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路，岳阳路—普希金的凝望

汾阳路是一条与音乐无法割舍的小马路，好些家乐器店、唱片店就零星分布在街边，路边来往的，尽是弹钢琴的少年与拉大提琴的少女，还有那种为了一张黑胶唱片魂牵梦想的爱乐人。

在汾阳路漫步，仿佛被看不见的音符簇拥着，有一点点与现实脱节的感觉。我每次走这1 000来米的路程，就想起上官云珠，曾经，她就住在附近。错乱的年代里，她在音乐学院被造反派打得满地爬。像汾阳路这样的街道，哪怕被革命上千百回，还是小布尔乔亚的。它最初的名字叫毕勋路，一听就是法租界的调子，当年是以法国驻华领事的名字命名的。

汾阳路的故事，从来不属于无产阶级。且看那一幢幢洋房，都是自命不凡的。比如汾阳路9弄3号里的铁皮屋顶洋楼，是1898年造的；又比如汾阳路20号上音礼堂，这红色屋顶白色墙面的方正洋房,是曾经的犹太俱乐部；再朝南走是上海海关学校——昔日大名鼎鼎的邬达克设计的丁贵堂旧居。接着是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原上海公董局总董官邸，解放初期陈毅市长住过。

但这条路上最拔头筹的老房子，还是150号的白公馆，那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故居，也是其子、著名作家白先勇童年时生活过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初，一位法国富豪要在毕勋路上打造私家花园，委托当时赫赫有名的美国克利建筑事务所来设计。想必美国人心目中最奢华的宫殿式样，都是白色的，于是密林深处便诞生了一座灰白色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到了40年代，这座楼几经转手成为白崇禧将军的府邸，被称为白公馆。大陆临近解放之时，白崇禧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去了台湾。新中国接收了白公馆，曾先后作为上海画院和上海越剧院的院址。后来越剧院搬迁，原来的练功房变身为宝莱纳酒吧。旧时里戏曲演员甩着水袖对唱词的声画，被巴伐利亚生啤、慕尼黑猪肘子以及菲律宾乐手的热歌劲舞叠化去。

白公馆主楼现在是一家高级餐厅。去看看那里墙上的巨幅西洋肖像画，陈年的壁炉，以及从楼上望下去如孔雀开屏一般的旋转楼梯，想象一下，当年旧式贵族家的孩子就在眼前奔跑，手里捏的是厨娘自烤的奶油曲奇。

由宝莱纳走到岳阳路街心花园，才一二百米的距离。街心花园使马路呈现出生动的不规则性，四条小马路在此交汇，岳阳路、汾阳路、桃江路、东平路。普希金铜像默默屹立在街心花园的中央，诗人英俊忧郁的脸庞正对着岳阳路。普希金曾经写下：“我不会永远死去，在庄严的琴弦上我的灵魂将越出腐朽的骨灰永生。”铜像是没有生命的，可俄国诗人的灵魂却分明徘徊在这里，久久没有离去。听到过一种说法，说邱岳峰生前想不开的时候，就会跑到普希金铜像那里去独自惆怅，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不管真假与否，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跑到普希金铜像那里去求得片刻宁静。

岳阳路口的上海教育会堂，以前是美孚大班及沙逊故居。大学时有个女同学是军队干部子弟，她二十岁的生日派对就放在教育会堂。那是1996年的春节，一群学艺术的少男少女在老房子里，用激昂慷慨的《国际歌》与一箱一箱啤酒，狂热地庆贺着青春。而岳阳路上另一个地方——宋子文旧宅（现上海老干部大学），也曾被另一种狂热占据过。据说林彪、江青先后在那里住过。林彪很怪僻，怕光、怕出汗，放着朝南的房间不住，偏要住一间朝北的阴暗的储藏室，还睡帆布行军床。江青居住时最怕声响，她卧室的窗外要再装上一层玻璃窗，并挂上厚薄两层窗帘。不同精神世界里的人，所执拗的事情也是离奇古怪的。

即便没有普希金铜像，这一带还是精神贵族们喜欢出没的。不过现在，大多数人来到这里是为了享乐。那些在饭店外被故意种上了竹子，并在路面铺上石子的小马路，装出“小径”的模样，幽幽地带着脂粉气，虽说不热烈，却冷艳地诱惑着人。

在普希金的周围，我们一边享乐，一边思考。究竟生命的哪部分更重要呢？他凝望前方，无法给出答案。

“小蔡”在家中读乐谱。他父亲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到了他这里，文艺小开本色不改。他爱好爵士乐，是国家级文艺团体的黑管手，写字台上那台四喇叭录音机是日本夏普牌，在淮海路康歌电器商店花了780块人民币买的，这在当时非常奢侈，因为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他手旁那只魔方，以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摄于1983年，长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