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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洋山访董

时间:2023-08-0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当年王士禛见此山之冶秀,因号渔洋山人。所谓名山胜迹,往往山因人名,渔洋山幽秀之美对于我们一行人来说,可能更因这里安葬着明季大画家董其昌。我虽多次从渔洋山下路过,却未曾登临,主要的原因还是摸不清董墓的具体位置,向吴中朋友打听,也只道虽听说过却也弄不清爽。另在渔洋山坞,规制较大,有龟、狮、马、翁仲、碑等石构件。他游渔洋山时,就有“葬骨渔洋”之愿。董其昌死后,一直成为臧否不一的争议人物。

三年前的盛夏,偷闲在太湖边小住了几日。

客栈的背后便是渔洋山。山不高,宛然如眉,眺望洞庭万顷碧波,烟光一望,无尽苍茫。

当年王士禛见此山之冶秀,因号渔洋山人。祁豸佳序《西湖梦寻》云:“天下山水之妙,有以诗传者,有以画传者。”所谓名山胜迹,往往山因人名,渔洋山幽秀之美对于我们一行人来说,可能更因这里安葬着明季大画家董其昌。

同行的刘正成、张铁林、吴香洲、李廷华、朝轶诸君,闻说渔洋山有董墓,便约一同登山寻访。

我虽多次从渔洋山下路过,却未曾登临,主要的原因还是摸不清董墓的具体位置,向吴中朋友打听,也只道虽听说过却也弄不清爽。

烈日炎炎,雾霭沉沉,闷热异常。我们沿着临湖的山坡往山里行走,山腰上,豁然遇见一座庵堂,门额上书“昙花庵”三字。几位女香客和村嫂在门前闲聊,向她们打听董其昌墓,一位胖嫂竟然说她知道,说给二十块钱,就给我们引路。

随着村嫂,我们顺着一条蜿蜒的小路往山坡上去,小道崎岖不平,似乎被细竹杂草掩盖。山深寂静,林木葱茏,藤蔓缠绕,野花盛开,真有几分恍然出尘之感。

村嫂在一片桑麻地里,找到了董墓。几株杂树欹立,下堆乱石,无复坟形。老董生前最爱元人画,如此萧疏冷寂景状倒颇有几分云林的画境。坟前面斜立着一块石碑:上刻“明董文敏公墓”,起首一行题“己未冬吴中保墓会立”,下行署“后学吴荫培拜书”。苏州历代名彦甚多,成立“保墓会”倒也颇有意义,这样的机构大约也是民间文化人的一种热情,多非官立。吴荫培(一八五一~一九三一),字树白,号颖芝、云庵、平江遗民。一八九一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历官京兆、礼部、福建乡试考官。曾自费去日本考察。辛亥后,任吴县普济堂董事十年。一九一六年设修志局,吴应总纂之一。重修思白墓为一九一九年,正是云庵任职修志局时。墓碑旁尚有一块长方形横立石碑,记录董墓的概况及董的生平:

渔洋山董其昌墓

墓在胥口乡渔洋里,传有两处,一在阳家场,墓穴已毁,墓地也平为桑田,原立吴荫培书“明董文敏公墓”碑尚在。另在渔洋山坞,规制较大,有龟、狮、马、翁仲、碑等石构件。

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字元宰,号思白,松江华亭人,万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擅书画,有“南董北米”之称,生前著书百卷。

据闻墓曾由李根源倡修。从所记来看,尚有“规制较大”一处,但一想,李根源等吴中文人认定昙花庵处董墓想必自有道理,而此处恰与思白画境相契。老董生前官至要职,风光无限。他游渔洋山时,就有“葬骨渔洋”之愿。况文人素来向往“归隐”,老董生前热闹,死后葬骨于此,倒也真的可以隐一回了。

距重修董墓,又过百年,丛薄冢颓,只怕早已被今天的苏州读书人遗忘。朋友埋怨现在苏州不太重视文化,我想,大约是苏州文化名人太多,自家的都顾及不了,何况老董这位外来人口呢!

其实,老董对苏州是极其钟爱的,否则,怎么会选中渔洋山作为百年后的葬骨之所呢?!

董其昌死后,一直成为臧否不一的争议人物。作为“士夫画”的一代宗师,他的“南北宗”理论意义深远,数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直到一九四九年后,这位大艺术家被莫名地戴上了一顶时髦的帽子——“恶霸地主”。给董大人扣帽子的是“伟大领袖”。据说当年毛主席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展览上看到董其昌的画,即兴说道:董其昌的画是好的,字也是好的,可他是个恶霸地主啊!主席的话没错,旧时哪个官僚不是“地主”啊!只是这“恶霸”二字似乎有点“莫须有”了。当然,你要追究,恐怕也是事出有因,那便是《民抄董宦事实》中的那段故事了。董家公子强抢民女,作恶乡里,惹怒百姓,要烧董宅,董其昌当时正在镇江,闻家中出事,便避到湖州的朋友家中。不知为何这种事竟被演义成董大人指使,并以《黑白传》传奇流传民间。

追根溯源,这话要扯到离松江不远的苏州。官与民之间的对抗自有明以来在苏州最为激烈。所谓民,实则是那些大隐于市的士大夫们。如祝允明当时就被视为“伤风败俗之人”,他们蔑视朝廷,尤其对朝廷命官的横行霸道行为作顽强抵抗。成化十八年(一四八二),杀死随宦官王敬前来的“妖人王臣”,万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发生织工反抗税督孙隆事件。天启六年(一六二六)又有逮捕周顺昌事件。苏州作为文人向往的“市隐”之地,其当地出身的官僚归来后耀武扬威,难免激起民愤。松江此时,董其昌作为书坛领袖,已将昔年祝枝山主导的苏州文坛影响转移到此。而这里的情景与苏州大抵相同。内阁大学士徐阶在松江老家敛财强横,童仆亦狐假虎威,董家亦然。故而招来乡人怨恨。因此,所谓“民抄董宦事件”实则是时势之使然。一时“倒董”之风袭卷南北,湖广、川陕、山西、徽州等地客商大打“兽宦董其昌”的标语。故而老董亦曾大言不惭道:我非民抄,实乃士抄耳。

说实话,董其昌虽非大好人,却是个大艺术家、大思想家,在明末那样的一个腐朽没落的时代,我们是不必强求董其昌作为一个完美的文化官僚出现的。

从政治与社会角度来看,那些士人自然不属官僚,但他们唆使民众造反闹事也是不利于“和谐社会”的。

中国的老百姓向来痛恨官僚,就连朱皇上的老家不也编了民谣“自从出了个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可见封建王朝,官僚大多总是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当然,老董也罪责难逃,不过最多犯了个“管教不严”之罪。像小董这样的“太子党”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比比皆是,无恶不作。而乡里百姓又何敢闹到官府,烧他们的别墅呢?今天的百姓善良文明,他们虽痛恨贪官腐败分子,却不会肆意闹事,因为他们知法、守法,政府有惩治腐败的法律。

毛曾经给很多人戴过“高帽子”,大右派、小地主、小资产阶级等等,都已一一平反,从宋江到孔老二。董其昌没有孔夫子和宋江的名气大,帽子戴久了也就习惯了,也没有人再想到要给他摘了!

丁亥孟春于燕寓分绿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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