眼睛贴在书页上，念着一段话。

他谈鲁迅给他写信，谈茅盾怎样介绍他出版了第一个长篇。

还讲了什么呢？然而，我只记住了这枚“艺术金币”。

单单瘦瘦的秦兆阳用又轻又细的声音来讲课。他把《大墙下的红玉兰》《代价》《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一篇篇作品拆开来，给我们看。

像中央电视台的《为您服务》节目，怎样利用原料，如何精心去做一道菜，或者做一件衣。

这就是那个“何直”，在现实主义深化命题上栽过大跟头的。

这就是那本厚厚的《在田野上》的作者。

这位1938年的老革命，在“文革”的监狱里，是交给一个岛那边派遣的潜水特务来管束的。

有人说，老年人总喜欢伸出他的双手向好玩的年轻人乞讨时间。

白发苍苍的老作家叶君健讲课，像小跑似的，语句畅快、匆忙。他把两手十指交叉放在讲台上，臂、胳膊、头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稳稳地搁着。

他用流动的眼光来看待艺术，看待读者。

“《诗经》发展到唐诗、宋词、元曲，后来到新诗，就是不断顺应社会的进步。说书，在茶馆里说，群众欢迎，那是一种落后的条件下产生的文学样式。”

“狄更斯，还有《巴黎圣母院》等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狄更斯的作品，当时出书像报纸一样，一张一张印出来，每星期一张，刚好够晚饭后读。”

“这些作品，外国已很少有人看了，我们还很喜欢，说明我们的生活、文化水平还停留在人家后面。比较现代的，我们就欣赏不了……”

叶老一辈子用中文写作，又用外文写作，还翻译了外国那么多作品，相信他总会是匆忙的，总会觉得时间不够。如果可能，他一定会站立街头向闲逛的人们去乞讨光阴。

艾青因患有眼疾，他的课是在他家里上的。

我们如约来到城南的北纬宾馆。早先的小四合院尚未收回，他暂且住在这里。两间不大的房子。里间刚好放下两张床。外间办公兼会客。两张写字台对称地各放在一个屋角。在写字台之间是长沙发和茶几。在长沙发对面有著名雕塑家张德蒂女士为艾青同志塑的石膏像。

这位在小学课本上就接触过的著名诗坛泰斗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怀着敬仰望着他。健壮的身躯，毛直笔直的，仿佛从没弯曲过。饱满的脸，高高的前额，显得十分富态。此次他是从荒野里回来，他显得老了。他的举手投足，有些缓慢，甚至带几分笨滞。活跃的是他的思想、诗情，幽默风趣、高屋建瓴的谈话。

艾青同志给我们谈诗，谈刊物、编辑，谈诗与少女，与恋爱。

风韵犹存的高瑛同志也不甘寂寞。她说，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文学中的高峰、顶点。三四十年代，艾青同志办了个诗刊，叫《顶点》，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文学中最高形式的意思。

但是，诗，却正在处于危机之中。艾青同志说，一次我和蹇先艾去书店，想买本《艾青诗选》，营业员说，你这么老了，还买爱情诗选？蹇先艾同志开玩笑地对艾青说，艾青，爱情，你的名字取得好。艾青苦笑着：名字取得好，有什么用，诗还是销不出去。

……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告别了艾青夫妇。迎着十二月的塞外寒风，艾青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到宾馆大门外。

虽然有风，但屋外的阳光分外的明丽。

……还有沈从文，还有丁玲，还有邹荻帆，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师，我将在另外的文章里说起他们。

在不可多得的两个学期中，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还聆听了当时的总书记耀邦同志以及周扬同志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报告，后来又传达了耀邦同志关于他那个报告的说明。听了唐因的课，还去新街口电影院看了只在内部放映的与《苦恋》有关的电影《太阳和人》。

老作家玛拉沁夫对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些报告对我们一生都是有用的。

从一个早春到另一个早春，一堂堂课，是一个个港湾。老师们是领航。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为我们展示着文学的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展示着西欧、俄苏、美国、日本、印度的文学；也展示着文学的理论和文学的创作。

他们一个个热情洋溢，一个个谈笑风生。都刚从凛冽中复苏，心里充满着青春的希望。心里那汪活泼的春水，一涌出，就自由欢快地流淌起来。

你、我、他，学员、老师，大家其乐也融融，其情也依依。

这个80年代初的早春，是永远难忘的季节。

自那以后，一晃二十多年。时过境迁，烟雨蒙蒙。有的老先生已经作古；有的虽还存留人世，但也已垂垂老矣……

我是永远也寻觅不到那样的课堂了。

原载《芙蓉》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