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头”，从中原到沪江

关之琳演过一部电影叫《做头》，里面那个生活在市中心的迟暮美人，三天两头朝国营理发店跑，试图通过“做头”来挽留一点逝去的韶华。关之琳的扮相很漂亮，但我以为，假若真的有这样一个不甘被市民生活埋没、活在经典臆想中的女人，出入的不该是电影里那么土的一家理发店。二十几年前市中心“上只角”的国营美发店，明明要洋气多了。

20世纪80年代，住在淮海路的女人们，头发问题基本上都交给三家店：一是妇女用品商店斜对面重庆路上的淮海理发店；二是雁荡路的中原理发店；三是稍晚一些才有的沪江美容院，在国泰电影院对面，如今这个位置是古今内衣店。这三家店我小时候都去过，妈妈和外婆比较喜欢去中原，那里实行男女宾分流服务，一进门，女士向右走，男士向左走。妈妈习惯先领我到雁荡路转弯处一个书报摊，买一本《环球银幕》或者《上影画报》，然后再进中原洗头。

中原一直生意很好，几乎每次去都要等候。那个时候没有电话预约，跟理发师提前约好，也是估摸着礼拜几，所以，时间掐不准。一长排沙发上，女人们身体挨身体坐着，好些个客人头发用毛巾裹起来，无比慵懒，一旦毛巾散开，湿漉漉的头发上，还带着先前热水的温度。大家或打毛衣，或聊天。妈妈每次去，都会遇到街坊或者同事，同一街区同样工作系统的人，基本生活内容都近似。她们大人聊天，小孩就坐一边翻画报。经常是看看画报中的美女，再仰头看看墙壁上的“美发头”，比较不出谁更好看。当年有一种不长不短的蘑菇头在年轻女性中盛行过，山口百惠的短发也颇受欢迎，还有新加坡电视剧《天涯同命鸟》里千金小姐源美的卷刘海长波浪，也是众人效仿的发式。上点年纪的女人还是喜欢把头发烫卷了朝高耸里堆上去。

女人们总是很享受美发店里的声音和气味。耳畔“嗡——”吹风机的声音时停时续，夹杂着理发师温和的说话声，似远似近；连绵的呼吸间则有稍微夸张的定型水、发蜡的香味，一切都缔造出一种让人轻飘飘的感觉，周身松弛，眼皮直往下掉。大人们烫个头发要很长辰光，所以连带着让小孩也洗头剪发。小女孩总是很紧张，其实是因为对男理发师害羞，为了掩饰，就动来动去，这让理发师很为难，一个劲叫小客人“不要动”，可是当剪刀一凑近，小孩又朝后缩。理发师没办法，只能用手按住小脑袋。好多年前的中原理发店里，人们经常能看见一个被理发师按在座椅上，胖乎乎的、抿唇皱眉很不情愿的小女孩，那就是我。

后来，淮海路上的沪江美容院出现，环境比中原更胜一筹，并推出售卡项目，就是客人一次性付一笔钱买张卡，然后每次去刷一下，很方便。进中学以后，妈妈经常拿她沪江的美发卡给我，让我自己去理发。通常顾客都有指定的理发师，连去了两回以后，同一位理发师一看见我，就主动吆喝：“小姑娘，你等我一下！”于是，我就有了自己固定的理发师。

那个人长得清汤挂面，三十几岁，一点不帅。不过说实话，以前在国营理发店里，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年轻俊美的理发师。要想在中原或者沪江，或者瑞金路向明中学对面的理发店里遇到《做头》中霍建华那样的师傅，基本没可能。老人说，理发师不帅的，手艺才会好，因为心比较定，剪刀捏得牢。给我理发的那位师傅果然“心定”，每次去他那里修头发，必问我：“要升几年级了？” 他替我理了几年头发，还是盯住这一个问题，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好像读来读去依然不升级一样。有一回又问，我一赌气，干脆回答“留级了”，他听了大吃一惊，剪刀在半空里停顿了几秒。

话说回来，过去的理发师真的很规矩，他们总是穿着整洁的白衬衫、西裤，彬彬有礼地替你“做头”。

十八岁以后，再没进过国营理发店。年轻人渐渐把头发交给新兴的私营美发店。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有“关美人”那样在时代的大潮里，为过时的趣味与空想顾影自怜的女人。假设有的话，我猜想，她应该住在培恩公寓，在一个没什么太阳的休息日，独自跑到中原理发店去烫了头发，然后在南昌路的旗袍店里对着一千多块钱一件的改良旗袍徘徊一阵儿，空手出来。她不愿立刻回家为丈夫和孩子做饭，于是又信步走进复兴公园里，在一条长椅上坐下发呆，用手抚一下打过新鲜摩丝的头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与自己在这长椅上亲吻的恋人来……

堂姐是20世纪80年代上海时髦女子的典范，牛仔裤加竖条纹衬衫，简洁又帅气，一点不“乌苏”。她的发型在那时很流行，要在刘海上喷好多摩斯，喷得“梆梆硬”，有“冲”起来的效果。墙上的女明星泳装挂历，在当时很受欢迎，不过通常是年轻男士喜欢挂起来。照片是堂姐夫为她拍的，堂姐摆的POSE，没有输给泳装美人吧。摄于1988年，长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