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访墓记

辛卯三月，偕幼鹤、晓静陪同章（诒和）姨“南巡”，先抵西湖，复转徽州，寻访古村，泛舟渐水，登临黄山，再往桐城。章姨说，这是她第一次回桐城老家。我，也是第一次访问向往已久的“桐城派文学”故乡。

桐城市图书馆吴馆长是这次接待章姨的地主，图书馆特辟一室陈列章姨捐赠的图书，其中有不少珍贵的签名本。下午馆长和市府领导陪同，观览古城，据说老城只剩下这条老街了。店铺前挂着“桐油”的招牌，想必便是桐城盛产桐油的由来吧。站在紫来桥上，远望龙眠，苍岭叠翠，秀峰插云。河水潺湲而下，直贯古城。自龙眠画师到桐城派文学，人文荟萃，点缀灵山秀水之间，数百年风流，一如这龙眠河水，毕竟东流。

在桐城博物馆，我们欣赏到方以智、方苞、姚鼐、刘大櫆的墨迹，参观了“桐城派文献展”，天下文章尽在桐城，堪称一代文化奇观。章姨说：“看了这些先辈们的成就，我们真该自杀！”她说得很认真。晓静说，对于我们这些平庸的人来说，是绝无这种感触的。

回到酒店，商议明日行程。清明将近，大家一致认为不妨踏青扫墓。

于是，计划从戴名世墓开始，再寻“桐城三祖”，可惜方望溪的墓并不在桐城地区，而在江宁。及至将行，陪同我们的朋友忽然说并不详诸贤墓址。只好舍近求远，约来研究乡邦文献的安庆友人张庆和建初。驱车踏青，日访五墓。

戴名世

我亦皖江后，

墓前一怅然。

松子殷勤拾，

登台啸绿烟。

戴名世墓

戴名世墓在桐城孔城镇清水村南上岗，背倚松岭，西望村落。村人称之“榜眼坟”。虽是片石水泥新修，无复古意，幸能存以凭吊，自可称庆。闻里人亦为之颇费辛苦。当年，名世罹难，归葬故里，荒冈衰草间，仅立一石碑作记。

清明将近，坟头已见祭奠焚烧的纸灰，忽然想起进山道旁的莞花，便去采得一束放在墓碑前。章姨却从野地里捡回一捧松子，堆放在碑前，倡议大家列队在碑前，鞠了三躬。

作为桐城文学的先驱，戴名世因《南山集》案的惨烈遭际而成为桐城文化乃至有清一代知识分子刻骨铭心的记忆。康熙五十年冬，左都御史赵申乔在《南山集》刊刻十年后举其“私刻文集”，“语多狂悖”，《南山集》作为清初“非法出版物”遭禁。此时，对于中原知识分子来说，“北来的血腥”沉痛未尽，“文字狱”的阴霾又骤然袭来，恐惧与苦闷仿佛已成为那一时代知识分子难以逃脱的劫数。康熙在统治政权绝对稳定之始，即开始肃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了，“秋后算账”的恐惧愈来愈烈。血腥的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像赵申乔这样的小鬼作祟，文人的阴暗心态和行径毕露无遗。

赵的弹劾，极尽“莫须有”之能。从他的奏疏看，并无具体内容，被他抓住把柄的是《南山集》中提及方孝标《滇黔纪闻》，而方的著作中有南明王在云南称帝之事。戴名世曾在他的《范增论》中有言：“秦汉以后，天下之变故多矣！盖有其国既失，其宇宙既堕落而篡于乱贼之手者，而其流风余习未断于世，天下之人犹有不忍忘之心……”，江山易祚，对于戴名世等知识分子来说，怀念的恐怕正是旧时的文化和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中提及南明三个皇帝的年号，且有“昭烈之在，帝昺在崖州”之句，清廷对此“大鸣大放”的“狂悖”之词是绝不能容忍的。更让人欲哭不得的是，戴名世称方孝标“方学士”而被康熙误为曾随吴三桂反清败后在逃的“方学诗”。据说满文二者音似，未知是赵申乔语焉未详，还是康熙汉文不咋地呢？是年，“《南山集》案”株连三百余人。康熙五十二年，戴名世六十一岁时由凌迟改处腰斩。他的从弟辅世扶柩南下，魂归故土。

“《南山集》案”无疑将清代文字狱推至登峰造极，名世之厄，亦足令天下文人惴惴不安。

三百年后，一位在印度研修东亚文化的法国学者戴迷杰。在浩瀚的中国文化史上与这位“南山先生”相遇，写成《戴名世年谱》。和很多人一样，我以为这位汉学者因为对戴名世的情感而取了个戴姓的汉文名字。据安徽大学历史学教授江小角说，戴迷杰的名字取于他撰写“年谱”之前，他曾说：“知道了戴名世后，我哪还敢取这样的名字啊，真的是不配啊！”江教授是桐城人，曾长桐城博物馆，他说，戴迷杰五次往桐城考查，他四次陪同。“年谱”出版后，戴迷杰囊携新著，带着两个儿子，来到戴名世墓前。他将书一页页撕下，焚烧当祭。青烟袅袅，寄托远思。南山先生泉下有知，当可告慰也。

姚鼐

弥尊惜抱笔如椽，

半著文章半作书。

风雅桐城今已矣，

萋萋芳草绿如初。

姚鼐墓在枞阳义津阮畈村铁门口，近邻村居，已成村头的一道风景。墓修得亦颇精巧，林树修篁，芳草如茵，石栏三进，古风犹存，所有的一切，让人觉得挺温馨。碑石不高，立于嘉庆二十四年，是姚鼐与夫人合葬之墓。款志有“二男与降服子所立”。关于“降服子”，却有一段故事，章姨问我“降服子”何意？一时茫然，虽疑为“过继”却未能详解，同行的朋友亦不能辨。后查阅资料知为“过继”他人之子归来尽孝，三年孝期降为一年者。这是一段小插曲，发生在惜抱先生墓前，足令我辈汗颜！

姚鼐四十四岁时称疾辞官，归隐江南，教书著文以终。先后主讲梅花、敬敷、紫阳、钟山书院四十余年。姚鼐在四库馆不到两年便称疾请辞，其中原委，恐怕主要因与纪昀、戴震二人学术观点相悖，姚鼐不欲稍为之屈，不欲随流俗。后来，梁国治相国对姚说：“若出，吾当荐之。”姚亦婉谢。

姚鼐墓

姚鼐著文气韵生动，或谓诗人之文也。有论：“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敦拙堂诗集序》）昔读《登泰山记》诸文，清隽高古，融义理、考证于美文，堪称桐城文章之典范。而在桐城派文学家中姚鼐亦极倜傥风流，其书法之名气或为文所掩，包世臣《艺舟双楫》将其与刘石庵并列。邓完白称为妙品，尝题姚书云：“……此老书深于北魏，略参河南少师之法，宋元恶习，无所沾染，直当与玄宰抗颜。非但方行今日已也，为之叹绝。”所论颇为的当。其论书云“古今习气除教尽，别有神龙戏绛霄”，风致如此。姚鼐书法董华亭，诗云：“太仆文章宗伯子，正如得髓自南宗。”其书参以碑意，颇能超拔时流，尝自称“聊以自娱，不可供外人见也”。姚不欲作书家，而其书风之高致清远在“四家”之外别寄灵性，亦是“翁、刘、梁、王”所不及的。毛生甫称：“惜抱学行文章，深醇简洁，务以道理见诸平易。书翰亦然，脱去思翁柔靡习气。即率尔笔札，皆有儒者游艺气象。”推之甚高。

据桐城文物部门朋友说，姚墓曾几遭盗掘，尤近三十年来，桐城名人墓陵无一幸免。来自外地的掘墓大盗频频出没，屡抓屡盗。

我问村民，村里姚姓多吗？

她说，没有姓姚的。

建初兄说，可能是当年的守墓人世代居栖繁衍便成村落了。村民笑了笑，说他们也不清楚。后来听江小角先生说，“文革”时，文庙广场焚烧文物半个多月，仅姚家书籍就拉来四板车，都付之一炬。闻之无言。

短埂长岗费寻踪，

荆坡茅壑野冢中；

莲池挥麈桐城学，

总笑千秋漫飞蓬。

吴汝纶墓

道经吴汝纶墓，已近中午。墓在义五里朱家拐村。车停在道旁，步行约三华里，穿村越冈，茂林丛薄间，寻见挚甫先生夫妻合葬之墓。友人告，吴墓数遭盗掘，除碑碣和几块残石尚为旧属，墓冢是近年修复。

吴汝纶是“桐城派”后劲，有新进之思想，诸如他不屑中医，反对科举，“非废科举，重学校，人才不兴”（《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冯友兰），堪称“新学”之先驱。

昨日访问桐城中学，校门背额刻着吴汝纶所题四字：“勉成国器。”又谒“半山堂”，楼西有先生手植古藤，校领导说当年挚甫先生欲以告诫学生，做人不可如藤本依附它木，要有正直独立之品格。

张庆兄说，吴汝纶晚年生活在桐城，突然病发，因为拒绝中医，贻误治疗时机，遽然辞世。这也是那个时代文人之局限吧！

章姨说：“我要在墓前拍张照片，他是我父亲的老师。”

方以智

苍山浮秀春思远，

丛薄披荒野径偏。

衰草连冈掩旧绿，

梨花栏畔吊古贤。

揖别吴汝纶墓陵，急急奔往浮山。道旁，早有枞阳作家张宪法、钱叶全等人等候。他们多是章姨的“粉丝”。由其向导，十余人的扫墓队伍披荒劈荆，循野径登山。

浮山北麓，有低冈蛰起，乱石峥嵘，林木蓊郁，密之先生墓倚东冈而坐，面对白荡湖。烟水浩渺，平畴一望，物外灵区，先生与青山同在。陵墓规模甚大，石栏数叠，前有石狮两尊，想必为后人移此。坟前石栏嵌有横式碑石，刻隶书一行“方密之先生之墓”，碑后双冢，为其夫妇合葬之陵。碑前竖立小型棂坊，中嵌石碑，为一九六一年重修墓记。石柱刻联：博学清操垂百世，名山胜水共千秋。荆棘丛生，衰草新绿，山梨初放，飞花落雪，春意中难掩几许苍凉。

方以智墓

对方以智，我是怀有特殊的敬意的。他是我历阳乡贤戴移孝（本孝弟）的业师，移孝曾追随其学，浪迹四方。

方以智以“明末四公子”之身而遭遇江山易祚之厄，坚守遗民之志，颠沛流离，抱恨而殁。

方以智于清初学术领域可谓“异数”，他的人生和学术不仅有别于侯方域、冒襄、陈贞慧诸“公子”，在十七世纪的思想史上也是卓尔独立的。王船山在方以智殁后为之写传，称其“姿抱畅达”、“诚学思兼致之实功”，肯定方以智于格物之学的成就。有学者称方以智与并时学术大师不同的是“除了经史考证、文学、艺术、哲学、医学之外，由于在金陵时直接受汤若望、毕方济等天主教传教士的影响，多了一重西方知识的背景，曾使他从事科学研究，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动物、植物、矿物等，这方面的背景，使他有机会脱出儒家思想的樊篱，成为会通中西，并尝试以新观点重验传统思想的第一人”（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方以智”）。遗憾的是，对方以智而言所发生兴趣并接受的只是西方的科学知识，而并非宗教本义。这种局限甚至到了清末民初，同样发生在有志于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总与“信仰”擦肩而过。从方以智的心路历程不难窥见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社会所产生的先修困闷和复杂性，有人以“方以智”之名论其代表西方科学哲学的特征，而与东方（“圆而神”）的智慧相对应（《青愿愚者智禅师语录·示中履》）。窃以为他出入儒、释，则以道为指归。其风骨峥嶒，碑不出清朝年号，以其心志，可以想象其披剃之后，依然心念“复明”之志，绝非“超然物外”之逸士。

关于方以智之死，历代众说纷纭，我比较赞同余英时先生《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之观点，“波涛忽变作莲花，五夜天归水一涯。”（方中通《陪诗》）密之先生自沉惶恐滩，止水全节，足令后人嗟叹不已。

刘大櫆墓

海峰独立孤寒巅，

黄土一丘衰草连。

犹忆浮山庄子斧，

前修力法俯九天。

刘大櫆墓在枞阳金社乡向荣村，墓在青山南麓，西邻村舍，南望田畴，坡前一方池水，堤岸古树林立，野藤纠结，别有几树桃花，临水盛开。衰草乱石堆中，寻见墓碑，碑碣极不显眼，豁然刻“刘大櫆之墓”。除去杂草，拂去浮尘，见碑石落款一行：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刑部广东司郎中世昌姪姚鼐顿首拜

刘大櫆墓

昔读海峰诗“死别渐欺初日诺，长贫难作托孤人”，深情如此，令人低徊不已。姚鼐对恩师情至深矣，乾隆三十五年刘大櫆将别歙县问政书院回乡隐居，姚鼐作诗《怀刘海峰先生》：“先生高卧楚云旁，贱子飘零每忆乡。四海但知存父执，一鸣常记值孙阳。于今耽酒能多少，他日奇文恐散亡。脱足耦耕如未晚，百年吾亦发苍苍。”可谓情真意切。

海峰少年踌躇满怀，却屡试不中。虽然方苞称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国史文苑传·刘大櫆》）然其游京师八九载，却失意而归。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三月，希望乍现，他往安庆省府初试通过，方苞力举他应博学鸿词科，春风吹拂，刘大櫆的心底再次燃起对仕进的渴望，因有“闻命只益愧，捧檄仍多欣”之叹（《诏征博学赴都道中述怀》）。而其间所感，悲欣交集，更流露出几分焦虑和惆怅。果然，大学士张廷玉以同乡之嫌，黜其出局。十五年后，张廷玉于诏举经学时，独荐这位乡亲，试图弥补当年之憾。未久，张亦去大学士位，刘大櫆彻底泯灭仕途之想，“素抱未及展，华发已盈颠”（《感怀六首》）。志莫能酬，自此课书作文，书生终老。

对于今天的桐城人来说，张廷玉无疑是他们的荣耀，听说很多当官的人都会到他的豪华的陵前参拜。或许因为曾经知道他与刘的这段“过节”，我婉谢吴馆长约往大学士陵园参观。又听说，当年红卫兵小将曾刨开张坟，取其尸骨绑在树上，开现场批斗会。我说：“不知张大学士当年对刘大櫆的‘压制’是否也被小将们当作罪状之一呢？”朋友笑道：“小将们哪知这些，他们批的是封建社会的代表。”平心而论，张某为官谨慎，也非过错，只是为人亦难免虚伪自私。然而，毕竟海峰奇秀，这位“非士亦非农”的桐城学人，虽然身世萧条，命运多舛，却卓然成为一代文学巨擘，继望溪先生其后使“桐城派”之名而至巅峰。海峰先生终身教课，他曾自豪地说：“一时之名隽，多依余以劘切。”（《程瑶田诗序》）刘门弟子皆当时之俊彦，桐城姚鼐、王礿、左坚吾、朱雅、李仙枝，歙县吴定、金榜、程瑶田、程晋芳、鲍桂星、汪吾凤、方根炬，休宁郑用牧，常州钱鲁斯，历城朱孝纯，诚所谓桃李满门，一时天下文章皆出其流。

抚冢低徊，忽忆先生《自赠诗》：“学业牛蹄水，人情马耳风。文章无所用，计画只增穷。”可谓苍凉之极。友人说，刘大櫆墓也曾被盗。一介书生，坟里恐怕也只有几颗印石、一方歙砚吧！

说起古墓遭遇，友人说，枞阳旧属桐城，桐城派大家多在枞阳，所谓“十桐九枞”，从枞阳立场考虑，“桐城派”是桐城打的牌，而这些遗迹却在枞阳，桐城又无从干涉。如果说这是一种官本位，其根源则在于我们划分行政区域之始无视人文历史生态，这无疑是对文化的一种漠视。这让我想起前些时日在屯溪时与友人讨论的同一话题，徽州旧名不存，而改为黄山市，婺源、绩溪划出他辖，何尝不是对文化的漠然呢？！

青山夕照，陌上花开。章姨说：“今天和大家扫了一天的墓，也算一回不一样的春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