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出生就注定是一个传奇。
她原名黄素琼，她觉得这个名字不够浪漫，日后改名为黄逸梵，一个很旖旎的名字。
李菊耦去世的第三年，儿子张廷重迎娶黄逸梵。
金童玉女。
黄逸梵门庭显赫，祖父黄翼升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通常称军门黄翼升。在李鸿章淮军初建、开赴上海时，黄翼升所统带的五千水师也归李鸿章节制，是李鸿章的副手。
1865年，李鸿章奉命镇压农民军，黄翼升的水师驻守运河一线，为清政府立下了功劳，功封三等男爵爵位。
黄家在南京的遗迹为莫愁路上的朱状元巷14号，现被称为军门提督府。
1894年，黄翼升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他只有一个儿子黄宗炎（另二子早夭），早年中举，黄翼升为他捐了道台，承袭爵位后，便赴广西出任盐道。
这位将门之子，婚后一直未有子嗣，夫人亲自跑到乡下给丈夫买了个姨太太。等姨太太终于怀了孕，将其留在南京。黄宗炎去广西赴任，不到一年便染瘴气而亡故，仅活了三十岁。
黄宗炎死后，全家人都关注着黄家唯一的血脉，大太太唯一的指望。
临盆这天，一阵手忙脚乱，接生婆道：“一个女孩！”
大太太当即晕厥过去。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接生婆又道：“里面还有一个！”
一个男孩！
女孩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
姨太太生下孩子不久亦死去，黄素琼姐弟是由大太太一手带大的。
黄素琼缠了足，待在后花园里。她与弟弟一起读完了私塾后，弟弟被送进震旦大学，她则留在家中，等待做结婚员。
她从一开始就不是她自己，她是将门千金，李鸿章的孙媳妇。
她的文雅的精致的名字，代表着那个半新半旧的年代，却始终与真实隔了一层磨砂玻璃。
我注定是那个时代的迟到者。
我只能在相同的湿度和温度中揣摩着她。
2013年的情人节，我躺在泳池边，一棵印度素馨下。不远处，是拍遍栏杆也说不尽的吴哥石窟。
热带的树和花儿，都是毫无顾忌的，恣肆的，狂野的，旺盛的，无拘无束的，黄素琼的性格，便是这柬埔寨国度溽热中的植物，单纯，自由，热烈，神秘，即便是裹着三寸金莲，亦是阻挡不了悸动的心灵。她把一张张的票根做成了她生命的驿站，一站又一站。
黄逸梵来信告诉姑侄俩：想学裁制皮革，做手袋销售。
她结识了新男友。
1936年，她绕道埃及、东南亚回国，在马来西亚买了一洋铁箱碧绿斑驳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上海成孤岛后，她去新加坡，留下这堆蛇皮，梅子雨时节，小姑张茂渊率张爱玲把蛇皮拿到屋顶洋台上去曝晒防霉蛀。
新加坡沦陷，在南洋的暑气中，她的美国情人被炮火击中，她看着一张生气英俊的脸庞萎谢、黯淡、消失，那是多么痛的时刻啊，她的心一定是碎了的。
身边没有亲人，她只能自己把碎了心黏合起来，继续前行。
独自一人，避难到印度，曾做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还在马来西亚坤成女子中学教过半年书，学校的纪念册里，保存着她的半身照。是她离开时，赠送给同事邢广生老师留念的。
她给姑侄俩形容这段落难生涯，直呼“过瘾”。
她的生命能量得到了最大的释放。
她的婆婆李菊耦的生活，像一个阴森森的旋涡，平淡乏味，没有希望没有生气，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和愿望去做些什么。
张爱玲母亲
（香港大学档案中心提供）
因为有异域的美丽，张爱玲特地去研究人种学，希冀找出母亲血缘中不同气质的DNA。
（香港大学档案中心提供）
黄逸梵不然。
终其一生，她为获得个人的自由幸福而饱受困扰，但这种困扰不仅成为她的情调，而且成为她的爱好。她情愿去赌博、去追求刺激，也不愿落在地上，做平凡女子。
轻易得来的，也轻易离去。
她是富二代、权二代，显赫的家世，成就了她的生命哲学——花钱如流水，信奉当下，及时行乐。为了幸福，一掷千金。为了爱情，一掷千金。她勇敢地拿人生做赌注。
婆婆离世，她积极主张分家独立，摆脱小叔子的控制。
他们聪明，托人在天津给张爱玲的父亲谋了一份闲差，草草分了家，浩浩荡荡，离开上海，坐船去了天津。
到了天津，张爱玲的父亲自由了，没人管了，野马一般，撒欢地跑了出去，抽大烟，上戏院，逛窑子，买小公馆。
黄逸梵满脑子的五四新思想，反对鸦片，反对纳妾，拒绝陈腐，渴慕新潮，崇尚独立，不甘做男人身边的小鸟。
钱给了她自由飞翔的可能。
华洋杂处的天津，在英租界的大宅子里，她和小姑子张茂渊窃窃私语，思量着去英国游学的宏伟计划。
黄逸梵给张爱玲拍过许多照片，照片里的张爱玲大多不笑，圆头圆脑，有着怀疑一切的目光。唯一笑得很灿烂的一张，便被她很用心地着了色。
照片上的张爱玲生得面团团的，穿着蓝绿色薄绸的衣裳，有着薄薄的红唇——然而她明明记得，那是一件T字形白绸领的淡蓝色衣裳，印着一蓬蓬的白雾——蓝绿是母亲后来的着色，那是母亲的蓝绿色时期。
隔了许多许多年之后，张爱玲也还清楚地记着，一个北国的阴天下午，相当幽暗，母亲把一张小书桌搬到狭窄的小洋台上，因为那里比较明亮。母亲很用心地拿着笔替这张照片上色。桌子的一角，搁着一杯水，那是用来洗笔的——母亲是时髦的，也是美丽的，总是不大容易高兴。早晨，何干抱了女儿到她的大铜床上，她总是显出微微愕然的样子，似乎一时想不起这个小女孩是哪里来的，她忍耐地看着那孩子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不知所云地背唐诗，要好一会儿才慢慢醒转来——合肥人把这种状态称为“下床气”。还了魂来，她教女儿认方块字，认两个字之后，就给她吃两块绿豆糕。那是从京城里买来的点心。
——关于母亲的记忆，统统和“绿”有关。
张爱玲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这个朦胧的美丽的影子一般的女人。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族里，黄逸梵无法呼吸。张爱玲的姑姑也同情年轻的嫂子。
一番窍窍私语，一番密谋。
姑嫂终于离开旧的家，出国留学。
湖南人最勇敢。黄逸梵说。
小脚女人出国。
坚硬，坚定，不妥协，所谓菊花带刺。
临走的那天，留恋，不想走，倚在大铜床上。
佣人抱着张爱玲来催母亲。
母亲只是一味地哭泣。
墨绿色的裙子，缀着亮片，因为抽噎一闪一闪，很是凄婉。
母亲和姑姑走了。
家里只有老妈子和姨太太。
黄逸梵的第一件惊人之举就是裹着小脚到巴黎学习美术。
1925年，一群上海的才子佳人聚在一起，相约去巴黎世博会。
黄逸梵也在场。
那一届的世博会主题是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
一班上海才子佳人到得那里，发现只有中国商品，却是没有中国馆，心有戚戚。
张道藩不走了，选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纸上谈兵，开始设计中国馆。徐悲鸿一旁看着，不动手，只动嘴，这里是树荫下的山石，那里是栏杆前的满莲荷叶……都是意气风发的年龄，都是羽扇纶巾的神采，一时间得意忘形，被冷落多时的美人蒋碧薇浅浅笑道：“说是来逛园子的，怎么只顾得在此撒野涂鸦了呢？”
在巴黎街头，黄逸梵轻舞飞扬，她说：“在唱机盒里投入20法郎，点那支在戛纳听过的乐曲，就能平添5分钟的忧郁。”
她踏着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
姑嫂联袂到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小脚嫂子比大脚小姑子滑得还要好。
她如此精巧优美地把折磨、欺骗、人性的种种复杂都变成享乐，自顾自地在个体生命的墙体上枝叶纷繁。
《对照记》里，一张题为“在伦敦，一九二六”的照片，黄逸梵的侧身照，卷发，双手交叉抵于下巴，膝上一件蓝绿外套。她在学油画，自己亦是画中人。
黄逸梵应是麻将桌上的尤物吧。她的希腊式的风情，所向披靡。
英伦的岁月无疑是飞扬的、放恣的。
一天，她收到了一封信：丈夫张廷重的一张小照，一首七绝：
“才听津门金甲鸣，又闻塞上鼓鼙声。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
唯有古体诗方能抒发如此蕴藉的相思之情。一声“书生”一声“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新婚时光，宛如眼前。
她的心，还是动了。
她选了黄道吉日，回来了。
全家人先期从天津来到上海，等待美女的归来。
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花园洋房、暖气、德国装备的厨房、水晶吊灯、波斯地毯、玫瑰花、童话书、衣服华美的外国客人，下午茶、沙龙、派对、圣诞树、钢琴、唱片——黄逸梵带来了明丽的天堂。
张爱玲听见母亲在唱歌。
肺弱的母亲学唱歌，听起来更像吟诗，比钢琴低半个音阶，抱歉地笑，娇媚地解释。
这是张爱玲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父亲似乎也很快活。妻子终于回来了。妹妹也回来了。全家福。
张爱玲想，父亲应该是爱母亲的。
但是那样的男性，在某些方面永远也长不大，如同婴儿离不开奶嘴，父亲离不开鸦片，也摆脱不了末路贵族的颓废和沉沦。
母亲失望，家里出现尖锐的争吵。
黄逸梵提出离婚。还请来了律师做协议离婚状。
李鸿章的孙子张廷重被这样的文明烫伤了。
张廷重绕室三匝——他的心，还留在妻子这一边。不愿意签字，笔提起，又放下……以为拖延，可以等来新的契机。
妻子把这颗易碎的、不再鲜活的心脏还给了他。
黄逸梵道：“我的心是早就冷了的。”
闻此言，张廷重挥笔，落下了名字，灭了这段香火缘。
黄逸梵关照儿女不要怪父亲。
当初，是媒妁之言，怪不到彼此。
要怨，怨缘分太浅。
黄逸梵是一只美丽的鸟，越飞越远。
看见一张照片，1930年初，黄逸梵单衣薄裙在西湖边赏梅。
秋季，她飞去巴黎，大约想继续学习美术。
张爱玲的影集里，黄逸梵在远航中，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末叶，玉臂凭栏，高跟皮鞋，连衣裙，暗影浮动，像传说中的东方公主。
——这是她的风格，她的时尚。
她出国，谋生也谋爱。
1933年，在巴黎，蒋碧薇与徐悲鸿闹情绪，便去黄逸梵的公寓躲避风波。蒋碧薇称黄逸梵为“画家黄女士”。
1938年，张爱玲逃出父亲的旧家。
此时，黄逸梵与小姑张茂渊住在上海的开纳公寓。
一套公寓里，三个背叛了家族的女性。
她对女儿很失望。女儿张爱玲不漂亮，也缺少大家闺秀的气质。
她把女儿送进教会开办的贵族女校，努力训练张爱玲成为具有欧洲范儿的淑女。
黄逸梵以每时5美元的价格替女儿聘英语家教，张爱玲获得伦敦大学入学考试远东地区第一名的佳绩，因为英国宣战，张爱玲转而去香港大学。
女儿在哪里，黄逸梵就在哪里出现。
黄素琼，1930年末在海船上。
香港浅水湾酒店。黄素琼因女儿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便去探望，住在浅水湾酒店。
1941年，珍珠港之夏，她与上海的朋友住在香港浅水湾饭店，日后，张爱玲拿了母亲和母亲朋友的经历，写出了小说《倾城之恋》。
美丽的母亲又离开了。
母亲总是离开。她的每一次归来，似乎是为了更长久的离开。
1948年，张爱玲的母亲最后一次回国，那是张爱玲生命最黯淡的时期。她想带张爱玲出国，张爱玲选择了留在上海和姑姑一起生活。黄逸梵一个人走了。
思忖，她的心一定是凄凉的。
担心坐吃山空？还是继续持有做皮革生意的怀抱？1951年，黄逸梵在英国的工厂做过制皮女工。
1956年8月，张爱玲与赖雅结婚。黄逸梵送赖雅280美元红包。为什么是280元？讨口彩？
1957年8月，黄逸梵生病，需要手术。在美国的张爱玲得到消息，写信给母亲，寄了100美元支票过去。此时的张爱玲，自顾不暇，甚至连买一张去伦敦的机票都很困难。
一个月后，黄逸梵在伦敦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盘点黄逸梵的一生，她叛逆，她渴望真实热烈的爱情，她追求不合时宜的浪漫——当然，浪漫都是不合时宜的——她爱惊险的游戏，她爱女儿张爱玲，爱的很绝望……她孤独，因为她宁愿孤独，也不愿意失去自由，尽管她的自由是一种悲情的自由。她永远让人激动——这就是所有人都爱她的原因。她的生命比女儿张爱玲更饱满，更有戏剧性。她赢了。
张爱玲对母亲的感情，债台高筑。
母亲的世界里，计较钱，但是更计较张爱玲的前途。
每当张爱玲入学的时刻，小学，中学，大学，母亲一定会来亲自张罗。
她为张爱玲能成为女才子，不惜拿出自己活命的嫁妆。
一直，一直到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小团圆》时，张爱玲对母亲的情感依旧纠结。
其中有一节，提到还钱。
那天，母亲煮了红茶，买了蛋糕，请张爱玲到自己房间来小坐。
张爱玲把二两黄金包在手帕里。
坐定后，没有寒暄，就这样直白地把金子递过去，意思是，我不欠你的。
黄逸梵先是一惊，旋即明白了，绝望，也不掩饰，哭将起来。
张爱玲并不为之所动，只觉得那样面对面，看着母亲啜泣，有点尴尬。
张爱玲说，我无疑是冷漠的。
这或许是幸事，这种冷漠保护着她。
1957年，大陆开始轰轰烈烈“反右”。曾经与她一起去巴黎的亲戚邵洵美也成了“右派”。黄逸梵，孤零零一个人，客死在英国。张爱玲不要母亲这样的人生，但是她的命运密码早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经被输入进了她的体内。她注定了和母亲一样，一个人，孤独地来，孤独地走。性格即是命运，谁也逃不脱的。
张爱玲的母亲把最后的一点遗产全都给了张爱玲。
一个装满了古董的箱子。
中国女人的故事都是从一个箱子开始的。张爱玲姑姑的手里也卖出去了很多的宝贝。
赖雅说，这是一个充满了郁伤气氛的箱子。
不晓得张爱玲在整理这个箱子的时候，有没有深深地谅解母亲，有没有给母亲的灵魂一个真挚的送别，有没有在中国的清明节，摆出母亲的照片，烧一炷香，磕一个头。
到底有没有？
张爱玲在《小团圆》堕胎一节里狠心地说，没有孩子也罢，免得如自己，很没有良心。
张爱玲家族里的人，如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可爱的。他们计算、自恋、自私、虚伪、可怜、玩世不恭、犬儒、任性、不会保护自己或过分保护自己。他们中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只有强者与弱者、进攻者与防守者、猎人与猎物的关系。
他们的唯一的法则便是生存第一。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是可爱的，她令人惋惜也令人钦佩。她是旧中国里，难得的坚持个人信仰的贵族女性。
张爱玲幸运，她获得了母亲的遗产，也获得了母亲独立自由精神的基因，只是，她的容颜没有母亲生动，这是黄逸梵十分扼腕的。
一朵印度素馨花落在我的本子上，丰满的五叶花瓣，婴儿般的嫩黄，从芯子处晕染出去，渐次淡去，如一阵微弱的风，飘过去，不见了。
我曾经努力地在户籍旧档案里寻找黄逸梵，总被告知：查无此人。
她是真的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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