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后婉容，出身世袭贵族，正白旗。美貌娴雅，琴棋书画样样在行，在贵族圈里很有口碑，天然皇后的料子。
十七岁，她进宫。众望所归。
1922年12月1日，北京的老百姓有幸目睹了统治中国三百多年的满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结婚大典。
那时的紫禁城，早就没有了《甄嬛传》里的大清架势，后宫三千佳丽更是只剩了两个，一个皇后婉容，一个贵妃文绣。连厨子小厮加起来，统共一百多个人儿。到了夜里，敲梆子的更夫亦是小心翼翼，生怕撞见了前朝的冤死鬼出来纠缠。
大清破落了，一些规矩也就悄然地破除了。
婉容的屋子里点着长明灯，哥哥才来探望的，带了一些个天津英租界里的时尚画报。婉容一页一页地翻着，见了喜欢的，立即拿了剪刀，裁了下来，明儿个，好去内务府的仓库找料子来缝新衣。
锦罗帘帐中，熏了淡淡的百合香，婉容捧着一盏燕窝，用了银勺子慢慢地搅动着，眼神怔怔地落在鎏金香炉袅袅的青烟中，聚了，散了，无有定时。
窗外，听见压在枝头的冰雪绽裂的吱嘎声。
到了二月，天渐渐地长了，庄士敦和任萨姆扮演了信息快递公司的角色，他们把一批又一批金发碧眼的先生、女士带进紫禁城，介绍给早已丧失了政权的年轻的皇帝和皇后。任萨姆是婉容的英语老师，经常会带些英国的书籍和小玩意，给美丽的皇后解闷，皇后出手阔绰，回赠翡翠，或者珍珠。
溥仪和婉容的大婚期间，有过一次非正式的外宾招待会。开了先例，宫内男女无须回避的“外事活动”便延续了下去。
婉容在清宫的那两年，每一次接见外国人，都以非同凡响的服饰震惊朝野和媒体。那样的情形下，讲究服饰便是她人生的一桩正经大事。她道，这是大清的体面。
失去了天下，年轻的皇帝和皇后想方设法，在生活上寻找乐趣，寻找生命的出口。
摄影，骑马，打球，舞厅，时装。
院墙内，婉容身着一袭飘逸的旗袍，和溥仪一起摆弄照相机。大约是厌倦了宫廷里的繁文缛节，日常的婉容，喜欢淡雅的颜色，淡淡的海棠，淡淡的舒云，像是瓷器薄薄的釉色，落地的月色，清晨的岚气。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兵围了紫禁城，并切断了电话线。冯玉祥手下身兼京畿卫戍司令的鹿钟麟将军，号称奉大总统令闯入宫中，见到溥仪后立即宣布：三小时内宫中一干人等必须出宫，只能携带本人衣物，不得藏匿细软。上自溥仪，下至杂役，凡违背者严惩不贷。
小内务府总管绍英奉溥仪之命追出去协商，希望能宽限时日……不待绍英细说，鹿钟麟便疾言申斥：“时局动荡，今天不搬出，我军一撤走，发生意外谁负责？！”随鹿钟麟将军而来的京师警察总监张璧更放狠话：“没得商量，三小时内必须搬走！” 张璧说罢这话，转头命令副官：“通知景山炮兵部队，时间一到就开炮，不用再请示！”
其实，景山哪里有什么炮兵部队！这话就是说给绍英听的，再让绍英回宫转达给溥仪。
绍英一溜小跑到了储秀宫，将所闻转述给溥仪，溥仪闻言呆若木鸡，手里刚啃一口的苹果掉在床上都浑然不觉。待吓坏了的溥仪喘过一口气之后，绍英这个菜鸟又慌慌张张进来添乱：“皇上，不得了了，再宽限20分钟，马上就开炮了！”
惊慌失措的溥仪在婉容、文绣等家眷的簇拥下，失魂落魄地跑出神武门，钻进汽车，逃往醇亲王府。这天的婉容，真是可怜，除了身穿的衣裳外，一点细软没带出来。
溥仪被赶出北京紫禁城后，选了一个吉日，即于1925年2月23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坐火车来到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张园原名“露香园”，是清末湖北提督张彪在津寓居的花园别墅。
溥仪的到来，使张彪受宠若惊，亲自准备和张罗。他在英商惠罗公司购买了进口的欧式豪华铜床三张和全套外国被褥，又令家人赶制上百件床上用品。张彪的选购，使溥仪知道了惠罗公司，以后遂成了惠罗公司的常客。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洋人，我尽量利用惠罗公司、隆茂洋行等等外国商店的衣饰、钻石，把自己装点成《老爷杂志》上的外国贵族模样。我每逢外出，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子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出品的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或三条德国猎犬和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
在惠罗公司购买的东西还有：钢琴、钟表、收音机、化妆品、家具、皮鞋、眼镜以及运动器械。溥仪在津花钱无数，而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则比着消费。
正昌咖啡店位于法租界大法国路与狄总领事路口。经理为希腊人达拉茅斯，进口各类咖啡豆，现磨现卖，有简餐和冷热饮，外卖正宗的法式面包、点心、糖果和葡萄酒。这家店的法国菜也很有名。法国菜选料广泛，加工精细，烹调考究。溥仪和婉容经常光顾。
天津的皇宫只是一栋楼而已。紫禁城琉璃屋顶，后海的荷花，景山的白塔，颐和园的湖光，都成了故国残梦。
婉容与溥仪（天津）
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度过了七年的寓公生活，除了消受逛街、吃西餐、舞会、会见遗老遗少、看电影外，依旧做着复辟大清王朝的美梦。
在天津，婉容是鸟儿归林。婉容在娘家，从小学习英语，西化程度远甚于圈在紫禁城内的溥仪。天津的租界生活，颇合婉容的心意。她不但常给溥仪写些抒情的英文短信，而且还教会了溥仪吃西餐。
西餐，当时称作“洋饭”。作为中国的帝王，溥仪完全不懂这“洋饭”的食法。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回忆第一次吃西餐的可笑情形——
他让太监到六国饭店去买西餐。
店里问：“要买几份？”
太监说：“反正多拿吧！”
店里要派人来摆放餐桌、刀叉并布菜。
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
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溥仪看见一碟黄油，黏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尝！”
太监们吃了一口连声道：“太难吃了，太难吃了！”
溥仪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
溥仪这样回忆了婉容向他传授西餐知识的情形：“结婚后，有一天我对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提议道：‘我们今天吃洋饭好不好？’当然她们都是极端赞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样，把多得惊人的西餐端来摆满一大桌子。正要举箸（因为我尚不惯于使用刀叉）来吃时，婉容见状似乎是吃了一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样吃法太老赶了，应当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盘子里吃！’于是就由分盛汤菜起一直到怎样使用刀叉等，都做了技术上极其生动的说明，并做出了极富自信的实际示范动作。我固然觉得被这种技术问题束缚得很别扭，但从那次起就逐次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而学会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领。”
据说，皇帝溥仪对女性缺乏热情。
为了排遣宫廷的郁闷，婉容和文绣以挥霍来浇愁。
一如后来的黛安娜王妃。
婉容常带着御用裁缝春儿，去天津繁华的劝业场观摩进口服装的式样，购买最新式的进口面料，然后，几经琢磨，亲自画出服装的草图，设计出中西合璧的改良旗袍。
春儿爱皇后，也可怜皇后，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为皇后做出最美丽的衣服。
每日里，春儿陪着皇后去选料子，女红们忙着把绫罗绸缎绷在黑檀木架子上，合绣一幅双面绣，图案是春山和浮云。双面绣讲究技巧和心思，多一针，少一针，斜一针，漏一针，都会使图案变色变形。
层林尽染的丝线，看久了，眩晕，婉容厌倦了，回宫喝参汤去了，留下春儿在那儿，对着天光比划着丝线的深浅，揣摩着婉容的心意。
见婉容不在跟前，下人便也是闲话起来。问春儿，这块料子绣出来做什么？
春儿道，这做的是娘娘游春赏花的应景衣裳，这块绣品将缝制在袍子的袖口和下摆。
下人道，应景的衣裳，何苦如此费工夫。
春儿道，费工夫的事儿，才考验一个人的品性呢。
下人道，这个，我们便是不懂的。
春儿澹然道，不懂也是福分呢。
兰花开了，要做衣服，山茶花开了，要做衣服。
宫里，最后灭灯的，总是做女红的地方。
一年到底做了多少衣服，谁也说不清楚了。
皇后做新衣，妃子也要。衣服，成了彼此争宠的武器。
婉容心底柔软，每当看到报纸刊出穷人挨饿或无钱求医、无力安葬的消息时，自要派人送去几元几十元。据1923年2月12日《事实白话报》载：一群由穷苦无告者组成的“北京临时窝窝头会”，一次就收到皇后使者送来的600块大洋，婉容的行善乐施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不少人为之感动。
表面看来，这时期的婉容悠闲快乐，其实内心里有难言的苦衷。
贴身太监孙耀庭回忆道：“起先皇后的脾气挺好，皇上常到她屋里来，可是很少在她屋里宿夜，只是说会儿话，玩玩就走；后来，皇上来的次数少了，她的脾气也变得不太好，有时候在屋里绣着花就停下来，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声；每当这时，我们就得格外小心侍候。”
婉容出身名门，容颜娇美，身材匀称，仪态高雅，且博学多才，精通英语，对服装的纹饰有着非常精辟的见解，她道：唐代，是中国服饰的巅峰时期，富丽堂皇，雍容典雅，从容飘逸；至清代，纹饰更加繁缛，那些缠枝纹、博古纹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工艺虽精，但却使人压抑。
婉容除了给春儿讲述从古至今的纹饰变化，还经常把珍贵的古籍册页拿给春儿看，要春儿照着上面的样子做。她告诫春儿，不能一味地照搬，要融会贯通，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以彰显自己独到的手艺。她还说，开气儿，也就是开叉不能太高，高了轻浮，低了，少了灵动。此时，春儿也对婉容有了更深的理解。婉容的高贵源于她的身份，她的气质源于她的修养。同样穿绫罗绸缎，作派大不相同。
为了赶上时尚的潮流，宫里经过讨论，买了一架美国制造的缝纫机。
根据春儿回忆，宫里每年打点的布料，其数量惊人！
裁缝春儿忠厚老实，善解人意，经常陪婉容上街买衣料，看时装，这给寂寞的婉容，带来了一点点乐趣。戒备森严的“皇宫”，犹如地狱，婉容只好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精心打扮上，这是她唯一能做的正经事。
院子里，海棠开了，婉容一袭长裙曳地，只袖口绣了一朵半开未开的玉兰，缓缓下得楼来，身姿如柳，飞燕临风，一抹雨后新荷的天然之美。
溥仪不知去了哪里，只有春儿欣赏着、赞叹着皇后的美颜。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男子，便会被婉容深深地打动，偏偏婉容最在意的那个人，不愿意多看她一眼。
她的歇斯底里，她的无端发作，不厌其烦地装扮自己，都是为了引起关注。她是皇后啊！
皇后又怎么样？
溥仪从小生活在变态的环境里。他的身子早就被太监和宫女们毁了，随之毁灭的，还有他的心和灵魂。皇后，只是他随意画押画来的，算不得什么的。
文绣不漂亮。
被冷落。
文绣不愿做豢养在御园中的囿鹿，她向往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然而，她这一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在这个没落的帝王之家，却是艰难的。文绣曾经几次自杀未遂。可见痛苦至深。
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其中第四编《亲属》是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该法规作出了“允许自愿离婚”的明确规定。文绣得知此条法律的颁布如获至宝，终于在现代法律精神的鼓舞下，于1931年8月25日闹起了轰动一时的妃子革命。
那些日子，溥仪手足无措，坐立不安。为了维护皇帝的脸面，溥仪的律师和身边的遗老多方通融，才免去了对簿公堂，以溥仪一次给予文绣生活赡养费5.5万元了结。
有消息说，文绣离婚时，还是处女。
这是一件颜面扫地的事情，溥仪自私怯懦，他怪罪于婉容对文绣的排挤，一腔怒火发泄在婉容身上。
婉容虽在宫中有令人羡慕的高贵身份，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享受夫妻之爱和天伦之乐，在这种虚伪无聊的环境里，婉容觉得呼吸都是困难的，行走都是戴着镣铐的。机密太多，耳目太多，她没有朋友。她是一只珍贵的青花瓷瓶，偏这个瓷瓶有了灵魂，不愿意被人随意地摆放。可是，却又没有可以被摆放的合适的位置。晚上，吃过饭就再也无事可做了，总想找点儿事。这样，她又添了个多余的毛病，临睡梳头时拆掉“一把抓”，再将所有头发编成辫子，第二天一早仍梳回原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因为害怕寂寞，她的睡房的门总是开在那里，希望有人进来陪伴她。她的亲人爱恋她，劝她抽大烟来释放苦痛，忘却国族、家族破碎的不堪。婉容身不由己地沉浸在服饰和鸦片上。她身边最常见到的便是她的裁缝春儿了。她从春儿的服装中得到了快乐，春儿也是在婉容的启发下，使满族服装得到了改进。正是末代皇后，在特殊的历史政治环境下，使旗袍成为经典的服装样式，以妩媚动人的风采博得世人的偏爱。
皇后穿着春儿做的衣裳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个朝露般的角色。
溥仪很少和婉容说话，很少到婉容的卧室去。
1931年11月，溥仪逃至长春，开始做他的伪“满洲国”皇帝，婉容辗转奔波，也追随而去。
离开天津的时候，婉容给春儿留下了一些珠宝配饰，作为念想。
春儿把这些珍贵的念想锁在一个箱子里，如同守着情人一样守护着他曾经的美丽高贵孤独的主子。
在东北，裁缝春儿没有了，打发无聊孤独的营生和依傍没了。无限的空虚、冷漠和寂寥，在婉容的内心郁结成疾，婉容的大烟越抽越凶，她开始神志失常，常胡言乱语，咒骂溥仪。溥仪更加恶感她。就连娶妃子的事，也懒得告诉她。她已经是冷宫里的人了。
1935年，孤独而又寂寞难耐的婉容开始和溥仪的侍从私通，并且有了身孕。
溥仪龙颜震怒。
婉容跪在溥仪面前泪流满面地哀求，希望溥仪能够承认这个无罪的婴儿，但是遭到了溥仪的无情拒绝。这个没有取得出生权利的女婴在生下来半小时后，就被扔进了燃烧的锅炉里，化成了一缕轻烟。婉容最后一点做人的权利、最后一丝人性的希望，也随着这一缕轻烟消失得干干净净。
沉重的精神打击加剧了婉容的精神分裂，也加剧了她的烟瘾。但就是到了这步田地，她都没有想到过和溥仪分开，婉容真可谓是“生也皇后、死也皇后”，一个皇后的虚名把她压死了。
1946年，婉容死在了吉林省延吉的一所监狱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张炕席，葬在荒山野岭。
她嫁进宫时只有十七岁，溥仪只有十六岁。一对少年，一对如花美眷，就是应该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就是应该说着说着就睡着了的天仙配，可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没有这样安排他们，他们个体的命运无力承担如此的历史重量，他们被压倒了。
婉容自己设计的旗袍，胸前一个硕大的裘皮包。时尚、典雅、清新，如同出水芙蓉。
沉重的精神打击加剧了婉容的精神分裂，也加剧了她的烟瘾。
溥仪说，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子，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她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
婉容，末代皇后，多美的一个人儿，就这样，没了。
尽管，她和裁缝春儿设计的旗袍楚楚动人，但依旧遮掩不住一段民族历史的悲哀，一段个体命运的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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