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可能因着对笔墨的特殊好恶，平昔不太在意硬笔书迹，而这通胡蝶的硬笔便笺我却十分喜欢，说它是“便签”因为确实只是一封极普通的“平安信”，其间流露着无尽的温情。信写于一九七五年，不妨抄录如下：
张大姊：
我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不幸你跌了一跤，不知现在全好了没有？我们的老骨头很难得好的，万望以后要保重，少出外吧。我现在也少出去打牌了，除非有车子接送。一切我会小心，请勿远念。
我知道你们常常记挂我的，因为我也很记挂你们啊！此地一点也不像过年，照常上班，你们台北很热闹了吧！祝你们新喜大吉！
克俭兄您好！
胡蝶上
二月二十五日
来信昨天才收到，请代候各位老友。常看见海音、琦君的文章在《世界日报》上。
张大姊即张明，生于一九一五年，江苏南通人。卜少夫的夫人。抗战时在《中央日报》任记者。去台湾后，任《新生报》副总编辑，被称为“台湾新闻女强人”。海音与琦君，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和潘希真是也。
信从加拿大寄往台北，正是胡蝶刚移民加拿大的那一年。时值中国传统的节日过大年，胡蝶却因看不到旧时过年的气象，油然而生怀旧之情。然而，一九七五年的胡小姐之故乡，阴霾未散，劫难频仍，哪里还有“过年”的喜乐呢？事实上，所谓思乡不过是对过去的岁月或某种文化的怀念罢了。胡蝶信中“打牌”、“车接”的口吻依然一派民国情调，这些，对于那时她的祖国来说实在仿佛“天方夜谭”。幸而收信人居住“天之一方”，总不致落寞苦寒。
胡蝶致张明的信封
胡蝶作为二十世纪之初十里洋场上海的大红明星，也算得上国际级的大牌。如今，她的电影已渐为历史尘埋，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胡蝶的大名却依然如星辰闪烁着光亮。可惜，人们更多的只记得她与戴笠的“绯闻”——准确地说是“恩怨”，悖谬时代的人们总是希望从这些虚无的追逐中来填充虚空的灵魂。
二
窗外的阳光明朗而热烈，慵懒地在窗前翻着闲书，似乎已忘却都市的纷扰。无意间读到一段有关胡蝶的文字，抬头看看素壁上楠木镜框中陈列的胡蝶信笺，信封也极其精致。我老想着要在上面添画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书名叫《中国戏剧大师的命运》，一篇《梅兰芳与胡蝶战时在香港》，作者是当年香港占领军的一个负责针对文艺界名人的小班长，名字叫和久田幸助。他叙述了沦陷时期，胡蝶的种种遭遇，先是家中较值钱的东西，都被那些军卒们索去，连两辆轿车也被征用。和久对此深为不平，胡蝶则一笑了之，甚至以为“因为是在战时，这种事情任何一国的军队都难免”。
某日，胡蝶应一位来自东京的将军之邀赴宴，途中却遭宪兵阻拦，罚站了一个多小时，甚至遭到无端的骚扰。对此，胡蝶终于忍无可忍，请和久帮助“到重庆去”。胡蝶化装成一个贫家女，有如赛珍珠《土地》中的阿兰那样逃脱虎口，辗转到了重庆方面广东省府所在地韶关。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世界。蒋介石派专机接她去了重庆。和田也因此受到处分，认为他没看管好胡蝶。
战后的和田与胡蝶相晤于东京，一起吃饭，回忆着往事。
这是一段极其“温馨”的文字，也隐约显现无奈与忧伤。
“当时，我的处境苦恼极了。结果，类似的事件一再重演，我虽然是日本人，也被日本宪兵抓起来。现在，你可以为我作证了。”
她听了我的话，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那么年轻的脸上，浮着爽快的笑容说道：“现在，我和你仍然和从前一样以朋友相见，这不是很好吗？”在她的话里含有这样一段事情。当日军战败消息传到香港的同时，蜂拥闯进宪兵队的香港居民，以私刑把宪兵队长残酷处死。
我记得胡蝶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你和我虽然被战争分成了敌我，可是我们一直都是朋友。逮捕你的宪兵队长，战争结束时，被拿当敌人来制裁了。在人世间有好多事情，不经过时间的考验，就不能水落石出……”
如我对胡蝶所说的“类似的事情，一再重演……”，在日军占领期间的香港，中国著名的影星伶人几乎都集在香港。我对于每个人，几乎都做过类似为梅兰芳、胡蝶所做过的交涉，可是在日军的骄横统治下，任何人却免不了被伤害。我当时只能把同情中国人的心情隐藏胸中，看着他们陆续去了重庆。
虽然如此，我仍然不断地责备自己，因为很多中国人同意我所提出的三项条件。而与我合作，战后皆被戴上“汉奸”的帽子，陷于苦难的处境。事后看起来，我自以为正当的三项条件，成了陷害人的甘言了。
所谓三条，正是当时日本用以收拢中国人才以图协助“大东亚建设”的一种阴险策略：
一、妥善保护他的生命财产。
二、尊重他的自由。如果他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庆的话，即时无条件放他到重庆去。
三、不损害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场互相合作。
其实，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国家也分成了蒋、汪两方，尤其对于都是知识分子来说，“选择”是极其无能为力的。
二〇〇七年春月听雪斋
附录：
拙文曾发表于《开卷》二〇〇七年八卷四期。第七期获见李伟先生大文《卜少夫与徐天白》，指出拙文误称张明为卜少夫的夫人。遂写信与董宁文主编加以纠正并说明原委，并寄拙画一帧请转李伟先生，以谢正谬。后来，李先生又撰文《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的开卷》译林出版社）忆及此事，摘录如下，以志书缘。
读书是人生最大乐事。……
从书缘到人缘，这是乐事之一。这一回是二〇〇七年的事。
二〇〇七年《开卷》八卷四期刊登北京许宏泉先生大文《胡蝶》，拜读之下方知写的是上世纪之初的大红星胡蝶的轶事。作者以清丽的文笔，从胡蝶的一通硬笔手泽说开去，当年胡蝶寄身异域（加拿大），时值传统节日大过年，看不到旧时过年气象，油然而生怀旧之情。作者慨乎言之说：“胡蝶作为上世纪之初的大红星，不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也算得上国际级的大牌。如今，她的电影已为历史尘埋，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胡蝶的大名依然如星辰闪烁着光亮。可惜，人们更多的只记得她与戴笠的‘绯闻’——准确地说是‘恩怨’，悖谬时代的人们总是希望从这些虚无的追逐中来填充虚空的灵魂。”我佩服许先生的真知灼见。
然而许先生的大文却有败笔。那就是乱点鸳鸯谱，错配一宗姻缘。胡蝶此信的收信人是一位张大姊。许先生诠解曰：“张大姊即张明，生于一九一五年，江苏南通人，卜少夫的夫人。抗战时在《中央日报》任记者。去台湾后，任《新生报》副总编辑，被称为‘台湾新闻界女强人’。”卜少夫夫人为张明，言之凿凿。读至此，当时颇感困惑。卜姓甚少，少夫之名也罕有重名，许先生所指的当是当年人称“卜二哥”的报人卜少夫。这位前辈报人，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我曾初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撰文学传记《无名氏传》又与卜乃夫（即作家无名氏，他是少夫先生的四弟）相交，由此更和少夫先生有数面之缘，并有函牍往来，故也熟知其家事。
据我所知，卜少夫的夫人为徐天白（字品玉），这位江南才女一九一一年生于江苏常熟。一九三五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她是当代大词人吴梅、汪旭初、胡小石三位的高徒。女词家沈祖棻（程千帆夫人）、曾昭燏（曾国藩后人，解放后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尉素秋（叶青的夫人）等都是徐天白的同窗。徐天白的才识，黄苗子曾这样说：“天白嫂子不仅会持家，写起诗词文章来，比少夫还要高。”卜少夫一生深得夫人徐天白之助。抗战时，卜少夫先在香港编《立报》副刊，一度回内地任多家报纸的战地记者。《立报》副刊的编务就由夫人代替。抗战胜利后，卜少夫任上海《申报》副总编辑，兼编副刊《自由谈》。有时他去外地，暂代者也是徐夫人。一九四九年后，卜少夫主持的《新闻天地》周刊迁香港，徐天白担任发行人，协助审稿、校对；另一份《旅行》杂志，她总揽全部编务……卜少夫说：“我一生的成就要归功于我的另一半。”徐天白更有性格豪爽、豁达的美德，她针对卜少夫生性浪漫、时有逾矩之行有句自我解嘲的名言：“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我夫。”
卜少夫与徐天白的婚史长达五十七年，接近钻石婚，并未有另娶与纳妾等情。两人感情至晚岁尤笃。徐天白不幸于一九九六年病逝，享年八十五岁。卜少夫哀痛逾常，他说：“我的哭泣，将一直到我的生命尽头时才会停止，随时想到她我会流泪。”他每天点三炷清香，向夫人遗像祈祷：“要是再有来生，我俩再成夫妻。”四年后（二〇〇〇年），继夫人后，卜少夫也走向天国。卜少夫与徐天白情深一生，先后走了，像两股轻烟绸缪交结在一起，三生石上再结来世缘。
卜少夫与徐天白这段生死恋，我曾撰文发于北京《传记文学》。后经蔡震先生收入《2007：中国年度最佳传记文学》（漓江出版社）。当看到许宏泉之文有乱点鸳鸯的讹误，写了一篇短文《卜少夫与徐天白》，发于《开卷》第八卷七期。我在文末写道：“许宏泉先生之说，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本意只在纠误。许先生雅量并不介怀，百密难免一疏，原来此错在于援引了错误的二手资料。许先生自承曰：“对于卜少夫其人，我虽略知其人却并无更多的了解，拙文关于张明女士的生平乃是援引《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陈玉堂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第六百一十二页六千六百条张明简介：‘张明（一九一六～ ）（原文如此，出生年两处不同——笔者案）江苏南通人。女。笔名姚藏（见抗日时期贵州《中央日报》副刊）。卜少夫夫人。……’”（见许宏泉致子聪函，《开卷》八卷九期）许先生自己揽责道：“拙文便也难脱以讹传讹之责也。”
此事还有余波。数月后，一封挂号信函件来自北京，竟是条幅墨竹一帧，乃是许宏泉先生赐赠。原来许先生是位画家，绘事之余又撰文，小说、随笔、史论……创作极丰。书画、鉴赏、文艺批评和写作都有成就。艺术辐射广邃，艺术涵养深厚，实不可多得。二〇〇八年元月九日，“许宏泉画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幕，我又应邀观展。画册介绍说：“许宏泉，字昉溪，号和州，别署留云草堂主人、蒲庵等。一九六三年生，安徽和县人。现居北京。……”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书缘带来人缘，《开卷》架起了金桥。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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