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渔阳里

渔阳里有两段，一段朝向淮海路，门牌是淮海中路567弄，叫做新渔阳里；另一段朝向南昌路，门牌是南昌路100弄，叫老渔阳里。新老渔阳里，在很多年前是相通的，从热闹的华亭伊势丹旁边，晃进渔阳里，只经过几十米，便穿梭到静悄悄的、毫无雄心的南昌路，仿佛乘了时空转换器一般。20世纪90年代中期，好像两段弄堂之间被封堵了。即便不再打通，但新老渔阳里依然如淮海路上的“两生花”，一朵盛开在大客厅，一朵含苞于后花园。它们羞答答地迎来送往，并伴随周边的老居民过着平淡无奇的日子。中国革命的红色往事，就起始于渔阳里那不起眼的老厢房里头。

1920年早春，南昌路还叫环龙路，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到上海，住进了环龙路100弄，也就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二楼厢房，楼下客堂间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那时候在这石库门天井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些将拯救民族危亡视为己任的热血青年。

而几十米之外的新渔阳里，也在这一年心照不宣地发生着一系列重大的事情。1920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 维经斯基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新渔阳里6号创立“中俄通讯社”，后来又创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在那“二上二下”的老式民宅里，革命者把亭子间当卧室，把大一点的厢房当教室与会议室。他们救国心切，在新渔阳里挤棕棚床，打地铺，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五元，这其中就有才二十出头的刘少奇。

而我一直好奇的是，当年来自俄国的马列主义者维经斯基，有没有带着中国的进步青年，到霞飞路上的西餐社去吃一客罗宋面包，喝一碟罗宋汤？

很多老居民，对于新老渔阳里的记忆，该与革命往事无太大干系。那是一条黑色青砖砌就的弄堂，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拱形过街楼，所以一到夏季弄堂里就特别阴凉。下小雨的时候，孩子们在过街楼下跳橡皮筋，身上都不会淋湿。但是那里特别容易发大水，一下滂沱大雨，弄堂里的水就会没过脚背。某年暑假，我穿了平脚运动短裤，举了雨伞跟一帮小朋友在那里玩“划水”的游戏，水一直没到小腿，塑料凉鞋都差点弄丢。弄堂里那些一层楼的住户，每一家人都拼命把涨进灶头间的水朝外舀。涨大水这种事情对小孩来说永远是好玩的，对住在渔阳里的居民，却是头疼万分。

老渔阳里则更像是雁荡路的一部分。小辰光从渔阳里穿到南昌路，不是为了去复兴公园后门淘黏纸，就是去马路对面的科学会堂。母亲以前是卢湾区的中学老师，每个礼拜政治学习，经常到科学会堂听报告。那时做父母的教职员工会带上放学的小孩一起听报告，他们听领导讲话，小孩就埋头做功课。科学会堂的法国洋楼很漂亮，还带一块草坪，却从来不见有谁在上面玩耍。

南昌路与雁荡路的交汇处，有家国营老饭店，叫洁而精，一直到现在还开着。这家饭店并不闻名，也算不上高档，可对于附近的老居民来说，可以用“食堂”来形容。它也算是上海最早的川菜馆子了，其最出名的就是鱼香肉丝，小时候，家里大人下班来不及买菜做饭，便端只腰子形的铝制饭盒去买一客，走回家中打开盖头，菜还热气腾腾。那时我们以为川菜就是带一点甜的“鱼香肉丝”。

老渔阳里以前住着一对年迈的老夫妻，他们白发苍苍，却每日手牵手，小步颤巍走到洁而精去买一客鱼香肉丝，加一客香菇炒素，或者加一客家常豆腐，那是多年不变的习惯。南昌路上经常能看见他们，老伯伯横挎一只黑色布包，饭盒子就塞在包里，他一手扶着胸前的背带，一手牵着老太太。洁而精的服务员、厨师和他们熟了，每次帮他们烧好小菜，还会附送一小客番茄榨菜蛋汤，盛在保温杯里，由老太太捧着。某一段时间开始，人们看见老太太一个人挎着布包去买小菜，不见了老伯伯。听说，是老先生生病了。又不知道过了多久，南昌路上再也见不到那对手牵手去买鱼香肉丝的老人。

杜阿姨抱囝囝在晒太阳。南昌路的晒台上种了一大盆金橘，飘着香气。囝囝一看到金果子挂在绿叶上，就要去抓。摄于1974年。

有些老味道，如一生不渝的情分。哪怕有一天烟消云散了，你却不能否认，它有过，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