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上，杜鹃声中有落霞

香港半山的老式公寓。窗外，一串一串的蔷薇，挂在白色的墙肩上。暮春的午间，细细的风里，落红点点，大树梢头，偶尔的，飘来一丝淡香，是张爱玲记忆中的味道。

特地选了一瓶粉色香槟。那是邝文美喜欢的颜色。邝文美曾经不遗余力地把指甲染成粉红的，把盥洗室的浴缸、浴巾、肥皂盒、拖鞋、窗帘等，全部布置成粉红颜色。

我坐在餐桌边，把带来的法国香槟放在桌上。这张铸铁镂花餐桌，1949年从上海运来香港，随船的还有宋以朗，那时，他才出生四周。曾经，在这张桌子上，张爱玲与宋家的人一起吃水煮玉米和绿豆汤。

这间客厅，已然成为张爱玲的秘籍档案馆，随意捡出一封信，都可能在文坛荡起一阵波澜。

张爱玲遗产第一任继承人是宋以朗的父母宋淇和邝文美。

邝文美世家出生。父亲邝富灼，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文学硕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1906年夏，任广州方言学堂、两广高等学堂英文教师。1907年，获进士后，在学部任职。1908年4月，应张元济的邀请，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主任。1929年前后，因和编译所所长王云五产生矛盾而选择退休。

邝文美内外兼修，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系，曾以方馨为笔名翻译了世界名著《睡谷传说》（The Legend of SleepyHollow）。她的姐夫（姐姐邝文英的丈夫），曾经担任过宋美龄的秘书，其间，邝文英偶尔也参与帮忙打理秘书事务。邝文美的儿子宋以朗说，宋美龄本来是邀请她的母亲邝文美担当私人秘书的，但是被委婉地推辞了。

张爱玲曾对邝文美说：“S.M.L要你这样的companion（实指私人秘书）而不可得，我倒可以常常同你在一起。你不情愿那样浪费时间，而情愿这样浪费时间。”

邝文美回答：“我从来不觉得是浪费！”

香港半山，邝文美家中的柜子里，还锁着宋美龄送给邝文美的礼物—— 一套珊瑚首饰，有耳环、手链和戒指。

民国上海，宋淇和邝文美都是文化圈中的名人，住在江苏路安定坊的花园洋房里。傅雷租住在宋家长辈的二楼。手痒的时候，常去宋家弹钢琴。

宋淇的父亲宋春舫，一生传奇。他是王国维的表弟，出身富家，1911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4年曾留学瑞士，攻读政治经济学并研究戏剧，精通英语、德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1916年，宋春舫回国，受聘专为北京大学文科学生讲授欧洲戏剧课程。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撰写了许多评价外国戏剧新思潮、新观念的文章。30年代初期起，宋春舫先后辞去了他在外交部、法院和银行等处的职务，一心专研戏剧。宋春舫亦爱惜有才华的人，对傅雷这样的房客，不求房租，只道是，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多一户人家，多一份人气。

傅雷遗嘱里写：把家具还给宋家。宋家，指的就是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

张爱玲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便是傅雷居住在宋宅时的一段婚外师生恋。张爱玲不喜欢这部作品，但作品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说传神、说入木三分是不为过的。

对于祖父的经历，宋以朗腼腆一笑道：很复杂，讲不清楚的。

我多次拜访江苏路宋家的老宅。推门，上楼，踮起脚，望向那个栽种过玫瑰的花园，在失修的旧墙上寻找傅雷砸了墨水瓶后，留下的淅淅沥沥的蓝墨汁渍子。

宋以朗接手打理张爱玲的文学后，以他统计学的专业，将凌乱的资料分门别类，一一归档，免费翻阅。

问起小说《色·戒》的创作。

宋以朗起身，拿出一个文件夹，是1977年4月，张爱玲给宋淇的信。信中，画了一张南京西路的方位图，平安电影院，西伯利亚皮草行，凯司令咖啡馆，常德路。她要把作品中的王佳芝安排在那里，然后执行暗杀任务。因离开上海久远，一些认识已经模糊，以致把街道的方向完全弄颠倒了。

宋以朗的父亲回信，也画了一张地图，纠正了张爱玲方向性的错误。建议刺杀当天，把刺杀组织的负责人安排在平安电影院，平安电影院里的咖啡馆叫什么名字，宋淇也认真地写在信里。

刺杀的场所安排在首饰店、钟表店还是服装店？

宋淇和张爱玲颇费了一番思量。

宋淇提供很多意见。一来一去的信中，探讨了王佳芝的刺杀动机，刺杀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心理活动。包括在哪一家馆子里请客吃湖南菜都一一坐实。

《色·戒》最后一句台词“不吃辣的怎么糊得出辣子”，完全是宋淇的灵机一动。

其时，宋淇正胃出血，累了，写不动了，夫人邝文美接着写；宋淇写完的文章，文美润色、修改，使得文风更加接近张爱玲的味道。

遇到有人批评张爱玲，文美如同自家的小孩被欺负了一样，心急火燎，恨不能提一把剑去格斗。毕竟是好人家的淑女，懂得规矩的，隔日，在文字里兜兜转转，见招拆招，为张爱玲澄清事实。其中，《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文，便是情急之下，由宋淇执笔、文美修改、张爱玲过目后发表的。张爱玲重回中文舞台，梅开二度，枝繁叶茂，宋淇和邝文美是推手和设计者，有目共睹，功不可没。

1976年2月26日，宋淇写信给张爱玲：“於梨华来信说《星岛日报》美洲版又改变了主意，本来说副刊暂时不出，所以我就将《私语张爱玲》给了《联合时报》和《世界日报》（美国版的《联和时报》由平鑫涛主编）同时发表，香港则在《明报月刊》发表，（并不是我自己想写文章，而是借此机会把你又制造成讨论的对象）。”

1955年，张爱玲初到香港，为维持生活，去美国新闻处找工作。时，邝文美已在那里，她给了张爱玲一个重要的机会：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此，张爱玲有了着落。

为了省钱，张爱玲住在北角的女青年会。心地纯良的邝文美常陪她在女青年会的小房间里聊天，逛街，买衣料，或者拍照。有时，还煮了汤或者玉米，放在保温瓶里，下得山来，坐了公车，送到张爱玲的宿舍。很快，她们成为闺中密友。每到晚上八点钟，张爱玲便催邝文美回家照顾家人。为此，张爱玲送邝文美一个雅号：“八点钟的灰姑娘”。

孙邝文瑛（左）和宋邝文美（右）

张爱玲写作《色·戒》时，为刺杀事件画了一张草图，寄给宋淇，请其确认。

在宋淇的关照下，张爱玲进入电影圈，靠写剧本赚钱。宋淇和邝文美惜才，为了让香港知道张爱玲，特地在自家安排了张爱玲与著名影星李丽华的下午茶，宴请记者报道。后来，就有了电影剧本《香港妻子》。

1955年秋天，张爱玲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到码头送行的只有宋淇夫妇。船到日本，张爱玲寄出一封六页纸的长信，向宋淇夫妇诉说：“别后我一路哭向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此后，宋淇夫妇与张爱玲一直保持联系，义务为她打理出版等事务，可说是她的文学顾问、经纪人、秘书、新闻发言人。当初夏志清计划写小说史的时候，宋淇向他推荐了张爱玲，夏志清读后十分激赏，认为《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从此奠定了张爱玲的文学地位。

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去世后，张爱玲避世孤居，唯与宋淇夫妇保持着联系。她总是寥寥数语说自己的境况，比如掉了身份证啦，生病啦，搬家啦。她送书给他们，扉页上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写上“to Mac and Stephen”。

晚年的夜晚，面壁，在心里与文美说话，一说说到夜半。更多的时候，她如一个无助的小女孩，依赖着宋淇夫妇。譬如做旗袍，买料子，找裁缝，做得不合适，寄回来，再改，领口几分，袖口几分，镶嵌宽边还是窄边，用缎子还是浅灰的麂皮，支票撕坏了转寄台湾重新开具，台湾的稿费换成美金，寄书寄药，寻找资料——张爱玲是连一块手帕都不会洗的豪门大小姐，到了美国，束手无策，寸步难行，家道早已败落，唯有拿出母亲湖南人的那点勇敢去谋生，娴淑的、信奉博爱的邝文美，成为她在这个世界唯一可以托付、可以信赖的朋友。

譬如1956年8月19日的信，张爱玲写：

“——买东西时，请顺便看看有没有像你白底黑花缎子对襟夹袄那样的料子，或银灰本色花的。如有雅致的花样，请你先替我买下来，我想做一件对襟棉袄，大致如那件旧的米色袄，而更肥短些。以后再画详细图样寄来，和那几件旗袍一同叫裁缝做来。”

1956年10月12日，张爱玲写：

“滚三道黑白边，盘黑白大花纽。如果没有你那件那么好就买淡灰本色花的，或灰白色的，同色滚边花纽。黑软缎里子。那三件旗袍通通做单的。”

1956年11月16日，张爱玲写信给邝文美：

“如果裁缝还没有做我的黑旗袍，请叫他把臀部放大，其他照旧——又，黑旗袍如还没做，请叫他改滚周身一道湖色窄边，如图。”

1957年3月24日，张爱玲写：

“几时你如果在店里看见你那件鲜艳的蓝绿色绸袍锻料，能不能求你给我买一件（短袖），买了请放在你那里，以后再做。”

在张爱玲的信里，笔者摘录出一些句子——“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能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隔了这些年，还定只要是脑子里的大段独白，永远是对Mae说的。以前也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告诉。”

“世事千变万化，唯一可信任的是极少数的几个人。”

“你没空千万不要给我写信，我永远像在你旁边一样，一切都可以想象。”

“有许多小事，一搁下来就觉得不值一说了，趁有空的时候便快写下来。”

“希望你一有空就写信来，但是一年半载不写信我也不会不放心的。惦记是反正一天到晚惦记着的。”

“好久没写信，但是没有一天不至少想起你两三遍，总是忽然到脑子里来一会，一瞥即逝。”

“我真怕将来到了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个谈得来的人，以前不觉得，因为我对别人要求不多，只要大家能够懂我一部分我已经满足。可是自从认识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人可以懂得我的每一个方面，我现在反而开始害怕。”

“不要担心我想念你——因为我总归是想念你的。”

“不得不信心灵感应——有时大家沉默，然后你说出的话正是我刚在想的。”

“但愿你的一切烦恼都是小事故。”

他们仨，晚年的通信，几乎就是一本病历卡，一摞问候卡。

邝文美曾回信给张爱玲说：

“我们现在的想法是两人病后余生，今后的日子全是捡来的，能活到一九九七看看固然值得，否则也无所谓，镜花水月，只要有信心，天那头有人在等我们。”

宋淇夫妇处处以张爱玲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解除张爱玲的燃眉之急，以人格担保，提前为其预支高额稿酬。张爱玲忘事，写信给第二任丈夫赖雅，悲情抱怨宋淇故意拖欠稿费，以至于她写剧本受累，眼睛出血云云。

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

譬如，1995年3月4日，张爱玲在信里写：

“我记性坏得会忘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卖过电影版权，害Stephen 力疾写信来告诉我，我真内疚。”

1995年7月25日，距离张奶奶辞世一月余。

张爱玲给宋淇和邝文美写了一封超级长的信，除了描述为了躲避跳蚤而四处逃离、顾此失彼、精疲力竭外，对自己又一次的错误记忆表示了歉意：

“以前信上说过《对照记》另签合同，像是卖断，连港版都没有，那是错怪了皇冠。”

张爱玲也在信中评点其他作家，其中不乏尖刻之词。宋淇夫妇坚守秘密，从不曾对外界有所披露。

宋以朗说，不了解张爱玲和宋淇、邝文美夫妇间的友谊，便很难理解她将遗产留给这对夫妇的举动。由宋以朗主编的《张爱玲私语录》呈现了他们仨至死方休的友情——

宋淇、邝文美夫妇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和张爱玲的感情，不是用友谊可以描述的，弥漫在他们存世的那个时空，在那儿，永远都在，是一种生命的联系，一种笃定的信仰。

那个下午，坐在宋家的餐桌上阅读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通信，读张爱玲之余，也读宋淇邝文美夫妇。

林子里，杜鹃鸟儿高昂地鸣叫着，一声紧接着一声，有悲悯在里面。听着，不觉心头一阵阵的痛惜。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张爱玲、宋淇、邝文美，如此美好的人儿，怎么就没了呢？